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时期有这样一个诸侯国：它的封爵位仅仅是子爵，却自僭为王；它是周分封的诸侯，却以蛮夷之居。这就是楚国。
在战国后期，楚国屡屡受欺于秦国，让我们以为楚国很弱。然而，如果你知道西周和春秋早年的楚国敢于抗衡周王、连齐桓晋文也如临大敌，就不会这样觉得了。楚武王的那句“我蛮夷也”，不仅仅是一句自嘲的话，更是对中原的挑战。楚的野心，远非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传说周文王有百子，这是周的自我美化和后人的美好揣测。实际情况应当是，姬昌暗怀代殷的野心，暗地里培植党羽。为了维系他们的忠诚，得到他们的帮助，姬昌以子视之，就如同后世皇帝和枭雄们的义子。
鬻熊是其中的一个，但运气不好的是，鬻熊早死（鬻熊子事文王，蚤卒）。鬻熊的军功并不十分显著，从《鬻子》（汉书·艺文志）来看，鬻熊的主要功劳是在“教化”“刑德”等内政方面。因此，周建国之初，鬻熊及其后代未得封为诸侯。
鬻熊的先祖是南方火神祝融的后代，本是“祝融八姓”之一，虽在商周时衰弱，但在南方并不是毫无根基。周成王初年，“三监”及东夷叛乱。叛乱平定后，周成王在岐阳召开会盟。熊绎不仅没有参加此次叛乱，还在会盟之上对周十分恭敬。因此，这次会盟后，周王将熊绎封为诸侯，承认了他在南方的地位。
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後嗣，而封熊绎於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史记·楚世家》
周成王姬诵
实际上，这并不算是特别恩典。关于周的封国，《史记》记载达数百之多，荀子说有71个，《左传》也多有记载，到了春秋初年可考证的有140余国（《春秋史》顾德融、朱顺龙著）。分封最多的是姬姓，其次是姜姓，而江汉间的封国有谷（嬴姓）、邓（曼姓）、卢（妫姓）、权（子姓）等。从姓氏来看，江汉间的诸侯全是异姓，还有一个是殷的后代-子姓。从爵位来看，子爵在公、侯、伯之下，并不算特别显贵。鬻熊家族在周王心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另外，这次会盟上还发生了一件事，楚国被作为荆蛮对待，连参加盟誓的资格都没有（《国语·晋语八》：楚为荆蛮···与鲜牟守燎，故不与盟）。周王对楚的态度，为后来楚国后来叛周埋下了伏笔。
周王朝在武王、成王时期完成了对中原大地的征服。周王分封了很多诸侯国，设置了“周礼”，这些共同构成了周的中原秩序。周王室希望通过这一秩序，建立他们在华夏大地上至高无上的权威。
而同时在南方的楚国，虽然爵低位偏，却并不妨碍楚国的先祖们“筚路蓝缕”。从此，楚国开启了它的野蛮生长模式。
楚国是周的诸侯中最独特的一个：虽然名以上，楚是周分封的诸侯国，但是随着楚的强大，越来越不满于做周的诸侯国。这引起了周的警觉，周王和楚发生了多次大战，楚时叛时服，但总体来说，楚与周始终处于一种抗衡的局面。
周昭王晚年，曾多次亲率大军伐楚。最后一次伐楚之时，楚军避其锋芒，昭王无功而返。当昭王回军到达汉水时，楚军捣毁了汉水上的浮桥，并对周军发动了突然袭击。周军全军覆没，昭王溺于汉水而死。
周昭王亲将征荆···还返，涉汉，梁败。王及蔡公抎（陨）于汉中。-《吕氏春秋·音初》
昭王伐楚，殁于汉水
昭王伐楚，败死汉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楚与中原的融合，此事变得越来越讳莫如深。但是从周昭王起，楚不甘于做一个周的子爵诸侯这件事已经公开化了。
周昭王损失了天子六军，周王的力量被削弱。周夷王时，诸侯们已经不是百分之百的受控了。楚君熊渠发出了“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的口号，在江汉间征讨庸、杨越、鄂等国，扩大领地，“甚得江汉间民和”。熊渠为了表示对周王室的反抗，还在江汉楚蛮之地封三子为王。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熊渠自称蛮夷，却还是靠讨伐蛮夷扩大领地，并不敢动周分封的诸侯国。
周厉王时，楚畏周伐，取消王号。周宣王动用3000乘大军伐楚，才取得了对楚的再一次压制（《诗经·小雅·采芑》）。
