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朱棣正式迁都北京。从此至今600年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北京都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
北京明故宫被李自成一把火烧了个七七八八，后来是清朝重建的
就当时而言，北京的交通比较便利，地势也比较险要，还曾是刚被老朱家撵回塞外的蒙古人的老巢。定都于此不仅可以统领中原这个大明的根基之地，更利于朱棣继续追着蒙古人的屁股穷追猛打，同时也便于进一步控制东北地区——对于这位一辈子都梦想着重现汉唐辉煌、对开疆拓土有着勃勃雄心的永乐大帝来说，北京这个新国都实在是太对他的胃口了。
但朱棣显然没想到一件事，那就是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你朱老四收拾起蒙古人来如同砍瓜切菜，可你的儿子、孙子以及更往后的不肖子孙们也有这个本事吗？如果没有，那你把关系到大明朝国势气运的首善之地放到了蒙古人的马蹄边上，真的合适吗？
于是我们就看到，在朱棣迁都仅仅28年后，瓦剌人就已经在北京的城墙外边耀武扬威了。而且他们的手里边还抓着个俘虏，姓朱名祁镇，身份是朱棣的曾孙子、前大明皇帝、现任太上皇。
嗯，大明朝一直都是这么倔强耿直——即便皇帝被抓了，我们也打死不承认。然后说你抓的就是个过期货，压根不值钱。
虽然瓦剌大兄弟生性憨厚质朴，就这么被连打带忽悠的给弄走了。不过既然瓦剌人能来，那么同属蒙古的鞑靼人凭啥就不能来？等到朱载坖好不容易用一纸隆庆和议安抚了鞑靼人，结果满洲人又*到北京城外跑马了。朱由检还没想好怎么拦住满洲人的马腿，谁知“家贼”李自成也跑到城下逼宫了。所谓事不过三，大明朝这回果然没能挺住，结果就是北京城破，朱由检只好去上吊。
不过大明虽然没了，但其倔强耿直的基因犹存。于是在300多年后的今天，其铁粉仍在网络上大肆宣扬下面这段看起来很铁血，但实际上很狗血的所谓“大明宣言”：
“不和亲，不赔款，不议和，不割地，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
哪怕是从结果上看，这话也是假多真少。而且从朱元璋到朱由检别说没留下过类似的“祖训”，恐怕连想都没想到过。尤其是后半段——人家朱高炽可不想天子守国门，可惜天不假年；朱由检也不想君王死社稷，可惜朱纯臣不肯开门，所以没跑成。
尤其是明朝的国都选择，其实跟历朝历代没什么差别。那就是没有什么天子守国门，只有皇帝蹲老窝。
01
大约在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姬发领着一大堆诸侯气势汹汹的干掉了帝辛、灭了商朝以后，就忙不迭的一口气跑了好几百里地，回到老家镐京（今陕西西安）才宣布定都立国。
从西周开始，就已经有了长安、洛阳双都并立的雏形
甭管人家商朝的国都是殷（今河南安阳）还是朝歌（今河南鹤壁），都地处中原的核心，不但交通发达、开发程度高，人口也密集，是个理想的建都之地。起码跟在当时仍地僻人稀，而且还和夷狄做邻居的镐京相比，条件要优越得多。
不过姬发却连个磕巴都不打就跑回了老家。非但如此，他还把自己的亲弟弟管叔鲜、蔡叔度和霍叔处分封在了前朝遗民的聚居处，称为“三监”，就是要履行监视、镇压之责。
看明白了吧？甭管商朝的旧都有多好，姬发呆在那儿也睡不成个踏实觉，成天觉得“总有刁民想害朕”，还不如回老家过得安稳。
事实证明姬发的选择是对的——甭管国都是在镐京、丰京还是犬丘，其实都是在绕着今天的西安打转转。所以此时的大周朝，才被后世称为西周。而无论西周的王是天才还是废柴，都是名副其实的天下共主，即所谓的天子。
天子至高无上，谁不服，就揍你丫挺的。
可自从出了个大败家子周幽王姬宫涅，姬发的子孙就凄凄惨惨的被撵出了镐京，不得不搬家到成周（今河南洛阳）落户，西周也因此变成了东周。
