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名臣录52: 王安石（六）

王安石与韩、吕两家

王安石虽然高第登科，在中原士人眼里，他是“远人”，远离中原的人。当时中原是文化中心，开封、洛阳、大名、商丘是都城，大城市，相当于今天的北上广深。中原士大夫不服他，有点排斥。

王安石为此也曾深交京城世族，以为靠山。同科进士中，有两位豪门出身的同年，一个是韩绛，一个是吕公著。韩家、吕家都是当时朝廷巨室，“天下之士不出于韩，即出于吕。”韩绛的弟弟韩维“学术尤高”，一时之名士，王安石也与之结交为友。有此三人在京城传颂，王安石的名气越来越大。后来又结交了中原名士司马光，很快王安石也成了炙手可热的闻人。

韩维在宋神宗还是颖王的时候，为太子宫翊善，德操老师，专为太子讲解经史，规范操守。每次讲到精妙处，太子叫好，韩维就会说：“非某之说，某友王安石之说。”等到太子登基，成为宋神宗，很快就把王安石召至京城。

王安石与吕公著同在馆阁时，里面都是当朝名士。大家一起谈古论今，“众人之论必止于介甫，介甫之论又为晦叔止也。”王安石在，以王为准；吕公著在，以吕为准，可见吕公著才学之高。王安石对吕公著非常恭谨，曾写信说，京师二年，内心很压抑，但是与你交往之后，心情豁然开朗。

王安石做了宰相，马上举荐吕公著为御史中丞，希望他帮助推行新法。吕公著在御史台也录用了不少王安石培养的人才，后来吕公著迫于旧党压力，反过来说新法不好，弊端太多，王安石很不高兴，二人渐行渐远。以至以讹传讹，将吕公著贬出朝廷。

原来宋神宗与吕公著在便殿讨论时政，吕公著引用了春秋时期的典故，“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恶”。本意是如果处理不好王安石与韩琦的矛盾，惹得韩琦带兵入京，以清君侧，那就麻烦了。王安石知道此事后大怒，认为这是挑拨离间，免除吕公著的侍读学士，贬知颍州。起草谪词的时候，王安石指示翰林学士宋次道把吕的原话写进去。

宋次道不敢深罪吕家，含糊其辞：“敷奏失实，援据非宜。”意思是上奏失实，引据不当。王安石看了大为不满，亲自改为“比大臣之抗章，因便殿之与对。辄诬方镇，有除恶之谋，深骇予闻，无事理之实。”意思是吕公著作为大臣，在便殿与圣上对答，污蔑韩琦要带兵进京，有除恶之预谋，骇人听闻，而且没有事实依据。

后来有人为此事和稀泥，以吕公著之谨慎周密，不可能说这样的话。应该另有其人，神宗皇帝记错了，张冠李戴。总之，王安石与吕公著彻底闹翻。

王安石在推行新法上，坚定不移，不允许有丝毫的变通与模棱两可，将朝廷重臣韩琦、富弼、文彦博、欧阳修、司马光、吕公著、韩维、范镇等人等统统逐出朝廷，《宋史》里说，“吕公著、韩维，安石借以立声誉者也；欧阳修、文彦博，荐己者也；富弼、韩琦，用为侍从者也；司马光、范镇，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遗力。”

晚年王安石在金陵养病，侄子王防陪在身边，荆公曾自言自语道：“以前的至交好友都因国事绝交了，如今闲下来，很想写信给他们。”王防欣然设纸笔在案，荆公几次提笔，又长叹而止，不知从何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