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文/董元奔（江苏宿迁）
（曹植七步诗）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个家族中，一代、两代或三代以上出现两个甚至多个著名文学家的现象有很多，如西汉的司马氏父子（司马谈、司马迁）、东汉的班氏（班彪、班固、班昭）、三国的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唐代的杜氏祖孙（杜审言、杜甫）、南唐的李氏父子（李璟、李煜）、宋代的晏氏父子（晏殊、晏几道）、宋氏兄弟（宋庠、宋祁）、苏氏父子（苏洵、苏轼、苏辙）、王氏兄弟（王安石、王安国、王安礼）、晁氏兄弟（晁补之、晁说之、晁咏之、晁冲之）、明代的袁氏兄弟（袁宏道、袁宗道、袁中道）、叶氏全家（叶清臣、沈宜修及他们的三个女儿叶小鸾、叶小纨、叶纨纨），还有如司马相如和卓文君、钱谦益和柳如是等夫妻文学家，甚至有绵延近千年的从叶梦得到叶清臣直到现代叶圣陶的苏州的一个庞大的文学家族，绵延百余年的从吕公著经吕本中到吕祖谦的寿州的一个庞大的文学家族，等等，不胜枚举。但是，在这众多的文学家族中，最引起我关注的无疑是“三曹”和“三苏”，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的文学造诣是这些文学家族中最深的，还因为他们分别代表了唐代以前和唐代以后家族文学的不同发展模式。在本文中，我就试图对这些作一些肤浅的研究。
（曹操坐像）
一、“三曹”家族文学景观
无论是“三曹”，还是“三苏”，他们都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并引领了时代潮流。以“三曹”特别是曹操、曹植为主的邺下文学集团的诗歌创作形成了慷慨激昂的“健康风骨”，恢复了迷失已久的乐府诗歌关注现实的创作传统，并且使乐府诗的创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以“三苏”为代表的北宋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在继承前代文学基础上，超越了唐代，使中国文学进入最发达的时代，涌现了一批批传诵千年的作品，而“三苏”的成就最高。
但是，“三曹”和“三苏”的文学景观又有很大的区别。
“三曹”文学模式相对单一，主要是诗歌。他们的创作代表了当时文学的发展方向，他们的成就代表了当时文学的发展高峰，曹操站在了这个高峰上最高的一块石头上。
四言诗是中国诗歌的最初语言形态，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最多的句式就是四言。四言诗在中国古代文坛流行了很长时期才于东汉时期发展到五言诗，但是，五言诗的出现并没有一下子让四言诗失去光芒，曹操的四言诗是四言诗最后的一道最耀眼的光芒。
固然，曹操的诗歌作品中五言诗比四言诗多，曹操用五言诗描绘当时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现实生活图景，则用四言诗抒发他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虽然他的五言诗和四言诗都具有慷慨悲凉的风骨，但是，四言诗更代表了他的成就，后人耳熟能详的是他的最著名的三首四言诗。这三首诗就是《观沧海》、《龟虽寿》和《短歌行》。
公元202年，官渡之战，曹操大败劲敌袁绍，并于205年彻底摧毁袁绍在河北的统治根基，袁绍呕血而死，其子袁谭、袁尚率袁氏残余败退到乌桓，协助乌桓贵族多次入塞侵扰河北，而那时，南边的刘表、刘备也经常袭击曹操。为了摆脱南北受压的不利局面，曹操于207年夏天北征乌桓，一战告捷，从而统一中国北方。九月，在回师途中，踌躇满志的五十三岁的曹操东临碣石，写下了一组《步出夏门行》。《观沧海》和《龟虽寿》是其中最著名的两首诗。