在东周，天子不过是在需要时才挂在嘴边念叨一下的泥菩萨。真正能为所欲为想揍谁就揍谁的，变成了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
落地的凤凰不如鸡，离家的帝王被人欺——于是此后的历朝历代吸取了周朝的教训，在定都的问题上都做出了一个近乎一毛一样的选择，那就是金窝银窝也不如自家的狗窝。
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狗窝，这在中国是种执念，更是种传统
秦朝在横扫六国、一统天下后，咸阳作为国都的地理位置就有点太偏了，非常不利于消化和融合新打下来的地盘和人心，可始皇帝就是不肯挪窝，这是为啥？
因为关中被山带河，有四塞之固，更有金城千里之险，还是秦人的大本营，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俱全。秦朝建都于此，进可居高临下威慑山东（指崤山以东），退可凭天险坚城自保无虞，试问天底下还有比这更好的地方吗？
那“解放区”的事可咋整？始皇帝说了，这事太好整了——国都没腿搬不走，可是皇帝还长着两条腿呢。于是从即位称帝的第二年起一直到公元前210年病逝，他在10年间5次巡游天下，所到之处西至秦人的先祖故地天水，东抵大海，北到渤海，南达今天的江浙、湖北、湖南等地区。所经之地，除了被张良甩了一铁锥外，余者无不战战兢兢、毕恭毕敬。
只可惜大秦朝的威信仅系于始皇帝一人之身，又没安排好后事，才导致秦二世而亡，但这跟他的国都选择扯不上太大的关系。
继秦而立的汉朝，开山老怪刘邦是沛县人（今江苏丰县），但却把国都立在了千里之外的长安，难道是改弦易张了？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老刘虽然是沛县人，但在老家名声并不咋地，还干过挺多妇孺皆知的丢人事。所以等到发迹以后，他压根就不想在家乡多呆，撒丫子就跑，而且越跑越远，一口气跑到了长安。
为啥是长安？因为老刘在那儿得人心啊！话说老秦人也够命苦的，自从商鞅变法后的100多年间任劳任怨的献完粮食献子孙，好不容易替秦王打下了天下，结果好日子没过上，兵役和徭役的负担就更重了。等到大秦朝玩完了，他们不但被昔日的敌人虐待羞辱，还被项羽烧了家园、刨了祖坟。
刘邦在沛县老家混得人嫌狗憎，反倒是在第二故乡长安如鱼得水
而在此期间，唯一对他们还算不错的也就是刘邦了——虽然老刘在长安没蹦跶几天就被项羽撵走了，但毕竟留下了“约法三章”这一善政嘛，所以一直被念念不忘。等到“胡汉三”又*回来以后，三秦父老就理所当然的成了刘邦最坚定的拥趸和最坚实的后盾。
如果把楚汉争霸比作一部时长90分钟的电影，那么前89分钟的剧情统统都是老刘被人家老项揍得屁滚尿流，最惨的时候连老爹和老婆都当了俘虏，亲生儿女都被当成累赘踹下了逃亡的马车。那么老刘又是怎么做到在最后一分钟完成大逆转的？史书说是因为韩信善战、张良善谋，尤其是还有萧何这个全能的大管家能源源不断的往前线补充粮草和兵员。
可萧何又不会变戏法，从哪儿弄来那么多的粮草和兵员？答案是心甘情愿为刘邦效力的关中人，像当年支持他们的秦王打天下一样，继续任劳任怨的献完粮草献子孙，生生的让把仗打得稀烂的刘邦耗死了项羽，最终赢得了天下。
这样的长安，对刘邦而言就是金窝、银窝和狗窝的三窝合体，哪能不爱？所以长安不当国都，还有谁配？
所以后来刘老爹想念家乡，刘邦干脆就在长安附近按照沛县的模样建了个新丰城（今陕西临潼），糊弄了下老爷子就算拉倒。想让他迁都回真正的老家，那是想都别想。
02
从姬发定都镐京开始到开运四年（公元947年）后晋被灭为止的近2000年间，尽管经历了无数朝代的兴替，但一直是“双都并立”的形势——反正国都不是在长安，就是在洛阳。其中长安累计在13个王朝当过1129年的国都，洛阳的数据则是10朝、860年。
要论历史名城，谁都没法跟长安、洛阳比
那么问题来了：为何有这么多的王朝，会不约而同的建都于此？而在唐朝及五代之后，为啥再也没有哪个王朝看上过承载了无数荣耀与辉煌的东西双都？