周的分封，本意是要让诸侯们融入中原文化、抵御戎狄入侵、教化四周蛮夷，让更多人的土地和人口服从周建立的中原秩序。
然而，楚不仅没有融入和传播周的中原秩序，还建立了自己的荆楚文化-南方的另外一种不同于周的秩序。这一点在《诗经》和《楚辞》中也可以得到证明：《诗经》不仅是文学作品，周时代的许多军政大事在诗经中也有所体现，大多中原诸侯都收录其中，却没有楚的篇章。与此同时，楚地却衍生出了独立的《楚辞》。
《楚辞》的代表者屈原
抗衡周王室和代周的野心周宣王以后，周王室日益衰落，然而楚在历代楚君的带领下，更加强大起来。强大起来的楚国，逐渐有了代周的野心。楚想要替代周的中原秩序，建立自己的荆楚秩序。
公元前706年，周桓王14年，楚君熊通35年，熊通率军伐随，引发了一件大事。
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我有敝甲，欲已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加以尊号。···王室不听···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蚤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室不加位，我自尊耳。”-《史记·楚世家》
周王不愿加尊，熊通自僭为王。这件事并不简单是一个王号的问题。在战国之前，仅仅是周王室可以加王号，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周王室的王号代表的是周的中原秩序，是周王室至高权威的象征。
熊通怒而称王，并且在死后谥号为“武王”。口上说着“我蛮夷也”，却行着“中原之号谥”。“蛮夷”二字实际上是对周的中原秩序的不满和不遵循。这可以看出楚国的野心，不仅仅是想要半独立于周之外，更是想要建立一套自己的“荆楚秩序”，与周的中原体系相抗衡，像周代殷一样，成为中原和华夏的主宰。
楚武王和楚文王为了实现这一野心，在江汉间再次掀起了腥风血雨。楚武王“开濮地而有之”，楚文王伐申、伐蔡、伐邓，开启了对周在江汉间诸侯的讨伐和征服。这些充分说明，楚与周已经完全决裂，并试图在江汉间逐渐推广自己的“荆楚秩序”（臣服江汉间的小国）。
经过武王和文王的整合，到了文王之子楚成王熊恽即位的时候，楚国开始了对中原秩序发起了挑战，但是在这个挑战的过程中，有些东西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当楚国整合江汉的时候，周王室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郑国正在挑战周王室的权威。因此，周王室没有精力来管控楚国的扩张。
当楚武王和文王初步完成对江汉整合的时候，中原的乱象也逐渐告一段落。齐桓公尊王攘夷，合法从周王手里接过了权杖，成为中原诸侯的保护者。楚国暂时无隙可趁。
因此，初即位的楚成王“使人献天子”，此时的周王已经权威黯然，当然乐于这个台阶，于是“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
看起来，好像是楚服了软，周王再次臣服了楚，而实际上，周王的要求“无侵中国”，已经从要求楚臣服于周王的中原秩序变成了互不侵扰。虽然周王的要求降低了，但楚国还是耐不住寂寞，数年后，屡次侵略郑国，这引起了齐桓公的重视。召陵之盟中，齐桓公并不敢深入楚国与之作战，也不敢说周昭王之事，只是代表中原诸侯签订了和平条约，要求入贡包茅而已。
这样不痛不痒的盟约说明，楚国已经实际上独立于中原体系，建立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召陵之盟同样说明，楚国的挑战对手从周王室变成了周王室的代理人-霸主。
周王室的衰弱，让楚国意识到这是入主中原的绝佳机会。因此楚国在齐桓公之后，数次挑战中原秩序，其中离成功最近的有两次：
第一次是楚成王晚年（约前647年-633年）：
齐桓公晚年，已经无力阻止楚国的北进。前645年，楚国成功打败徐国。前643年，齐桓公死。中原混乱，楚国趁机扩大它的影响力。楚成王先后灭黄、江、英等国。
前642年，经过多次的挨打，眼看齐国已经指望不上，郑文公朝见楚国。前638年，郑国劳军，楚成王除了在郑夫人面前耀武扬威以外，还带走郑二侍妾，郑国不敢有丝毫不满。
前639年，楚成王在盂地会盟之上拘捕宋襄公，又在第二年败宋军于泓水。宋襄公伤重羞愤而死，即位的宋成公朝见楚王。
