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回我已经谈到，《燕然山铭》刻石的发现，除了校订铭文的文本之外，对学术研究最大价值，就是让我们十分清楚地知悉了两汉时期所谓“燕然山”的实际位置。这是唐代以来，历朝学者都没有弄清、也几乎无法弄清的重要历史地理问题。
模糊不清的窦宪北征
中国历史军事地理的研究，在历史地理各个分支学科当中，相对比较薄弱。关于《燕然山铭》所铭记的窦宪北征之役，相关成果也不是很多。
很多主题相关的著述，往往回避对这一重要战役的表述。即使是作为通史性著述辅助说明的地图，例如以“郭沫若主编”的名义为同样由其担任主编的《中国史稿》配备的地图册《中国史稿地图集》（地图出版社，上册1979年出版。实际主要由陈可畏先生负责编制，李学勤、卫家雄等先生参与部分工作，据云郭沫若先生直接审定了与此问题相关的上册图稿）；还有作为大学历史教学辅助用图的地图集，如郭利民先生编制的《中国古代史地图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张传玺和杨济安两位先生编绘的《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地图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初版，1984年第二版），也都对此避而不谈。
另外有些著述，虽然有所表述，但既过于简略，也相当模糊。例如由顾颉刚先生和章巽先生编著、谭其骧先生核校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古代史部分）》（地图出版社，1955年出版），就是这样；又如，在纪庸编著的《汉代对匈奴的防御战争》（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出版）这本书中，谈到相关情况或是附图表述相关空间关系时，也是如此。
顾颉刚《中国历史地图集（古代史部分）》上的窦宪北征之役
纪庸《汉代对匈奴的防御战争》附《东汉帝国对匈奴的战争图》
在寥寥无几的几部着力阐释窦宪北征之役空间动态的著述当中，有一部比较重要的书籍，是台湾当局所谓“三军大学”编著的煌煌十八册本《中国历代战争史》。在这部书中，对这次战役的地理进程，做过比较具体的复原。
台湾所谓“三军大学”编著《中国历代战争史》中的《窦宪征北匈奴之战经过图》
《中国历代战争史》出版于1972年。这部著作的长处，在于编著者能够全从现代军事的视野出发来审视古代的战争进程，因而写出很多传统书生写不出的战事样貌。与这一突出的优点相比，编著者考订史料的能力，虽然明显有所不足，但也显示出很高的文化水平。
过去清朝桐城派人士倡导义理、考据、词章三者兼重，方轨并行。实则考据最为细琐，乾嘉年间虽盛行一时，然不过风气所向，世俗附庸，真心向往且愿身体力行者，本属寥寥；意欲进而与义理、词章并重，更谈何容易。时过境迁之后，考据研究即殊少有人问津。地理考据，在各项考据研究中又最显繁杂，“志行高远”者尤其不屑为之。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像《中国历代战争史》这样一部多卷本大书，在所涉及的具体地点上存在较多比较严重的疏失，也是情理当中的事情。
从另一角度看，对大漠之北的历史地理状况，过去的认识本来就很模糊，编着《中国历代战争史》的人们，也没有很好的研究基础可供利用（台湾方面对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力量过于薄弱，实力远不能与中国大陆相比）。在《中国历代战争史》出版三年之后的1975年，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开始出版内部发行本。再经七年，1982年，这部图集公开全球发行。就窦宪北征之役而言，《中国历史地图集》上标绘的相关地名，尽管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深入的研究，或许还可以进一步考辨，但比过去的认识，已更为清晰准确。