先说第一个问题——从西周到五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历朝历代都愿意把国都选在长安和洛阳的最大原因，就在于正统二字。
先不管总是把国都搬来搬去的夏商，自武王伐纣以来的近800年时间里，大周朝就把后来的长安和洛阳地区划定为周王直辖的“王畿”。相较于其他可以随意分封给诸侯的地盘，王畿天然就高人一等，象征着天子的权威。尤其是在后来统治了国人思想两千多年的儒家，更是把周朝的宗法礼乐制度视为自身存在的理论基础，最大的理想就是“尽复周政”。这一点孔老夫子早就做过盖章定论：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卷二·八佾第三》）
所以周朝的一切在儒家眼里都是完美无缺的，包括老掉牙的井田制，更何况贵为周朝两都的长安和洛阳？所以从秦到唐，任一政权占了长安、洛阳或其中之一，都能理直气壮的将正统和大义攥在自己手里边。特别是在那些分裂乱世，要是谁只抢到了像晋阳（今山西太原）、邺城（今河北临漳）这样各方面条件毫不逊色的重镇乃至于在后来大火的汴梁（今河南开封）、南京、北京等地建都，相比那些坐镇长安或洛阳的同行，都会自觉矮人一头。
除了正统的地位，长安和洛阳在在军事地理条件上更是绝配——因为一道函谷关（以及后来的潼关）的存在，定都于长安的王朝只要皇帝脑子没进水（比如唐玄宗李隆基），就可以基本屏蔽掉来自东方的军事威胁，但对西北方向的异族侵扰就比较头疼了。哪怕是强盛如汉唐，也曾被匈奴人突袭过甘泉宫（今陕西淳化境内），在唐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更是连长安都被吐蕃人攻陷过。这时候洛阳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只要关中还没沦陷，西北方向的军事威胁对洛阳来说就是小菜一碟，不过想要抵挡来自中原的敌人就有点挠头了。所以从西周到隋唐，大多是两都并立、在两地间迁来迁去，总有一个能让皇帝老儿睡个安稳觉。
长安与洛阳优势互补，距离也恰到好处，堪称最佳拍档
而长安和洛阳备受历代帝王青睐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周边盛产优质的兵员，尤其是长安。在今天，关于哪个地方的兵最能打，总能在网络上引发论战。可在隋唐之前这个问题是没有争议的，那就是秦兵，即今天的陕西、甘肃汉子是天下无敌的。
且不提百万秦兵在始皇帝的麾下就能横扫六国，强汉的威名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靠六郡良家子前赴后继的征战沙场打出来。当年的盛景，哪怕过了两千多年仍让王国维先生向往不已：
“六郡良家最少年，戎装骏马照山川。闲抛金弹落飞鸢。
何处高楼无可醉，谁家红袖不相怜？人间那信有华颠。”《人间词·甲稿》
而在初唐贞观年间，李世民在全国设折冲府634个。其中位于关中的就有261个，再加上陇右诸府占唐军总数的一半以上。而且还是最善战、最受信任同时也被征调出战最频繁的，当然也是战绩最出众的。等到开元年间府兵制崩溃，大唐朝廷被迫用“不良人”取代最耐苦战的关陇农夫作为主要兵源以后，唐军的战斗力立马就一落千丈，一直到唐亡大都是成天挨揍的货。
正是有了彪悍善战的西北汉子，才有了汉唐的荣耀与威名
当然还有经济上的原因。当年的关中可不像现在那样遍地黄土，而是森林密布、良田遍野，气候宜人，更有便利的水运优势——司马相如可是说过，西汉时还有“八水绕长安”呢。有了便利又廉价的水路交通线，哪怕汉唐等朝总是没完没了的往关中迁入人口，哪怕长安早早就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口超过百万的大城（其中还有近半不事生产的权贵和军队），哪怕关中成了人口分布最密集的地区，但依然是天下最富庶繁华的所在。在唐贞观年间，长安的米价长时间的在3~5钱/斗的低价区间徘徊，哪怕到了116年后的天宝五年（公元746年），也没高过13钱/斗。这可是中国古代粮价最低的时代，而且没有之一，以至于李家皇帝们会成天为了谷贱伤农的问题头疼。
