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发布。这一天，历经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5月29日，清华附中成立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此后，迅速遍及全国。
“红卫兵”的宗旨是打倒“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口号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行动先是“破四旧”，接着揪斗所谓“走资派”，进而冲击政府机关，揪斗领导干部，搞乱了地方各级党委。使用的手段是“大字报”，“大批斗”，“打砸抢”。“红卫兵”从改路名，店名，公园名开始，发展到对被他们视为“奇装异服”的路人采取粗暴行动。随意拉过路人，剃掉时髦发型，剪开缩小的裤脚，扒掉脚上的丝袜，剁掉尖头皮鞋。再进一步，就砸教堂，捣毁庙宇，挖开坟墓，焚烧文化典籍，肆意毁坏文物古迹。接着就开始打人抄家，知名人士，知识分子，演员，工商业者是目标，打人后，生活用品和财物也一扫而空。
“红卫兵”给社会带来了剧烈的动荡，对中国文化遗产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破坏，更主要的是，他们对几代中国人肉体和精神上的摧残创伤难以愈合，遗毒深远。
“红卫兵”的兴起是打着革命的口号进行的权利之争。革命实质上就是新生势力取代旧有秩序的行动，“红卫兵”之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以排山倒海之势兴起，就是得力于人对权力的觊觎。权力那无穷大的魔力，推动着人的原始*如潮讯般的泛滥。权力使人疯狂，连历来禁锢在下层的小人物，都期待跳到上层，舒展自己压抑的*。
躁动单纯，热血沸腾的“红卫兵”为实现自己编制的一份空幻的蓝图，严重的践踏了法治。也有很多青少年参加“红卫兵”，不过是借着门窗紧锁的课堂解救自己奄奄一息的青春。
最早出现的“红卫兵”称之为“老兵”，他们都是干部子弟，优越的背景使他们提倡血统论出身论，1966那个炎热的夏天过后，他们也被打倒。
组织夺取单位地区权力的那些大部分出身好的“红五类”成为主流，这也是“红卫兵”的最终目的。
1967年，为稳定局势，夺回“红卫兵”过度膨胀的权力，“红卫兵”运动被新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取代，“红卫兵”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1966年5月，袁克夫被长春“八里铺”收容审查站遣送回福安农场，他还没有感觉到这场即将席卷全国的惨烈风暴，可他即将迎来人生第一次严酷考验。
回到福安农场，袁克夫被安排在三分厂强制就业，就业农工月工资32元。三分厂张指导员借给袁克夫五元钱，先用来吃饭，月底开工资时再还。三分厂伙食便宜，一份炒土豆片2分钱，炖白菜和馒头都是5分钱，可每天都是这两个菜，枯燥无味，到月底连五块钱都花不完。揣着这五块钱，袁克夫又有了新的想法，既然是就业农工，那在休息日，肯定可以来去自由了，来去自由何必待在这。
好不容易等到了礼拜天，袁克夫还是谨慎的选好时机，溜了出去，沿着唯一的那条道向北安走去。走了约有二里地，就听后面有几个人连声喊着；站住！……你他妈给我站住！
这条路上就自己一个人，袁克夫左顾右看一番，确认是在喊自己后，站在原地回头一看，只见七八个人，来势汹汹的追了上来，有两个还拎着棒子。
领头的人拿棒子一指，喝道，你他么跑啥！
袁克夫说，我也没跑。
“没跑，你这是干啥去？”
“礼拜天，不是休息日吗，我上北安买点东西。”袁克夫说。
“买东西，你请假了吗？”
“没请，我一个就业农工，买点东西请什么假。”
“没请假，算逃跑，跟我们回去！”，领头的表面威严实则暗自窃喜，抓回来“逃犯”立了一功，几个人拥簇着袁克夫返回三分厂厂部。
这种私自外出就算逃跑，辩解也没用，三分厂把袁克夫送到福安农场工人集训队。
工人集训队里管事的潘队长，是“农机队”过去的，肤色漆黑皱纹如斧凿刀刻般密布深印在脸上，一双骨节凸起的大手动不动就打人。他手下有三人，身高马大的裴铁增是打架斗殴被教养，从开始就在集训队。脸色苍白的曹国英原来是部队的一个大尉，犯了生活作风错误，沈阳的小李子是个“荷包”。这三人以下又分几个小组，组长和副组长都对这三人俯首帖耳，属于这三人的狗腿子护腚毛。福安农场工人集训队在这么严密的组织管理下，极其黑暗，里面的人动不动挨打受骂，毫无反抗余地。
