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第八期“京华物语”栏目，我们来谈一谈北京的建城史。众所周知，北京在历史上曾是金朝的中都和元朝的大都，元灭金后，将中都城毁弃，并在原来的城市东北方位建立新的城郭。到明朝第三位皇帝朱棣手中，又在元大都的旧址上加以调整和扩充，经过十余年的建设，建成了后来的北京城。1420年，这里被正式指定为京师，成为明朝的“北方”首都，而南京保留了一个次要的“南方”首都地位。到1441年，北京作为唯一京师的地位稳定下来，并延续了数百年。
本文从美国著名汉学家韩书瑞的代表作《北京：公共空间和城市生活（1400-1900）》中，摘选了关于明朝建立北京城的内容，通过阅读此文，可以了解这座古都恢弘气势的由来。“作为皇帝，朱棣首先把那些特色集中起来，这些特色不仅使得这座城市与他父亲创建的首都相当，而且也要与以往朝代的首都——开封、洛阳和长安相媲美……通过纪念性地强调和大量征用汉白玉和木材以及来自遥远地方的熟练工匠，他所要实现的目标就是给人以深刻印象的、高质量的和没有瑕疵的帝国建筑。”
本文经出版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授权刊发。
《北京：公共空间和城市生活（1400-1900）》（美）韩书瑞著，孔祥文译， 孙昉审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年3月
撰文|韩书瑞
摘编|徐学勤
保存过去
1403年，北京开始自然地转变成京城并且一直保持了五个世纪，因此我把这一年作为本书的开始。虽然这种划分加大了15世纪的北京和以前年代之间城市的不连续性，但一系列的断裂已经动摇了北京与过去的联系。1215年，蒙古军队占领、摧毁并放弃了金朝在北京的都城，仅仅在十五年之后，他们在紧挨着的地方建造了一座新城。1368年，在被明朝军队占领之前，北京作为元朝的一座城市长达一个世纪之久。北京被降级为一个省的城镇并且分配给朱棣——明代缔造者的第四个儿子；他作为燕王住在北京长达30年。明朝的新首都在千里之外远的长江边上。
明朝第三位皇帝朱棣。
在朱棣于1403年夺取皇帝宝座后，开始扩大和重建北京；直到1421年初，他作为永乐皇帝在那儿举行祭天仪式，蒙古的统治已经过去数代人了。但是蒙古军队在1368年之后的很长时间里持续挑战着明王朝的权威，提醒着那个地方仍然是未开化之地。此外，之前的北京地位本身也是个问题
（考虑到来自历史意识精英的观点）
：“野蛮的”辽国和金国
（916—1234年）
的契丹以及女真的统治者挑战，并最终瓜分了曾经辉煌的宋朝领土。
中原的百姓并不欢迎朱棣把首都重新定在这座曾经被外来统治者占领过的遥远城市。在14世纪，位于长江边上的南方京城金陵是一个与受过教育精英们有着密切联系的地方，这些精英从中世纪时期就已经是文化和政治的开时尚之先河者。永乐皇帝对这类人的支持存有疑虑，这促使他决心远离南京而迁都北京，并更加捍卫这个选择。他需要一个拥有无可争议的皇家地位的新首都。
作为皇帝，朱棣首先把那些特色集中起来，这些特色不仅使得这座城市与他父亲创建的首都相当，而且也要与以往朝代的首都——开封、洛阳和长安相媲美。汇聚城市布局特点的一个帝国首都已经发展了几个世纪，关键的组成部分在元朝的城市中就已经显现出来。通过下面这些古老模式和理想化的规律，永乐皇帝向世人夸耀，他有权继承这种传统。通过纪念性地强调和大量征用汉白玉和木材以及来自遥远地方的熟练工匠，他所要实现的目标就是给人以深刻印象的、高质量的和没有瑕疵的帝国建筑。
因此，明代的北京是建立在元代的蓝图之上，有城墙和广场，小心翼翼地指向罗盘上的点，两侧对称的城门，以及井然有序的宽阔大街，形成了一个整齐的南北和东西方向的网格，中心是皇帝居住的地方。元代北京的帝国象征性地被保存了下来，但如同在这块土地上古老城镇的残迹一样，为明代的继任者所吞噬。随着其于1420年被正式指定为京师，北京作为“北方首都”的特殊性转变成从属于作为“
(我们的)
京城”的新身份。南京保留了一个次要的“南方”首都，直到1441年，北京作为唯一京师的地位才稳定下来。
在15世纪头几十年里，一个全方位的帝国布局构造是皇帝首先要采取的措施，目的是强调这座城市超过其特殊位置并且作为一个整体从属于帝国。这些帝国结构的自然持久性，再加上反复阐明这个帝国首都的观点，使得新城市的这个方面非常有名。对于许多人来说，永乐皇帝可能感到骄傲
（也许吃惊）
，今天的北京已经成为象征着中国漫长帝国历史中有价值和必然的顶点，一个经典的京师。
