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每年都迎来无数梦想者的挑战，而在这其中，夏伯渝是第一位靠假肢成功登上珠穆朗玛峰的中国登山家。1975年夏伯渝加入中国登山队，在攀登珠峰时帮助队友，导致自己因冻伤而双小腿被截肢，但他并未放弃自己登顶珠峰的梦想。
1996 年，夏伯渝罹患癌症。在经历双腿截肢、癌症侵扰、病痛折磨的43年里，夏伯渝五次冲击珠穆朗玛峰，凭借自己的坚持不懈与热爱，最终于2018年5月14日被珠峰接纳，在69岁高龄成功登顶，成为第一个依靠双腿假肢登上珠峰的中国人，同时打破了中国人登顶珠峰最大年龄的纪录。夏伯渝也成为继姚明、刘翔、中国奥运代表团和李娜之后，获得劳伦斯世界体育奖年度最佳体育时刻奖的中国人。
他的故事成为电影《攀登者》的原型，而就在今年的12月3日，纪录片《无尽攀登》上映，影片真实记录了夏伯渝凭借43年的不懈坚持与热爱，靠一双假肢五次冲顶珠峰，最终成功的故事。在夏伯渝看来，“登山的意义，不仅在于征服某座山峰，或是达到某个高度，重要的是内心的成长。”
以下内容经出版方授权节选自《无尽攀登：无脚登山家夏伯渝的珠峰梦》。
《无尽攀登：无脚登山家夏伯渝的珠峰梦》，夏伯渝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年8月。
69岁高龄，成功登顶珠峰
终于，在2018年5月14日早上，尼泊尔时间8点31分，我登上了珠穆朗玛峰的峰顶。
2018 年5 月14 日8 点31 分成功登顶珠峰。（图片来源于《无尽攀登：无脚登山家夏伯渝的珠峰梦》内页插图，下同）
我们是2018年第一批登上珠峰的人。当时峰顶的人不多，我走到峰顶的最边缘，趴在那里向下看，远方深处一片白云中冒出许多小山头，在阳光照耀下金光闪闪，奇丽壮观，风光无限。
我想拿出放在胸前的手机拍下这难忘的瞬间，可连体服的拉锁冻住了，怎么也拉不开。这时有人过来和我合影，庆贺我登顶成功。我有点恍惚，满脑子都装着远方的那些小金山，这一景象一直印刻在我记忆的深处。
我曾不止一次地想过，如果有一天我真的登顶成功了，该怎么做呢？我一定万分激动，定要向着大山呐喊，再拗个什么造型、摆个什么pose（姿势），让世界见证我的成功。当我真正站到“世界屋脊”时，内心反而平静。或许，这一刻我才真正握住了几十年来付出全部努力和拼搏换来的成果；或许，这本就是拼搏者该到达的地方；或许，因为体力消耗太大加上缺氧……总之我并没有预想的那么激动。
直到达瓦把对讲机递给我，让我和大本营说几句话时，我才感到有股喜悦之情即将迸发。我拿着对讲机刚说话就说错了，我说：“今天是19……”有人马上提醒我：“是2018年。”我马上更正说：“今天是2018年5月14日早上，”我看了看表接着说，“8点31分，我终于站在我梦想了43年的珠峰8848米的顶峰！”说到此处，我真正激动起来，补充道：“真不容易呀！终于上来了！”
这时，在大本营的柯庆峰说：“您爱人马怡要和您说几句话。”
对讲机里传来了马怡的声音：“老夏，祝贺你呀，一定要注意安全，一定要平安地回来！”听到这里，我的眼泪再也抑制不住地流了下来，我抽泣着说：“马怡呀，我终于上来了！40多年来没有你的支持是不行的，等我回来，等我的好消息吧！”那一刻我已泣不成声，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又喜又痛，感念家人的关爱和付出。
珠峰顶上有一个标志，在那个标志旁照一张相，即可证明你登上了珠峰。这个标志由一些经幡和哈达组成，有些登顶的人会把自己的信物或纪念品挂在上面。
登顶的人多的时候，站到那个标志旁边往往需要排队。到达那个高度时，攀登者身心都已极度疲乏，体能严重透支，行动非常缓慢，所以排队的时间较长。而在那个高度停留的时间越长，越容易冻伤，并且天气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给攀登者带来危险。
已经看到胜利的曙光了。