一方面，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是先主席钦定的重要的政治任务，谁也不敢怠慢；另一方面，当时从事这部分内容编绘的人员，应当主要是研究北方民族史的学者。由专业人士来处理如此专门的问题，自然会取得比较好的成果。当然，现在看起来也明显存在美中不足的地方，这就是燕然山，还囿于清代学者的旧说而被安置到了错误的地点。
另外，“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在2007年“编著”出版了一部八开大本的《中国战争史地图集》。这部印制气派的《中国战争史地图集》，从2001年开始动工，到2007年印行于世，前后持续七年。写序的张震将军，以一位老战士的身份，很诚恳地介绍说，总共有150多名军内外专家教授参与其事，诚如其《前言》所形容的那样——“工程浩大”。然而，慢工不一定都能出细活儿，人多也未必一定会干成像样儿的事情。
《中国战争史地图集》上的窦宪北征图（图中“第二次出击匈奴方向”）,
令人多少有些意外、同时也十分遗憾的是，这部《中国战争史地图集》的古代战争图部分，质量实在不是很高（近现代敝人所知甚少，还更多地牵涉“政治立场”是否正确问题，好坏不敢说）。其中的《东汉对匈奴的战争》这一幅图，标绘了窦宪北征之役的行军路线和战场位置。但作者并没有很好地尊重和利用业已公开发行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相比之下，甚至还不如台湾“三军大学”早就出版了的《中国历代战争史》更加合理准确（按照本书的《前言》，作者似乎也没有参考台湾方面的出版物）。因此，要想更好认识这场战役的空间动态，就只能另起炉灶，重新进行探讨。
应该衷心感谢内蒙古大学和蒙古国的历史学者，他们这次发现的《燕然山铭》，清楚无误地为我们指明了燕然山的所在，指明了究竟哪一座山峰才是汉代的燕然山，而这与过去历代学者、也包括当代海内外学者的认识，都有很大出入。在此基础上，就能够比过去更为准确地复原窦宪北征之役的地理进程了。
不过，要想更好、也更全面地说明这一地理进程，不能不适当解释一下汉廷北征军士的地域来源问题。
汉廷北征的时间问题
在东汉一方，这次出征的军队，是兵分三路，向北进发。
这三路军队，一路由主帅车骑将军窦宪和副帅征西将军、执金吾耿秉以及南匈奴左谷蠡王师子（“师子”是南匈奴左谷蠡王的名字）统领，兵出“朔方鸡鹿塞”。其余两路，一路由南匈奴单于屯屠何统领，乃“出满夷谷”；另一路由汉度辽将军邓鸿和南匈奴左贤王安国统领，系“出稒阳塞”（《后汉书》卷四《和帝纪》，卷二三《窦宪传》，卷八九《南匈奴传》）。
准确地讲，历史地理学对一个事件的研究，首先是要在时间和空间这两个轴在线同步复原历史事件演进的历程。对这场战役进行复原的工作刚一开始，我们就遇到了汉军出兵的时间问题，需要考辨分析。
范晔《后汉书》卷四《和帝纪》载录此事，记为永元元年“夏六月”；西晋人司马彪撰著的《续汉书·天文志》，对此也有同样记载。可是，班固的《燕然山铭》，却是将其书作“秋七月”。中国古代用历，恒以四、五、六月为夏，七、八、九月为秋，所以这两处记载既然冠有或“夏”或“秋”的季节名称，就不会是表示月份的“六”、“七”这两个数字在文献流传过程中产生了讹误。
