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自适”说

白居易有首《首夏病间》诗，自省39年间非忧即疾，甚喜近年来忧息病愈，身心安泰，故言“内无忧患迫，外无职役羁。此日不自适，何时是适时。”他提到的“自适”，出自庄子《大宗师》《骈拇》的“自适其适”，与他把自己的诗专列一类“闲适诗”的“闲适”很不一样，“自适”无物无我，不像“闲适”物我俱在，像《闲居》诗说的“空腹一盏粥，饥食有余味”之类。而他的“自适”说，与庄子相系，说来颇有意味。

“忘我”而自适。与《首夏病间》同时，白居易的《隐几》写道：“身适忘四支（肢），心适忘是非。既适又忘适，不知吾是谁。百体如槁木，兀然无所知。方寸如死灰，寂然无所思。今日复明日，身心忽两遗。行年三十九，岁暮日斜时。四十心不动，吾今其庶几。”这“身适”与“心适”之忘，是庄子“心斋”“坐忘”的追求，《大宗师》说“坐忘”的“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正是忘却身心以合于“大通”即“道”的表达。诗中“今日复明日”的时间转换，是“心斋”说的内心渐修以抵“身心忽两遗”的空寂明净境界。而“隐几”两忘后的百体如槁木、方寸若死灰，语出庄子《齐物论》的南郭子綦隐几而坐，荅焉似丧其耦，其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的“吾丧我”。这既揭示了白居易诗题为“隐几”的本源，又说明了白居易“丧我”即“无己”以求“自适”的思想指向。此前，他任谏官左拾遗，多次激谏得罪了不少当朝官吏。而这一年他仍是翰林学士，任京兆府户曹参军，为贬江陵士曹参军的元稹辩护，又上疏请罢用兵河北，均不被采纳，于是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之心渐淡，欲效庄子不问世事。其后，他在《适意二首》其一里说：“人心不过适，适外复何求”；其二则有感于居朝为臣不易，自己本有的浩然之气十年内已消磨殆尽，表示“悠悠身与世，彼此两相弃”，既要忘身，又要忘世。白居易的“适身”“适心”说，身与心的关系被他定义为“心为身君父，身为心臣子。不得身自由，皆为心所使”（《风雪中作》）。因此，心足方得身安。而“适身”“适心”，有时被他生成为“三适”，他有《三适赠道友》诗，称足适忘屦、身适忘衣、心适忘是非，三适为一，要在适性。犹如庄子《养生主》的“泽雉”、他《山雉》诗“适性遂其生”的山雉。

“无何有”而自适。白居易忘身忘心忘世，最佳的生存环境是庄子说的“无何有之乡”。他因宰相武元衡被刺、急请捕贼事，遭权贵忌恨被贬，在江州给元稹写了《与元九书》，言及往年以达则兼济、穷则独善为师，先兼济而后独善。然事不如意，兼济未果而走向独善。他有一首《读〈庄子〉》：“去国辞家谪异方，中心自怪少忧伤。为寻庄子知归处，认得无何是本乡。”当时，白居易离开京城前往江州就任九江郡司马，情绪低落，第二年送客到湓浦口时，闻琵琶女的琵琶声，作《琵琶行》感慨琵琶女的遭遇，诗中所谓“同是天涯沦落人”既悲悯琵琶女，也自我悲悯。他在《读〈庄子〉》诗里为排解内心郁闷，引庄子为同道，寻求庄子《逍遥游》里的“无何有之乡”。庄子的“无何有之乡”是逍遥彷徨，无物侵害而一无所有的广漠之野。白居易据此说“认得无何是本乡”，为的是超脱尘俗，避祸全身。白居易被贬江州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在《隐几》的基础上，他的思想与人生沦落相合，从此以独善为主调。而“无何乡”也成为他人生的向往。他垂钓渭上，自言“身虽对鱼钓，心在无何乡”（《渭上偶钓》），不似姜太公钓鱼，七十岁钓得周文王，而诗中的人鱼兼忘正是“无何乡”的准则。“无何乡”是出世的，他的《昭国闲居》诗有一个很俗且现实的说法：“平生尚恬旷，老大宜安适。何以养吾真？官闲居处僻。”他提到的“居处僻”即待在僻静地修养，与世事无干，是想处在“无何乡”里。他44岁时还写过一首《自诲》，劝自己从此饥食渴饮，昼兴夜寐，无喜无忧，病卧死休，了此一生，也是在僻静处自我修养的方式，只是这僻静处未必真是“无何有”。