所以，尼泊尔旅游局规定，只要到达峰顶那片雪坡就算登上珠峰。那片雪坡大概有几十平方米，坡度也较平缓，从峰顶的右边下山是中国，左边下山是尼泊尔。
下山，难上加难
我在峰顶上只待了十几分钟。突然，一股强大的暴风雪像原子弹爆炸一般从远方滚滚袭来，峰顶的人都同时尖叫起来，并开始急速下撤。当时，我还没感到太恐慌，只觉得是梦，梦马上会醒来，可是梦破灭了。
在世界最高峰突遇这样巨大的暴风雪，危险性是可想而知的。我紧跟在达瓦身后，并紧紧抓住路绳尽快下山。当时我只戴着一副太阳镜，大风一吹，我的眼睛根本就睁不开，镜片上也全是雪。本来风雪中能见度就低，再加上眼镜片上有雪，几乎什么也看不见，我只能不停地清理镜片上的雪，以看清脚下的路。
每一步都不敢抬头看风景。
我的脚下没有根，站不稳，风大时完全可以把我吹下山谷，我趴在雪地上不敢动，就这样，风大停下来避风，风稍小再前行下撤。
就在这时，我前面有一个登山者不知怎的，突然就跌了下去，亏得路绳把她牵住才没继续往下掉。但她被悬吊在一个悬崖边上，更可怕的是她仰面朝天动不了，她的向导和我的向导几次试图把她拉上来，都没成功。
上山和下山就只有这一条路，所有的人都被堵住了。时间一长，狂风暴雪中肯定会有很多人冻伤。大家都万分着急，拼命地喊她，让她翻过身来。
她很可能是怕一动就会掉下山去，所以不敢动，希望有人可以帮她。可在那个海拔高度，每个人都处于体能极限，又极度缺氧，暴风雪中想拉上来一个吊在悬崖边的人何其困难。她最好能自己翻过身来，慢慢往上爬。
可能她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处境，时间再长被冻僵就更麻烦了，必须设法自救。只见她开始艰难地挣扎着，经过多番努力后渐渐侧过身来，然后一点点往上爬。她的向导和我的向导同时使劲拉路绳，最终把她拉回到路线上。
这一幕看得人魂飞魄散，幸亏她被救上来了，不然这阴影会始终笼罩着我们，甚至影响我的下撤。
下山途中，阿杰和狄鲁跟我们走散了，只有我紧紧地跟着达瓦。一路上我们遇见了一些还在强行向上攀登的人，我不禁想起2016年在离顶峰就差90多米时遇见暴风雪的情形，当时为了安全我选择了下撤。
但总有人会不顾一切向顶峰攀登，就像此刻路上遇见的这些攀登者一样。我很理解他们的心情，也为他们深深担心，我能做的只有为他们祈祷，为他们祝福，期盼他们平安。
下到海拔8750米的南峰时，我们遇见了在那里接应我们的明玛G。当时我仍然戴着太阳镜，背包里的备用雪镜因为风雪太大不便拿，也就一直没有换。明玛G见到我后，帮我从背包里取出雪镜给我换上。
这个地方地势较平，又在一块岩石下，风较小，很多人都在这里避风、更换氧气瓶和补充体能。我无意中看见对面一个外国女登山者正往嘴里挤着能量胶，我想到自己也有能量胶，可羽绒服的拉锁被冻住了，无法取出来。也许是心理作用，补充不了能量胶，我感觉身体更加疲惫，体能好像也在快速下降。
为了尽快撤下山，我们在这里没待多会儿就继续往下走了。也许是为了避开上山的人，达瓦带着我走了另一条下山的路，这条路似乎比我们上山的那条路要长。
由于很久没有进食，能量胶也无法补充，我明显感到体能不足。暴风雪中温度极低，雪镜上结了一层厚厚的冰，我不得不时常停下来摘去手套，用指甲抠雪镜上的冰。每次短短几秒的时间，刺骨的低温却足以把手冻到剧痛，凛冽的风暴更是趁机把雪刮进手套，使手套也难以起到保暖作用。
暴风雪肆意地吹打着脸，刀割似的疼。头盔令连体服的鸭绒帽不能完全遮盖脸部，除非用手去护脸，但我的双手要紧握登山杖以保持身体平衡，根本就顾不到脸，确保活着回到大本营才是当务之急。
到C5营地时，阿杰和狄鲁正在那里拆帐篷，随后，狄鲁陪着我下山，而达瓦和阿杰继续拆帐篷。快到C4营地时，狄鲁拿走我的登山杖，搀扶着我走，他可能想让我轻松一点，谢谢他的好心。
非常危险的山脊。
我们整整攀登了22个小时，没有吃喝，直到晚上8点钟终于到了C4营地。
上山时C4营地只有我们两顶帐篷，短短两天营地里竟搭起了好几十顶帐篷。精疲力竭的我径直钻了进了帐篷，完全忘了从向导那里把登山杖拿回来。