袁克夫刚进集训队，为保证他能逆来顺受的服从这里的规矩，照例是要挨一顿“*威棒”的。可正赶上他去那天是礼拜天，集训队的第一把手李指导员照例来队里喝酒，他以前见过袁克夫写过黑板报，对上面画的主席像印象深刻，就说了一句，这小子来的好！正好让这小子在这写板报的话。
外表貌似粗陋实则心思细腻的潘队长最擅长察颜观色，一把手放个屁他都得咀嚼几个来回。他仔细分析了喝的有七八分醉意的李指导员这句话，漆黑的脸上顿时转换出亲切的神态，和声细语的让袁克夫先吃饭，然后找小组长安排睡觉的地方，袁克夫幸运的躲过了一顿收拾。
袁克夫被“小李子”安排到了第二组，副组长给他安排了饭，一勺豆腐，一勺红烧肉，两个馒头。副组长看他没挨揍，就认定他有关系，盛肉时勺子挺满，打完饭说，四毛五。袁克夫要掏钱，副组长挥挥手说，记下，开支一块算。吃饭时，袁克夫看同组的人都只有一两块肉，就问他们花了多少钱，同组都说是一样的四毛五，只有礼拜天才能有希望吃到这一两块肉。
几天后袁克夫得知，每个礼拜天，也只有李指导员来这喝酒时才能分到一两块肉。上面规定，集训队农工每个月工资从32元到42元不等，但谁开多少钱，都由打分多少来定，打分的人又都是组长副组长之类的，所以，农工每个人开工资多少就等于是潘队长说了算。如果哪个人稍有怨言，立即捆起来，单手吊在房梁上，一吊就是一宿。这算是轻的，赶上哪位领导心情不好了，白天把人扒光了捆起来绑在树上，任由山里无数蚊虫叮咬在身上，一天下来，惨不忍睹。
集训队的农工大部分是逃跑被抓回来送到这的，也有散布对福安农场不满言论进来的。同组正在绝食抗争的毛福成，就是因说了句“福安农场上空乌云密布，暗无天日”的话，被关到集训队。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毛福成因为这句话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多次遭到毒打。袁克夫敬佩他是条汉子，经常暗自照顾他，偷着给他吃的穿的。
毛福成的经历比较奇特，他曾在中苏国际列车上行窃，窃得一个苏联“克格勃”的皮包，那位“克格勃”丝毫没注意，倒是被暗中保护他出境的那两个中国便衣发现了，以为毛福成有什么背景，悄悄跟在他后面，跟了一天后发现就是一个误打误撞的普通案子，毛福成连放在那个精致皮包里的“卢布”都不认识。
好心有好报，毛福成后在“苏家店”农场时负责“严管队”，袁克夫在那被批斗，关押小号，得到毛福成的很多照顾。七十年代末，毛福成被平反后，在玉泉教养队当上了队长，也在哈尔滨娶妻安家，八十多岁时还在中央大街与袁克夫相逢过。
与毛福成相比，天津南开大学教授国金升就没有那么强大的心里素质了。国金升是右派出身，也是散布不满言论被送到集训队里的。集训队农工每天很辛苦，早五点跑步，干活，一直到晚上七点，中间两顿饭才各有半小时休息时间。晚七点到了学习时间，必须学到十二点，一天下来繁重的体力劳动谁都挺不住，坐在那一会儿就打瞌睡。打瞌睡就挨打，鞋底子抽脸二十下，再犯困，就吊起来。知识分子没那么大体力，国金升挨了不少打，打人不打脸，国金升自尊心受到严重伤害。
福安农场集训队每天分下来的农活异常繁重，割小麦，修水库，挖沙子，每个农工拼尽全力才能完成。要是完不成，当晚吊起来，棒子打。第二次再完不成，就扒光衣服绑起来喂一天虫子。国金升对农活不熟练，根本完不成，他又清高，不愿给潘队长，裴铁增，曹国英他们擦皮鞋，洗衣服，因为这样就又多次挨打。有一次国金升连续两天没完成任务，裴铁增在晚上学习时间当众揍了国金升一顿，并说第二天要把他衣服扒光扔草地喂蚊子。倍感羞辱的国金升思前想后实在没办法了，他举手报告，说上厕所。国金升想到天亮后的惩罚实在是挺不过去了，在小树林里，用系在腰间的布带把自己挂在了树上，结束了生命。
袁克夫看清了身边的人，也认清了集训队里明摆着的黑暗。他为了从这等级森严管理极为严密的集训队里跑出去，就得装作彻底安心改造，老实服从管教的样子。他拿到每个月那32元工资，有时给潘队长他们买点恰到好处的东西，稍微多点也能引起怀疑。袁克夫有意的多买点白糖，一来真能顶饿，二来让周围人看见他白糖储备在那，也就不怀疑他有逃跑的计划了。就这样，袁克夫抚平一切棱角，低眉顺眼的混在集训队里，整日沉默寡言。实际上，在集训队里互相监视下，也没有人敢乱说乱动。有一次出工，碰见任玉起他们一帮，离老远，任玉起就喊，山东！山东！袁克夫愣是没敢抬头，装作看不见。任玉起特意跑过来了，责备着说，山东你装什么装，怎么跟我还装作不认识那。