那么，如何解释这样的时间差异呢？近人沈家本的解释，乃谓“此盖六月出师，七月克敌，故《铭》与《纪》异也”（沈家本《诸史琐言》卷一〇）。这一说法乍看起来似乎也很有道理，过去宋人司马光撰著《资治通鉴》，也是把汉军出塞的时间，排在永元元年的六月（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四七），可要是仔细琢磨，却显得不够顺畅。
这是因为斟酌《燕然山铭》的文字，其开篇之“惟永元元年秋七月”云云语句，讲的还应该是出兵的时间，而不会是“克敌”之后来到燕然山下的时刻。再看窦宪在这一年的九月才率军回到五原入塞（《后汉书》卷四《和帝纪》，卷二三《窦宪传》），从燕然山，到五原郡，顺顺当当的回朝路，再慢，也走不了那么长时间。须知这一年还多闰出了个七月，怎么算也有三个月上下的时间了，超出实际的可能太多。再说还有加官进爵的庆典等着呢，窦宪拖着一大群人马在路上磨蹭个什么劲儿，应该快马加鞭往回奔才是。
覆按《后汉书·和帝纪》的记载，可见它在永元元年六月下载录的是此番对北匈奴作战的整个过程，述云：“夏六月，车骑将军窦宪出鸡鹿塞，度辽将军邓鸿出稒阳塞，南单于出满夷谷，与北匈奴战于稽落山，大破之，追至私渠比鞮海。窦宪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而还。北单于遣弟右温禺鞮王奉奏贡献。”也就是说，这些史事，并不是发生于同一时间点上，囊括了这一军事行动从一开始到最后结束的全部经历。
综合考虑上述各项情况，我认为，可以把《后汉书·和帝纪》记载的“夏六月”，理解为主帅窦宪出兵洛阳的时间，而《燕然山铭》铭记的才是汉军离开边塞的具体时间。这样，或许会更通畅一些。
不过，汉廷确定由窦宪统兵出征并下诏宣示这一行动的时间，比永元元年六月更早，是在这上一年亦即章和二年的十月乙亥（《后汉书》卷四《和帝纪》）。与下诏时间相比，实际出兵时间已迟至八个月之后。为什么会迟延这么长时间呢？这当中可能有很多原因，譬如其后第二年、也就是永元元年的春天，还有一批大臣上书力谏，试图阻止这次行动（《后汉书》卷二五《鲁恭传》），这对朝廷的发兵时间，可能也造成一定的影响。但除此之外，出征的军队骤然之间难以调集，出征的给养也需要充分配备，为此，朝廷需要足够的准备时间，应当也是其中的一项重要的技术性原因。
汉廷为何北伐匈奴
这次北征的军队，来自几个不同的方面，也可以说是一支混合组编的多方“联军”。
最先提议征伐北匈奴的，是从光武帝刘秀时期就一直依附于东汉朝廷的南匈奴单于屯屠何。屯屠何在章和二年七月提出这一动议，目的是想统一大漠南北两侧的匈奴各部，“破北成南，并为一国”，他自己则统率部属，“还归旧庭”，不再俯受汉廷的羁縻。尽管他在表面上说是“令汉家长无北念”，彻底灭除北方的边患，实际上却是为自己扩张势力范围（《后汉书》卷四一《宋均传附宋意传》，卷八九《南匈奴传》）。
屯屠何为吞并北匈奴而上书于朝廷，时值和帝初立之际（和帝在这一年二月即位）。因皇帝年龄太小，只有十岁，于是便由他的养母窦太后临朝主政。窦太后初定北伐之议后，朝臣多持异议（《后汉书》卷四五《袁安传》），尚书宋意特别强调若顺从南匈奴之意，将违逆以夷制夷的宗旨，从而“坐失上略，去安即危矣”（《后汉书》卷四一《宋均传附宋意传》），也就是不宜放纵南匈奴势力独大。
关于这一点，也就是汉廷的警觉，其实南匈奴单于屯屠何自己心里也很清楚。满朝大臣，又不会都傻，终究会有人提出这一问题的。为减缓汉廷的疑忌，屯屠何在向窦太后请求北击并提出南匈奴的军事方案之后，特地表白说：
臣素愚浅，又兵众单少，不足以防内外。愿遣执金吾耿秉、度辽将军邓鸿及西河、云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并力而北，令北地、安定太守各屯要害，冀因圣帝威神，一举平定。臣国成败，要在今年。已勑诸部严兵马，讫九月龙祠，悉集河上。唯陛下裁哀省察！（《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