但即使是永乐皇帝本人——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居住在此——也不能忽视北京所确立的特殊性。在1403年后的几十年中，当厚重的北京城墙和高大的宫殿重建起来的时候，他也重视寻找连接城市自身更狭隘历史的方法。在我们所能考虑到的国家和地方城市之间，这种紧张在北京的历史中成为一个持久不变的话题。在永乐皇帝策划再造的当地八景中，这个动态和困难的过程是非常明确的。
1414年，一群来自南方首都的宫廷艺术家随同永乐皇帝巡视北方，完成了一幅北京及其周边的八处风景的画卷并创作了诗歌。在确定这个主题时，他们在长期确定下来的绘画和诗歌流派中工作——通过集中在事先指定的一些固定“风景”或“景观”去记录一个地区的一种方法。这些建筑物是中国地方顺从精英消费的一个途径，显然北京需要这种开化。宫廷画家把他们的卷轴画称作“燕山八景”。尽管他们明显受到了由这个题目而创作的一组诗歌的鼓励，但是他们对北京所使用的这个名字，早在12世纪20年代短暂的宋代就已经存在了。李嘉琳：《北京八景：人文艺术中的政治》，载《亚洲艺术》，第49卷第1～2期（1988—1989年），130页。1123—1124年，北京曾短暂地由宋朝接管，在此期间北京被称为燕山县。陈宗蕃编著：《燕都丛考》，卷1，2页。金代的诗歌已经失传。手卷现存于上海博物馆。
（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编：《中国古代书画图目》，卷1，金代，2～108页）
通常描述为王绂的作品，但我更乐意强调其绘画和诗歌两部分的共同性质。永乐的画家们就这样追溯到蒙元去恢复传统主题，对于汉人的王朝来说，这可能被认为是更为适合的。
这些画家不仅剔除城市过去有争议的部分，而且他们宣称北京是一个值得尊重的地方。他们的画卷，用朱利亚·玛丽·怀特(Julia Marie White)的话来说，“精致现存的北京，在风水上、地理上和战略上是一个安全的港湾”，因为其“把北京与其他文化重要地区归为一类……［它］证明了北京作为文化中心的重要性”。画卷是一种尝试，似乎表明，对于受过培养的精英们来说，用于生活的北方城市是可以接受的地方。
按传统喜好的类型，宫廷画家展现了北京城内外的八景：
居庸叠翠
玉泉垂虹
太液晴波
琼岛春云
蓟门烟树
西山霁雪
卢沟晓月
金台夕照
《明宫城图》，着红袍者为大明永乐年工部侍郎蒯祥，主持建造故宫的能工巧匠。
这些景色表明它们的环境是诗意的、世俗的、些许壮丽的而且根本不是城市的。只有两个
（湖泊和岛屿）
位于明代都城的城墙内
（他们是皇城里消遣的场所，前者与汉朝首都相关联）
。郊区的金台和蓟门在15世纪前就已经消失了，但作为乡村加以想象。居庸关、玉泉山、西山和卢沟桥是北京周边永久的当地景点，所有这些景点距北京有些距离。“燕山八景”画卷——和诗同样产生——如此强调新首都地区的传统景观和历史的庄严。北京的帝国标志被文人的品味标志增强，或许这也是画家
（以及皇帝）
所希望的。
这些风景的名字和想法呈现了新的生活，然而在开始时则是人为或被迫制造出来的。在接下来的几百年中，即使没有帝国的鼓舞，在诗歌和绘画两个方面得到了带着明显真挚感情到此游览以及当地的文人持续引用。最初是人为的想象，这些画面把北京引入一个广泛共同的精英文化之中，并成为城市身份的一部分。
经过几十年的时光流逝，帝国的宫殿和神坛完工了，房屋代替了蒙古人居住的穹庐，使得首都原始自负的新奇变得柔和起来。当北京早期的历史消退时，它获得的价值成为比它所摆脱的东西更珍贵；的确，恢复过去的困难也许使其更加宝贵。在一个没有广泛识字的社会里，历史知识是宝贵的。甚至对于那些受过教育的人来说，他们所受到的训练鼓励他们对历史进行研究
（即使有一个可证明的正统版本）
，有关北京历史的信息很容易遗失、扭曲或被掩盖。在明朝开始的时候，城市历史的文字资料就已经很少了，此后正式的知识以一种无系统的方式积累起来。在明末，北京的历史知识更加系统；20世纪，考古学和其他发现极大地扩展和巩固了我们有关明以前城市的知识。后来的实践表明，视觉记录可能不会开始大量出现，根本很少被保存下来。卢沟桥的绘画对于我来说，是唯一展现明代以前北京任何部分的画作。
对于所有居民来说——无论是识字还是不识字，这座城市本身就是准备最为充分而且是以往历史信息可靠的储藏地，一种三维博物馆式的百科全书，我们可以多少理解这座新首都的居民们是如何认知明代之前的北京。
尽管文献不易得到，但是元代和明代北京之间的自然转变仍然是可以看到的。大多数学者在时间上的努力已经确定了帝国大都仍保存着的那些部分。人与事件的传说附着的地点
（甚至那些后来全部重建的）
反过来成为与过去进行交流的重要地方。明代保留了元代北京东西两边的城墙，重新确定了北面和南面的范围，把元大都的中心保留为新首都的核心。在这些地区，有最大连接成片的街道和水路，大概还有建筑物和街区。这个帝国的城市得到重新改造和重建，湖泊通向城市的北部，但并不引人注目。许多大一些的建筑物