《观沧海》是中国古代第一首真正意义上的山水诗，诗人写道：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全诗几乎都是写景，海水、山岛、草木、秋风，乃至日月星汉。但是，这些景物进入诗人的眼睛后，与诗人的理想和抱负相结合，成为诗人主观精神的凝结。诗人登高望海，远看大海，看到的是沧海的浩淼动荡，山岛的突兀耸立；近看海边，树木生机盎然，风起波涛汹涌。正是祖国这大好河山，激发了诗人扫平四海，安顿民生的雄伟理想，因此，虽然秋风萧瑟，但年过半百的诗人并没有临风落泪，却展现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阔大胸襟。诗人说：“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茫茫宇宙在大海面前都显得渺小，而大海又是诗人心中激情的外化，茫茫宇宙连同大海本身都盛装在诗人心中。没有宏伟政治抱负的人，是写不出如此充满信心的壮丽诗句的。
《龟虽寿》不再写景，却是一首带有浪漫色彩和议论色彩的诗篇。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螣蛇乘雾，终为土灰。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盈缩之期，不但在天；
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五十三岁的曹操从三千年寿命的神龟入笔，嘲笑了两汉以来迷信长生不老的风习，一扫汉末文人感叹人生如梦、劝人及时行乐的悲调，慷慨高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东晋大将军王敦常常酒后吟咏曹操的这两句诗，并以如意击打唾壶为节，以至于壶口尽缺。这两句诗可以说是“魏晋风骨”贴切的名片。接着曹操辩证的谈了自己的“养生论”：人总是要死的，但是过得长久还是短暂自己也是能够把握的，那就是充分珍惜和利用有限的生命，只有永不停息的积极进取才能保持思想上的青春。在此后十多年的人生旅途中，曹操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自己的誓言。
曹操平定北方后，于208年率百万大军饮马长江，准备与孙权决战前。在决战前的一个月夜，他于大江上置酒设乐，欢宴诸将。酒酣之际，对统一天下踌躇满志，却又倍感时光流逝人生紧迫，渴望贤才纷至沓来的曹操横槊船头，吟咏了《短歌行》（前文有，此处略）。诗的开头好像是劝人及时行乐，但是，我们马上就明白了诗人的感慨。他是感叹人生短促，大业未成，正如他在《秋胡行》中所说的“不戚年往，忧世不治”；他是渴望在有生之年珍惜时光，及时努力，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所以魏源说曹操“对酒当歌，有风云之气”。但是，干一番事业，需要人才。两汉时期，在董仲舒对儒术和神学相结合的谶讳学说的倡导下，迷信思想深入人心，使得文化思想逐渐僵化。曹操公开怀疑迷信思想和封建礼教等传统观念，一改通经、仁孝恶取士传统，提出“唯才是举”，重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也只有像曹操这样雄才大略、思想解放的改革家，才能够吸引各种有用的人才，辅佐他建立三国一统的雏形，为后来司马氏统一全国作了全面铺垫。
在谈到曹操的诗歌特别是四言诗时，现代学者陈子展说：“慷慨悲凉，千古绝调。……其诗之风格与其人之人格相称。”
（曹植洛神赋意境图）
曹植跟曹操一样，最大的成就在诗歌，但是，不是四言诗，而是五言诗，曹植是东汉开始出现文人五言诗以来成就最高的诗人，其五言诗被誉为“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曹植留下来的诗歌作品中，几乎全是五言诗，涉及军旅政事、宴游送别、咏史游仙、采桑美女、名都少年等等，其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他前期所写的《白马篇》和后期所写的《赠白马王彪》。
