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摇滚歌手张楚新专辑《一部分》发布会在北京九霄俱乐部举行，在现场他不仅演唱新专辑《一部分》中的部分歌曲，也让很多观众重温了如《孤独的人是最可耻的》《蚂蚁蚂蚁》《光明大道》等，由他当年创作的经典作品。
1994年，香港红磡“中国摇滚乐势力”演唱会之后，他更是与窦唯、何勇并称为“魔岩三杰”，这个称号及那个年代，被后来的摇滚迷们视为中国摇滚黄金时代。
但2000年之后，张楚便逐渐消失在公众视野，进入半隐退状态。十余年间张楚先后签约过三家公司，并发表了一张EP唱片《不在绳子上的珍珠》，2018年5月张楚与街声的合约期满，他选择再次与经理人张秦合作，签约成为弓长三人禾旗下音乐人。虽然早已退却年轻时的光环，但他的一举一动直到如今都是大众关注的焦点。
新京报记者 郭延冰 摄
2018年12月30日，张楚再次发表了他创作的十首完整录音室版的专辑《一部分》，并在日前推出专辑黑胶版。同时，张楚也受邀为鼓楼西剧场出品的话剧《枕头人》创作了主题曲《羽毛》，大剧场版话剧《枕头人》继8月在北京保利剧院首演之后，将于9月18日-21日在上海美琪大戏院再次上演，这也是张楚继给当年还是学生的孟京辉写歌之后，三十年来再一次为舞台作品配乐，他也因此在今年高频率回到大众视野。
在面对新京报记者时，张楚形容自己目前的状态是“ 简单”，而至于那些过往，他说，“我从来不回头去看”。
1.淡出：那个年代原创音乐认知单一
此次采访没有在独立的空间，张楚选择与记者坐在鼓楼西剧场的公共咖啡厅。当天下午正赶上剧场《非常悬疑》在演出，虽然不断有年轻人从张楚身边经过，但这些赶着进场的年轻人，即使与他四目相视，却很难将眼前的男人与中国摇滚联系在一起。如今距离红磡那场演唱会已经整整过去了25年，眼前的张楚皮肤黝黑，面容清瘦，说起话来的声线亦如当年略显沙哑。
这些年，在张楚的采访关键词里一直离不开“红磡”与“魔岩三杰”，问他是否感到困惑，他说如今的自己早已释然。张楚说自己是一个从来不喜欢回头看的人，这次能够被大家关注无非是出了一张专辑，为话剧写了一首主题曲：“可能会怀念上世纪90年代那段时期，那时候的我们除了对文化的热爱外，更多的还是想去实现某些自我价值。”
那年红磡演唱会之后，如日中天的几个年轻人回到内地本想大干一场，却发现大部分地区的音响设备完全达不到一场摇滚演出的基础要求。在彼时“走穴”盛行但不愿向“伴奏带”妥协的张楚看来，演出市场看似红火，但自己真正得到的演出机会并不多：“那时候国内的版权体系，与音乐相关的监管体系尚不健全，最初原创音乐一直存在着没有形成独立体系、对摇滚乐认知单一、有从众心等问题，一旦文化形成了从众现象，整个行业就容易混乱，一切也就没办法发展。”在张楚看来，那个年代仅剩的魅力在于思想得到了释放。
张楚Po出年轻时的老照片。图来自其个人微博
2.离开：想过一过“上班”的生活
从红磡演唱会到1998年张楚的第三张个人专辑《造飞机的工厂》发行，在很多人看来，那是中国摇滚乐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张楚备受瞩目的时期，但那时的他有着不一样的思考，进而选择“离开”：“那时想法越来越多，觉得在内心滋生的很多高标准跟整个社会音乐的发展存在差距，我无法接受现实，只好离开。”加之那时期音乐市场的日趋商业化，整体比较偏重流行音乐，北京唱片公司都在主推偶像歌手，原创音乐逐步走向低迷，此时摇滚音乐已不再是90年代初大众愿意接受的主流文化，已逐渐被边缘化等原因，这一切加速了张楚决定离开的脚步。
遵循按照自己的想法走，张楚说，只要不再过每天排练和演出交替往复的日子就满足了。“我被束缚在音乐的圈子里太久，以至于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我完全不了解其他人如何生活。”回想起那段时光，张楚大部分时间用在学习电脑，与朋友出去玩，也去做过修理工，过着一个能够上下班的生活，主要想让自己受点罪，在个人和社会之间找一个平衡。回西安的张楚独自租住在西安旅游局的职工宿舍里，在最初的四年时间里，他没有创作，没有任何表达。
3.转身：无公司时期琐事是最大挑战
在交谈过程中，张楚对于一切关于音乐，旅行，阅读等方面的问题滔滔不绝，而一旦提及过去的经历，他常用“我早已不再想”或“跟我没什么关系”予以回应。
旅游是张楚“半隐退”时期分享给大众最多的事。图来自其个人微博
2004年张楚签约新唱片公司“回归”，但他并不大认同那次算“复出”，“复不复出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还想继续创作作品。回来就是做自己的工作。”张楚首先选择了海边城市青岛定居，决定回北京后也并不是一帆风顺，虽然签约新唱片公司，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双方一度因为解约问题，最终不欢而散。通过那次“解约门”，张楚坦言学会了用法律保护自己，更是挑战自己：“没有了唱片公司，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要自己去处理工作和生活方面的各种问题，处处都在锻炼自己的意志。从那时起，我强迫自己每天进步多一点，这总归算是好的进步标准。当这个标准延续至今，我能将很多东西看得更加清晰，这是快乐的事。”
