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埋尸操场的16年

被埋尸操场的16年

首页角色扮演苍天之罪传奇更新时间:2024-05-11

2019年6月,邓世平的尸骸从新晃县一中的操场下挖出。 澎湃新闻记者 蒋格伟 图

挖掘机刨开几块大石头,再朝里面的土层挖了一铲,动臂从空中弯回来停住时,周边有人叫了起来。邓玲朝挖机的铲斗看去,只见挖出的泥石里现出一颗人的头骨。她再也不敢看了,失声痛哭起来……

2019年6月19日傍晚,在湖南省新晃县一中的操场底下,邓玲看到了失踪16年的父亲邓世平——一具面目无法辨认的遗骸,后来的DNA鉴定确定系她父亲。

这起在扫黑除恶行动中被揭开的陈年旧案,被外界称为“操场埋尸案”。湖南省纪委监委曾在“三湘风纪”微信公众号上发文认为,“这起案件震惊全国,是因为细节骇人听闻,被害人沉冤长达16载。”

10月17日晚,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从湖南新晃“操场埋尸案”受害人家属及其代理律师处获悉,该案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怀化市人民检察院向受害人家属出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告知书”显示,该院“已收到新晃侗族自治县公安局移送审查起诉的杜少平、姚才林涉嫌故意*人罪一案的案件材料。”

邓世平生前供职的湖南省新晃县一中。 澎湃新闻记者 朱远祥 图

操场下的尸骸

得到警方组织挖掘操场的消息后,邓玲马上从长沙赶回新晃老家。那是2019年6月19日下午4点多,她来到新晃一中的门口,四周已拉起了警戒线。

在邓玲的印象里,失踪16年的父亲,形象还是那般清晰:爱戴鸭舌帽,生活节俭,慈爱而严厉。

邓玲说明自己的身份后,一名警察带她进了校园,往后山的操场走去。

“警察说他们挖了两天了。”邓玲到现场后看到,操场约四分之一的面积用围棚挡起来,有4台挖掘机在里面施工,靠近南侧跑道的一角,土层已经挖了几米深。

就在邓玲抵达现场一个多小时后,傍晚6点左右,一台挖机的铲斗在土层中挖到大石块。现场的民警都围了上来,邓玲紧张地站在后面观看。

“挖机刨开几块七八百斤的大石头,然后就挖了出来,铲斗里有我爸的头骨……”在现场的邓玲再也不敢看,掩面痛哭起来。

挖机的铲斗停住了。现场的民警忙碌起来,有人打电话,有人去买雨鞋,有人准备夜灯。后来法医赶过来,沿着挖过的土坡爬下数米深的泥坑,小心翼翼地进行人工挖掘。

邓玲站在几十米远的操场边,由女民警搀扶着。“我当时完全崩溃了,一直哭。”邓玲记得,有民警告诉她,法医陆续找到了其他遗骨。她还听到有人说,她父亲的裤子还在。晚上11点多,大部分遗骸找了出来,邓玲看到法医在现场拼凑,后来把一些遗骨装进纸箱。

那时,邓玲感觉全身都是瘫软的,虽然此前已被告知要有心理准备,但平常性格冷静的她依然无法自已,在现场哭了几个小时。

当晚,邓玲被民警送回家。第二天上午,挖掘工作结束。三天后,DNA鉴定结果出来,从操场下面挖出来的遗骸确定是邓玲的父亲邓世平。

16年前承包新晃一中跑道工程的杜少平,被新晃警方认定为*人埋尸嫌犯。据新华社报道称,“经公安机关审讯深挖,杜少平及其团伙成员罗某某、高某某供认其*害邓世平及埋尸的犯罪事实。”

邓世平失踪的时间,是2003年1月22日。其家属在举报材料中称,当天上午,邓世平像往常一样去新晃一中的操场工地上班——他负责学校操场跑道工程的质量监督。那天中午和晚上,邓世平都没有回家。第二天邓世平的妻子、儿子去学校找人,学校组织人员四处搜寻,未见邓世平人影。

邓世平失踪几天后,其家人就曾怀疑包工头杜少平。邓世平的弟弟邓晃平告诉澎湃新闻,杜少平当年通过在新晃一中当校长的舅舅黄炳松,承包了学校跑道工程。负责监工的邓世平曾指责杜少平组织施工时偷工减料,以致工程质量存在问题。

新晃警方今年6月向媒体透露,当年围绕杜少平等相关人员进行了重点调查,但未发现相关证据。

直到16年后,邓世平的遗骸从操场下面挖出。邓玲告诉澎湃新闻,有知情人士向她透露,他父亲应该是在白天遇害,晚上被埋的,“挖掘现场挖到了胶带……”