（以及大概小一些的）
持续到明代或在早期的地点上被重建。
宫殿是过去保存最好的部分之一——对于那些享有特权进入宫殿的人们而言。在那座建筑物之外，泉水、湖泊、树木、街道、墙壁和格子状的街道设计仍或多或少地保存完好无损。尽管其他元代建筑肯定会被保存和再次利用，但我们很少知道有关象房、店铺和作坊的更多故事。寺院是个例外。建造持久且更易于保存，它们也有历史，这些历史是公开记载中可以接近的部分。这种优势有助于它们在北京的生活和历史中变得异常重要
（如同在帝国一般）
。
我有关寺院的资料提供了转移到宫殿以外地区去研究朝代的一个途径。通过这种估算，可靠地说约有129座寺院建于1403年以前。而它们之中，三分之二建于元代，其余的建在元代以前。另外64座声称
（没有确切的证据）
建于元代或更早的时期。64座寺院中的49座
（占76％）
被认为是元以前的。129座寺院中只有2座是明代皇家范围内的。
故宫内景。
我们应该认为这193座明代以前的寺院是一个庞大的数目吗？据我所知，352座寺院在1500年的京畿地区中仍然存在着，并且，虽然二者的数目是被低估的，但它们的比例可能更可靠。如果是这样的话，在1500年，在所有宗教设施中，明代以前的寺院有一多半并且在明初的城市中是一个重要的存在；除了宫殿，它们的确是可以看见的最重要的古老建筑。如果只考虑确切的寺院日期，36％是明以前的；如果包括那些传闻证明的寺院，数字达到54％。对比现存明以前寺院与元代寺院的全部数量可能用的是一种不同的方法。然而后来甚至是去估算也是非常困难的。从《元一统志》北京部分的片段可以得知，被重建并且只列出更广阔元大都地区的120座寺院，其中许多没有保存到明代。元代县志《析津志》也遗失了，后来根据明和清的资料重新汇编；它能过多地代表幸存者。在元代首都，两种资料都无法用于获得超过最低限度估计的寺院数量。
牟复礼
（F.W．Mote）
认为“中华文明没有把它的历史嵌入建筑之中”，从13世纪至16世纪，建筑风格之中的差别必然是更加精细微妙而非显著的。也许是由没有改建的残存建筑、不充分的学术关注和西方定义的“风格”造成的幻觉？此外，寺院
（如同其他的建筑）
以主要和次要的方法得到持续恢复和重建。在建筑方面，正如在其他方面一样，中国的过去被轻轻地折叠进现在之中，差异被淡化而不是被强调。我们也许知道，在1500年，北京寺院的一半是出自元代，但是那个时代的人们也许无法通过他们的视觉而辨别这些寺院。
应该提醒读者，中国人没有通过连续的日历留意现在与过去的关系，这种方式可自动找到一个事件之间简单的内在联系。在普通应用中的年号制度
（例如在一个重复六十年周期的某某年，或皇帝统治的某某年）
中，任何一种都无法测量漫长的时间跨度或提供按顺序把稍短部分与另一个部分相互连接的方法。必须按顺序了解每位皇帝的名字和每个朝代的时间，以便于进行推算，例如，在明代正德二年和洪武二十三年之间的时间；也必须了解由官方计算每个前面朝代的长度和次序，以便于知道明代以前的唐代是多少年。相反，复杂的计算对于测量两个事件之间的间隔是必需的，即使对受过教育的人来说，需要进入正统的历史中，并拥有良好的记忆力。普通人也许知道辽代后面是金代，金代后面是元代，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只有模糊的感觉：几百年前是辽代时期。对于明代北京的居民来说，元代如此迅速地成为“古老的”，更早期甚至更古老的朝代。然而，宝贵的古代却没有得到正确的理解。
然而，公共建筑充当过去的储存地有助于建立一种共同的历史责任感。建在西山耶律楚材坟墓旁的祠堂也是如此。在蒙古人于1215年占领北京时，是北京当地人在那里值守，耶律楚材后来侍奉成吉思汗和窝阔台可汗，但是他在蒙古朝廷中却是一个对华北有兴趣的倡导者。在明代，文人拜访这座坟墓和邻近的祠堂：里面的石像和外面侍从的石像无言地证明了某种朦胧的古代。它位于今天的颐和园内。对游人来说，耶律楚材埋葬和圣祠修建的日期是不清楚的
（按公历算分别为1243年和1261年）
。另一座祠堂建于明代，供奉着一位元代的人物——文天祥——有助于保存另一段国家和地区意义的元代历史。1377年和1545年，在北京官方也建造和维护元代皇帝忽必烈的祠堂；对由礼部官员体现的这种政府支持的适合性的怀疑最终导致其被遗弃。
白云观。
护国寺——位于宫殿西北的一座大型寺院，根据寺内碑文可知，其建造时间为元代。对于其他人来说，一对寺院雕像不寻常的服装和发型似乎有使人受到鼓舞的故事
（对此并没有确认的证据）
，那个地点是元代丞相脱脱的住所。这个故事首次提到
（我所看到的材料中）
