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埃及没有历史一词，也没有相应的历史文献，但是那些所谓的“历史文献”在宗教和神话的外衣下却隐藏这一种朦胧的历史意识。
虽然这种隐约的历史观念没有自发地发展成现代意义上的“史学”，但是他们却对“过去的起源以及和过去相联系的时间、事件及其性质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看法”。
在古埃及历史中国王是神在人间的代理人，为了强化王权古埃及国王将君主专制同神权紧密结合起来。
这种现象最早可追溯至前王朝时期，为了突显王权，国王以头戴红冠和白冠”的形式出现，并且在早王朝时期就已出现王衔符号。
古王国时期，王权神化的表现就更加丰富了。据《巴勒莫石碑》所记载的内容而言，以神王统治为历史开端的这一现象表明: 古埃及人相信在上、下埃及统一之前是由神统治整个埃及。
根据古埃及宗教神话，相传神在创世之后成为埃及的第一位统治者，但是由于后来人试图推翻太阳神的统治，极度气愤地率众神离开埃及升上天空，并将时间的统治权交给了自己的代理人一一国王。
曼涅托将神话传说和历史记录结合起来，反映了传统上关于埃及王权起源于神的观念，这种观念使得前王朝的诸王被称之为“荷鲁斯的追随者”。
因而对古埃及人来说，世间的理想社会是神的意志的基本反映。国王是在神的指引下，管理世俗事物，规范行为，维护秩序。
在古埃及人的观念中神创的世界史最完美和谐的社会状态,在某种程度上说“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一样的”过去的价值也就在于维护神创世以来的完美秩序。
基于这样的认识，古埃及人认为法老的价值在于维护这种神创秩序，因而不需要发挥法老的个性，所以在古王国时期没有产生王室纪传体铭文。
“法老作为神本身，不需要树碑立传”，在提到以前的法老时，也只是笼统地说是“过去的神”,“与他们的“卡’结合的神”:现在的法老是“神的后代”出生于神的圣地赫利奥坡里斯，出生的时间是“当“拉“是九神会之主’时”。
基于这种构想，法老的个性和特殊性完全被抹*，对于历史事件的记述只是日常生活中宗教活动的强化。
同时这又反映了古埃及人的另一种独特的循环历史观念其次，循环的历史观念。
这种循环观念的产生可能是由于古埃及人的一种优越的生存环境所致，古埃及人依靠尼罗河的泛滥收获农作物而得以生存，这使得他们极度地依赖这样一个有规律出现的自然现象。
如司他们很早就已认识到“黑夜与白天，季节的交替变化这种循环发生的自然现象一样，尼罗河也是定期泛滥与消退的。而这种自然界的循环观念作用于文字记录和神话传说上。
据《巴勒莫石碑》所载，早在第一王朝时期就已经开始出现了祭拜荷鲁斯神这一历史现象，而且在以后的各个王朝荷鲁斯祭仍是各王所主持的重要仪式之一这一历史事件反映了荷鲁斯神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出现，而且神话本身也揭示了古埃及人的一种独特思想观念。
前王朝末期出现的隼鹰立于“王宫门面”之上代表着国王居住王宫时呈现的荷鲁斯形象，荷鲁斯是作为王权的保护神形象出现在古埃及的历史中。
在古埃及的神话故事中: 奥西里斯被自己的兄弟塞特*死之后,其子荷鲁斯在诸神法庭上经过长期的争论和顽强的斗争，取得了胜利，最终奥西里斯复活而成为死后世界的统治者。
古埃及人认为这位死而复生的自然界之神身上体现了大自然的潜在和永恒的力量，奥西里斯的复活是人类获得新生命的保证.这是关于宇宙循环较早的神话之一，并且该故事另一目的也要证明和表达国王政权的神定性。
在故事中奥西里斯作为文化生活的缔造者被塞特所*，荷鲁斯战胜塞特为父报仇，他被诸神证明无罪并继承了其父的王权和天上的王位，荷鲁斯“戴上白色的王冠并把他提升到他的父亲奥西里斯的高位。
众神对他说:“你永远是优秀的埃及之王和每一块土地的优秀统治者’”。国王作为神在人间的代言人，在加冕典礼上登上王位并接受神的权力进行统治，成为荷鲁斯的人间化身。
每一位新的统治者都会使世界得到重生，并恢复原始的创世。然而“生与死”本身就是一种二元对立的观念，在古埃及人的眼中“重生”意味着秩序的恢复，而“死亡”则代表着黑暗和混沌。
这种世间万物交替循环，正如太阳神每日驾船由东方神起，傍晚在西方死去，经过脱胎换骨而每日从又从东方重新复活一样，法老也是有由登基、死去再继之以新的法老。这种循环而又有序的观念深深地影响了古埃及人的历史记录的方式。
在《巴勒莫石碑》上经常看到这样的描述:“X 月X 日。上埃及之王登基。下埃及之王登基。两土地统一。巡城一周”
“上下埃及之王登基”、“两土地统一”和“巡城一周” 这些仪式的最初原型可以追溯至美尼斯统一上下埃及开始。