《白马篇》塑造了一个武艺精熟的边塞游侠的形象，歌颂了他视死如归，为国献身的精神，寄托了诗人为国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诗篇在一开始就先声夺人：“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白马”、“金羁”，色彩鲜艳，在白马“连翩”奔驰的时候，只看到马而没有看到人，但是诗人却通过这种不凡的气势烘云托月，写出了壮士豪迈的气概。接着，在简单的介绍了游侠的身世之后，诗人描绘了游侠高超的武艺和英雄业绩：“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鞣，俯身散马蹄。狡捷过猿猴，勇剽若豹狸。”“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
曹操死后，曹丕争得继承权，对曹植百般迫害，《赠白马王彪》抒发了诗人在政治上受催抑的愤懑及渴望自由的强烈愿望，颇多慷慨之音、悲凉之辞。诗人与白马王曹叡同病相怜，诗人写道：“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恩爱苟不亏，在远分日亲。何必同衾帱，然后展殷勤。忧思成疾病，无乃儿女仁。仓促骨肉情，能不怀苦辛？”这首诗虽然不及《白马篇》有豪情，但是，其时而激昂流转，时而悲咽徘徊的感情旋律同样是“魏晋风骨”的典型内涵之一。
除五言诗外，曹植还是辞赋创作大家，其《洛神赋》是汉赋衰微之后的又一次跃起。《洛神赋》虽然代表不了曹植文学创作的主体特征，但是，其文辞之美描绘心理之细腻，抒发情感之真挚，体现了曹植文学世界的另一面。
曹丕的五言诗水平虽然不及曹植，但是，其中的一些述怀之作写得清俊悲凉，如《善哉行》：“飞鸟翻翔舞，悲鸣举北林。乐极哀情来，廖亮摧肝心。”《杂诗》：“漫漫秋夜长，烈烈北风凉。辗转不能寐，披衣起彷徨。彷徨忽已久，白露沾我裳。……愿飞安得翼，欲济何无梁。向风长叹息，断绝我中肠。”这些作品同样体现了“魏晋风骨”的特点。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曹操是四言诗的殿军，曹植是五言诗的第一个高峰，曹丕则是七言诗的开路人。七言诗是曹丕文学世界中不可被忽视的风景，同样反映了“魏晋风骨”的精神。曹丕的七言诗作品主要是两首《燕歌行》，其中一首更著名。
秋风瑟瑟天气凉，
草木摇落露为霜。
群燕辞归鹄南翔，
念君客游思断肠。
慊慊思归恋故乡，
君何淹留寄他方？
贱妾茕茕守空房，
忧来思君不敢忘，
不觉泪下沾衣裳。
援琴鸣弦发清商，
断歌微吟不能长。
明月皎皎照我床，
星汉西流夜未央。
牵牛织女遥相望，
尔独何辜限贺梁。
游子思妇是古代诗歌的常见母题，但是此诗把写景与抒情有机结合在一起，情景交融，在艺术上有浑然天成之妙。更重要的是，这首诗描绘的悲凉秋景和浩淼苍宇都具有典型的“魏晋风骨”的特点。
此外，曹丕还是一个自觉的文学研究者，他是中国古代第一批文学研究者，他的《典论·论文》是中国古代现存较早的文学专论，与后来魏晋的其他文学论文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第一个自觉的文学总结时代。
综上所述，“三曹”文学虽然形式单一，但曹操的四言诗、曹植的五言诗和曹丕的五七言诗构成了“魏晋风骨”的脊梁，恢复了乐府诗关注现实生活的传统；而曹植的辞赋和曹丕的文论又丰富了他们的文学追求。
（苏轼铜像）
二、“三苏”家族文学景观
相对于“三曹”文学，“三苏”文学模式多样，呈现丰富多彩的景观，在诗、词、文、赋等各种文学体裁上都达到了艺术高峰，其中，尤其以苏轼最突出。
苏轼是中国古代第一个文学包括艺术方面的集大成者，他不仅在古文、诗赋上有很大建树，甚至在书法、绘画方面也引领了有宋一代风气，这使得苏轼的文学景观呈现出五颜六色的特点。
清代以来就有所谓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的说法，似乎宋代是以词作为主要文学样式的。固然，词在宋代比前代更加繁荣，但是，宋代的诗、散文等其他文体同样比前代更加繁荣，而且，在宋代，词乃“诗余”，诗文比词更在文学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宋代是中国古代除清代以外各种文学样式的大发展时代。而苏轼，是各种文学样式大发展的宋代文学家中最典型的代表。
苏轼所开创的豪放词一直是后人津津乐道，也是人们赞誉苏轼的最主要原因，但是，苏轼最重要的成就还是诗。苏轼在诗的创作上最大的贡献是“以才学为诗”，这为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上的突破，并与黄庭坚的“点铁成金”、“脱胎换骨”一道为宋诗超越唐诗开辟了一条通道。
