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来，月有阴晴圆缺，但金庸始终没有完全淡出公众的视野。现代文学史上，如此有个人魅力，不靠政府或商家做后台，而能红透半边天，且持续这么长时间，实在是个奇迹。单凭这一点，也都值得研究者持续关注。
金庸比许多新文学家更像“读书人”
在我心目中，“博雅”与“通达”，乃传统中国读书人的最大特征。
在这方面，大学里专治文史的名教授，也都不见得能在查先生面前昂首阔步。我敬佩查良镛的，不仅是学识渊博，更包括极为强烈的求知*。有幸听他眉飞色舞地谈论“考博”及“读博”的经历，那种投入感与幸福感，让我深深感动。
在很多人看来，早已功成名就且年事已高的查良镛先生，根本没必要正儿八经地注册念剑桥或北大的博士。可这正是“读书种子”查先生可敬可爱的地方。不只是具体的学识，甚至包括气质、教养与趣味，金庸都比许多新文学家显得更像传统中国的“读书人”。
好的小说家，一般都特能洞察人心。看透世态人情的结果，有三种可能性：或居高临下的傲慢，或普度众生的慈悲，或愤世嫉俗的绝望。
多次听查先生演讲，说实在话，不算太精彩；但答问很得体，确能显示大智慧。现场感觉如此，回头读各种报道及记录稿，证实我的直觉。愿意认真倾听粉丝稀奇古怪的提问，给予真诚的回答，而不是敷衍了事，这对一个见多识广的名人来说，除了智商，还得有足够的情商。
不止一次见到这样温馨的场面：演讲结束，热情的读者捧着书要求签名，金庸很配合，问人家叫什么名字，顺手写两句勉励语或俏皮话。在那么疲劳的状态下，始终保持笑容，且变换笔调为读者题词，是需要情感及智慧的。这在早年是为了推销作品，如今名满天下，根本用不着讨好一般读者，可金庸还是那么认真，丝毫没有懈怠，一笔一画地签上自己的名字，这着实让我感动。
真希望有哪位好事之徒在网上发起，让获得过金庸签名的普通读者晒晒照片，那些五花八门、体贴入微而又暗藏机锋的题词，会让后辈汗颜且欣羡不已的。
“少年游侠、中年游宦、晚年游仙”
问过中文系若干在读博士生，他们小时候也曾迷恋过武侠小说，因而对金庸其人其文相当熟悉。之前审读“我与金庸”全球华人散文征文奖稿件，许多人深情款款地讲述自己与武侠小说一起成长的经验，既感谢作家金庸，更怀念意气风发、飞扬跋扈的青春岁月。这让我对金庸为代表的游侠想象，又多了几分理解。
四年前，我应邀撰写《作为一种精神气质的“游侠”》，开篇是：
“游侠作为一种潜在的*或情怀，在好多人心里面都蕴藏着，只不过表现形态不一样而已。中国人的理想境界是‘少年游侠、中年游宦、晚年游仙’。少年时代的独立不羁、纵横四海，是很多人所盼望的。浪迹天涯的侠客，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种对于现实生活的超越，或者说对于平庸的世俗的日常生活的批判。在这个意义上，‘侠’跟打斗本领没有直接关系，也不见得非‘快意恩仇’不可。这更像是一种超越日常生活的愿望与情怀。”（《文史知识》2013年第10期）
若此说成立，即便“天下”永远“太平”，也都有游侠“长剑横九野，高冠拂玄穹”的存在价值。
我大概是大陆学界较早意识到金庸小说的学术价值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撰写并出版《千古文人侠客梦》的同时，我在北大中文系开设专题课，讲中国人的游侠想象。不过，在我的论述框架中，金庸只是重要的一环，故不会有太大争议。当然，如此“平正通达”，影响力也就有限。
直到北京大学授予金庸名誉教授，严家炎先生撰写《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方才掀起了轩然大波。严老师不屈不挠，在北大中文系开设“金庸小说研究”专题课，日后结集为《金庸小说论稿》，在金庸研究方面，贡献远比我大。