邓玲透露的其父遇害细节,目前尚未得到警方证实。10月17日晚,澎湃新闻从邓世平家属及其代理律师处获悉,该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怀化市人民检察院向受害人家属出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告知书”显示,该院“已收到新晃侗族自治县公安局移送审查起诉的杜少平、姚才林涉嫌故意*人罪一案的案件材料。”

邓世平的教师资格证书。 邓世平女儿 供图

逝者生前往事

邓世平失踪时,距春节仅8天,这本该是一家人即将团圆的日子。邓世平的女儿邓玲当时在长沙读大学,快要放假回家了。在他失踪前几天,他把儿子户口从怀化转到新晃,准备让儿子新学期转到新晃读中学读书,以便于自己辅导督管。

家人回忆,失踪那天去上班前,邓世平跟家人提到,他下班后会去附近居民家拿腊肉——他曾委托别人熏了一堆腊肉,留着过年吃。可是,那天下午他没去拿腊肉,也未回家,像从人间蒸发一般,不见了踪影。

当年有消息传出,邓世平是自己离家出走,邓玲一直不信。“我们一家四口那时非常和睦,”她说,“爸爸很爱家庭,很爱我们。”

1950年出生的邓世平,生长于一个干部家庭。父亲早年在新晃县党政机关工作,后来调入金融部门,曾任新晃县人民银行副行长。邓世平的母亲是一名小学教师。

邓玲听父亲生前说起,他16岁就到农村参加劳动,那时经常在地里找包菜和莴笋当饭吃,把节余下来的粮食换成粮票,留给父母,“所以我爸后来总是不吃包菜和莴笋,他说小时候吃得太多了,长大后看到这两样菜就想吐。”

除了在农村劳动,邓世平年轻时还当过木匠学徒,生活上吃了不少苦头。文革后,邓世平和弟弟、妹妹被陆续安排工作。他进了教育系统,到教师进修学校参加过培训,获得了教师资格证。

邓世平起初分到新晃县二完小从事教学工作,教过数学和美术,后来陆续调到新晃县教学仪器厂、新晃县一中。

邓世平的妻子没有正式工作,两人婚后生育了两个子女。在邓玲的印象中,父亲严厉正直又不失幽默。“对我疼爱得不行。”邓玲记得,父亲只打过自己一次。

那是邓玲6岁时,读小学一年级的她跟着父亲去上学。“那时他教四年级的数学。有次因为我拖拖拉拉,害得他上课迟到了。他很急,就打了我一巴掌。”邓玲记得,晚上回到家,父亲摸着她被打过的小脸,“他问我还痛不痛。那是我爸这辈子打过我的唯一一次。”

邓玲觉得,父亲对她弟弟更严厉一些。“我弟弟小时候挨过不少打。”她说,弟弟小时候活泼顽皮,有一次偷了家里1元钱出去买零食,父亲发现后发了大脾气。“那次我弟弟被我爸打屁股痛得要死,打得我妈都哭了。”邓玲说,父亲一直教育她和弟弟,要做诚实的人。

邓世平的严厉,他弟弟邓晃平也印象深刻。“他比我大6岁,小时候常照管我们的生活。”邓晃平记得,自己做错事后,哥哥常要他面壁思过,不过平常又很疼他,“父母不在家的时候,我哥为我和姐姐做烙饼,总让我们先吃,自己从不多吃。”

在邓玲的记忆中,父亲还是一个很节俭的人。她在长沙读大学时,父亲偶尔坐十来个小时的火车去看她,往返的火车上不舍得吃盒饭,总是用几块饼干充饥。邓玲记得,有一年父亲带母亲去北京治眼病,住院期间,父亲常常在食堂只买一份饭菜,“让我妈先吃,剩下的他再吃。我爸不舍得买两份。”

邓玲透露,父亲在新晃一中管后勤时常出差,“后来听说很多同事都不愿和他一起出差了。”邓玲说,她父亲出差期间,常常吃路边卖的玉米或馒头,不舍得进饭店,弄得一起出差的同事常有怨言。

在为人处事方面,性格耿直的邓世平有个特点:不喜欢“绕弯子”。

“他一直很正直,敢讲真话。”刘斌是邓世平当年在新晃一中总务处的同事,今年6月他向澎湃新闻证实,当年杜少平承包学校跑道工程,在建设过程中,邓世平认为工程存在质量问题,公开地提出了意见。

