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破，生命与意志的挑战（下）（爆破挑战测试服）

原创潘建平

编者梅梓祥导读：

潘教授17岁参加京原铁路建设，曾担任出生入死的爆破班班长；离开建设工地后在工厂当工人，参加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年考试，就学于高等院校；毕业后从事医疗卫生工作，成为全国行业的专家，这样的开挂人生，是令人钦佩的。

更可贵的是，潘教授将修建京原铁路500天的日记整理成二十多万字的图书。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有些事现在却不能说，或是不能太详细地说，比如中学生参建超强体力劳动的铁路建设，从事高危的爆破却缺失必要的培训与安全装备，虽然当时有国家安全方面的特殊历史原因，但今天还是应当反思的。好在生命有限，但文字长存，潘老师的日记将会告诉后来的人：京原铁路的修建，曾有无数像铁建兵团那样的建设者的吃苦奉献、流血牺牲！

《爆破，生命与意志的挑战（下）》讲述潘教授带领爆破班在圆满完成爆破任务后，继续在艰难困苦中生产炸药以及在拆除炸药库房时负伤、死里逃生的经历。前者体现了“铁建兵”挑战体能极限，持守爱岗敬业誓死完成任务的精神；后者展现了那个年代人与人之间感人至深的纯洁的战友情谊。特别有趣的是，潘教授心疼当年生产炸药时一头小毛驴默默拉碾子的辛苦，64岁重走京原铁路，触景生情拍摄了一头毛驴的照片做纪念，童心、爱心动人。值得一读！

（9）烟火

清明过后，气温回暖，大地解冻，铁道兵的机械作业不再需要提前破解冻土了，我们的爆破任务胜利完成。

刚回到连队，连长命令我们班进入解放军铁道兵的炸药厂，继续进行全天候的炸药生产作业，并将原来在那里劳动的11名女战友换防回连。

炸药厂就设在离铁路工地不远的野地里。当年我们爆破使用的不是军用TNT炸药，而是用硝铵化肥、锯末和柴油合成制造的“硝铵炸药”。这个炸药厂生产的炸药供铁路沿线周边几十公里范围内的工地使用。虽然我们这里气候回暖，已经不需要爆破冻土了，但山里面那些高寒地区仍然需要不间断地供应炸药。

说是工厂，其实就是一个在租用的民房里改造成的大“车间”，车间里的主要设备就是一口直径1.5米的大铁锅及其下面用砖砌成的火炉、一个农家碾米用的石头碾子，包括下面的碾盘和上面的滚子；还有一块供手工过筛炸药的空地，上面是钢丝网筛子。车间的外面有一个用木料、油毡和炕席搭建成的工棚，用来存放刚运来的袋装硝铵化肥。

我们的工作很简单，简单到只要有体力、耐力和忍受力即可。首先将袋装的硝酸铵化肥从库房搬来，拆开并倒入大铁锅中；然后一个人手工拉风箱当电动鼓风机，将锅下面的炭火吹得熊熊燃烧，其余人则围绕在下面烤、上面蒸、硝铵烟气刺鼻刺眼、化学气味熏呛难忍的大锅旁，汗流浃背地挥舞铁锹，在不断的搅拌中将化肥熬成近似液态的半固态；然后再捞出来，放到碾子上。每天早上开工的时候，连队驻地大作村生产大队派来的农民牵着队里的毛驴并带着草料来到这里，把毛驴套在绳套中，蒙上双眼，在皮鞭的威胁下，一圈又一圈地转动石碾，将已经冷却至半固体状的化肥碾成粉状；我们再用铁锹一锹一锹地将其人工过筛。最后将过筛的化肥粉末、收购来的锯末和柴油按规定的比例用铁锹反复搅拌，直至完全均匀，就制造成了威力巨大的硝铵炸药。