米价的变化，最能体现出一个王朝兴衰变化
哪怕关中发生了饥荒也没什么可怕的，因为作为“备胎”的洛阳距离长安还不足400公里。两地间不但快马昼夜可至，而且还有水路直通，可以源源不断的补充长安所需，大不了还可以迁都嘛。
还有一点前边已经说过，那就是从秦汉到隋唐这千多年间的大多数王朝，其开基立业者多是因为在长安和洛阳这两座城市有着很强的军政势力，才能最终夺取政权。
而在根基之地建都，本就是理所当然之事。
03
那为啥自两宋以后，长安和洛阳再也未被选作为都城？
理由可以扯出一大堆，比如士族门阀的覆灭和南方的开发，使得传统的东西矛盾衍变为南北之争；比如关陇军事贵族的衰弱和主要来自南方、代表庶族地主利益的士大夫集团的崛起，使得全国军政中心东移，西北地区日益没落；比如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使得东部沿海地区取代了关中的贸易中心地位；再比如随着中晚唐到五代连绵不绝的战争，使得长安和洛阳数度毁于战火，再也担负不起国都的重任。
现代人恐怕难以想象，像大象、犀牛这样的热带大型动物也曾在关中大地上繁衍生息
但还有个非常重要但也会非常出人意料的原因，居然是环保。
关陕河洛地区作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早在4000多年前就已经诞生出程度非常高的文明。而在此后的两千多年中，这里作为天下中枢之地，也是最繁华、最富庶的所在，吸引了无数人口迁移至此，建起了无数的关隘、城池、屋舍和良田，并在其上收获了无法计量的财富。
两千多年的生生不息，累计生于斯又葬于斯的人又何止亿万？所以难免会出现开发过度的问题。
举一个例子，从夏商到隋唐一直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想要填饱肚子，除了需要粮食以外，最重要的物资是什么？
答案当然是燃料。而当时的人们想要烧饭取暖显然不可能用到天然气、煤气，连煤炭的大规模应用也要到宋代以后，所以他们所能选择的只有柴火。
不管一日三餐还是一日两餐，也甭管是王侯将相还是流民乞丐，只要想吃口热乎的食物，在寒冬里获得持续不断的温暖，就离不开柴薪。而要得到这种燃料，砍伐树木就是唯一的选择。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时，因为大炼钢铁的需要，曾在短短十年左右的时间就使得四川地区的森林覆盖率从20%陡降到9%的水平。古人当然没有这么强大的工业能力，但要是把这个时间范围放大数十倍乃至于上百倍以后呢？
炉灶里燃烧了数千年的柴火，彻底毁掉了关中的生态环境
我们看到的就是植被遭到破坏，水土大量流失，继而自然灾害频发，关中地区渐渐的从世所公认的天府之国，变成了今天象征着贫瘠和荒僻的黄土高坡。
没错，在今天独属于四川的“天府之国”的这个称号，最早是用来形容关中的：
“（关中）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战国策·卷三·秦策第一》）
哪怕是在被开发了两千多年的西汉，关中仍是森林湖泊密布，大象、虎狼等大型动物满地乱跑，各种奇花异草遍地疯长，像个纯天然的大型野生动植物园。
比如总面积达到340平方公里的汉代皇家园林上林苑，就是以这样的面貌出现在司马相如的笔端的：
“终始灞浐、出入泾渭。沣镐涝潏，纡馀委蛇，经营乎其内。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东西南北，驰骛往来。”（《昭明文选·卷八·上林赋》）
然而随着西汉的国力衰弱以及自然环境逐渐遭到破坏，从汉成帝年间始上林苑不得不开放采伐。到了王莽篡汉后战火连绵，上林苑更是遭到了彻底的破坏。
等到东汉初年班固作《西都赋》时，上林苑已经是“徒观迹于旧墟，闻之乎故老”，成为一片荒凉的废墟了。
古建筑多为木制，所以长安洛阳曾有多辉煌，就会被战火毁坏得多彻底