袁克夫一脸无奈，连话都没说只是摇了摇头。
任玉起有点生气了，说，你山东咋变成这样了呢，到这了连话都不敢说。
任玉起刚走，马上就有人打听袁克夫，问他俩是什么关系。这人就想刺探情况，好向组长告密邀功。
任玉起纳闷，这个平日天不怕地不怕的山东子，咋在集训队被收拾成了这样，他还以为袁克夫变得胆小怕事了。当时任玉起不知道集训队里的严酷复杂性，后来听说了，特意给袁克夫送进一套线衣线裤。这事也马上被汇报了上去。亏了任玉起以前和集训队的曹国英一起呆过关系不错，这事也就压下来了。曹国英找到袁克夫虚情假意的说，你俩关系好，早点告诉我，我好照顾照顾你。
集训队成了这几个人的私人王国，在这里为所欲为。李指导员每次来吃饭喝酒，为能让他尽兴，必须演节目唱歌。李指导员是朝鲜族人，每次必听朝鲜电影“看不见的战线”那首主题歌“幸福之歌”，李指导员从歌声中幻想着电影里美丽的朝鲜姑娘。这首歌高亢婉转很好听，但并不好唱，一旦走调了或不符合他幻想的旋律，喝的眯眯叨叨的李指导员肯定生气，他一旦拂袖而去，那唱歌的人就得遭殃。
朝鲜电影演员都相当漂亮，现实生活中不加修饰的朝鲜族姑娘却很多都是一张“大饼子”脸，但普遍长得都很娟秀。福安农场卫生站新来了一个朝鲜族小姑娘长得就挺好看，有时候路过碰见，袁克夫总是朝她多看几眼，小姑娘向他微微一笑露出两个妩媚的酒窝。
有一天晚上，双鸭山的就业农工大鹏悄悄和袁克夫嘀咕，说卫生站那新来的小姑娘被朱老八祸害了。
袁克夫眼前浮现出小姑娘那张纯净的脸，不相信的说，不能吧，朱老八长得多他么恶心那，都能当她爹了，小姑娘能看上他？
大鹏指了指他正洗的那堆衣服，说那朝鲜族小姑娘衣服裤子在里面呢，都是泥，裤子和裤衩上血迹斑斑。
原来，小姑娘是随着判刑解除后强制就业的爸爸来福安农场的，被安排在农场卫生站当护士。福安农场新成立个派出所，“朱老八”是派出所的干事，也是个横行霸道惯了的人，所有生活上的事都是犯人为他服务。好色的“朱老八”看中了这个朝鲜族小姑娘，不断向她爸爸施加压力，她爸受不了压力，没办法就让小姑娘跟朱老八适当周旋一下。
到朱老八这就没有适当二字，他找着个机会，带着酒菜领着小姑娘上山去玩，小姑娘当然不敢不去。在山上，猛灌小姑娘喝酒，都喝多了酒，“朱老八”兽性大发，连吓唬带强行的，就把这个清纯可爱的小姑娘强暴了。当时，山上也有教养犯们在干活，看见二人上山，都知道没啥好事，可谁也不敢多管闲事。小姑娘开始时也知道大白天的山顶有不少人，才敢跟“朱老八”上山，哪里想到这人胆子这么大。后来，下起了毛毛雨，不得已，这个“朱老八”才领着小姑娘回来。两个人弄的脏衣服还得让集训队农工给洗，可想而知，这个“朱老八”有多么嚣张。
袁克夫听后，恨得咬牙切齿。他想，当时他要在山上，肯定得过去看看。要是这小姑娘呼救，那他肯定出手相救，怎么也得揍这个“朱老八”一顿。有了揍“朱老八”的念头，袁克夫当即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这要是真把“朱老八”揍一顿，后果不堪设想，集训队这么黑暗，自己不知道挨什么样的惩罚，恐怕连死都不知道咋死的。
袁克夫觉得，这的短短几个月，福安农场的风向突变，有好多熟悉的，正派的场长，指导员，管教都见不到了。他从报纸上，农场广播也知道了，外面正轰轰烈烈的进行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至于这个文化大革命到底咋回事，主题，目的，这些他在里面都是一无所知。
袁克夫实在看不惯那些人的嘴脸，一天都忍受不了集训队里面的日子，再待下去，真怕控制不住自己爆发，天在一冷了就更不好跑，于是，他加快了逃跑的进程。
九月的一个星期天，有段时间没来集训队喝酒的李指导员终于来了，潘队长带着集训队的“班子”兴高采烈前去陪酒，这顿酒喝的热情洋溢，每个人都东倒西歪。酒局一散，都回到各自的地方呼呼大睡。平时，部队出身非常机警的曹国英把在门口睡，谁想上厕所，得喊“报告”，他批准后才能去，而且怕借着去厕所的机会逃跑，不能穿衣服，还必须在曹国英身上迈过去。
看到醉眼朦胧的曹国英躺在那，袁克夫当机立断，就抓住这个机会跑。他把衣服裤子卷在一起，塞进裤衩中，然后装模作样的喊了声“报告”。他看曹国英迷迷糊糊没答话，就捂着肚子，迈过曹国英，来到外面，绕过厕所，潜伏一会儿见没人出来，就继续按照原来的逃跑路线，逃出了福安农场。他辨明方向，一路狂奔了五六百米，看到一个苞米垛，在那后面穿上衣服，又回头看了看，一个人影都没有，袁克夫放下心来，沿着公路往前走，身影渐渐消失在浓重的夜色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