是在明末。西城墙外的白云观是丘处机的一座道观，丘处机是早期全真派的一位创始人，死于1227年。而丘的历史可以从石碑上获知，似乎人人都知道有关这位神仙如何每年在他的诞日回来的故事。
过去被附着于事件，同样也附着于地方以及物品——不论是小而轻便的，还是大而笨重的——更容易被公众所接近，当存放于寺院中的时候更容易避开衰退和灾难而得到保存。例如，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的作品被受过教育者骄傲地称为艺术和历史。除了藏于私家和皇家的作品外，在北京寺院里至少有五块公开展示的石碑保存着赵孟的墨迹。当时，许多元代的地方和物品在一个变动的城市中消失了，转变了或迷失了它们的辉煌。10世纪至13世纪金代和辽代城市的踪迹甚至消失得更快。这两个朝代首都的实际地点位于明代早期北京的西南部。辽和金首都的部分被并入16世纪新南城的西面部分像“燕山八景”的景色一样，后来与金代有联系的许多地方或在宫殿内，或在西郊。在八景以及保存的明代皇城内命名的小岛或周围的湖泊中，据说在金代就已经是一个避暑地并且与皇帝金章宗（1190—1208年在位）有着特殊的联系。郊区的鹿园、钓鱼台、香山和玉泉山对明代的文人来说，也是金朝统治者休闲和避暑的地方。这样的知识深植于口头和书面的资料中，但在那些地方没有历史遗存。走到那里的普通人不会看到任何过去。
明清记载列出了17座金代寺院和20座辽代寺院
（平均分布在城内外）
。非直接证据增加了9座金代寺院和3座辽代寺院。在遥远的山上的戒台寺，仍有一块“大金”石碑和一块更早的辽代石碑。灵光寺
（也在这座城市的西边）
有一篇1479年的碑文宣称
（能够看清的文字）
，金朝统治者在大定二年
（1162）
之前就已经更改了寺院的名字。于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来说，17世纪初的戒台寺有一棵大而且散开的松树，要四或五个人才能环抱。在这些人的眼中，这是古老的显著标志。事实上，在许多地方，庞大的树冠
（特别是松树和银杏树）
被理解为古代遗迹的标志。
元代以前更为明显和独特的古代遗迹是高大的八面菱形独立石幢，也就是按辽代的惯例在其上面雕刻佛教保佑符咒的经文。在后期没有模仿或加以恢复，这种样式是辽代遗址的一个典型标志。20座寺院至少有一个经幢
（dharani pillar）
。法源寺有4个。张江裁、许道龄：《北平庙宇碑刻目录》，72～76页。然而在市郊的法海寺有3个明代早期的经幢
（我于1988年6月参观该处）
。即使是不识字的人也能认出是非同寻常的人制作了密密麻麻的图案，重复的字符覆盖了这些柱子的表面。此外，在这样的寺院里，通过这些起码可以被认为是充满保佑力量的柱子旧物，和尚们的知识可以传达给未受教育的游人们。对于文人来说
（正如对现代的历史学家）
，这些东西和它们的文字作为历史证据是非常有意义的。
在辽代以前，只有少数的北京寺院有确切的年代记载。7座声称来自宋代
（也就是，北宋，960—1126）
，但是只有唐代
（618—907）
的寺院才具有真正古代的象征。虽然只有在城市西边山上的较高级别寺院具有这种意义，但仍有25座寺院声称起源于唐代。没有单独证据表明是在这个地点，我没有查证这些说明。资料往往表明没有超过较早名称的记忆。许多寺院给出了虚假的精确度，坚称它们的东西——碑文、钟或者塑像，源于唐代贞观年间
（627—649）
，是古董。经证实，唐代在北京历史上是一个重要时期。在7世纪中期，这座城市是唐军远征东北的总部所在地。但在此的准确度并非我们所关心的事情。是什么事情使得北京的居民认为他们的某些寺院建于唐代并且利用它们去建构这座城市的过去。
法源寺，北京最古老的寺庙之一。
庙产中古老的物品常常与死亡相关，例如，在西山大觉寺
（一座标明1068年的寺院）
和潭柘寺
（一座标明1175年的寺院）
的佛塔和辽代和尚的墓志铭。在18世纪，潭柘寺有将近12座明代以前的佛塔。金朝统治者的皇家坟墓离北京西南不远，但是直到明末它们似乎一直被忽视，作为对关外满洲反叛
（被理解为金朝的复兴）
的反应，它们被“亵渎”。
（译者按：天启二年，由于后金的努尔哈赤势力崛起，为了断绝后金的“龙脉”，明熹宗下令夷毁金朝帝陵。）
直到清代，金代的陵墓得到再次照管并且被带回公众的意识中。死去的人同样也在口头传统上保存力量。法源寺，北京最古老的寺院之一，其建立的传说与死亡部分相关。其早期的名字“悯忠”，指阵亡在辽东战场上的唐朝士兵，他们的尸骨从那里被带回并得到安葬和照料。两座宝塔建在大片墓地之上的传说，是后来被添加在双塔寺上的。明末传说解释称，城南的大蚁丘据说是辽金战争中被屠*并且没有得到掩埋的死者，转变为一群群的昆虫形成的。在每年春天扫墓的日子里，这些蚂蚁回到此地，他们的坟墓。