这等于是说，请朝廷委派耿秉、邓鸿两人别领汉军督战，而沿边各地或调兵同行，或加强戒备，以防变故，显示其别无异心。
就在这之前不久，窦太后的亲哥哥窦宪，派刺客暗*了和妹子私下相好的都乡侯刘畅。
汉章帝去世的时候，窦皇后大概还不到三十岁。芳华妙龄，自然需要有异性相伴。《后汉书》记载说，刘畅是一个很会讨得女性欢心的“邪僻”之人，就是不那么一本正经，缺情寡趣。章帝甫一离世，他便伺机“自通长乐宫，得幸太后”。这本来只是限止在窦太后个人私事的范围之内，而且顺自然，合天理，既无关她为人的品行，更与朝政无涉，可要是继续发展下去，超出于闺帷之外，事情就不好说了；至少窦太后的哥哥窦宪是很不放心的。原因是当时窦宪正深受窦太后倚重，“内干机密，出宣诰命”，几乎达到了“事无不从”的程度。现在，妹子枕头边儿有了贴心的人，难免会分减他的权力。于是，就痛下狠手，果断干掉了这个潜在的权力竞争者。
孰知罪案很快败露。自己对老哥儿这么信任，老哥儿却如此罔顾自己内心的情感以及身体的正常需求，窦太后当然十分恼怒。一气之下，下令把窦宪关在了内廷宫中。小妹子可不是个普普通通的风流寡妇，而是一个在文武百官面前公然称孤道寡的皇太后（窦太后和东汉很多主政的皇太后一样，临朝称“朕”）。刚找到的心上人，竟被活生生地害死，这股无名火要是尽情喷发出来，后果是明摆着的。
身陷囹圄之中，窦宪这才明白自己干了一件有多么糗的糗事。一看大事不妙，赶紧想辙，以脱身免罪。窦宪想出的自救措施，便是“自求击匈奴以赎死”。正好赶在这个时候，南匈奴单于屯屠何，也向朝廷提出了攻击北匈奴的请求（《后汉书》卷二三《窦宪传》）。
别以为无巧不成书，把这看成是一种纯偶然的巧合。其实偶然之中常常蕴涵着必然的道理。不过这是另一个较长的话题，姑且留待以后再说。在这里，我关心的只是窦太后的应对手法。
一家人固有一家人的基因。单论心狠手辣，这位窦太后比他的兄长本毫不逊色，自己生不了孩子还能抢来人家的孩儿作养子，最后再把和帝的生母梁贵人活活欺负死（《后汉书》卷一〇上《皇后纪》上）。不过窦太后可不是像她哥哥那样头脑简单的角色。要是红颜一怒就径行泄愤，她哪里能混到今天独运乾纲的地步。
刘畅这个面首虽好，但好吃的小鲜肉并不只有他这一块，只要能维持住自己的地位，随时可以再找（不过若是由床上连带到朝上的事儿，处理不好，说不定会惹出很大麻烦。后来窦太后果然栽到了另一块小鲜肉的身上）。要紧的，还是先牢牢掌控手中的权力。
有汉开国以来，在权力的“竞技”（中国人现在通常用“游戏”来表示同样的意思，但我不喜欢，觉得还是把这个词书作“竞技”更为适宜）场上，始终存在着三股大的势力，相互较劲儿：一是皇族，二是大臣，三是外戚。其中外戚秉政，始自太祖高皇帝刘邦的皇后吕雉，至东汉尤为普遍，而要是像窦太后一样由母后临朝，则必然要柄用外戚，以辅其政。这没有什么别的选择，不然就不能如意左右朝政。
当时窦太后初临天下，一切都还在调适当中，更不能不急迫倚仗外家，所以紧锣密鼓地拔擢自家兄弟，令其“皆在亲要之地”（《后汉书》卷二三《窦宪传》）。窦宪是窦太后的大哥，不管是在家里，还是朝中，也就更需要他的助力。
于是，窦太后便充分利用这个天赐的良机，诏命窦宪统兵北伐，“乃拜宪车骑将军，金印紫绶，官属依司空”（《后汉书》卷二三《窦宪传》），也就是按照司空的级别来给窦宪配置下属人员。这哪里还像个待罪之囚的样子，是正儿八经的远征军大元帅；甚至已经很像是天下兵马大元帅的阵势。窦太后施展这一手法的奥妙，关键在于这是一场虽然根本没有任何理由打、但却是必胜无疑的战争（其间具体的缘由，我将另行解说）。既然必胜无疑，也就可以成功地为窦太后自己、同时也给大哥解套，既消解了彼此的尴尬，又可以借用这次战功为由头，使窦宪升官晋位，进一步掌控朝政。结果，是窦宪官升大将军，窦太后且把这一职衔的地位擢至三公之上（《后汉书》卷二三《窦宪传》。晋司马彪《续汉书·百官志》一）。一举两得，政术的运作，相当老到。