唐代是中国第一个诗歌普及的时代，上自帝王将相，下到贩夫走卒，九州之内，几乎人人能诗；诗歌的流派有李白的浪漫主义、杜甫的现实主义，有王维的山水诗、孟浩然的田园诗，有高适岑参的边塞诗、白居易元稹的乐府诗。在唐代那二百多年间，李白的豪迈飘逸，杜甫的沉郁顿挫，王维的空明宁静，孟浩然的自然平淡，高适的苍凉慷慨，岑参的奇伟壮丽，白居易的明白晓畅，元稹的哀怨缠绵，韩愈的生新奇崛，孟郊的幽僻苦寒，李贺的冷艳怪丽，李商隐的凄艳绮丽，杜牧的清新俊爽，等等，一个个诗人各领风*，在诗坛上争相登台，争奇斗艳，演绎了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美轮美奂的诗歌光景，唐诗的艺术成就似乎达到了人类难以企及的程度，也为宋诗的发展带来无法回避的课题。除了黄庭坚“江西诗派”作了开创性的努力之外，“三苏”特别是苏轼以“以才学为诗”的方式开辟了迥异于唐诗的宋诗发展新模式。
唐代诗人似乎多是大自然的产物，写诗也是信手拈来，以苏轼为代表的北宋诗人，往往读书很多，集多种文化修养于一身，这为以才学为诗创造了条件，从而也促使宋诗自身特点的形成。苏轼诗词书画无不涉猎，儒家道家都有研究，经学史学也不放弃，渊博的学识加之深厚的生活阅历使得他写诗时“下笔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杨万里《诚斋诗话》），宋神宗曾比较李白和苏轼道：“白有轼之才，无轼之学。”
苏轼的“以才学为诗”的写作方法，具体来说就是：根据自己从书本上得到的艺术经验和锻炼出来的艺术感悟力，他善于从日常生活和自然景物中开掘诗材，发现新意妙理，写出生动活泼的奇趣，表现耐人寻味的理趣。他善于联想和使用比喻，他的联想不但敏捷，还往往带有生活的情趣，令人倍感亲切，他的比喻不但丰富，而且花样翻新，出人意料，“人所不能比喻者，东坡能比喻；人所不能形容者，东坡能形容。比喻之后，再用比喻；形容之后，再用形容。”（施补华《岘佣说诗》）。诗人有一首长诗《百步洪》，这首诗前半部有四句就充分体现了苏轼的才学。“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连用七个比喻，真是生擒活捉，穷形尽相。
我们不妨用苏轼的两首小诗来看看诗人的“以才学为诗”。
苏轼有一首著名的小诗《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是这样的：
黑云翻墨未遮山，
白雨跳珠乱入船。
卷地风来忽吹散，
望湖楼下水如天。
这首诗写夏雨骤来骤停的动态过程，四句诗写了四个场面，分别是：乌云翻卷还还没有遮住山头；急雨以豆大的雨珠方式砸向小船；突然一阵风刮来云散雨停；望湖楼上复归水天一色的境界。四句诗使用了三个比喻、三个形容，四个场景以急骤的节奏转换，恍惚变幻，灵动有趣，真是醉中的神来之笔，没有对平淡生活的敏锐观察力和捕捉力，是写不出这样的诗句的。
再如诗人的另一首小诗《东栏梨花》：
梨花淡白柳深青，
柳絮飞时花满城。
惆怅东栏一株雪，
人生看得几清明。
虽然是写景的作品，而且是写常见的梨花，但是，在前两句，诗人没有把自己拘泥于梨花本身，而是把梨花放在一个广阔的空间里，在满城柳絮纷飞的时节，梨花也在城市的各处开放了，柳絮飞舞在低空，与旺盛的迎向空中的梨花浑然一体，诗人为我们渲染了一个热闹的春天。但是，这只是诗人跟我们耍的一个小聪明。在后两句里，诗人的眼睛回到自己的书斋门口，带领我们凝视东边阑干外从楼下伸过来的一枝梨花，感慨万分：“人生看得几清明。”诗人感叹花开花落，春光易逝，感叹人生有涯，青春易老，诗的意境突然被引向深远。这首诗固然有苏轼同辈前人欧阳修、王安石等“以文为诗”的痕迹，带有一点议论化的色彩，但是我们只能看出奇妙的联想和精深的理趣，而正是因为奇妙的联想使得浓郁的诗意笼罩着理趣，我们几乎体会不出议论来。
金人赵秉文在谈到李白、白居易和苏轼的诗歌时说：“太白词胜于理，乐天理胜于词。东坡又以太白之豪，乐天之理，合而为一，是以高视古人。”