在唐代以前，北京已知的历史是相当稀少。有9座寺院坚称起源于隋代
（581—618）
，但是大部分没有得到可靠的证实。在北京西南40公里的房山，一座有影响的中世纪寺院，因其有雕刻佛教石经的大工程而闻名。这种复杂的工程只有在明末皇家的赞助下才得以纳入北京的轨道，即使那样其仍然超越了大部分北京居民所能达到的文化程度。塚本善隆：《中国近代佛教史的诸问题》；雷德侯
(Lothar Ledderose)
已经在从事这个项目的研究，我感谢他有关这方面的指导。
（译者按：作者此处所提到的佛教石经即著名的房山云居寺石经。）
现在仍可以看到的天宁寺高塔，被认为是阿育王的佛祖遗物存放处之一，其隋代的石碑在元代末期遗失了。塔可能建于辽代。
明代的首都甚至宣称有两处古迹来自近似传奇的周朝
（公元前一个千年前）
：孔庙的“石鼓”和檀香如来佛。二者都是皇家的战利品，据说是金朝于1126年从宋朝的首都开封运来的，东西被合法地运到作为一个继任首都的北京。十面鼓
（实际上是一米高并且被熏黑了的大石块）
保存了我们所知道的可信周朝内容的古老文字。马几道
（Gilbert L.Mattos）
：《秦石鼓》，363页。传说释迦牟尼的檀香塑像来源于佛祖自己本身所在的年代
（公元前7至公元前6世纪）
是相当不可靠的，但对明代的奉行者来说是一种看得见的力量：真人大小的雕像颜色随着季节而发生微妙地变化，木料足够柔软被擦得锃亮如漆，有很大的金属回声。清代藏传佛教崇拜的对象，依次容纳在6座北京的寺院里。
寺院通过它们的塑像、物品、故事、名字和自然存在，保存和形成了北京的历史并且使其易于接近。反过来，寺院成为城市连续性和身份的关键性证明。
故宫太平之象。（来源《故宫贺岁》纪录片）
城市重新安置
在15世纪早期，当巨大建筑工程围绕着较古老的建筑物时，北京的居民被新来者的浪潮裹挟着。尽管我们对元代居住在城市的下层、本土语言和传统的基本载体知之甚少，但我们能确定出自新社会的其他组成部分，可能缓慢地形成的集体身份。
在蒙古人统治的最后几十年里，南方粮食输入的中断夹杂着经济崩溃，但在元明更替的过程中，北京没有遭受重大的物质损失。1368年夏天，当新王朝在中原建立起来的时候，明朝将军徐达没费一兵一卒就占领了被放弃的大都。虽然元朝的统治阶层逃走了，但许多普通的百姓——包括蒙古人和汉人，留了下来或不久又返回来。徐将军成为这座城市的总司令，立即把这座城市命名为北平。当明朝创立者于1370年把土地和官衔赐给他的儿子们时，这座城市作为封地赐给了第四个儿子。朱棣——十个男孩子当中的一个，被赐予“燕王”的称号，与徐达的女儿结婚，1380年搬入整修过的元代宫殿。直到14世纪末，在皇帝军事移民鼓励的援助下，人口才从元代的崩溃中恢复起来。我们能有多少自信把120万“人口”置于1393年的“京畿地区”登记之下呢？有多少人住在城内或周边呢？
洪武皇帝死于1398年，其长子的儿子继承皇位。在1399年夏天，边境发生了一系列战役，燕王发动了历时三年的叛乱，推翻了侄子的皇位取而代之。关于这些事件的二手资料是丰富的。1402年，作为永乐皇帝，他搬到南方的南京，但他与燕地仍保持着牢固的联系，并且几乎即刻着手把他当皇子时的领地转变为第二首都。1403年，易名为北京
（北方的首都）
并制定了城市规划；从1406年开始修建主要的建筑。同时，在这座城市北边的皇家陵寝也开始破土动工。1417年，这位皇帝搬到了北京，开始永久定居在当时所称的京师，在1421年的头个月里，他举行了朝贺庆典。随后进一步完成北京的重建。15世纪40年代，在与南京分担双重首都地位的几十年后，北京最终成为这个王朝的主要中心。
当明代的北京呈现出生机和活力的时候，它却不得不适应在北部与蒙古人越过山脉的土地接壤所造成的损失，并把自己改造成为一座重兵防守的堡垒以防御来自这个方向的军事威胁。这座城市也还需要与南方一带铸造更为紧密的联系，这使得15世纪最初十年提出恢复大运河的任务变得更加容易。不久，依靠北京后面的国家资源，北京开始吸引——并且征用——物资和服务以及整个帝国的人口，当地的经济变得更加朝气蓬勃。
在15世纪的头数十年里，转变成国家首都的这座边境城市引起了一波大规模的移民潮，一些是自愿地，一些则是国家的命令。南城城墙外的地名反映出那些社区的人们出身于士兵并且一起入住营房，例如，在宣武门附近山西、四川驻军狭窄空间的胡同，或来自遥远南方的安南和蛮子兵的营房。在城里，其他的地名表明新居民的集中：河南营；白回回胡同，可能是穆斯林；山西厂；陕西巷；丰城胡同（江西的一个城市）。对于这些保存下来的独特社区并不清楚。这座城市附近曾经是蒙古统治时期被用于放牧的土地和贵族庄园，用于耕种的土地是免费的，更多军事殖民被建立起来，来自西北的罪犯们在土地上劳动，农业移民（估计数量较大）受到机遇的吸引并被许诺免税。为了提高农业产量和政府的税收，1403年，121这位新皇帝命令大约三千名“有产者”从中原迁入首都；而其他人则安置在城里服务于朝廷。