另一套兵马
通天的将军，自然需要配备相应的兵力，为其增重威势。不管是对南匈奴、北匈奴，还是对大汉朝野人等，这种威势都很有必要。这样我们就看到，窦太后骤然提升了汉家军队配置的规格——在南匈奴屯屠何单于提议的北方边地部队的基础上，加入了东汉王朝的核心战斗力量。
按照屯屠何单于原来提出的方案，北伐的军队，由如下三部分兵马组成。
其主体部分，是南匈奴的军队。这些内降的南匈奴人，是被安置在西河、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诸地（《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或谓之塞内缘边八郡，即今内蒙古河套地区和山西北部地区，分布相对比较集中，很容易集结。因其地处北边，就在汉廷北征军后来出发的地方，也随时可以向漠北进发。
屯屠何讲的第二部分兵力，是驻扎在“西河、云中、五原、朔方、上郡”各边郡的边防兵，他提出朝廷可诏令这些边郡的太守与其“并力而北”，实际上应是指令这些太守带领当地边防部队一同出征。这些邻边之郡，其地理位置，与上述南匈奴所在的地点多有重合，大体处于同一区域，同样便于随时出征。
另外一支军队，与屯屠何点到名字的“度辽将军邓鸿”具有直接关系。《汉书》卷二《明帝纪》记此度辽将军事云：
（永平）八年春……三月，……初置度辽将军，屯五原曼柏。……冬十月……丙子，临辟雍，养三老、五更。礼毕，诏三公募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减罪一等，勿笞,诣度辽将军营,屯朔方、五原之边县，妻子自随，便占着边县；父母同产欲相代者，恣听之。……凡徙者，赐弓弩衣粮。
屯驻“五原曼柏”的度辽将军，统管的军队，称作“度辽营”（《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
这个度辽将军最初设置的时候，本系“以卫南单于众新降有二心者”，亦即监控刚刚降附的南匈奴人众，防止其别生变故。不过这些南匈奴降人“后数有不安，遂为常守”（西晋司马彪《续汉书·百官志》一）。但镇慑这些南匈奴降者仅仅是其功用的一个方面，汉廷更深一层的用意，是“以防二虏交通”，亦即防止南匈奴与北匈奴相互联合，结为一体，从而才设置度辽营以为间隔（《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
如上所述，度辽营的将领度辽将军，通常是驻守五原曼柏，但如上引《后汉书·明帝纪》所见，实际配属度辽营的军士，会散处于朔方、五原等郡的“边县”，可见度辽营军兵的驻防地点，并不仅限于“五原曼柏”一地，不过其所在的“边县”也是在朔方、五原等北方边郡。这里边的道理很容易理解，即度辽营的设置，既然是为了控制南匈奴的活动，自然应该能够照顾到南匈奴的各个主要分布区域。所以，其军兵的驻防地点，会与南匈奴的居地，大体重合。这样看起来，度辽营中的军兵若是集结起来向北匈奴进发，同样也很便利。
稍微有些费解的是，屯屠何单于提到的“执金吾耿秉”，究竟会在征伐北匈奴的军中起到什么作用。
“执金吾”是朝中的高官，秩级为“中二千石”。用现在的话来讲，是正部级实职，是一位重要阁员。不过按照汉家制度的规定，执金吾的身份，只是“掌宫外戒司非常水火之事，月三绕行宫外，及主兵器”，手下不过“缇骑二百人，持戟五百二十人”而已，尽管“舆服导从，光满道路，群僚之中，斯最壮矣”（这种情况，应是从西汉沿袭而来，故《后汉书》卷一〇上《皇后纪》上记云光武帝刘秀在西汉末年心仪南阳新野的美人阴丽华，当其初入长安时，“见执金吾车骑甚盛，因叹曰：‘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可是这些军兵实际上更多地是起着一种象征性的作用，甚至犹如仪仗礼兵，是没有什么战斗力、而且也不需要其具备什么实际*能力的。这就像现在天安门和中南海前面巡逻的武警以及国旗班的战士，谁也不会拿他当真的。因为执金吾司理的只是宫门之外的警戒事宜，皇宫大内门墙之内的事情，根本不归他管（晋司马彪《续汉书·百官志》四并梁刘昭注引《汉官》），又《续汉书·礼仪志》下）。