苏洵、苏辙的诗也和苏轼一样，具有“以才学为诗”的特点。苏洵和苏辙的性格偏向内向，写诗精于内心体验，平稳深醇，不像苏轼汪洋恣肆，辩博无碍。苏洵教导苏轼兄弟写诗，是从大量阅读图书开始的，苏洵、苏辙与苏轼一样博览群书，同时他们又精通佛老之学，他们主张写诗先要闻道，要知义理，然后还要去掉华而不实之辞。他们的特长是从日常生活中体会人生哲学，从大自然中感悟人生哲理，并工稳妥帖的加以表现。当然，与苏轼相比，他们的作品议论相对生硬，写景不够生动，抒情相对收敛，但是，宋代如果没有苏轼，他们的诗仍然可以引领诗坛走向。在这里，我们只以苏辙的一首诗来欣赏一下。
阳气先从土脉知，
老农夜起饲牛饥。
雨深一尺春耕利，
日出三竿晓晌迟。
妇子同来相妩媚，
乌鸦飞下巧追随。
纷纭政令曾何补？
要取终年风雨时。
这首诗名叫《春日耕者》，是苏辙四十岁在河南商丘任应天府签判是所写。由于诗人懂得许多农耕知识，才能够以此才学为诗；由于诗人认真观察生活，才能够把农家的农耕生活写得亲切生动，富有情味；由于诗人才思敏捷，尾联否定了新法，却因为含蓄而没有引起政敌的注意。
散文创作在“三苏”的文学生活中也是比词更加重要的，甚至比诗也重要。妩媚都知道“唐宋八大家”。在唐代以前的数百年间，汉赋引发了为文讲究雕凿的毛病，到六朝时期更发展成骈文，这些文章大都脱离现实生活，作无病*之语。“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掀起古文运动，主张“文以载道”，要求散文恢复先秦两汉传统，关注现实生活，用语生鲜活泼，“文从字顺”等。古文运动经过从中唐到北宋近二百年的倡导和推行，古文创作逐渐成为中国古代散文创作的主流。“唐宋八大家”就是唐宋古文运动的八大主将，八大主将中就包括“三苏”。欧阳修掀起追随韩柳“古文运动”的文学革新运动后，北宋散文创作逐渐形成三个派别：欧阳修和曾巩为代表的文章派、王安石为代表的经术派、“三苏”为代表的议论派。欧阳修去世后，苏轼成为北宋文坛领袖。
苏轼的散文创作对宋文平易自然、流畅婉转主体风格的成熟和定型起了决定性作用。苏轼散文的突出特点是视野宏阔，思想深邃，议论纵横，中年以后的作品更是将事、理、情、景、意、趣融为一体，不断变化视角发出议论，既博大精深，新警绝人，又境界高远，豁达通脱。
比如其《前赤壁赋》，通篇表面上是记叙，像娓娓道来的故事，但是，记叙只是一种牵引手段，作者于记叙之中掺杂并融合了大量的写景、抒情和议论。远看，江面的雾气勾起作者对超凡脱尘境界的向往。“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知，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近听，扣舷的歌声和呜咽的洞箫声引发作者对历史的思考。“此非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乎？……”再远看，奔流不息的江水指引作者对短暂人生和无穷未来的感慨。“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但是，作者并明月一味消沉，他时而低头看江水，时而仰头看明月，由物及己，继续思索：“吾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作者想着想着就释然了，他说：“盖将自身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身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释然了的作者不再悲观，而是欣然接受清风的抚慰、明月的关怀和音乐的悦耳，甚至与朋友们山吃海喝，直至大醉。
苏洵和苏辙都写过一篇谈论秦统一六国的论文，论点虽然有所不同，但思维方式却大同小异，并且都体现了议论派长于议论的特点。但苏洵的这篇文章比苏辙高明，苏洵的《六国》把六国灭亡的原因归为“赂秦”，虽然我不赞成这一观点，但是苏洵借古讽今，讽刺了北宋朝廷苟且偷安的外交政策，达到了以史为鉴的目的，文章的立意很深；苏辙的《六国论》纯粹从历史出发谈论历史得失，不过难能可贵的是，他没有因循古人谈什么合纵连横的老话，而把六国灭亡的原因归为四国没有善待它们与秦国之间的屏障赵、魏两国。这两篇文章都是一边叙事，一边议论，还夹杂着抒情，具有浓郁的议论派古文特色。
（赤壁）
谈了诗文之后，我们才能来谈“三苏”的词。