故宫丹墀。（来源《故宫》纪录片）
此前的四个世纪，北京不再是汉人朝代的首都，并且在明代早期仍保持着其多样性。穆斯林、蒙古人、女真人、藏人和畏兀儿人成为北京常见的一个风景。据15世纪60年代一位学者估计，有一万名蒙古人住在这座城市里。。大卫·罗宾逊《明中期京畿地区土匪与叛乱
（1450—1525）
》第二章表明一直持续到16世纪，在北京城内外军人中蒙古人的重要性。为了方便读者，我使用不合时代的20世纪中期的“维吾尔”这个词语来指代明清时期塔里木盆地绿洲中讲突厥语的穆斯林信徒。外国使团也展示了某种世界性，他们开始定期到达北京，人们期盼着皇帝
（永乐）
的赞助，进行前所未有的航海扩大明代附属国的数量。使团来自朝鲜和安南，来自暹罗、爪哇、文莱、占城、波斯和中亚的国家，甚至来自帝国内非汉族的苗、瑶、畲和壮族地区。陈永海
（Wing-hoi Chan）
：《客家族谱中的命名：一种宗教习俗及其衰落》，见科大卫、萧凤霞
（Helen F.Siu）
主编：《深入乡土社会：华南的地缘纽带》，他的研究表明，我们可能想说“所谓的非汉人”。永乐皇帝对藏传佛教的形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上皇帝后，他就从中亚邀请僧侣使团到他的首都
（最初是南京，后来是北京）
，他的继任者也同样断断续续地这么做。
在这种多样化和不稳定的社会之外，出现了强大而杰出的人物，他们中的大多数从朝廷中汲取他们的经济和文化资本，还有一些是在科举体制和官僚衙门中的成功者。在第六章，我们会详细地研究这些精英。此刻，让我们勾勒一下明代首都社会的大概轮廓吧。
皇权的重要性在于与一个相互联系皇家军事精英的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地位保持平衡。正如其他人争论的那样，统治家族、他们的外戚、锦衣卫和皇宫里的宦官的结合是在15世纪的过程中出现的，并成为北京生活中一个最典型的特点。
核心是皇族。在此后的两个半世纪中，朱棣的后裔持续了十三代，所有都是在北京出生和成长的。其他的皇子被送到远离首都的地方生活，而皇家的女儿们在宫中成长，然后与当地人结婚。作为妃嫔进入紫禁城的年轻女子们通常同样是在首都地区土生土长的。那些足够幸运能生育男孩的女人们，她们的地位提高到令人眩晕的程度，变成妻子，甚至皇后和皇太后。随着她们在这个社会地位上升的是她们的亲戚，特别是她们的父亲和兄弟。我从未看到有关作为寺院捐助人的明代皇子的参考资料
（除了永乐皇帝是燕王的时候）
。
太和殿内的“建极绥猷”匾额。（来源纪录片《故宫》）
一些皇家的姻亲出身普通，一些是军事家族的成员，经常是锦衣卫的官员。其他人在结婚后会接受锦衣卫的任命进入皇族。鉴于他们在京畿地区社会内的军事优势，这个联盟并不奇怪。一些是通过奖赏继承爵位。公爵、侯爵和伯爵的官衔被分配给外戚和其他受宠爱的人，这些家族成为原始当地“贵人”的支柱。
在1420—1620年，有75名贵族居住在北京。我将把那些只拥有一代或少于三十年的有头衔的许多家族以及一些明确并完全地居住在首都以外地区的家族排除在外。我不得不用1620年作为分界日期，因为在《明史》中，许多称号拥有者最后一代的资料是不完整的。这些包括7名公爵、28名侯爵和40名伯爵。10名是外戚。55个家族持续他们的父系和保持他们的称号超过八代。其他的则消失更快。对于皇族和皇室的成员来说，俸禄可以充分证明贵族称号的声誉，收入来自附近的皇家土地。这些俸禄的范围从每年5000石
（谷类）
向下到900石；公爵超过2000石，其他是1000石上下。《明实录》
（嘉靖朝）
，105～107页各处。我已保留“内务府”来指清代管理皇家事务的机构；在明代，这样的事务由宦官机构进行处理。这些大的皇庄是京畿地区的一个典型特征（特别是北京南边）。与有称号的家族和锦衣卫官员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是北京最有权势的宦官。这是一个自然的联合。宦官掌管着皇庄的经营、皇室的事务和宫殿里的生活。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本身就来自京畿地区，与他们本地的社区保持联系，他们的行为表现与当地的男人别无二致。