“虚静”而自适。白居易的《求玄珠赋》以“玄非智求，珠以真得”为韵，用庄子《天地》黄帝游于赤水遗其玄珠、众人求而不得唯象罔得之的故事，指出庄子之意在于颐神保真方可得“道”。这是避祸养生的要诀，白居易在《养拙》里说：“逍遥无所为，时窥《五千言》。无忧乐性场，寡欲清心源。”《五千言》即《道德经》，白居易接受庄子影响的同时，也受了老子影响，他的《策林》有一篇《黄老术》主张学汉文帝，为政清静宽简以致太平。而这里的逍遥无为、寡欲清心，同属于老、庄，也是颐神保真之道，由此会有“虚静”无为的主张，白居易说，“淡然无他志，虚静是吾师”（《夏日独直寄萧侍御》）。他有时把“虚静”说成“虚空”“虚白”，如“旷然忘所在，心与虚空俱”（《负冬日》）；“恬然不动处，虚白在胸中”（《初病风》），要保持内心的空明虚静，不滋生*，以免外物伤身害性。他在《闻庾七左降因咏所怀》里安慰被贬的庾七，说布衣委弃草莽，偶尔贬官不算人生失意。然话题一转，说道“外物不可必，中怀须自空。无令怏怏气，留滞在心胸”。“外物不可必”是庄子《外物》的首句，在外物不可强求的主张下，庄子讲了一些强求外物者的悲惨命运，白居易没有深说，让庾七心中自空其实是放下*，不为外物所累，方能无忧。他还在《逍遥咏》里说：“亦莫恋此身，亦莫厌此身。此身何足恋，万劫烦恼根。此身何足厌，一聚虚空尘。无恋亦无厌，始是逍遥人。”所谓的“莫恋”“莫厌”说，只因人生一世本是虚空，知此而淡然忘身忘心忘世，有了无待也是无欲无为的逍遥。白居易想做逍遥人。前提是“虚静”或“虚空”。不过，这既是庄子的“无己”逍遥，又是世俗“知分心自足，委顺身常安”（《咏怀》）的逍遥。

“穷通”而自适。元和七年（812）白居易写了《归田三首》，其三回忆人生，三十为近臣，四十为野夫，十年巨变，深感“穷通”倚伏，不必像鱼困于深水、鸟束于高木。随即表明“化吾足为马，吾因以行陆。化吾手为弹，吾因以求肉。形骸为异物，委顺心犹足”。这化用了庄子《大宗师》子舆的话。子舆病，子祀前往探望，见他弯腰驼背、脸腮藏于肚脐、双肩高过头顶的怪模样，问他是否讨厌自己。子舆说毫不讨厌，“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为鸡，予因以求时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为弹，予因以求鸮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为轮，以神为马，予因以乘之，岂更驾哉”！这番生动的描述归结为发自内心的安时处顺，白居易以此表明自己的人生态度，归田而心不系形骸，不系荣辱。也是看到人寄天地间，万事转头空，没有必要弃穷求通，况且人生通达终究也是大梦一场。其后，当友人“平生青云心，销化成死灰”（《谕友》）时，他劝慰道：“朱门有勋贵，陋巷有颜回。穷通各系命，不系才不才。推此自豁豁，不必待安排。”（《谕友》）还在《咏怀》自言：“穷通不由己，欢戚不由天。命即无奈何，心可使泰然。”白居易的安命思想也本于《庄子》。庄子《人间世》有“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名言，与它相应，白居易的《无可奈何赋》说人生当与“道”逍遥，委化从容。而这里值得注意的仍然是他的“穷通”说。不同于“穷通”倚伏所示的相互依存、转化，而是以“穷通”为命，有才竟穷，无才亦通，正是世上的不可奈何。所以庄子让人安时处顺，呼我为牛则为牛，呼我为马则为马，人生也就自然豁达而无悲戚。

白居易也说齐物，有时还把庄学与佛学相关联，如说“为学空门平等法，先齐老少死生心”（《岁暮道情二首》其一）；“本是无有乡，亦名不用处。行禅与坐忘，同归无异路”（《睡前晏坐》），庄与佛难解难分。他还为自己写了《醉吟先生传》《醉吟先生墓志铭》，后者中的“其生也浮云然，其死也委蜕然”，仍是庄子式的表达。在庄学的熏染下，白居易乐于“自适”，只是他即使赋闲，也不可能真正脱俗以实现“自适”，庄子理想化的逍遥游始终是他人生的憧憬。

（作者：阮忠，系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