苏轼开创了豪放词，使词只能婉约的局面被真正打破，词的表现空间被大大开拓。平心而论，苏轼的豪放词为词坛带来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在南宋经张孝祥、张元干到辛弃疾时蔚为大观；但是，苏轼创作豪放词只是偶尔为之，他的豪放词虽然在当时就已广泛流传并负有盛名，但响应和摩仿他的人并不多，还没有成为流派，苏轼豪放词的数量也不及其婉约词的十分之一，包括苏轼在内的“三苏”主要还是致力于婉约词的创作。不过，“三苏”创作婉约词，并没有因循前人的道路，而是“以诗为词”，即：无论是婉约词还是豪放词，凡是能够用诗表现的都可以用词来表现，凡是写诗时使用的艺术手法都可以用在填词上，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词作为“诗余”的雕虫小技的地位，进一步促进了自李煜、柳永以来就致力的词的体裁的解放。在这方面，苏轼仍然是“三苏”的代表。
苏轼的词如同他的诗一样，题材多样，且可记叙，可抒情，可议论，可谈理，可撷趣。《定风波》云：“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俏皮的叙述中透出潇洒的人生哲学。《江城子》云：“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痛苦的联想，哀怨的抒情，洒脱的词人也摆脱不了真情的打击。《水调歌头》云：“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看似洒脱，其实何尝不是无奈呢？
当然，人人称道的苏轼豪放词，更多的表现了苏轼旷达的人生态度；苏洵和苏辙的词作虽然没有多少豪放词，但是偶尔也能看到，这里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三苏”家族文学在面貌上远远比“三曹”丰富，文学情景也比“三曹”摇曳多姿。他们在散文、诗歌和词的创作上都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突破，代表了宋代文学的最高水平，并且引领了宋代以致后代文学的发展走向。
（宋代社会生活）
三、“三曹”、“三苏”家族文学不同的社会色彩
文学是生活的反映，具体说是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生活的反映。“三曹”家族文学和“三苏”家族文学的出现不仅是当时众多家族文学中的一个，而且更是时代的产物，因而它们在特点上也就会有很大不同。
1、门阀制度的崩溃和科举制度的兴起
汉代，中国封建社会进入自觉发展的快车道，统治思想和统治制度逐渐形成并完善，生产方式逐渐更新和进步，社会物质条件和人们的生活水平也都逐渐提高。作为精神产品的文学作品来说，生产者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专业性，二是不必终年为衣食奔波。这两个条件其实是手心和手背的关系，文学家只有拥有了现成的物质基础，才能够专心研究文学和搞文学创作。
自先秦时代开始，读书主要还只是贵族的专利，相对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使平民家庭无法养活一个“不劳而获”的知识分子，先秦的诸子百家就是一个个贵族集团读书做学问的俱乐部，每个俱乐部的主持人都是大贵族。先秦时代诸侯国争相拉拢人才，其人才主要是通过相互介绍来自诸子门派。儒家在齐鲁大地做大，齐桓公成为春秋第一个霸主；兵家代表到了吴国，小小的吴国也能称霸；法家云集秦国，促使秦国首先强大并统一六国。
秦亡后，西汉恢复并神话儒家的尊贵地位，实现了统治思想的儒家化，社会得到大治，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国力得到提高，疆域也实现了最大化。但是，两汉取士的手段仍然是先举荐后考察。因此，自先秦到汉魏六朝，在长达千余年的时间里，读书-举荐-做官成为一部分贵族的人生轨迹，门阀制度的形成虽然有军阀地方割据等原因，取士制度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魏晋时期，门阀制度登峰造极。