但我们的工作非常艰苦，艰苦到整日里要在熊熊炉火、弥漫硝烟、高温蒸腾、异味刺鼻的恶劣环境里忍受汗流如雨、熏蒸呛咳、睁不开眼喘不过气的煎熬。

还有，我们是天然的搬运工。每当解放军汽车连的卡车运来化肥、柴油、锯末时，我们都得一袋一袋地用肩膀扛到仓库去，而生产出来的炸药又要一袋一袋地扛上汽车，由铁道兵或民工运送到周边铁路工地去。这样的搬运，每次少则两三吨，最多的一次我们半个班五六个人用肩膀扛了七吨。如果煤炭用完了，整卡车的煤炭也是靠我们一锹一铲地装筐搬运，好在我们的肩膀已经是“百炼成钢”了。

在硝铵化肥被熬制成汤的过程中，必须用铁锹不断地搅拌，而一旦被溅起的溶液侵袭，烫伤是必然而严重的。上班第一天，由于没有防护经验，老帅（大家对帅素生的尊称）就被溅起的硝铵熔液滴在脚上，不仅尼龙袜子被烧穿一个洞，而且脚背上立马就烧起了一个大泡；许建孝的手上也被烫起了3个连接在一起的水泡。化学性灼伤是很难愈合的，但是我们没有任何防护装备，口罩戴上捂得喘不上气来，根本没有人去戴。

硝铵化肥被烧熔之后产生的特殊烟雾和气味是极度刺鼻刺眼的，而且严重腐蚀衣服。尤其刚刚上班那几天，由于极度的不适应，每个人的鼻子和口唇都出现了红肿热痛及烧灼样表现。

即使这样，八班战士秉承铁建兵的荣誉和责任，在火与热的煎熬中勇往而直前，特别是为了延长工作时间、增加炸药产量，我们班战友分成了两班倒，早上6点到中午12点半为上午班，中午12点半到晚上7点为下午班，坚持每天完成将近一吨炸药的生产业绩，保证了工地施工的完全需求，受到了上级的表彰。

上班一个月后，炸药厂给我们配发了不知从哪里弄来的别人穿过的工作服，但我们12名战友只给了7件上衣和10条裤子；自然，我这个当班长的只能是先人而无己了。

不久我自己的裤子因被烧的孔洞太多不能穿了，于是到连部找到质量管理员赵光晋借了4尺布票，到供销社买了8尺含化纤50%的“混纺”布，因为这种布用半尺布票就可以买一尺，每尺5毛9分钱；跟四排长赵尚凤打听到16班女战友李春梅会裁裤子，星期天去请她裁好了裤子；又辗转四处找到一个家有缝纫机的房东媳妇，这才完成了裤子的制作。当我高高兴兴地穿上“完整”的裤子上岗之后，没想到的是，化纤的布料更不耐烧，没过几天就又开始洞洞连洞洞了！

在炸药厂朝夕相处的过程中，不知怎么我就同情上了那只默默无闻的小毛驴。它每天早上被主人牵来，拴到那沉重的碾子上后，就被蒙上了双眼，在黑暗中开始了一圈又一圈、周而复始、无边无际的漫长征途。它同样遭受热与呛的侵袭、却是在黑暗中没有目的地前行，还不像我们，吃苦耐劳却有着革命的目标，浴火熏烟却是干着自己的事业。及至离开铁建45年后的2016年我重返京原线大作村、看到一只忧郁寡欢的小毛驴时，禁不住给它拍摄了一张特写！

（10）负伤

1971年5月28日，星期五，端午节，我们在炸药厂工作的最后一天，也是我们八班执行爆破和制造炸药任务的终结日。

偏偏是在这一天，发生了没有预料中的意外事故，给我们的整体平安完美的爆破历史蒙上了一层烟云。

下午，我从三米多高的炸药厂仓库顶棚跌落。

那天下午上班后，炸药厂的赵厂长交给我们一个任务：拆除炸药厂旁边的小库房。因为随着夏天的到来，不需要再生产爆破冻土的炸药了，而且由于京原线“七一”就通车了，下一个冬天也绝对不会再需要炸药了，因此要拆除这个已经使用了好几年的炸药厂。炸药厂的主要设施（大锅、碾子、筛子、磅秤）都在租用的民房里，拆了或拉走就行了；惟有这个由木料和油毡、炕席建成的简易仓库是独立建筑，需要拆除。