我马上脱下假肢查看血泡，血泡还真够顽强，竟然没有破，心里的一块大石头落地了。我都顾不得脱下连体服就钻进了睡袋，再也不想动了。过了一会儿，达瓦和阿杰也下来了，我们还是住一顶帐篷。
在高海拔、低气压环境中，每一个登山者的腿都会因此肿胀，他们的高山靴一般会大两个码。而假肢必须和我的小腿十分吻合，不能大也不能小，腿只要有一点肿就会穿不上假肢。我一旦脱下假肢就很难再穿上，所以我准备了缠裹小腿的弹力绷带。脱下假肢后，我立刻缠上弹力绷带防止腿肿。
由于连续攀登了22个小时，休息时腿部又没有得到放松，半夜时我因两条腿的胀痛醒来，极为难受。我咬着牙坚持了一阵，但这种状态下想睡着是不可能了。
15日凌晨，临近4点，实在忍不下去了，我想反正天快亮了，取下绷带放松一会儿，腿应该不会肿得那么快，让血液稍作流通，等胀痛感缓解一点就穿上硅胶套，用硅胶套来阻止小腿肿胀。于是，我取下了绷带。
当天的计划是走到C2营地，按我的情况可能需要8-10个小时。早上8点，我准备穿上假肢出发时，却发现两条腿都肿了。尽管肿得不多，但差那么一点假肢就不能穿到底。如果穿不到底，两条腿就不能牢牢地固定在假肢上，抬腿迈步时腿就会从假肢里掉出来，踩地时腿又会被塞进去，好像汽车活塞一样上下窜动。
好在取下弹力绷带的时间不长，腿肿得不多，还能挤进假肢里。如果两条腿肿得根本穿不进假肢，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两条腿被勉强塞入假肢，承受着挤压的胀疼。但在海拔近8000米的环境中我别无选择，必须忍受着痛楚一步步地走，还必须走好走稳，每一步都不能让假肢掉下来。
从帐篷里出来时，我想起昨晚陪我到营地的狄鲁拿走了我的登山杖，就去找狄鲁，他告诉我登山杖折了。这消息犹如五雷轰顶，让我几近崩溃，我不禁冲他大吼：“折了也要把它给我找回来！”
他紧张地连忙去寻找，过了一会儿带回了那根折了的登山杖，好像是被踩折的，也可能是被什么东西压折的，怪谁都没有用了，我也知道他不是故意的。
这是一根助我登顶珠峰的登山杖，我心疼地默默把它收起来，带回去留念。更大的问题是，接下去怎么办？假肢已很难穿，登山杖又折了，我该如何行走，如何下山？
多亏阿杰有一对备用的登山杖，就给了我。可我习惯用“丅”字把的登山杖，阿杰的登山杖是直柄的，我没用过这样的。但那一刻直柄登山杖成了我的救命杖，我必须马上边学边用边走，不然我就得永远留在珠峰上了。
让人到对面去拉我过冰裂缝。
我不但要熟悉使用直柄登山杖，还要全神贯注于脚下的路。我谨慎地控制着抬腿的高度，使假肢尽量离雪面近一些，只要冰爪一离开雪面就马上向前迈步，防止假肢掉下来。
这样的走法，不但极其困难，还特耗体力，两条腿更是胀疼不堪，甚至发麻。为了不使假肢掉出来，我把连体服的裤腿使劲扎紧，以便多一层保险。
就这样，我咬紧牙关走着每一步，不时怀疑自己能否继续下撤。达瓦很努力地在保护我。
珠峰上有许多的冰裂缝，大的、视线可及的、有梯子架在上面的，还不那么危险；一些特别小的裂缝往往有冰雪覆盖，根本看不见，这对于我是非常危险的。
猛然，我的假肢就踩在了这样一个冰裂缝上，整条腿都掉了进去。我浑身打战，心想：完了完了，我的假肢肯定掉了。我无意中活动了一下小腿，发现假肢并没有掉下去，还在腿上，看来是扎紧的裤腿发挥了作用，加上腿肿胀了，在假肢里挤压更紧的缘故吧。
但我不敢直接把腿从裂缝中拔出来，怕万一假肢被卡，腿拔出来了，假肢却掉进冰裂缝，那就真的完了。我急忙叫达瓦过来帮忙。达瓦把冰裂缝挖大了一些，然后把手伸进去抓住假肢，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把腿和假肢一起拔了出来。我又一次和死神擦肩而过。
经过这一劫，达瓦在前面带路时更加留意小的冰裂缝，他认为是暗裂缝时就用冰镐使劲捅一捅来提醒我，即便如此，这种情况还是发生了两次，真是防不胜防。
从C4营地继续下撤的途中，我们遇到了大批向上攀登的队伍。这个时间是攀登珠峰的最佳时间，所有的攀登者都在这天同时出发。攀登者像一条五颜六色的长龙，从山脚缓缓地向上蜿蜒攀爬。