从九十年代中期起，我有不少接触查良镛先生的机会，甚至还曾在浙江大学与之合招博士生（虽不成功），但总是敬而远之。一是年龄及地位悬殊，不敢谬称知己；二是我的老师王瑶先生曾告诫，不要跟研究对象走得太近，以免影响自己的学术判断。第三则纯属私心——我心目中的大侠，连同大侠的创造者，都应该有某种神秘感，最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遥望可以，细察则不必。
金庸是有政治抱负的小说家
作为上世纪最为成功的武侠小说家，金庸从不为武侠小说“吆喝”，这点值得注意。
在许多公开场合，金庸甚至“自贬身价”，称“武侠小说虽然也有一点点文学的意味，基本上还是娱乐性的读物，最好不要跟正式的文学作品相提并论”。如此低调的自我陈述，恰好与在场众武侠迷之“慷慨激昂”形成鲜明的对照。将其归结为兵家之欲擒故纵，或者个人品德之谦虚谨慎，似乎都不得要领。
在几则流传甚广的访谈录中，金庸对于武侠小说的基本看法是：
第一，武侠小说是一种娱乐性读物，迄今为止没有什么重大价值的作品出现；
第二，类型的高低与作品的好坏没有必然联系，武侠小说也和其他文学作品一样，有好也有坏；
第三，若是有几个大才子出来，将本来很粗糙的形式打磨加工，武侠小说的地位也可以迅速提高；
第四，作为个体的武侠小说家，“我希望它多少有一点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
如此立说，进退有据，不卑不亢，能为各方人士所接受，可也并非纯粹的外交辞令，其中确实包含着金庸对武侠小说的定位。
可是，请别忘了，撰写“娱乐性读物”的，只是文化人查良镛的一只手；还有另外一只手，正在撰写“铁肩担道义”的政论文章。据我猜想，在很长时间里，查氏本人更看重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据说，“《明报》不*，全靠金庸的武侠小说”；这话用在查氏创业之初，当不无道理。为了吸引广大读者，查良镛以《神雕侠侣》等作为诱饵——如此陈述，很容易消解小说家金庸的“意义”。但我宁愿相信，这是实情。
因为，在我眼中，查先生是个有政治抱负的小说家。也正是这一点，使其在上世纪无数武侠小说家中显得卓尔不群。 有了《明报》的事业，金庸与无数武侠小说家拉开了距离。一个武侠小说家，不只是娱乐大众，而且可以引导社会舆论，在金庸奇迹出现以前，实在不能想象。
据说，金庸撰写的社论与政论，总共约两万篇。倘若有一天，《查良镛政论集》出版，将其与《金庸作品集》参照阅读，我们方能真正理解查先生的抱负与情怀。查氏之政论文章，读者面自然远不及其武侠小说，可备受学者及政治家的关注。
前者以金耀基为例：在率领香港中文大学诸学者“文人论武”时，金氏大谈对于查先生所撰社论之热爱，称其“知识丰富，见解卓越，同时有战略，有战术，时常有先见之明，玄机甚高，表现出锐利的新闻眼”。
后者则有查氏《北国初春有所思》记录的与国家*的会谈为证：“没有仔细读过”金庸的武侠小说的国家*，却很关注查先生发表在《明报》上的政治见解。在金庸创作的高峰期，左手政论，右手小说。这种写作策略，使武侠小说家金庸一改“边缘”姿态，在某种程度上介入了现实政治与思想文化进程。
既不完全认同新文学家的“雅”，也不真正根基于武侠小说家的“俗”，而是两面开弓，左右逢源。支撑起如此独立不羁的言说的，乃是其作为“舆论家”的自我定位以及由此而派生的“道义感”。
晚清以降，文学的雅俗之争，有审美趣味的区别，但更直接的，还是在于社会承担：一主干预社会，一主娱乐人生。查氏起步之处在新闻，现代中国的新闻事业，恰好与武侠小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绝大部分武侠小说，都是先在报刊连载，而后才单独刊行的）。
可是，同在一张报纸，头版的社论与末版的副刊，各有各的功能，几“不可同日而语”。金庸之自办报纸，并且“赤膊上阵”，下午褒贬现实政治，晚上揄扬千古侠风。有商业上的野心，但更有政治上的抱负。长期坚持亲自撰写社论，实际上认同的是新文化人的担当精神。