拆除炸药厂，意味着我们为期三个月的使用炸药和制造炸药的历史使命即将终结，我们爆破班的工作进入了最后一天的最后一个下午。

我带着下午班的半个班的战友进入仓库（我们分为上、下午班两班倒），面对已经使用了好几年的存放化肥的简易建筑，风吹日晒，雨侵雪袭，加上化学物质的腐蚀消化，应该是老朽且破损不堪了。

3米多高的顶棚，是拆除仓库的第一步。谁上去？没有悬念，肯定是我了！

支好梯子，我提着一把斧子就上了房顶。最上面是油毡，再下面是席子，我想先把油毡上的钉子拔除、将油毡取掉，再将席子上的钉子去除、将席子取下，然后就可以按顺序拆除木制结构了。

计划很好，但没想到却是建立在腐朽溃烂的构架之上。当我上了棚顶刚准备动手时，就突然发觉脚下的木板断裂了。油毡和席子先是形成漏斗状的凹陷，随后便是不可遏制的向下陷落。虽然我已感到了大难临头，但却没有任何办法阻止，完全处于无可奈何和无能为力的境地，因为席棚是在重力作用下垂直向下的整体坠落。只是在一瞬间，我从3米多高的棚顶跌落到了地上。

在那如同流星闪电的几分之一秒中，我的脑海中飞速闪现的场景竟然是我们太原重机子弟中学的老师陈锡山：文革初期他被打成牛鬼蛇神、劳动改造，在拆除一间旧校舍的房顶时高空坠落、截瘫残废、终日与轮椅为伴。我清楚地记得，他跌落地上时，旁边是一把锐利的斧头和棕色的已经没有了镜片的眼镜框；他用手摸着自己的腰，一声声痛苦而绝望地*着：“哎哟，我的腰！”

我躺在地上，旁边也是一把斧子和一副眼镜；我只感到腰部一阵阵剧痛，同时就是脑海中不断闪过的轮椅和残废。

八班战友许建孝、张建华、温复友赶忙过来想扶起我来，由于我丝毫不能动弹而没有成功。赵厂长马上出去叫来了一个解放军卫生员，他只给我喂了两片止痛药就表示无能为力了。

正在附近大桥工地上指挥施工的张玉豪连长第一时间得到了我负伤的消息，急速赶来，看见我躺在地上不能动，急切地对赵厂长说：“赶快给你们汽车连打电话，要一辆车过来送建平去医院！”

铁建八连连长张玉豪

很快，一辆铁道兵运输修桥建筑材料的大卡车开来了，许建孝先爬上车清理了上面的垃圾杂物，其他战友把我抬上了大卡车，并在旁边守护。张连长进入驾驶室，我听见他大声地告诉司机：“开稳点，开慢点。”

汽车缓慢地在崎岖不平的工地上开行，直到上了公路，才加快速度，向灵丘县城飞驰而去。解放军司机先将汽车开到了他们的8737部队医院，但没有X线照相设备，张连长马上决定“直接去县医院，快点”！

到了灵丘县医院，建孝、复友和建华一直轮流背着我，跑前跑后，张连长急着到处找医生。终于拍完片子，医生拿着刚从显影液、定影液中取出的胶片，说“没有骨折，是软组织损伤”，给我打了两针封闭后就再也不管了。

解放军的施工大卡车又拉上我们，原路返回，送我们到了驻地大作村。此时正值连队指战员收工回村，大家都已知道了我受伤的消息，连续不断的战友们纷纷前来探望，罗志文、胡祥华、谷建文、赵自经、陈震、刘锡岳、聂文涛，还有一直与我们二排并肩战斗的老搭档14班的刘玉兰、刘爱香、杨春林……在班长任金云、副班长顾晋芳带领下，还有四排赵尚凤排长、左莲花副排长，当然还有八班的全体战友，围着我久久不愿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