长年以原创音乐人的身份创作自己音乐的张楚，在2014年推出EP《清楚》之后越发觉得，音乐并非靠一人之力能完成所有工作，要靠专业的调音师做现场，音乐发展不太可能脱离唱片体系。在经历了早期合同纠纷，致使多年坚持不再签约任何唱片公司的张楚，此时又开始面临一次新的抉择。
4.重启：半年唱满14座城市
2016年一场名为“微小相见”的全国巡回演唱会拉开序幕，从2016年5月西安启程到当年11月的北京，张楚在半年时间内唱满了14座城市，演出体量均是剧场、音乐厅级别的千人场馆，“巡演是更加职业化与能力化的体现，演唱两个小时，不仅得有体力、有技术，还要考虑能不能传递给听众更多东西，跟周围环境的衔接度，总之，跟过去的自己做的演出相比，这是第一次将一切考虑得如此周全。”
2016 年张楚“微小相见”全国剧场巡演北京站。
也是在那一年，张楚发行了EP 专辑《不在绳子上的珍珠》。如今的张楚再谈起原创音乐环境，他坦言与上世纪90年代相比有了进步，但整体环境又跟两年前做巡演时比有变化，在当下看流量的时代，再做类似的巡演实际难度会很大，他为此也感到惋惜。
5.边界：没必要再传递孤独和伤感
作为昔日的微博控，2016年以前，张楚曾事无巨细地将自己那段时间的生活琐事、每场演出之后的感悟，原封不动地放到开放的空间，即使当时新专辑发行后有不同评价的声音，他也依然坦荡地将其转发到微博上，有歌迷质疑他错拍、跑调，他也会在微博上回应“我唱歌有些断句是funk 的方式，是我喜欢的特点。我觉得funk 有趣”。
面对各类不同声音，张楚自洽的逻辑是：“还是‘从众心理’作祟，他们貌似很热爱一样东西，其实也挺盲目的。”在艺术创作方面，张楚认为应该保持有所边界，这是艺术家需要有的特质，只有有了边界才能确定自我的尺度。而说到自己的边界时，张楚觉得：“当我真正找到边界的时候，或许就不会像从前那样去说教了，可以让自己在创作上更加自由也更加收敛。”
张楚坦言，如今自己的心态比过去更积极，既然现在已经找到自我问题的所在，就没有必要再去传递孤独和伤感了。
新鲜问答
新京报：出新专辑，为《枕头人》创作主题曲，一下子又忙了起来。
张楚：不能单纯地说忙了起来，新唱片出来，我又梳理了一下自己，感觉又清醒了很多。
新京报：你所指的清醒指哪些方面？
张楚：年轻时都很喜欢先锋的东西，但是人到最后还是最需要沉淀，现在越来越喜欢沉淀自己的思想，让自己变得有边界感。当人有了边界，一下就会强大，不会再脆弱，反而更清晰。当整个人变得清晰了，就不会再人云亦云，或者盲目地去追求那些没有用的东西。
新专辑《一部分》封面。
新京报：除了音乐创作，你这些年大部分时间都在旅行？
张楚：对。当你离开城市，走进热带雨林，登上海岛，竭尽所能地与大自然接近，自然里的信息与人类的工业文明信息完全不同，多接触这些信息，会对自己的文明和自我生活重新梳理。有一个科学家说过，人类的进化除了父母的DNA遗传以外，还有一部分就是下一代有没有接受新的资源信息。如果有的话人类就会进步，如果只遗传父母的DNA人类就停止前进了。
新京报：你常去哪类国家？
张楚：我还是挺喜欢像挪威这类的北欧国家，其次是泰国，让人很放松，日本比较有自己的体系，意大利文化底蕴厚，人比较自然低调。
新京报：你在微博里曾写过，自己的愿望是去奥斯陆做一个卖帝王蟹的人？
张楚：对，奥斯陆是北欧较大的游客城市，那里有一个特别的蟹场，游客买完海鲜还可以就地加工，看上去有点像食堂，在那儿吹着海风卖帝王蟹应该很享受。当时之所以那么说，是因为我知道包括欧美的很多音乐家，最后都喜欢去北欧沉淀一下，让自己清醒过来。
新京报：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对于原创音乐是否有一定积极的影响？
张楚：现在传播广的都是最容易的东西，不可能像我们从前那样传播一个很深刻的作品，你去看看抖音就知道了。
新京报：你觉得这是一个大问题吗？
张楚：我越来越觉得现在文化氛围特别需要沉淀，大家干什么都是一窝蜂，好像聊得很认真，但第二天就不聊了，转而聊别的事了。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地乱来，边界体系不清晰，我希望自己不是这样的人。
新京报：今年夏天，乐队似乎又成了一个焦点的话题，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张楚：有耳闻，我不愿意太深入地去了解这些，因为我有自己的工作要做，但任何传播在中国都是可行的，允许别人去传播。
新京报：30年后再为舞台剧作主题曲，能否为我们分享下幕后？
张楚：今年四月初我受到了鼓楼西剧场的邀请，要为改成大剧场版的话剧《枕头人》创作主题曲。《羽毛》的创作灵感是因为这个话剧名《枕头人》非常有特点，加上我睡觉一般都是羽毛枕头。另外一个特别大的启发是，枕头实质是一个很空的东西，它承载着梦和潜意识，因此用“羽毛”命名，也是想让艺术和思想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相比影视配乐，舞台剧配乐的戏剧张力和空间感更加宽广，音乐可以随意地夸张和放大，这与普通的歌曲的混音所产生的效果不同。这首《羽毛》也被收录进“原力计划2019”七月合辑《重生少年》中。
新京报记者 刘臻
编辑 田偲妮 校对 赵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