那么，没有持久显赫的政治地位，没有巨量的田产和佃户，没有雄厚的钱财，一个家族无法延续长久的名声，也只有在这样的家族里，才会出现专心读书做学问的人。翻开魏晋甚至先秦两汉的史册，几乎没有一个大文学家或大学者不是官员和门阀家族中的一个官员：老子、孔子、墨子等诸子本身就是世袭的奴隶主贵族；屈原是诸侯的后裔，而且自己也官至三公；司马迁家族世代做史官，自己自幼就生活在宫廷里；班固的家族里文官武官都有，而且功勋卓著；军旅生活之外偶尔弄点文墨的诸葛亮躬耕南阳时就是世袭大地主，而且那时他的兄弟们还分别在吴魏做官。山水诗是不能闭门造出来的，没有丰厚的家资，谢灵运和谢脁就不能在各地游山玩水，山水诗派就不能出现。田园诗倒可以在农田边写出来，也只能由陶潜这类做过官并拥有大量土地的人来写。
寒门子弟不仅缺乏专心读书的物质条件，即使有寒门神童也无法打破门阀制度的政治壁垒进入统治层。
“三曹”家族就是门阀制度下的文学集团。
三国时期，四百年一统的中国重新分裂，社会重回战国时期的纷争。曹操崛起的时候，国内的割据集团十多个，“小中央”数目超过战国时期。曹操虽然不是门阀地主的后代，但是他是通过改姓以门阀地主“养子”的身份突破门阀制度的政治壁垒进入政治上层的。门阀制度的便利加之曹操本人的政治才能和军事才能，使得他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剪灭了北方各个割据军阀，促成魏蜀吴三国对立局面的形成。
在长期的军阀纷争中，曹操深知人才的重要性，也深谙文学对于人才成长和人才集中的重要意义。本身就具有超凡的文学创作水平的曹操主持形成了邺下文学集团，这个集团中的每一个文学家都是大地主的后裔，更不用说曹丕曹植兄弟了。“三曹”文学家族就在这样的集团中成长着，并主宰着这个集团，使之为曹魏政治统治和军事行动服务。
隋唐时期，在经历了汉魏六朝三百多年的社会动荡之后，被束缚了三百多年的社会生产力得到解放，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促使生产关系的变革，生产关系的变革内容很多，涉及政府改制和官吏编制体制、土地政策和赋税体制、科举考试和任人为才的取士体制，等等，其中，门阀制度下的取士形式被科举考试的形式所取代，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为庶族子弟通过读书和努力进入统治集团创造了条件，在扩大统治阶级统治基础的同时，改变了一些下层士人的命运，也促进了社会在相对公平竞争形势下的和谐稳定。
唐代，统治手段的宽松使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即便是平民家庭，通过兄弟相助，也有能力供养一个读书人，使之通过科举考试走秀才-举人-进士的发家之路，即便没有考中进士甚至没有中举，做个秀才也可以适当提高一下家族影响力，很明显，供养孩子读书，是一个很划得来的投资方式。在唐传奇中，贫家男儿通过读书考中进士，然后娶得娇妻，满门进京，荣耀家乡，成为一种写作模式。
宋代，物质基础继续提高，科举取士的规模比唐朝庞大数倍，平民供养孩子读书的积极性更高，也更普遍，甚至出现一个家庭兄弟或父子一起读书的现象。“三苏”就是这样的一个家庭。苏洵是四川眉山人，他的父亲是一个农民，虽然不识字，地却种得很好，家庭生活还算不错，苏洵小时候有条件入塾读书，不过读书之余也得帮助父亲料理农活。到他二十七岁的时候，家境更好了一些，苏洵开始专心读书，虽然科举考试总是不能过关，但是苏洵在家乡已经非常知名。即便自己科举运气不佳，但是苏洵深知读书对一个人未来的重要意义，他对苏轼和苏辙的要求很高，并亲自教育他们，使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得到了正统的完全的教育。就这样，在还没有取得功名的时候，“三苏”文学家庭就形成了。
2、家族文学不同的存在方式
“三曹”家族文学是曹操政治集团为了适应政治的需要而兴起的，其政治功利色彩极其鲜明。固然，曹氏父子创作文学作品还是因为胸中有物，但是，他们组建家族文学集团并以此作为邺下文学集团的核心，却完全是以政治为目的的。他们想通过邺下文学集团，广泛招纳天下贤才，为他们的政治统治和军事行为出谋划策；同时，这些文学贤才本身都是门阀家庭子弟，各地大地主，他们分别代表了一方势力，他们的家族是曹氏集团统治各地的桥头堡。