“敢讲真话的人,不应该是这个结局。”刘斌在电话里叹了口气。他说,只有“把捂着的盖子全部揭开”,邓世平这位老同事才能“走得安心”。

邓世平生前与年幼的女儿在一起。 邓世平女儿 供图

被改变的家人

出事之前,邓世平毫无疑问是家里的“顶梁柱”。那一年,除了两个孩子,他的妻子没有工作,父母已年逾七旬。

邓世平的儿子邓军至今记得,父亲失踪那天晚上下着很大的雨,他蹲在家门口等父亲,“一直等了很久很久,我爸都没有回来。”

第二天,邓军跟着母亲到新晃一中寻找父亲,向亲戚朋友四处打听。邓军的姐姐邓玲也从长沙赶回来。一家人去电视台播放寻人启事,去公安局报案,可邓世平依然杳无音讯。

当时到学校了解情况后,邓家人开始怀疑包工头杜少平,但没有证据。邓军说,当时家人猜测父亲可能被埋在操场的工地下面,也想过请挖机来挖掘,“可操场太大了,挖某一个地方不一定找得到,全部挖又没这个经济条件。”

“那两三年我们一直在哭,我妈每天都在哭。”邓玲说,父亲失踪后的几年,整个家庭都被悲痛覆盖了。

可生活还要继续。在亲戚朋友的救济下,邓玲、邓军姐弟俩先后读完大学。两人学的都是跟美术相关的专业——父亲生前教过小学美术,对他们有些启蒙。邓玲记得,平常节俭的父亲极少给她和弟弟买玩具、零食,但在请家教方面愿意花钱。

大学毕业后,邓玲在私立学校教过书,在企业打过工,后来开始创业。她弟弟则跟着叔叔经营宾馆,后来到同学的企业打工。“我和弟弟两个人都不会挣钱。”邓玲说,她和弟弟都受父亲的影响,实在、诚信,“宁愿亏自己也不愿亏别人。我这种性格其实不适合做生意。”

邓玲认为自己是一个性格坚定的人。与澎湃新闻记者对话时,她语速不快不慢,说话富有条理,情绪冷静。她说,父亲失踪后,弟弟还小,母亲一直是家庭妇女,自己是家中“老大”,“哭了几年”后学会了坚忍。

“影响最大的还是我弟弟。”邓玲说,父亲失踪时弟弟正进入青春期,是“最需要父亲的时候”,“他小时候非常活泼可爱,很调皮,我父亲出事后就变得沉默寡言,不爱说话了。”

曾经带着邓军经营宾馆的邓晃平,也明显感觉到侄子性情上的变化——变得内向。

父亲尸骸被挖出那天,邓军没有来现场,他说自己心里还有阴影。

邓世平生前照片。邓世平女儿 供图

在邓玲记忆里,父亲失踪两三年后,全家人几乎不再谈论寻找父亲的事,“全家人都不提这事,可心里都有事,只是嘴上不说。”

邓玲告诉澎湃新闻,十多年来,她心里一直“装着这事”,“我这辈子最大的梦想,就是把我爸爸找到。就算死了也要找到他,给他立坟。”

她知道,弟弟心里也肯定装着这事。

2019年6月,邓世平失踪一案引发舆论关注。

邓军多次在微博上发声。“生活在这世间,父亲惨遭迫害……”他在微博上写道,“我比任何一个人都想知道事实真相!”

邓军的一名大学同学透露,整个大学期间邓军都比较内向,不谈恋爱,不去追求喜欢的女孩,“他说,他还有大事没有完成。”直到2019年6月邓军在微博公布父亲的事情,这位同学才理解到邓军当年所说的“没有完成的大事”。

2019年3月,邓玲和弟弟心中的“大事”终于有了进展。邓玲说,当时,新晃县公安局的民警找到她,让她写份关于父亲失踪的材料。邓玲还与弟弟商量,两人熬了几晚,梳理了父亲当年失踪的过程和种种疑点,整理出一叠文字材料,交到新晃县公安局。

没多久,邓玲得知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来了湖南,便给督导组也寄去一份材料。“这是最好的机会,我们不抓住的话,可能这辈子都很难找到我爸了。”邓玲说,“苍天有眼,现在终于找到了。”

采访中,邓玲的叔叔邓晃平说,哥哥的失踪,十多年来是年迈父母的心结。“五年前我父亲去世的时候,都没有合眼。”邓晃平说,现在哥哥找到了,上坟时他会告慰父亲。他还说,母亲如今神智不大清醒,希望她“尽量少受刺激”。

邓玲说,等案子查清后,她和弟弟会把父亲遗骸火化,带他离开新晃这个“伤心地”,为他立坟。“我要让我爸清清白白地入土为安。”她说,“凶手没得到惩罚,他入土也不安。”

邓玲还说,父亲的后事处理好之后,她会催促“完成大事”的弟弟,去恋爱、结婚。毕竟,31岁也不小了。

(注:文中邓玲、邓军、刘斌均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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