早王朝时期的那尔迈调色板和登王墓中的“国王在石堆之间奔走”的标签上也都有记述，这些主题内容在史初就已经作为国王履行的王权仪式而出现。
《巴勒莫石碑》之后出现的一些王室文献如王表中所记载的事件依然以这些内容为主。
这种循环的历史观念对古埃及人的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认为对于原初事件的再现等同于他参与并分享了最初的功效，这又表达了古埃及人对过去的尊重和崇尚。
古埃及人特别崇尚与过去的连续性，把“过去看做是权威性和可靠性的源泉”，历史事件和宗教仪式一样有着固定的作用。
就早王朝时期的那尔迈征服并统一上、下埃及实现了埃及疆土的统一这一历史事件而言，它已经作为一种基本模式而存在，后继的国王只要举行了这一仪式变等同于史初那尔迈统一埃及一样自己也统一了埃及全境。
“两土地的统一”和“巡城一周”作为国王加冕礼仪式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于“王权”这一主题的阐释一般都会有“统一”的字样，这种传统被以后的各王所遵守，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固定的程式。
《巴勒莫石碑》除了对建造神庙、宗教祭典、加冕典礼、战争、财产清查、尼罗河水位等事件简单、有规律重复记载以外，还列出了长长的王表。
这些重复记载的事件表明在古埃及人的眼中“过去是一个简单而又当平凡的过程，没有什么重大事情的记载，也没有促使生活准则改变的大事”。
过去对于现在的意义在于:过去为现在提供模式，历史是关于过去的复杂的神话。在《都灵王表》上美尼斯之前的“神王”们的名字同国王一样用一个卡吐拾表示，这一追溯至神为王王室前后相继的过程，集中体现了古埃及人的宇宙观和王权观念。
《巴勒莫石碑》刻写于第五王朝，这一时期埃及已发展成为统一而又强大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国家，它为古埃及文化的发展创造了稳定的环境。
这一时期古埃及的文化有了新的发展，直至第五王朝象形文字的规则、历法最终形成，出现了最初的宗教典籍、年代记等。一些新思想在这一时期形成并发展，一直延续到埃及文明的末期。
在记事方式上。前王朝和早王朝时期发现的考古资料早已证明，古埃及人很早就开始记录那些对他们而言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
但是这一时期的记事特点如前所述只是单纯的记录了事件的本身，对于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过程没有做任何的解释，如“涅伽达出土的阿哈的象牙标签上记载着他“得到了南方和北方’”。
从第五王朝开始出现了王室编年纪，古埃及人开始以国王在位的年来记载事件,虽然这些事件如前朝一样没有任何详细介绍，但是明确了在位国王每年所发生的大事。
而且从规模上看，《巴勒莫石碑》改变了之前“一事一记”、“一石一事”的记录习惯，它将这些散乱的事件汇集在一起，形成了一份初具规模的年代记。
而且古王国时期产生的这种以国王列表为基础的记录方式为真正意义上的王表的产生起了极大的借鉴作用。
就内容而言，巴勒莫石碑上所记之事无外乎:新王即位; 节日庆典;对外战争;尼罗河水位等事件。上面所记载的事件都与王权和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认知的促使下，古埃及的这些所谓历史记录通常是和现实所发生的事件具有极大的差距。
如在《巴勒莫石碑》上可以看到这样的历史信息一-“击败利比亚人”，对于这种战争的记录在这一时期已然成为一种仪式化的记录，传递着国王战胜各种威胁的信息。
类似记录最早可追溯到前王朝，如著名的那尔迈调色板和其它的一些纪念物上描绘的大人物手执权杖击败敌人的图画一样，国王作为世界秩序的维护者，消除各种危害。
新王国时期这些英雄形象依然存在而且以更加夸张的方式出现，可以说在古埃及各个时期都频繁的出现。虽然不同时期表现的主要人物不同，但国王基本角色是一致的。只是随着王权观念的强化，从一时期开始更加关注王权的连续性。
王表作为国王对神虔敬行为的一种记录，它自身就包含这样的信息一一国王权力的转移和授予”。《巴勒莫石碑》作为最早的王表，它所记载的具体历史事件都是以简单、有规律的方式不断的重复。
这种极力遵循旧有的模式，表现在“历史文献”上则是一一努力地展现旧时王朝统治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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