“嘀嗒、嘀嗒、嘀嗒……”位于朝阳区甘露园南里路的一间十来平方米的临街屋子里，二十几座形态不一、年代不同的钟表顺次摆在展柜上，秒针的嘀嗒声是唯一的声音。在这里，似乎时间才是店铺的真正主人。
在一个堆满了各种小工具的操作台上，36岁的袁亮正在用倒计时工具校对十几个钟表。随着钟表“咚……咚……”地响，袁亮起身将耳朵贴近其中一个钟表，然后向母亲刘宪平摆摆手，说了句“昨天调好的，现在又慢了半秒钟。”
这家名为“京时表店”的店铺，开业已经38年，袁亮是创始人刘品一的外孙，也是第三代掌门人。冲着这块蓝底白字的旧招牌，有顾客一路追了近四十年。
刘宪平在修理老手表，能让她兴奋的只有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老国货，例如上海三五钟、火炬、烟台北极星钟表，或者7120型十九钻、海鸥十九钻、孔雀二十钻太漂亮了！”刘宪平说。新京报记者 李木易 摄
第一批修表个体户
由于钟表较多，店铺里略有些拥挤。一道玻璃柜台，将屋子分成工作区和顾客区。钟表后面的墙壁上，则挂满了几十年前的感谢信。
“亲爱的刘品一先生，感谢您高超的技术修好我家祖传的纪念怀表，它在欧洲已无法修理，这一行动是中德友谊的表现。西法斯图加特大学教授赫林格。1986年3月10日。”
“我姐姐有一块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进口的瑞士浪琴金表……今年七月，这块表出了故障，我跑遍了北京各大修表店，没有一家能修这块表。这是我从报纸上看到刘品一师傅的事迹，慕名前来，经过刘师傅的艰辛劳动，修好了我姐姐这块心爱的金表。……北京大学盛淑兰。1987年12月。”
“为修一块表跑遍北京、上海的大表店，都因体小件老，拒之门外。何曾指望，咫尺小店帮大忙，为做配件，师傅亲自求外援，堪称技术精良、服务周到，帮人所难风格高。北京打字机行于效良。”
这些感谢信均为手写，有的信纸已经泛黄破损。1979年刘品一从朝阳门外服务联社退休后，1982年注册成立京时表店，成为北京第一批修表个体户。此后，他陆续获得北京市劳动模范、北京市先进个体经营者等荣誉称号。
1986年和1988年，刘品一还两次前往对越反击战的老山前线，为战士义务修表2000多只，是当时老山前线年龄最大的一位志愿者。
“我是1971年参加工作的，这店刚开时候我还是小伙子。”给手表换电池的老顾客郭先生仍记得，当时那条街上除了京时表店，还有一家饭馆，一个自行车修理摊。“您瞧就这张照片，我再熟悉不过了。”郭先生指着墙上一张刘品一和女儿刘宪平站在店门口的合影，说他工作的单位就在旁边。
京时表店第三代“掌门”袁亮在和母亲一起修表。新京报记者 李木易 摄
对脾气的女同志
因为父亲工作的关系，刘宪平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摸表”。父亲的小工作台是令她最着迷的地方。表芯是精密物件儿，修表工具历来被父亲视若珍宝，虽好奇，但刘宪平一直都没机会真正“上手”。直到 1982年京时表店开业后，父女俩才搭班成了师徒。
与表打交道70多年，刘品一的技术早在单位时就名声在外。开店后不少人慕名而来，带着患“疑难杂症”的表上门求助，亲切地称呼他“表大夫”。一次次地排忧解难后，口碑越传越远，感谢信也纷至沓来，成为如今店里最好的历史记录。
学艺的刘宪平知道，要和父亲一样赢得好口碑并不容易，但觉得和修表这行“对脾气”。年轻姑娘喜欢热闹、爱串门，但一张嘴说话就带出笑声的刘宪平，自打开始接触修表就换了模样，只要手里握着表，就进入“着魔似的一头钻进去”的状态。
此后，着一身蓝色劳动布褂，工作台前一坐四五个小时成了她的常态。“呦，是位女同志。”有顾客看到刘宪平，觉得意外。
11月25日，一位年轻女士手表走不准，刘宪平“诊断”完后说，表啊不仅要用得好，还得保养好，“您这表为什么会不准？我判断肯定是受了外力，游丝被一甩，挂到了上面（外桩）。”
刘宪平给顾客举了另外一个例子，另外一个顾客和老朋友见面时老甩手掰胳膊，见完那个朋友就要过去修表，“我和他开玩笑说，您下次见朋友啊得换个动作。再给您打个比方，打乒乓球，打羽毛球，咱都知道好球都是‘甩’出来的，但您要戴着表打出这么一漂亮球，游丝准得坏。”
一旁的袁亮补充了一句，“您这表质量不错，游丝弹性好，容易校正。”袁亮最后检查了一遍表盘表带，双手将手表递回顾客。
京时表店第三代“掌门”袁亮（右）在和母亲刘宪平一起修表。新京报记者 李木易 摄