上林苑的命运，其实就是关中地区自然环境遭到人为破坏的缩影。事实上到了隋唐时，长安凭自身的产出已经无法承担国都的重任，所以杨广和李治、武则天两口子才不约而同的营建洛阳，继而迁都。哪怕是还没来得及迁都的李世民，在贞观年间也好几次领着大臣和军队累计好几万人跑到洛阳“巡幸”。其实所谓的巡幸不过是遮人耳目之辞罢了，真正的原因还是长安的粮食不够吃了，养不活那么多大闲人。
武则天被撵下台后，李唐皇室虽然基于政治正确的理由又把国都搬回了长安，但仍然无法解决饭不够吃的难题。最后，还是李隆基想出了个“天才”的主意，那就是设置缘边节度使——把原本云集于关中守卫长安、震慑周边不臣但同时又在吃白饭的军队，统统打发到边疆去就食。
于是关中一下少了数十万光吃饭不生产的“闲人”，这才有了“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的开元盛景。但付出的代价是什么？那就是大唐的军队部署由强干弱枝变成了弱干强枝，边塞将领开始拥兵自重，发展到最后就是彻底*死了盛唐的安史之乱。
自然环境的不断破坏以及中唐以后持续不断的战火，彻底毁灭了长安以及洛阳作为国都的最后一丝希望。宋太祖赵匡胤和明太祖朱元璋立国后，都曾考虑过迁都长安，可到了实地走过一遭后，就都彻底死心了。
04
为啥死心？长安和洛阳被战火摧毁不是问题，重建就是；土地荒芜了难以自产自足也不是问题，运来就是。可是在那个没有铁路、陆地运输效率极低的年代，要是一个地区失去了水运的便利条件，那就真的一无是处了。
为了给长安输运物资，早在汉朝时就开凿了槽渠——由长安引渭水入渠，沿南山直通黄河。前边引用过的《西都赋》中，说槽渠“泛舟山东，控引淮、湖，与海通波”，可见其在保障长安物资供应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大运河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中国政治、经济的格局，也改变了历史的走向
到了隋朝，杨坚又令宇文恺率水工在渭水之南开广通渠（又称富民渠、永济渠），抵潼关而衔黄河。唐朝时唐玄宗李隆基重开槽渠，唐文宗李昂又凿兴成渠，实际上都是为了维持长安作为国都运转所做的努力。只可惜随着国力日衰而战祸不绝，这些人工渠道统统都淤塞掉了。无论是赵匡胤还是朱元璋想在此建都，都必须花费巨量的时间、金钱和人力重新疏浚水道，实在是件得不偿失的事情。
事实上不止是长安，连洛阳的地位也早已因为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而变得岌岌可危起来，那就是大运河的开通。
杨广修的大运河，是以洛阳为起点，以通济渠和永济渠为两臂沟通南北。其中永济渠以军事用途为主，通济渠则承担着保障两都物资供应的功能——可问题是通济渠是利用旧有渠道和自然河道改造而来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沟通黄河和淮河两条重要水系的汴河。
而这条汴河，又恰巧在一座名为汴州的城市中穿城而过。
洛阳作为国都确实很优越，北依邙山，黄河天险可屏蔽河北，南据伊阙以接南阳、江汉，西控潼关、崤山之险可绝关中，东接嵩山、虎牢而邻齐鲁、江淮，加之有八关拱卫，可谓有金汤之固。在长安日趋衰落之后，位居天下之中的洛阳俨然成了国都的不二之选。
作为国都的洛阳从地理条件上看，简直优越得不像话
可偏偏有个汴州跳出来捣乱。此地从军事地理角度出发毫无任何优势，四周既没有山川险阻，基本是平原，仅城北一条黄河可以勉强倚为屏障，自古以来便是四战之地——在北宋之前于此建都的夏、（战国）魏、后梁、后晋、后汉、后周等朝大多避免不了城破国灭的下场。
可在赵匡胤想把国都从汴州迁往洛阳时，却遭到了绝大多数文武百官的反对。其中时任富州团练使的李怀忠的谏言就很具有代表性：
“东京有汴渠之漕，岁致江、淮米数百万斛，禁卫数十万人仰给于此，帑藏重兵皆在焉。根本安固已久，一旦遽欲迁徙，臣实未见其利。”（《宋史·卷二百六十·列传第十九》）