东汉时期掌管宫门警卫和宫中巡逻的官员是“卫尉”，而真正负责皇帝老子“宿卫侍从”的核心禁卫部队，是由虎贲中郎将统领的一千五百名军兵，而这些人又另外隶属于“光禄勋”，与执金吾没有一点儿关系（晋司马彪《续汉书·百官志》二并梁刘昭注引蔡质《汉仪》，又《续汉书·礼仪志》下。《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唐李贤注引《汉官仪》）。这支军兵的地位和作用，与当代的8341部队相仿，而虎贲中郎将这个紧要职位在章帝去世前是由窦宪担任，和帝即位后窦宪专任侍中，转而引进他的弟弟窦笃出任此职（《后汉书》卷二三《窦宪传》），都是窦氏一家人。
所以，就掌控禁军这一意义而言，在制度上，执金吾耿秉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权力。
历史是人类社会活动的演进过程。制度是死的，而制定制度的人是活的。既然在制度的设置上我们看不到执金吾领兵出师的道理，那么，这个道理就只能是在耿秉这个人的身上。
检视耿秉过往的履历，有如下几个特点值得关注：
第一，耿秉通晓兵法，“尤好将帅之略”，而且此前数次领兵征伐匈奴等外族，具有成功的作战经验，是一位称职的将领。
第二，耿秉一向认为东汉的边患，“专在匈奴”，故力主“以战去战”，这契合南匈奴单于屯屠何的意向。
第三，从章帝即位起，耿秉曾连续出任度辽将军七年，熟悉度辽营的情况，而按照屯屠何的构想，度辽营应是汉廷参与此役的主要兵力。同时，度辽将军邓鸿虽然是度辽营的现任将领，但度辽将军秩二千石（晋司马彪《续汉书·百官志》一梁刘昭注引应劭《汉官仪》），而如上所述，执金吾秩中二千石（“中二千石”字面上的意思就是“实打实的二千石”。相对而言，所谓“二千石”，意即“纸面上规定的二千石的标准”），位在度辽将军之上。而且耿秉在刚刚去世的章帝面前“甚见亲重”。尽管执金吾一职在制度规定上并不具有多大护卫皇帝的权力，但事实上章帝“每巡郡国及幸宫观，秉常领禁兵宿卫左右”，在朝中具有很大影响。由耿秉挂帅，自然会大大加重这次行动的份量。
第四，耿秉深受南匈奴信任，史称其任度辽将军七年，“匈奴怀其恩”。南匈奴对耿秉的好感和信任，在永元三年耿秉去世时表现得更为清楚。当时“匈奴闻秉卒，举国嚎哭，或至梨面流血”（《后汉书》卷一九《耿秉传》），就是一边嚎啕痛苦，一边拿刀把脸弄得血赤哗喇的，显示出耿秉深得匈奴人好感（当然这种情况也透露出其他汉官欺负这些外族人会有多么厉害）。这种情况表明，由耿秉领军，能够很好地协调指挥汉、匈两方面的军队，是一位最适宜的统帅人选。
由此看来，南匈奴屯屠何单于提出执金吾耿秉参与对北匈奴的征伐，明显是要他来担任最高统帅，而不是具体率领宫廷的禁卫部队；也就是说，耿秉参与北伐，与他手下现管的军兵毫无关系。
正因为拟议中的北伐兵力，基本上都集中在河套及其邻近的北部边防在线，很容易征发集结，所以屯屠何单于在章和二年七月提出这一计划时，以为各路兵马，“讫九月龙祠（案指匈奴在九月戊日举行的祭祀天神的活动，依照惯例，此时南匈奴将会集诸部于一地），悉集河上”，便可以举兵北上（《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
不过，事实上，这是与后来实际出征的部队很不相同的另一套兵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