手表大夫
游丝是钟表的核心部件之一，是钟表走时的动力来源，也是影响钟表精度的最重要元器件之一。人头发的直径一般在0.083 到0.09毫米之间，而游丝的直径则只有0.03毫米。
为如此精细的设备提供“诊疗服务”，专注是最基本的要求。“这是份急不得的慢功夫，”袁亮说，有一次自己在家里修表，整整坐了五个小时没挪地方，修好后推门出去，大家才发现他满头大汗，“太专注了，大热天没开空调也没发现。”
“我爸爸说，怎么对待自己的表，就怎么对待顾客的表。能修绝不换件，能少换件就绝不多换件。”刘宪平说，入行44年，这是她不变的信条。
2006年一场大病后，刘宪平决定把这信条和手艺一并传给儿子袁亮。1984年出生的袁亮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业余时间跟姥爷和母亲学习修表。从家里的存货开始练手，袁亮逐渐可以“诊断”并提出自己的想法。2015年，袁亮辞职，和母亲并排坐到了工作台旁。
表店营业时间是每天9点到11点半，下午，母子二人在各自房间里的工作台前照旧工作。一般钟表和手表保养，从顾客送来到取走，大概需要40天到50天。其中后面的14天是表的“观察期”，为了确保彻底校准稳定。
在近40年工作中，刘宪平维修过无数只钟表和手表，常年高度专注状态下的低头工作，让她早就落下了颈椎病。为了保护眼睛，原本爱看书的她现在换成了听书，看电视，吃零食，在她眼里都“太费事儿”。
让她兴奋的只有表。遇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老国货，比如上海三五钟、火炬、烟台北极星钟表，或者7120型十九钻、海鸥十九钻、孔雀二十钻手表的老顾客登门，她从不吝赞美，因为自己就觉得“太漂亮了！”
袁亮则喜欢见识不同的新表。“谁都不可能一口气学精了。”袁亮说，表的结构和外观在不停地变化，但表芯的原理大致是相通的，“我觉得自己像个手术大夫，从看到一块表的机芯起就屏息凝神，容不得有半点马虎。”
刘宪平在给一块刚刚修好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生肖表对时。新京报记者 李木易 摄
别让顾客们找不着
受到疫情的影响，部分老顾客今年没能及时赶到店里更换电池。11月27日上午，一位女士推开了京时表店的门，“今儿的风可太大了”，边说边掏出一包医用口罩和一个苹果，“我妈让我把这些带给您，您拿着。苹果是昨儿别人送了我两个，我给您一个。”刘宪平起身作揖道谢，“得嘞，替我给你们家老太太带好。”
来人是刘宪平认识了三十多年的老朋友刘阿姨，她们口中的“老太太”是刘阿姨的母亲，今年92岁。当年京时表店开业时，老太太在附近支摊儿卖菜。后来表店搬迁，刘阿姨一直追着找来。这次一下带来了4块手表，第一块手表打开，后盖上有很细的记号笔写着日期，“2019年5月”，这是京时表店的习惯，记录着这块表上一次换电池的时间，“你这表年头久了，一块电池差不多也就走一年，是不是早没电了呀？”刘阿姨点头，今年70岁的她和母亲一同在养老院生活，上半年因疫情出门不方便，去别处换电池又不放心，就干脆不戴了。20分钟后，四块手表中的三块换好了电池。总共一百五十元钱。
临走时，刘阿姨念叨着一年后再来，“换电池，见朋友。”
另一位退休的老人，带着好几块表，专程坐一个多小时的车赶来，“孩子们都顾不上，我是家里的代表，带着表来。”老人笑着调侃。
除更换电池、保养表以外，简单的校对和“体检”，以及取表链等项目都是免费服务，这是京时表店延续了38年的规矩。老顾客们都知道这规矩，往往也不硬塞钱，几番道谢后离开。为方便收款，近两年店里张贴了二维码，袁亮发现很多顾客离开时，不打招呼就扫码付了钱，多数是六块六或者八块八之类的吉利数字。
从1982年到现在的近40年间，从呼家楼到甘露园南里，京时表店前后更换过3次地址。三年前搬入的这间十平方米出头的临街门脸房，虽然离家远一些，但位置就在上一个店铺的斜对面，一些老顾客就是按照记忆上门找到了这里。
刘品一在店里一直工作到88岁，到2008年骨折后才彻底回家休养。刘宪平说，老人在2016年去世前还惦记着表店的事情，因为知道店址面临拆迁，就嘱咐女儿不要搬远，“不要搬远了，我的这些顾客累，找不着。”
新京报记者 张静姝
校对 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