啥意思呢？就是洛阳确实很利于防御，但只要敌人占据了汴州、截断了运河漕运，那就是块死地，养多少兵都得饿死。相反如果以汴州为都，哪怕没有山河之险，可是凭借着漕运的便利，就可以无限爆兵，敌人来了堆也堆死丫的。
事实上北宋也确实是这么*——在宋太祖开宝年间北宋禁军员额只有19.3万，到了宋太宗至道年间就增长到了35.8万，等到仁宗庆历年间竟然达到了82.6万。话说北宋爆兵之肆无忌惮到了何种程度？只要某地爆发了灾荒、出现了流民，这在哪朝哪代都是祸乱之源，朝廷要么开仓放粮，要么整军备战，可北宋呢？
北宋凭啥能称为古代最有钱的王朝，答案很可能就在那条穿国都而过的运河上
人家屡试不爽的就一招——派个官跑到流民扎堆、最容易出事的地方，然后插旗招兵，只要是青壮汉子来者不拒，还统统可以拖家带口的到军营里混口饭吃。这种情况下，谁还有心思造反？
所以在北宋存国167年间，除了快完蛋前方腊闹腾了一把外，几乎没有爆发大规模的内乱，无限爆兵之法可谓是功不可没。而其所倚仗的，就是从国都穿城而过、近乎无限量供应钱粮的那条运河。
到了宋仁宗嘉佑年间，北宋的常备军数量（禁军和厢军）达到了巅峰，为140余万——从夏商周到元明清，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朝代可以长时间的养活这么多军队，可北宋就行。虽然成天嚷嚷着“三冗”之弊，也没见裁过几个兵，更没见饿死过几个人：
“一岁总计天下之入，不过缗钱六千余万，而养兵之费约及五千。是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一分给郊庙之奉、国家之费。国何得不穷，民何得不困？”（《端明集·卷二十二·国论要目》）
可以说以北宋军力之孱弱、对外之无能，能撑到靖康之变才完蛋，还多亏了把国都选在了富庶无比的汴州而非洛阳或长安。当然赵家皇帝挑中汴州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这里距离他们的根据地宋州（今河南商丘，赵匡胤立国前曾长期担任归德军节度使，驻藩地就在宋州，北宋立国后改称南京应天府）更近。
所以北宋的建都选择虽然有着更多的其他考虑，但与前朝殊途同归的一点，还是天子守老窝。
05
南宋被女真人撵去了江南，偏居一隅之地，在某种程度上还算是因祸得福。为啥？因为在那时候还没有“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而是“苏湖熟，天下足”。
南宋直接跑到粮仓边上安家，否则也难以在女真和蒙古人的疯狂进攻下挺过152年
赵家皇帝跑到了天下粮仓的边儿上安家了，连漕运都省了，这也是其能在凶神恶煞般的女真人和蒙古人的连番攻击下，还能苟活152年的重要原因。
元朝和清朝定都北京，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天子守老窝——毕竟他们都来自塞外嘛，对人口规模是其千倍万倍的汉人有着很深的忌惮和提防，满脑子想的都是见机不妙就赶紧开溜。在这种情况下北京的地理位置就显得很优越了，进可攻退可守嘛。没见着朱元璋一北伐，元顺帝妥懽帖睦尔就撒丫子跑回到草原老家去了？
可是北京作为国都最大的问题，就是像关中一样被过度开发和屡经战火破坏的北方，在经济上无法负担。于是蒙古人只好向杨广学习修运河——我们今天所说的京杭大运河，其实就是元朝重新修缮、开凿并一直沿用至今的。
蒙古人和满洲人定都北京，是为了做好打不赢就开溜的准备，那么明朝呢？
原因有很多，但肯定跟什么天子守国门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朱元璋打天下，靠的是一帮安徽老乡，但他打下的第一块稳固的根据地，却是在应天府（今江苏南京）。也正是在这里“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老朱最终才能定鼎天下。
所以朱元璋立国后，虽然曾考虑过长安，最终还是将国都定在了南京。原因很简单，这里既是他的根据地，又背靠富庶的江南，足以维持作为国都的重担。而同样重要的一点就是离老朱的老家很近——南京至今仍有“徽京”的称号嘛，作为江苏省的省会，同省的其他“十二太保”却个个不服气。