金庸曾表示，当初撰写武侠小说，固然有自娱的成分，主要还是为了报纸的生存。时至今日，金庸仍是第一个在小说之外还有显赫功绩的武侠小说家。查氏本人对此十分自豪。
其实，关于金庸的传记或著作，大都会提及其值得夸耀的“《明报》的事业”。我只是将常见的“并列句”改为“因果句”，而且不是从《神雕侠侣》对于《明报》销量的决定性影响立论，而是反过来，强调办报纸、写政论对于《笑傲江湖》等小说创作的意义。
政论与小说，一诉诸理性与分析，一依赖情感与想象，前者需要“现实”，后者不妨“浪漫”。如此冷热交替，再清醒的头脑，也难保永远不“串行”。只要对当代中国政治略有了解，都会在《笑傲江湖》和《鹿鼎记》中读出强烈的“寓言”意味。
同时写作政论与小说，使得金庸的武侠小说，往往感慨遥深。撰写政论时，自是充满人世精神；即便写作“娱乐性读物”，金庸也并非一味“消闲”。理解查君的这一立场，不难明白其何以能够“超越雅俗”。
儒道之互补、出入之调和、自由与责任、个人与国家，在金庸这里，既落实在大侠精神之阐发，也体现为小说与政论之间的巨大张力。
为何金庸的小说更有生命力？
提问：在新派武侠小说家中，为何金庸的小说更有生命力？
陈平原：金庸确实了不起，改变了武侠小说的格局。今天看来，为什么金庸小说的生命力最长？有几个原因。
第一，金庸本人的学养很好。
某种意义上，很多人尤其是海外华人，是从金庸的武侠小说入手，去了解中国文化。金庸小说里有很多“学问”，比如佛道、历史、地理、琴棋、书画、茶酒、武功、中医等，可视为“积极传播中国文化基本知识”。难得的是，这些知识在金庸小说里融合得很好。好的武侠小说确实在娱乐的同时，给你传递某种关于中国文化的知识。因此，我才会说，金庸的小说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普及中国文化读本”。
金庸在历史、文化、宗教、民俗等方面所下的功夫极深，使得他的作品能超越纯粹的类型小说。比如说，他特别重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冲突与民族融合，这样的眼光和趣味，确实非常难能可贵。
金庸某种意义上是把武侠小说与言情小说、历史小说、政治小说等混合在一起来写，所以时代变化了，读者趣味也变了，但他的小说还能长期存在下去。
因此，读金庸的小说，在欣赏血雨腥风、理解神奇的武侠世界的同时，最好还能对其作品中隐含的学问与情怀有所了解与领悟。
第二，必须考虑到，金庸有超越小说家的能力、视野和襟怀。
某种意义上，只看武侠小说，不见得能洞察金庸的好处，必须把《明报》的视野带进来。在几个新派武侠小说家中，金庸是有独立的政治眼光、历史视野与文化立场的一个人。
他是有《明报》事业垫底的武侠小说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香港，《明报》是个很重要的舆论场所。中央政府关注他，也是这个缘故，通过金庸的“社论”，可以了解香港舆论导向。而且，你仔细阅读金庸小说，尤其是《笑傲江湖》《天龙八部》等，其中蕴含某种政治寓意，跟他写作时中国内地的政治生态有关系。
所以我说金庸是一个有政治关怀的小说家，也正因为这样，他能得到比一般小说家更多的关注。比如大家会谈到*读他的小说，其实一开始也可能是关注香港舆论，不仅是把他当作一个小说家看。
我也曾在若干场合见到政治人物如省长省委*等，与金庸亲切交谈，都说是他的热心读者。这其实不简单。金庸小说的读者，可以从最娱乐的拉到最政治的，光谱极大。
第三，金庸小说之所以长盛不衰，还因为它们特别适合于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
除了作为根基的长篇小说，影视剧、漫画、动漫、游戏等，共同构成了金庸武侠小说庞大的“江湖世界”。这不是一个纯粹的小说文本问题，可以有很多衍生产品，而金庸也很善于在这方面拓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