政治功利性使得家族文学能够因为一个或几个领头人物聚集起周围其他文学爱好者，家族文学集团因之可以演化成庞大的超家庭的文学集团。“三曹”文学就是由曹操起头，二子参加，继而吸收了以“建安七子”为代表的一批文学家，这些文学家又影响了周身的其他人，集团像滚雪球一样逐渐壮大起来的。
但是，政治是残酷无情的，政治的功用因而往往是临时性的，一旦政治目的达到，家族文学集团就会解散。曹操晚年，曹丕和曹植的继承人之争影响了邺下文学集团的稳定，曹丕和曹植的斗争促成了邺下文学集团的分裂，而曹丕和曹植的文学成就也都是在建安期间建立的，曹操的去世和邺下文学集团的分裂使得曹氏文学家族的荣光也消失了。
“三苏”家族文学则不同，他们主要不是为了政治，而是为了功名，为了光耀门庭。虽然他们取得功名后也要从政也有独立的政治追求，但是他们读书，他们为读书构筑家族文化氛围，其动机并不是政治，相比较于“三曹”来说，“三苏”家族文学要小家子气得多。
曹操并没有刻意教导孩子们从事文学事业，政治特权使他的两个儿子并不需要发愤读书，他们选择文学实在是为了消遣，只不过而后被曹操意识到其政治意义才加以利用的，因而，“三曹”家族文学的集团性并不是很鲜明的，他们不可能经常坐在一起探讨文学问题，他们的创作实践是各自独立进行的，所以虽然他们的作品都具有“健康风骨”的特征，但是，那只是他们共同生活的时代在他们的作品中留下的印记而已，他们的文学创作题材和体裁因而呈现出不同特点。因此，这样的家族文学集团不能长久。
苏洵时代的读书家庭，不再有政治保护伞，这样的家庭必须以血缘关系作为纽带，慎终追远，血亲相爱，亲族相助，使家族作为一个社会集团能够战胜困难，长久生存。苏洵的两个哥哥都是读书人，大哥苏澹曾中举，二哥苏涣是进士出身，苏涣的两个儿子苏不欺、苏不疑都是进士。苏洵在两个哥哥的影响下，广罗各种典籍图书，不仅自己博览群书，而且从孩子牙牙学语时就有意识的培养他们读书写文章，培养他们嗜学的习惯，苏轼、苏辙兄弟在功名在身的族兄们的激励下，谨遵父教。孩子长大和学问达到一定水平后，苏洵父子仨能够平等的在一起讨论文学问题，平等的一起进步，所以他们在文学创作的内在精神、题材体裁上都有许多相似之处。据历史记载，苏轼去世后，苏辙接着精心照顾苏轼的儿子苏迈、苏迨和苏过，教育他们读书为文，虽然没有取得什么像样的功名，三个孩子在文学上也有一定建树，特别是苏过，写诗作文遗传苏轼风格，苏轼在世时就多次夸赞苏过“作文极俊壮有家法”和“诗似翁”。苏轼苏辙的后代基本上一生安逸，好学之风也一代接一代的传递了下去。
苏洵式家族文学在教育孩子方面不仅仅注重文化，还注重思想品德。他们用儒家正统思想教育后代，要求他们做学问之前首先要学会做人。苏洵的妻子程夫人常引古人名节激励苏轼、苏辙，并说“汝果能死直道，吾无戚焉”（司马光《程夫人墓志铭》），后苏轼兄弟做官后一直以切直公道为务。
博学的目的和好学、嗜学之风，加之严格的思想教育，使得以“三苏”为代表的宋代文人在知识的广度和深度方面都远远超过唐代文人，更超过以“三曹”为代表的魏晋文人，他们以渊博的文化知识，为宋代文学积累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也使宋代文人思想融通，眼界开阔，不固执于一家一说，而且在仕途顺利时能够积极进取，遇到人生挫折时能够豁达放旷，不以个人的穷通得失为怀。这些特点对以后历代文人影响巨大，“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成为宋代以后直至今天读书人的座右铭。
（编辑：董尧、霜婵、丰渔）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董元奔，字固辕，别号时雨斋人、三两书生，1971年生于江苏宿迁。系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知名辅导工作者，文化学者，知名网络作家，曾两次被江苏省教育考试院选为机关杂志封面人物。世纪初曾参与江苏省教育厅《江苏教育年鉴》和宿迁市政府《宿迁年鉴》的部分文稿撰写，但学业主攻古典文学，兼涉古典哲学、历史学、社会学、语言学、艺术学等。已发表诗文约百万字。其文史随笔长篇的雍容华赡，短篇的泼辣犀利；绝句则清丽润朗。曾有专著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