蚕子在桑叶上行走,小编在地球上旅游,嗨,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
阳春三月,正是一年之中最为舒适的时节。在西昌,沐浴在阳光下,那是一种惬意,是一种享受,是一种幸福。
听涛小镇,在泸山脚下,虽多次路过,但一直未涉足,很想去看看,都因自找种种借口未能如愿,实属懒惰,不可取之。
终于因疫情在家待太久了,看到政府宣布西昌为低风险县市的信息后,在一个空气清新的早晨我们走进了这个小镇,也走进了一段尘封的历史。
听涛文化小镇位于邛海泸山国家4A级旅游景区泸山脚下,紧临邛海湿地公园,与邛海相望。我们坐22路公交车半小时车程就来到听涛小镇。公路边上有明显的指示牌,游人照此路牌行走就可寻进小镇。
在进小镇的路边上竖立着一些广告牌,这些模板上是挖空了的人体模型,看似与体育有关,颜色多种模型多样,很是醒目好看。老伴与小孙女站在一块红色模板后面叫我拍照,逆光了,效果不是很好。
这是一个开放式人造小镇,没有门票。大门前的镇名被书写在一座砖墙上,砖墙很高,红色隶书体的“听涛小镇”十分醒目,砖墙上的造型也很别致,由小方格组成,灰色墙体给人古朴、庄重的感觉。
沿着水泥台阶往上走,造型各异的雕塑随处可见。这对夸张的石像夫妻被立在台阶的下面,憨态可掬,似招揽着店里的生意,也像是在迎送着来往的游客。对了,你知道谁是夫君,谁是妻吗?
这是店家门前的一对“石鸟”,瞧他们相依相伴恩爱的模样,真的让人妒忌。
这位“武士”正在拔剑斩妖,保护着这里的百姓平安。小孙女抢着要与武士合影,她也好想得到这位武士的庇护,健康长大,快乐平安。
这里有个小剧场,但没有热闹的气氛,可能还在修建完善中,显得十分清静。因为没有营业,我们也没往里面去,仅此拍照留存。
听涛小镇2019年7月26日正式开街以来,由于还在陆续修建完善中,游人十分稀少,既没有观众,也没有演员,有的游客甚至根本就不知道这泸山脚下还打造有这样一个小镇,所以造访者寥寥无几。据我们观察,小镇由横向三条街组成,每条街道不长,民宿、商店、饭馆居多。确实是静心修身的极佳场所。
走着走着,前面街道的路中出现了一口溢满清水的水井,在太阳光的照射下呈现出了彩色水纹,清澈见底。就着溢出的清水,我们蹲着将手轻轻地浸泡在水中,瞬间凉凉的感受袭遍全身,舒服极了。还想造次喝上两口,被保安制止住了,告知这水不能饮用。心中在想,那么高的地势,怎么能打出清澈如镜的水来?是邛海的水吗?为什么水井打在路的中央?
没有答案,可能是一口临时井吧。从水井边上站起来,抬头一看,这里还有一个画展正在展出。信步踱了进去,凉山画家的作品又让我大饱了眼福(免费参观)。
出了展厅,我拍下了这个馆名,但第二个字认不出来,问了工作人员,他们也不知道。朋友,你知道是啥字吗?怎么读,望赐教!
这条街道的尽头是一条纵向而上的公路,公路的右手是一新开的酒店,名字叫“观海听涛艺术酒店”,与听涛小镇十分的贴切。穿过酒店就是蒋介石的特宅。我们试着向酒店背后走去,结果在快接近“特宅”时被酒店工作人员挡回,理由是:正在修缮,没有对外开放。
走出酒店,来到公路边,因没有看到蒋介石的特宅心有不甘。在回走的路上,看见一公共停车场,有条小路可以走到“特宅”的附近,于是叫老伴和孙女在停车场等,我一人向小路攀爬上去。虽说是大白天,清静得有些怕人。小路上杂物很多,垃圾也不少,“特宅”已经被圈了起来,围墙很高,也没有缺口,兜兜转转了几圈还是不能入内,只好放弃。在围墙外面拍了几张照片,但不知是不是特宅,权当给自己一个交代吧。
这段尘封的历史,回来后我查阅了相关资料,在这里编辑整理了一些内容,望能引起读者的兴趣。(以下这段历史内容采编自2012年6月1日《凉山日报》,作者:佚名)
日军侵华,国民党政权放弃南京迁往陪都重庆,曾计划进一步西迁而在西昌建“第二陪都”,乃把西昌作为经营重点,打算在重庆难守时,把国民党政府迁往西昌据点驻守,遂于1939年在西昌设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昌行辕”。西昌新村特区于1939年下半年购地兴工,至1942年上半年陆续建成四面走廊式平房36幢,即著名的“36宅”,并分别挂上了国民党中央政府各院、部的牌子。蒋介石专用的一幢居中偏后,称“特宅”。
特宅是一幢坐南向北,偏东40度的穿逗柱廊式土木结构小青瓦平房,6柱4坡水尖顶平檐,木棂玻璃窗。总建筑面积238.8平方米,6个房间,北边3间为蒋介石的起居、工作室,南边3间为侍卫人员宿舍,向邛海一面有宽阔廊檐。四周花坛曲径,松柏簇拥,十分幽静。附近还修了个防空洞,可从两端进出。汽车从公路驶入特宅,先要经过一道由青砖砌成4根大方柱、有门岗警卫的牌坊。沿曲折蜿蜒的道路上山,过一处警卫室,即到了宅前的停车场。
1945年9月27日,蒋介石从重庆飞来西昌,下榻特宅,住了9天。随行的有宋美龄、俞济时、陈希曾及侍从卫士等30余人。1950年1月29日,时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作战部长的蒋经国,为顺父愿,与顾祝同从台湾飞赴西昌,召开秘密军事会议,与会人员有胡宗南、李弥、余程万、贺国光等,研究部署坚守西昌,制订了《建立滇西反共根据地计划》,即所谓“政治台北,军事西昌”战略。这也成了国民党在大陆召开的最后一次军事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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