十二个主要的宦官衙门包含了全方位的宫殿服务和供给的职责：人员、配饰、徽章、马匹、寺院供品、食品、印章、证书、宫殿维修、衣服、交流和礼仪事务。这些衙门管理者的职位是有威望和权力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全面苦心经营和向外扩张的宦官权力不仅深入北京和周边地区，而且也深入帝国的经济和政治方面。司礼监和锦衣卫宦官管理的西厂和东厂成为恐怖的编外官僚监督管理机构。
作为皇城内宦官的补充的少量侍女们，她们担当侍从、女佣、奶妈、裁缝、洗衣女和厨娘。这些宫内的侍女们（肯定是当地人）与宦官们建立了虚拟的亲属关系，并且，同样在首都的生活中，这些皇家的仆人变得非常积极。宦官们也与有称号的贵族建立密切和重要的联系，甚至是更有影响力的皇后和公主的代理人。
并非所有的皇室成员、首都驻军或宫廷人员都是有钱有势的。对于这些等级制度中最上层的精英来说，皇家的权力和关系提供了金钱、财产、权力和许多利用和滥用他们权力的机会。明代的历史，是由他们的对手撰写的，已经迅速告诉我们有关他们不负责任、榨取、残酷的行为。在第五章中，我将纠正
（也许是矫枉过正的）
这种不平衡，以及更富有同情地看待北京的精英在当地宗教和上流社会相互连接中所扮演的领导角色。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们中的许多人投入大笔钱财建造和恢复北京的寺院，资助僧侣，建造坚固的坟墓并在他们的别墅花园中奢侈地进行娱乐。
皇家的权力就这样建立并扎根于首都地区这些家族交织的网络之中。好的和坏的皇家影响是通过妇女、仆人以及亲戚，通过军人、贵族和宦官，越过宫殿的城墙和皇城向外流动，进入北京，进入当地。而当地的文化也沿着同样的渠道向上流动。
这个朝廷的精英既反映了北方首都粗略、流动、边界的性质，也反映出其孤立的、女性化的宫廷世界。与那些出身富家或受过教育的人相比，宦官和外戚是在一个更不稳定的基础上构建了他们的地位。依赖极短时间的皇家恩惠，不断地受到宫廷阴谋和官僚敌意的挑战，他们可以指望在仅有的一生中获得他们的权力——至多——不是说一心一意，但他们必定对他们的成功担忧。然而北京的社会与其他城市中的社会是不相称的。世袭头衔和俸禄给予其贵族们一个持久的权力，这与那些通过商业、土地和科举成功者而幸存下来几代的人相类似
（虽然有些甚至比他们更多一些）
。
《故宫》纪录片剧照。
宫廷精英并没有完全统治首都。兵营作为城市防御的警戒线被布置在更宽阔的地区以及郊区，军事家族成为当地社会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估计人数从150000人至300000人，他们具体驻扎在北京地区何处是不清楚的。此外，虽然比例不同，如同其他的城市一样，北京既有当地受教育的精英，也有一批寄居的官员、文人和商人。
15世纪早期，科举考试的恢复为当地家族能够进入国家官僚机构创造了机会，在元朝统治时期，官僚机构在其上层并非封闭的。大兴和宛平
（北京范围内的县）
就有这种成功者，他们通过几个级别的考试达到最高级——进士。在整个朝代过程中的79次考试中，两县产生了204位最初等身份拥有者
（举人）
：开始的时候人数并不多，但是在15世纪40年代和16世纪20年代，每年都会有几个，此后为数更少，而且在1625年后，再次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波动。通过与帝国其他地方进行比较，我们能将其视为还不错的结果。平均每次考试为2·6个。
事实上，来自北京的进士数量是实际的两倍多。更多数量的男子是在锦衣卫或首都的其他兵营中进行登记并且也参加考试；从15世纪中期开始，他们做得相当出色，包括城市中一些非常有名和相当受尊敬当地人的儿子。锦衣卫家族产生了276个进士。《畿辅通志》，1884年，35～36、128～353页
（我的统计）
。虽然这些家族世代居住在北京，按当地的配额参加考试，但他们登记的目录和祖籍
（通常远离北京）
保持着他们公开身份的一部分。这些在当地拥有身份的人获得进入地位较高的职位；其他人因他们的诗歌或绘画或好客而获得美名——那就是，他们在雅致精英生活方式上的优势。这些考试精英家族与皇家军事精英、寄寓的官员、商人们混在一起，他们之间经常会形成一座社会桥梁。
15世纪的前半期，迁居
（或被迁至）
到北京的那些人中的大部分开始作为外来者变为居民。城市的人口进一步被其他的寄居者扩充，家乡在外地但却住在首都的那些人则是出于职业的原因。
