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王秘档·两任蜀王笔下的锦城十景（十）昭觉晓钟①
封面新闻记者 黄勇
昭觉晓钟
作者：朱申鑿
蒲牢纔击韵铿铿，声彻禅林报晓晴。
月夜扣时心地警，霜天撞处梦魂惊。
上方嘹亮多遗响，还道春容正大鸣。
何事僧家能解悟，海门风顺吼长鲸。
昭觉晓钟
作者：朱让栩
霁晓禅宫宿雾开，蒲牢声吼出经台。
残星寥落晨鸦起，斜汉逶迤候雁回。
江绕鱼凫仙棹发，桥临驷马使车催。
登临有客还怀古，废苑宣华锁碧苔。
夜幕沉沉，四下寂静无声，苍茫大地正在熟睡中。
“当”，悠扬的“开静”（开觉静睡的简称，禅林晨朝鸣板，催促僧众起床）钟声响彻禅林，余音在夜空中回荡。
僧舍亮起了灯，僧人们悄无声息地起床，准备早课，开始新一天的修行生活。
在明朝两任蜀王朱申鑿和朱让栩看来，成都昭觉寺的晨钟充满禅意，涤荡俗世杂念，让人心胸豁然开朗，有一种回归自然的宁静感。
加上历代蜀王都倾心佛道，所以他们把《昭觉晓钟》列为锦城十景之一，这也是十景中唯一出现的宗教场所，并且是以钟声为景的景致。
成都城北昭觉寺，民间传说原本是司马相如的故宅
昭觉寺位于成都城北青龙场，素有川西“第一丛林”之称，如今是全国重点佛教寺院，享有盛誉。
清同治12年（1873）成书的《成都县志·舆地志·寺观》中说，成都的佛寺，在唐朝首推大慈寺和圣寿寺，宋明至清朝则首推昭觉寺和草堂寺。由此可见，昭觉寺在成都佛寺中的地位。
昭觉寺的始建年代，民间流传说原本是司马相如的故宅。
受这种说法的影响，清朝四川布政使金隽在《重建昭觉寺法堂碑记》说：“蓉城北十里许，有古刹名曰昭觉寺，人传为司马相如故宅，蜀后之有萧寺，由斯创始也。”
西晋著名史学家、今四川南充市人陈寿在《益部耆旧传》中说，司马相如的家“在少城笮桥下百步许”，也就是现在成都市区通惠门的东边，怎么跑到城北去了？
为什么民间传言说昭觉寺的前身是司马相如的故宅呢？
昭觉寺本是唐朝时眉州司马董常的故宅，民间传说错得离谱
离昭觉寺不远的驷马桥，原名升仙桥，《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说：“（成都）城北十里有升仙桥，有送客观，司马相如初入长安，题市门曰：‘不乘高车驷马，不过汝下。’”
司马相如和卓文君闹出一番爱情故事后，接到汉武帝的诏令，第二次去京城长安时，在这里与卓文君告别，在在桥头题字，表达了要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
我要是不乘坐由4匹骏马拉着的高大马车荣归故里，我就不过这座桥！
到了长安，见到汉武帝后，司马相如写了《上林赋》，得到汉武帝的赏识，被封为郎，从此走上了一条康庄大道。
司马相如乘坐驷马驾车风风光光地回到成都，实现了当初的诺言。
后世逐渐把升仙桥叫做驷马桥。南宋淳熙年间，成都府知府京镗在《驷马桥记》中，首次给这座桥正式定名。
因为驷马桥与司马相如的渊源，所以民间把昭觉寺的前身讹为司马相如的故宅。
其实，昭觉寺原本是唐朝时眉州司马董常的故宅。民间听到“司马”就以为是司马相如，即使知道不是司马相如，又把朝代搞混淆了，所以糅合讹成是汉朝司马董常的故宅。
昭觉寺始建于唐朝贞观年间，原名建元寺
现存关于昭觉寺的最早文字记载，是北宋成都府华阳县人、时任荣州知州的李畋撰写的《重修昭觉寺记》：“昭觉寺，成都福地，在震之隅，先是眉州司马董常宅，旧名建元。其缔构绍嗣之由，具萧相国碑悉之矣。”
李畋，自号谷子，曾在宋朝景德年间住在昭觉寺并“肄业于此”，对昭觉寺的历史沿革算是比较熟悉。
李畋是受昭觉寺僧人所托，在延美禅师重修昭觉寺后写的这篇《重修昭觉寺记》。
李畋在这篇文章中说的昭觉寺历史，依据的历史文献，是唐朝曾拜为司空，累封楚国公，曾随唐僖宗一起入蜀的萧遘撰写的《建寺碑》。
《建寺碑》一文现在已经失传，萧遘在《旧唐书》中有传记。
萧遘随同唐僖宗入蜀前，昭觉寺刚受剑南节度使崔安潜的奏请，由建元寺更改为昭觉寺，当时昭觉寺由高僧休梦禅师领住。
唐僖宗到成都后，曾召休梦说佛法。由于休梦的辩才为唐僖宗所看重，于是对昭觉寺进行了增修。在这样的背景下，萧遘奉钦命撰写了《建寺碑》。
所以，李畋在写《重修昭觉寺记》时，《建寺碑》应该还在，李畋的说法，是可信的。
照李畋的说法，昭觉寺原名建元寺。但关于这个建元，另一种说法是，董常的故宅宅号叫建元。
由四川省佛教协会、成都昭觉寺编辑的《昭觉寺史话》中说，国务院在确定昭觉寺为全国汉族地区重点佛教寺院时，认定昭觉寺始建于唐贞观年间，原名建元寺，此为大量权威性史籍所确证，为社会共所承认。
建元寺始建后，在成都众多的寺庙中还不具备显著的社会影响，有关史籍的记载很少，几乎为无。
此后，一个高僧和一个皇帝的到来，改变了建元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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