这样阻隔在楚国北部的宋、郑都已臣服，北向的大门已经敞开，形势一片大好。然而，晋文公的出现挫败了楚国的第一次对中原秩序的挑战。公元前633-632年，楚国在城濮之战中败北，中原在晋文公的主导下建立了新的中原秩序，楚国第一次对中原秩序的挑战以失败告终。
第二次是楚庄王时期：
楚庄王时期，经过晋国的衰败和楚国的发展，此时的楚国在江淮地区的势力已经极其稳固，庄王便积极的要北向挑战中原秩序。楚庄王灭庸，不久又败晋于北林，服郑。
公元前606年，楚庄王伐陆浑戎，陈兵周境。周定王派王孙满劳军。楚庄王十分不敬的问周王九鼎的轻重。九鼎是传说大禹定九州时所铸，鼎为神圣的祭祀礼器。因此，此问和楚武王“欲观中国之政”有异曲同工之妙。只见王孙满回答道：
“呜呼！君王其忘之乎？···德之休明，虽小必重；其奸回昏乱，虽大必轻。昔成王定鼎于郏鄏···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史记·楚世家》
楚庄王听了之后，便退兵回国了。此时的周王室已经没有军事力量与之抗衡，那么这番话为何能让楚庄王黯然退兵呢？
王孙满贼提出了“天命”“德”两个概念，来证明周王室虽然衰弱了，但是“天命”还在。不管是谁，还没有到能够“问鼎”的时候。
这是周的自我辩白，但也从一方面说明了周能在春秋战国存在数百年的原因：周所建立的中原秩序虽然千疮百孔，但在大家都没有找到更好的秩序以前，这个中原秩序还可以也必须维持下去。周王“天子”的身份和公侯们诸侯的身份虽然实际上已经不具备约束力，但是一旦有人要挑战这个名义上的君臣地位，还有人愿意站出来说话，比如齐桓公、晋文公等。
大约楚庄王意识到了这一点。楚国与周王争斗了数百年，周王倒下了，代理人霸主又出来阻拦楚国，这条路始终走不通。
然而，在楚国的历史记载中，这是最后一次楚国对周的中原秩序语出不敬。庄王以后的楚国，显示出了不一样的一面。
公元前598年，楚灭陈。申叔时说：大王因为陈的混乱而率领诸侯以道义讨伐陈国，现在却要贪图陈国的土地而设为楚国的县，以后如何号令天下呢（且王以陈之乱而率诸侯伐之，以义伐之而贪其县，亦何以复令于天下）！楚庄王听从了建议，遂立陈灵公之子立陈成公。这件事受到中原诸侯的普遍称赞。
公元前594年，庄王围宋，城中粮尽，易子而食。宋华元告以实情，庄王曰：“君子哉”。而后退兵。
这几件事都被后世如孔子等的赞誉。从楚庄王起，楚国讨伐别国时已经不像原来“我蛮夷也”那样的策略，开始注重“道义”“君子”等让诸侯服从的策略。
庄王以士宴为太子傅。士宴推辞，楚王强烈要求，士宴说，“善在太子”。士宴还说，蛮夷戎狄等少数民族，向来不顺服，中原也不能让他们顺从（其不宾也久矣，中国所不能用也-《国语·楚语上》）。庄王还是用士宴为太子傅。这里的太子即是楚庄王之子楚共王。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庄王君臣已经以“中原”自居，还以中原的伦理来教导太子，可见庄王是要大力吸收和效仿中原。
这说明庄王已经从一个中原秩序的挑战者变成了一个中原秩序的仰慕者。
那么，中原秩序的挑战者，何时转变了策略，成了中原秩序的拥护者呢？
实际上，早在楚成王时期，楚国就显示出逐渐融入中原的迹象。楚成王“布德施惠，结旧好于诸侯”。重耳过境，楚成王“以诸侯客礼飨”。
陈国复国后，楚国得到了中原诸侯的认同。或许中原诸侯的服从让楚国尝到了甜头，也或许是对中原秩序数百年的挑战让庄王看到了这是一条走不通的路。总之，从楚庄王开始，楚国身上的“蛮夷”标签逐渐淡化，楚国从文化、官制等各方面全面向中原靠拢，最终与中原诸侯无异。
而那个在周强盛时敢于挑战中原秩序、擅自称王分庭抗礼的楚国，逐渐成为了与中原无异、与诸侯争夺霸主的楚国。
公元前597年，楚庄王在邲之战中打败晋军，成为诸侯公认的中原霸主。楚国与周抗争了几百年之后，终于以另外一种想不到的方式主宰了中原。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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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史记》、《国语》、《西周史》杨宽著、《春秋史》顾德融朱顺龙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