三级全国范围的考试体系不仅形成了一个当地的精英群体，而且一个世纪接着一个世纪吸引数千名考者三年两次到达北京。从1405年开始，北京成为第二级省举人考试的场所，上千名来自周边省份的举子们参加三年一次的八月份考试。京城的进士考试于1415年首次举行，此后每隔三年于春天举行。参加极端考验记忆和体力考试的五千多候选人，当时也许在京城停留不会超过几个月，但是他们许多人不止一次来到京城，这种涌入是经常性的且不间断的。那些——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获得成功然后留下来等待朝廷的职位，一些可能在京城有更好的发展。
乾清宫，始建于永乐年间，后因多次焚毁而重建。
明代京城官僚机构配备的人员也许有几千名文官，按等级排名，分配到六部和许多较低的职位。来自浙江绍兴府寄居的师爷直到明末才得以定居北京。吏员的数量超过了他们的上司，一些可能是从当地人中雇用来的
（首先，包括那些在元代从事同样工作的人）
，但是中高级的官员最初则是来自永乐皇子的随从以及南京。帝国神经中枢的许多建筑位于一个大的街区之中，紧挨着紫禁城和皇城城墙南部的外面。由于从事与帝国内部事务有关的工作，在他们的私人生活中，这些男子长期或短期地成为北京居民。
首都也会按照官员和其他人员大致类似的比例为当地政府衙门提供房屋。皇城北面是两个县的衙门，这两个衙门对城市有管辖权并隶属于顺天府。通过几个军事官僚机构，北京以非典型的密度进行驻防，是五军都督府衙门的所在地。有74个京城护卫单位驻扎在周边地区，33个属于皇家卫队，在这些军队中，最重要的是锦衣卫，对皇帝负责，在宫殿附近有宽敞的房屋。
皇家和官僚阶层的需求是由一大群商人、掮客、店主、作坊主和服务人员进行满足的。一些是来自徭役；另一些是长期的商人，渴望为朝廷和私人事务服务。他们包括来自长江下游的画家和工匠，来自安徽从事茶叶、墨汁和木料生意的商人，以及山西贩卖油和金属的商人，江西的陶瓷商人和福建的纸商。一些是参加科举举子的亲戚和邻居，他们与其他的社会精英混在一起（或试图）。许多寄居者长期居住在首都，与那些在北京的家族建立起复杂的关系；他们成为当地领袖时几乎没有障碍。
（低级的短期居留者，特别是难民，很少受到热情欢迎。）
想知道有多少人居住在明代的北京是困难的，特别是早期；只有到1600年证据略微确定一些。撇开因其过低的税收数字，而代之以对粮食消费的估算，乔安妮·克莱尔·维克兰
（Joanne Clare Wakeland）
已经计算出明代城市的人口在某个时期是在 600000 人至1150000人。还有许多其他估计偏爱较低的数字。在这些数字中，我们能粗略地确定几千名贵族，也许几万名宦官，50000名当地商人，50000名官员以及也许150000名军户。
有根据地推测这些数字的范围更为广泛。有关贵族的数据，是我的推测。有关宦官，从10000名至100000名，虽然大部分学者赞同在这个朝代的过程中，他们的数字是增加的。鉴于文人有倾向性的资料强调宦官的权力，同其他人一样，我倾向黄仁宇更保守的数字，他指出在16世纪末约有20000名宦官。
对于明代的大部分人来说，城墙中的北京指的是北城。127人口稀少的宫殿和宦官管理的皇城中的作坊、仓库——对公众来说，二者都是禁地——是统治的核心。经济中心的重心似乎已经在宫殿南面的街道、市场和前门外稠密的人口地区形成。城市的东面，靠近大运河的地方，则更加商业化。许多空间最终包括在南城墙内，仍保留着乡村的特点。
故宫今貌。
作为一个城市的北京，缺乏制造业并远离周边的农村，其生存依靠资源而且受皇帝指挥调控，可以肯定的是，已经被透支了。这座明代的城市本身也是个生产者，它既从周围的环境中汲取资源也对其进行投资。皇室的衙门有许多作坊，生产物品
（例如青铜和漆）
，除此之外用船运到北京供皇家使用
（陶瓷、丝绸）
或由外国人运送来作为贡品
（毛皮）
，也寻找它们进入当地市场的方式。煤和石灰在城市西边山上得到挖掘和开采，在东北是生产铁的作坊，城里还印刷书籍，砖和瓷瓦也在此制作。
此外，从北京周边的乡村吸引农民去寻找永久或临时的就业，吸引买主消费他们的产品和服务。全社会各个阶层所消费的数量可观的蔬菜和水果不得不来自周边的农村。租借的收入支持着皇家和贵族，马匹在皇家附近的牧场放牧，全年种植着花卉。
15世纪早期的重建和重新安置，随着永乐北方首都的建造，在本书中被认为造成了第一次社会大分离。在这个动荡之后的几个世纪，明代社会所显现出的问题，我们会转在第二部分的末尾进行讨论。我们将在第三部分看到，在明朝统治者于1644年被推翻后，北京经历了新一波移民和第二次大*。城市不得不再一次重建，不同的成分打造出新的社区。
本文摘自《北京：公共空间和城市生活（1400-1900）》，经出版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授权刊发。
撰文 韩书瑞
摘编 徐学勤
编辑 徐伟
校对 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