南京既是根据地，又离老家很近，朱元璋定都于此就很好理解了
那么朱棣又为啥非得迁都北京呢？理由跟他爹一样，还是天子守老窝。
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开始，这位未来的永乐大帝就以燕王的身份就藩北平，时年仅20岁。此后的22年里，朱棣一直生活在北平，期间数度北征大漠，又在这里陷入了削藩之厄，再从这里起兵发起了靖难之役。直到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他率军攻入南京后即位称帝，才正式搬离了北平。
此时的朱棣已经42岁了。可以说他的青春岁月和人生中最高光的时刻，都留给了北平，自然也对其寄予了很深的感情。
可是南京呢？在那个他的父亲、大哥以及侄子曾经居住过的宫殿里，不知朱棣午夜梦回，会不会噩梦连连？还有那个近在咫尺的孝陵，不知朱棣会不会望而生畏？
当然死人只能影响他的精神世界，可要是活人都闹腾起来，那日子可就没法过了。
因为靖难之役的以叔篡侄、以旁支继大统，所以朱棣的脑袋上难免被人扣上“得位不正”的帽子。尤其是朱元璋和朱允炆这对祖孙在位期间颇得民心，所以南京乃至江南地区的舆论自然对朱棣就不怎么友好。而朱棣在得位后，又不顾士林的反对诛*了方孝孺等人，更是将南方的士大夫得罪了个遍。于是这帮朱棣统治这座江山不可或缺的助手们，逮着机会就给他下绊子，简直让其头大如斗。
再加上朱棣这个战争狂人一直按捺不住北伐的冲动，以及风湿病的影响，都让他愈发想念北平这个第二故乡。
朱棣虽然出生在南京，但北京才是他的“龙兴之地”
哪怕南京再好，也不是朱棣的家。
所以他才不顾几乎是全天下的反对，非得迁都北京。原因说到底其实跟历朝历代没什么区别，就是金窝银窝，都不如自己的狗窝。
相比南京，朱棣在北京受到了万民敬仰和崇拜，那些远离了老巢的、主要来自江南的士大夫们再也无力与其相抗。于是他才能全力施展自己的文治武功，遂有永乐盛世。
然而，也正是因为迁都北京，朱棣给他的子孙们埋下了三颗雷，并最终将大明王朝炸得灰飞烟灭。
首先就是使得君臣矛盾和南北之争彻底激化。终明一朝，除了朱瞻基和朱佑樘外，朱家皇帝跟大臣们的关系就没好过，吵得不可开交不过寻常事，廷杖翻飞更是小菜一碟，到最后彼此相看两相厌，直到朱厚熜和朱翊钧把自己关进皇宫几十年不见人。也正是这种内耗，严重消耗了国力。
其次就是给财政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迁都北京，而北方脆弱的经济无力负担多达数十乃至上百万的不事生产的官员和军队的吃喝拉撒，只能仰仗漕运从南方运输，其成本之高昂使得终明一朝的财政状况都极其紧张，到最后连军饷都发不出来，就算有天子守国门又有何用？
当遇到闯逆建贼便一触即溃的大明官兵将头上的汉家发髻剃成金钱鼠尾辫之后，立马就变得生龙活虎，为何？饭都吃不饱，朱家皇帝还能指望谁替你卖命？
导致明亡的原因有很多，但最直接的原因还是财政上的崩溃
试想若是国都在南京、省下了漕运之费，朱由检还用穷得跟大臣借钱？而朱家皇帝把国都迁到北京，又没完没了的从南方抽血以供养北方，就进一步激化了南北矛盾。南明倏忽十余年即亡，很大的原因就在于南方的士大夫对于收复北方失地完全缺乏热情。
最后，朱棣将国都迁往北京，确实利于其不断的向北出击、打击对中原威胁最大的游牧民族。可他没想到的是，老子英雄儿子却未必是好汉——在他死后不过25年，瓦剌人的马蹄已经踏上了北京城外的土地上，还捎带来了个俘虏，也就是朱棣的重孙子朱祁镇。而此后的近200年间，无论外患还是内贼在北京城内外跑马几乎成了家常便饭。历朝历代中，哪怕窝囊如晋、宋，都没这么丢人过。
若是大明朝的国都仍在南京，有了近两千里的战略纵深，又有强大的财政支持，又何至于此？
所以甭管是天子守国门，还是天子蹲老窝，朱棣此举都堪称败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