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100年前，有个叫郭定生的男孩出生在中国河南开封辉县一个郭姓家庭里。生母早逝的他被继母百般虐待，学业生涯也因此屡屡中断。后又遭遇家道中落，父亲去世。他经历了国难当头、内战连绵，最后背井离乡，却因一腔正义抨击时局，身陷囹圄数十载。接连不断的灾难没有压垮他，他虽历经沧桑、满身是伤，却仍然怀有一颗赤子之心，用写作在艰难困苦中寻找出路，用说真话的勇气在改革中唤醒民众。他就是当代著名作家柏杨。从20世纪50年代起，以郭衣洞之名从事小说创作，为写作生涯之始。60年代用柏杨笔名撰写杂文。因文笔犀利、内容深刻的杂文集《丑陋的中国人》而被大众熟知。有这样的说法，“有华人处，就流传着柏杨的作品。”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是柏杨以十年之功所著就的历史巨作。《柏杨曰：资治通鉴启示录》则是柏杨亲自从《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中精选出862则“柏杨曰”点评，耗费五年时间编撰而成。 《柏杨曰》每则，柏杨都是先提炼《资治通鉴》中典型史实，再附史评，一事一议，小细节、大事件均一目了然，读起来简明易懂、生动流畅。他从历史着手，去了解封建时代中国人苦难的根源；他以古为鉴，表达的是他作为一个现代人的领悟与感受。《柏杨曰：资治通鉴启示录》将《资治通鉴》最精彩的故事、最精彩的人物与柏杨最精彩史论的有机结合，因而也称得上是《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的“精华版”。2020年是柏杨先生的100年诞辰。岁末，《柏杨曰：资治通鉴启示录》由东方出版社出版。
“归来仍是少年”
1967年，柏杨犯被判刑12年。深陷牢狱期间，驱逐内心的孤独绝望，他开始大量阅读历史。如柏杨夫人张香华女士所说：“入狱后柏杨没有了掌声喝彩，人生的追求也不同了，逼得他有时间和空间反省。”正是在如此艰难困苦的环境下，柏杨完成了《中国历史年表》《中国历代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中国人史纲》三部作品，并且奠定了他的人性历史观“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尤其是《中国人史纲》，自1979年出版面世后，40余年间受到大众的广泛好评，而这也成为了柏杨踏出人生的另一个拐点。结束9年零26天牢狱生涯的柏杨萌生了为广大读者译写《资治通鉴》的念头。
于是从1983年到1993年，这十年间，柏杨每个月至少阅读4万字左右的文言文(包括标点和注解)原文，写出7.5万字左右的初稿，交出15万字左右的校稿，以及所必需的地图、附录。十年如一日，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终于出版问世。除完整白话译文外，柏杨还附带了约 60 万字的“柏杨曰”。"柏杨曰”是柏杨对《资治通鉴》中重要历史人物、典型历史事件做出的评价，也是现代人对历史的另类理解。白话版《资治通鉴》的问世，成就了柏杨“人文大师”的美名，历史学家唐德刚盛赞：“《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是柏杨在文化转型史上的牌位！”在此基础上，柏杨先生又用5年时间提炼了《资治通鉴》中862则典型史事，配上“柏杨曰”史评，编著成书《柏杨曰：资治通鉴启示录》。
《柏杨曰：资治通鉴启示录》分为上中下三册，是柏杨史学观点的精华凝结之作，他通过“柏杨曰”和历史对话，把现代民主、法治以及人权的观点，通过点评一一表达了出来。
以作家身份著史
虽未受过系统的历史训练，但柏杨对待历史却严谨又认真。翻译《资治通鉴》时，阅读大量史书，查阅大量史料，以保证史料的严密准确。但又恰恰因为柏杨不是历史科班出身，再加上他多年“批评国人劣根性”的杂文经验，使得他对关键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点评犀利又辛辣。所以他的“柏杨曰”轻松诙谐，却又不失“柏杨式”犀利。就连金庸先生都曾盛赞：“柏杨先生对于中国历史的深入研究，以及对中国社会中各种弊病的鞭笞，是我长期来十分佩服的。”
在《柏杨曰：资治通鉴启示录》中，柏杨不但批判传统史学家儒家学派，如司马光、王夫之等人的传统史学观点，还通过对关键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点评，表达了对权贵豪绅的痛恨和对中国人民的怜悯。比如他对传统史学家的批判辛辣严厉：王夫之不过一个传统腐儒，目光短小，冥顽不灵。他认为司马光是个偏执的“崇古狂”，他反对一切改革，只关心地主群利益。他对传统帝王的讽刺毫不留情：“刘彻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暴君。”“武曌是中国历史上空前成功的第一位女强人，也是一个可怕的怪胎。”面对唐朝末年连年不断的战乱，人民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灾难，一腔赤子心的柏杨不禁连番感叹：“中国人，你的名字是苦难！”面对习惯逆来顺受、只会窝里横的中国小民，爱之深、责之切的柏杨多次大声呼喊：“中国人民一定要觉醒！”
除了治史严谨外，柏杨对历史还抱持“怀疑”态度，对存疑的历史事件，会大胆提出质疑。比如很多人都认为是诸葛亮发明了“木牛流马”，就连百度百科的介绍也是“木牛流马是诸葛亮为蜀汉大军提供粮食的运输工具。”但柏杨却在《柏杨曰：资治通鉴启示录》里明确对这一历史记载提出异议：木牛流马不合常情。并对此进行了解释。但因为没有更多的史料证据，所以柏杨也只是提出异议，留待后来的专家考证。
写给人民看的“柏杨曰”
《资治通鉴》内容之繁多，体系之复杂，使得很多人望而却步，从而错过经典。所以柏杨翻译《资治通鉴》时，为了更加方便读者阅读，做了三大创新：摒弃年号，采用公元纪年。柏杨没有以王朝兴衰作为篇章，而是采用公元纪年，把国号、年号放在次要位置，打破传统史学观，更能把中国历史放到世界格局来横向对比。删繁就简，对帝王直呼其名。秉持“人性史观”的柏杨对曾尊贵无比的帝王直呼其名，把高高在上的皇帝拉下神坛。比如他直接称呼“刘彻”，而非汉武帝。他还把古代官名直接翻译成现代职务，比如太子洗马（太子宫图书管理员）、中书令（立法院立法长）。
如果说，传统的“臣光曰”是写给皇帝看的，“柏杨曰”就是给普通大众看的。这也是柏杨“人性史观”的最大体现。于是，《柏杨曰：资治通鉴启示录》,不再只是供帝王翻阅的教科书，而是变成了真正的“人间启示录”。 柏杨在序言里说：“我不认为我的评论能概括全局，司马光和王夫之的治史，有他们的历史意义和地位，但我庆幸生在这个时代，让我对事实的真相，能从更宽广的角度，和更多的资讯中去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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