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王弼
汉代末期，由于象数释《易》枝节旁生、繁杂零碎，一味呆板比附经文的做法已不堪重负，象数被其自身压垮之势已成必然。在此形势下，一位才人横空出世，他的理念左右了后来数百年的治《易》方向，并且直接导致了盛极一时的汉《易》几近消亡。他就是以“得意忘象”而著称的王弼。然而，这位才人终其一生不过活了24岁。
王弼，字辅嗣，三国时魏国山阳（今河南焦作）人。少年天赋极高，书载他“幼而察慧，年十余，好老氏，通辩能言”。除了天赋好以外，他的出身也十分光彩。他的六世祖王龚，名高天下，官至太尉，位列“三公”；五世祖王畅为汉末“八俊”之一，官至司空，亦列“三公”；其父王业，官至谒者仆射；他的继祖父是“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他的曾外祖父也是号称“八俊”之一、身为荆州牧的刘表。诸多的良好条件使得才十几岁的王弼就被当时的很多官员和文人所熟识。
王弼人生虽短，但成就巨大。总结起来有两点：一是开创了“魏晋玄学”；二是扫除了“象数易学”并开创“义理易学”，以老子思想解《易》。其作品主要包括《老子注》、《老子指略》、《周易注》、《周易略例》 等。其中的《周易注》，王弼对“经”上、下篇都作了注（计六卷），对《文言》、《彖传》、《象传》也作了注，剩下的《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均未作注，后来由东晋人韩康伯继续注完。后世所说的王弼《易》本多指他和韩康伯合注的版本。
（二）
先说下王弼的玄学成就。
我们中华历史上的文化思潮有人总结如下：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清代朴学。可以看到“魏晋玄学”在中华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所谓“魏晋玄学”，是指魏、晋时期出现的一种崇尚老庄的思潮，其“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玄学的典籍是《老子》、《庄子》和《周易》（“三玄”，都是经王弼所注），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郭象等。
玄学典籍
玄学代表人物当中王弼与何晏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何晏既是曹操的养子，也是曹操的女婿。大将军曹爽秉政时官至尚书。他比王弼大三十多岁，等于是长辈了，但是何晏非常钦佩王弼的才华。何晏认同庄子 “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的说法，认为圣人是没有喜怒哀乐的。王弼的看法不同，他说“圣人茂于人者， 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今以其无累, 便谓不复应物, 失之多矣。”
翻译一下：圣人超乎常人的地方是神明的智慧，跟常人一样的是都有“五情”（喜、怒、哀、乐、怨）；神明足就能“体冲和”而通虚无（本源），五情与常人相同就不能对待人事毫无喜怒哀乐的情感。圣人的情感会在待人接物（应物）时产生，但不会粘滞在上面而受连累。如果把圣人不受情感连累说成对人事毫无感觉，那就大错特错了。
他还举例“孔子遇颜回不能无乐，丧颜回不能无哀”，说明圣人是有“五情”的，不是草木石头。
上面这段话哲思深远。《中庸》首章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如果说“体冲和以通无”意近“喜怒哀乐之未发”的话，那么“应物而无累于物” 就是“发而皆中节”的注脚了。
可见年少的王弼确实才思玄远，难怪何晏这位当时已经声名卓著的清谈座主会看中他。《世说新语•文学》中说：“何晏注《老子》未毕，见王弼自说注《老子》旨，何意多所短，不复得作声，但应喏喏。遂不复注，因作《道德论》。” 何晏自知不如这个年轻的后生呀！
（三）
再说王弼的治《易》思想。
《易传》“系辞”中说“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所以对《周易》经文的解释有“象”、“意”、“言”之说。
王弼指出“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
这一段就是王弼“扫象”的根本立论点---得意忘象。意思是说：“象”是用来表达“意”的方式和手段，如果通过“象”使人们获得了《周易》的“意”（思想内容），那么“象”的任务就完成了，就不要再固执于“象”了。就好比“渔具是为捕鱼而存在的，鱼捕到了就可以忘了渔具；捉兔子的网套是为捕兔而存在的，兔子捕到了就可以忘了网套了。”
要注意的是，王弼上面这段话是针对汉人机械呆板的用“象”比附经文而说的。他说的“忘象”不是不要“象”，而是指明白了“意”之后就不要再拘泥于“象”了。他还说“义苟在健，何必马乎？类苟在顺，何必牛乎？爻苟合顺，何必坤乃为牛？义苟应健，何必乾乃为马？”八卦类象中乾为健、为马，坤为顺、为牛，王弼的意思说如果乾卦的意思是“健”，就不一定用“马”去代表；如果坤卦的意思是“顺”，就不一定用“牛”去代表。因为“健”这个意义可以用众多的物象去表征，比如天、圆、君、父、玉、金……等等，坤卦代表“顺”也是同样的道理。这就是“触类可为其象，合义可为其征”的“象征”方法。