由于上下山只有一条路，下山的人要让着上山的人是个不成文的规定，所以我们要经常停下让他们，只能在人员稀少的时候抓紧下撤。
在避让等待的时候，经常有人向我打招呼，并祝贺我登顶成功。
假肢肿胀和登山杖引发的新问题，令我的体能消耗增大，加上沿途的避让打乱了我自身的行走节奏，因此下山速度相当慢，耽误的时间也特别长。
达瓦凭着丰富的经验和极佳的体能，在地势较为平缓的时候，会让我半躺着，在我后面推着我往下滑，这样就快一些，我也得到了一定的休息。
当我们到达C3营地时，只见整个营地都搭满了帐篷。我遇到了我前几次攀登珠峰时的探险公司老板，也就是队长，他正带着队伍向C4营地攀登。邂逅珠峰，他祝贺我登顶成功，我也提醒他一定要注意安全。
离开C3营地后，我的两条腿也越来越疼，越来越沉重，两只手因不适应直柄登山杖，几近无力，体能越来越差，每迈出一步，两条腿都好似针扎。天黑了，我们看见远处营地的灯光在闪烁，宛如海市蜃楼，就和2016年那次看得到营地的灯却怎么走也走不到的感觉一样。
我的头灯又没电了，达瓦的头灯电量也不足了，很难看清脚下的路，情况糟糕透了，恨不能躺倒在地睡一觉。但我明白如果倒下就永远也站不起来了。体力不行了就只能拼意志，我决不能让自己倒下，更不能拖累达瓦，拼了老命，爬也要爬回营地。
这时我们遇到了达瓦的两个朋友，他们把备用的头灯给了达瓦。达瓦让我在前面走，他在后面给我照着路。
快到C2营地时是碎石路面，我们营地的一个工作人员带着我走岩石的假肢和一些热的饮料在路边等我们，我颇感安慰。我赶紧坐下来把两只假肢脱了，趁换假肢之际休息片刻。我几乎感觉不到渴，但还是喝了点饮料，吃了些他带来的小食品。
在珠峰大本营。
之后我们继续下撤，临走时我问那个工作人员还有多远，他说十几分钟就到了。我明白，他说的十几分钟，我得照着半个小时走。
碎石路本来就很难走，我体能透支，登山杖又不给力就更难走了。我随时可能摔倒，也很容易摔伤，摔倒后没有达瓦的帮助，我很难自己站起来，所以我宁愿慢一点儿也要稳一点儿，尽量避免摔倒。
走到C2营地的第一顶帐篷就用了半个小时，从第一顶帐篷走到我们的帐篷又用了一个多小时。整个营地搭满了密密麻麻的帐篷，分不清谁是谁的，全靠达瓦领着。
天全黑时，头灯只能照到脚下的一小点儿地方。我们来到一个上下错落的裂缝边上，记得上山时没走过这么个裂缝，我担心达瓦走错了路。达瓦说没走错路，只是上山时路上扎满了帐篷，我们绕着走就没经过这裂缝。
虽然这个裂缝只有半米左右宽，但高差不多也有半米，这时我的腿已完全没有力量，心里又特别紧张，这种状态能跨过去吗？我索性转过身来趴在地上，使整个身体慢慢地向下出溜，去够下方的地面，达瓦在下面使劲儿把我往他的方向拉过去，这样我才过了这个裂缝。
终于走到了我们的营地，当我们来到餐厅帐篷时里面已经有三个队友，阿杰也在，他们回来得比我们早。下山途中遭遇暴风雪，我因频繁取下手套抠雪镜镜面上结的冰，双手和脸都有些冻伤。他们给我准备了一些温水，让我把手泡在温水里。
营地的厨师送来了热腾腾的饭菜。我无心进食，只想回到帐篷脱下假肢休息，可实在一步都走不动了，只好先坐下来勉强吃了点儿。
然后，我挣扎着和阿杰一起回到了我们的帐篷。一进帐篷，我就急着脱下假肢查看血泡。血泡依旧顽强地没有破，我放心地钻进睡袋休息，腿上也没再缠绷带。因为腿胀疼得很厉害，必须要让血液流通起来，否则很容易形成新的血栓。最主要是我知道C2营地有直升机可以到达，即便腿肿了，穿不上假肢，我也可以乘坐直升机下撤，我已经安全了。
我们到C2营地时已晚上9点多，但还有人没有到—香港的LK在C3营地附近被山上滚下来的冰块砸伤了一条腿，造成粉碎性骨折。营地所有的向导都出发去营救，直到后半夜才把他救下山。
第二天早上，我坐直升机离开C2营地，回到了大本营。
原文作者丨夏伯渝
摘编丨何也
编辑丨罗东
导语部分校对丨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