换言之，王弼注重的是要搞清楚卦象所揭示的核心意义（得意），而不是具体代表的某个东西或物象（忘象）。执着于具体物象的研究就会导致“存象忘意”的结果。显然，他对把对“象”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抽象的高度，这点是积极的。
（四）
王弼解《易》一扫象数比附的繁琐，言简意赅、爽朗明快，让人有清风拂面之感。如他释“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说“衣被万物，故曰‘显诸仁’；日用而不知，故曰‘藏诸用’；万物由之以化，故曰‘鼓万物’也；圣人虽体道以为用，未能全无以为体，故顺通天下，则有经营之迹也。”
释《系辞》中“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一句，说“精气烟煴，聚而成物；聚极则散，而游魂为变也；游魂，言其游散也；尽聚散之理，则能知变化之道，无幽而不通也。”
再如他释《乾》卦九二爻“见龙在田，利见大人”说“出潜离隐，故曰‘见龙’；处於地上，故曰‘在田’；德施周普，居中不偏，虽非君位，君之德也；初则不彰，三则‘乾乾’，四则‘或跃’，上则过亢；‘利见大人’，唯二、五焉。”
如此等等，直指要害，何等的简快！
王弼的《周易注》虽说离弃象数，但看具体的释文也不是完全这样。比如“王弼注《泰》卦六四爻：‘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曰：‘乾乐上复，坤乐下复。’亦取于荀氏阴阳‘升’‘降’交通之说。故王弼对汉人的‘象数’之说，实非全部排斥不用。同时他出字吐语，最重每卦的阴阳与爻位，也可知他心中严格掌握着卦象，并没敢随意乱说。”（《周易概论》）
由于王弼的《周易注》开创了新风，生机勃勃，一上市就流行开来，给汉《易》以沉重的打击。南北朝时期，经学有“南学”和“北学”之分。“南学”取王弼之《易》，“北学”取郑玄之《易》。到隋朝，“北学”衰亡而“南学”兴盛，王弼的《易》也随之占据了主导地位。唐朝孔颖达撰《周易正义》，取用王弼的注本。此后自唐到宋，这个版本的《易》一直都是“官学”，足见其影响之大！
（五）
王弼解《易》最为后人诟病的是杂入了老庄之学，批评他把注释《周易》弄成了阐发自己玄学思想的工具。当然，力挺他的人也有，比如清初的黄宗羲，他说“有魏王辅嗣出而注易，得意忘象，得象忘言……，顾论者谓其以老庄解易，试读其注，简当无浮义，何曾笼络玄旨？故能远历于唐，发为正义，其廓清之功，不可泯也！”就是说王弼注的《易》简当实在，没有搞什么玄奥的义理。
从王弼的观点看来，老庄之学和《周易》是相通的。他在《老子指略》中说“其为文也，举终以证始，本始以尽终……”。意思是《老子》的行文举用终结来证实初始，根据初始来极尽终结。他在解释“系辞”中的“《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说“质，体也；卦兼终始之义也”。意思是《周易》64卦都是推始归终而形成卦体大义。就是说它们都是探究“始”“终”的根本性学问。
原来有段时间我也纳闷，都说《易经》是儒家的经典，怎么在影视里面的老道，穿的都是八卦道袍？看到王弼这释然了，当然儒道“联姻”后面还有一出。
从哲思的高度看，《老子》与《周易》应有不少相通的地方，“但是它们毕竟分属儒道两家哲学系统，彼此存在着一系列差异和矛盾，要完全融合它们，是十分困难的。”（周光庆，《王弼的《老子》解释方法论》）
“如他注《彖》《乾》之‘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一句，曰‘天也者，形之名也；健也者，用形者也；夫形也者，物之累也……’。用这种明显打着老庄印记的话语解《彖》，显然与《彖》文本义不合，因而是不足取的。”（《周易概论》）
由于治《易》思想的分野，后世对王弼的注《易》褒贬不一。我个人认为现代刘大钧先生的评价很客观，他说“王弼治《易》有得有失，且得大于失，应该予以肯定。”
（六）
王弼虽是治学的能才，但在世俗世界里却拙于应付。这似乎也是好多文人大儒的通病，可能他们都太沉醉于学术思维中了。前面说过，位高权重的何晏对王弼十分器重，所以就推荐他在朝中做了官。据载，王弼与当时的主政者曹爽有过一次密室会面，可是他除了大论玄道之外，什么都没谈，搞得这个曹爽“以此嗤之”。
公元249年，司马家族政变成功，何晏被灭三族，受他牵连，王弼丢职回家。同年秋天，遭疠疾而亡，年仅二十四岁。
禅宗祖师云“大悟十八度，小悟不知数”，心学大成者王守仁也还有三次悟道，这些都是需要漫长的时间作保证的。对于王弼来说时间确实太紧了点，即便如此，他短暂的生命还是绽放了绚烂的光彩，仿佛一颗耀眼的流星划过天际……
“仲尼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乎!”是言可以为证。
再见，王辅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