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吴仰湘，现任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曾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主要从事近代经学史、湖湘文化史的研究。近年来在《中国社会科学》《近代史研究》《中国经学》《中国文化》《经学文献研究集刊》等发表论文数篇。整理《皮锡瑞全集》及其单行本，2015年来由中华书局陆续出版。
摘 要：《新学伪经考》甲午参奏案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事件，但学界迄未明悉其始末详情。通过钩稽原始史料，特别是发掘上海图书馆藏《新学伪经考》甲午签批稿本中的信息，可以探知此案一些真相。安维峻自称甲午“具折严参”康有为，实属事后有意夸饰。广东当局奉旨办理此案，在李滋然提议“免予销毁”后，又紧急组织第二次查案，几乎办成文字狱。两广总督李瀚章最终以“谕令自行销毁”覆奏结案，实受多种因素影响，不能将此案化解归功于某一人。关键词：《新学伪经考》；康有为；李瀚章；安维峻；经学史
《新学伪经考》自光绪十七年（1891）刊板行世，因观点过于新奇，初阅者大多“惊诧不已”[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5册，甲午五月初二日，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696页。]，守旧者更痛斥“离经畔道”。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七月，《新学伪经考》突遭御史参奏，要求销毁书籍、惩治作者，当天谕令两广总督李瀚章查办，但数月之后竟大事化小，仅以饬令作者自行毁板结案。有关此案的官私记载非常简略，所以学界虽然不断论及[ 凡研究康有为或《新学伪经考》的成果，多会提及甲午参奏案，但往往语焉不详，仅张勇《也谈〈新学伪经考〉的影响》（《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论及参劾风波的起因、结局。专门探讨《新学伪经考》参奏案的论著，除本文各节分别提及者外，仅守乾《“请毁禁〈新学伪经考〉片”析》（《历史教学》1995年第6期）和张兆金、高水龙《〈新学伪经考〉1894年遭禁原因探析》（《中学历史教学》2016年第5期）。]，但整体认知有限，尤其案中一些重要事实，如上奏严参的御史究竟是谁，广东当局查办参案的内情如何，化解参案的关键因素是什么，至今仍有争议，或存在空白点。本文搜检相关文献，特别是依据上海图书馆藏《新学伪经考》甲午签批稿本，对此案新作探讨，补充紧要细节，还原基本史实，借以深化对甲午时期相关人物与史事的认识。
《新学伪经考》甲午参奏案的第一个问题，是上奏御史的庐山真面。七月初四日，军机处寄发谕旨给两广总督李瀚章：
奉上谕：有人奏，广东南海县举人康祖诒刊有《新学伪经考》一书，诋毁前人，煽惑后进，于士习、文教大有关系，请饬严禁，等语。着李瀚章查明，如果康祖诒所刊《新学伪经考》一书实系离经叛道，即行销毁，以崇正学而端士习。原片着抄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0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82页。]
清廷交付督抚查办各种参案，按例省称“有人奏”，即使转发原参折片，也会隐去参奏者姓名。因此，奏劾《新学伪经考》的御史是谁，当时属于机密，但社会上纷纷相传，指为安维峻。四年后，在戊戌变法新旧激争之际，湖南旧党编刻《翼教丛编》，首次公开刊行这篇奏折，第一次印本题作“安侍御维峻请毁禁《新学伪经考》折”，但有目无文，稍后第二次印本将题中“折”字改作“片”，补刊奏片全文及李瀚章奏覆，再后第三次印本又在篇末加按：“此折从两广督署抄出，上谕亦未见奏人姓名，初传安晓峰太史上，后太史自戍所寄书葵园师，言疏劾康逆学术悖谬，正值倭事日棘，稿具未进。询知此疏为今上海道余晋珊观察联沅所上，谨附订于此。”[《翼教丛编》第2卷，光绪二十四年长沙初刻三印本，第2页。关于《翼教丛编》不同版本及印本间的差异，参见吴仰湘《〈翼教丛编〉版本考略》，《清史研究》2020年第2期。]纠误依据来自“当事人”安维峻，必定可信，余联沅参奏《新学伪经考》一事，从此广为人知。[《申报》1898年12月7日刊《逆焰余闻》，1899年1月16日刊《学术为治术之根本论》，均明言余联沅甲午年参奏《新学伪经考》，则此事在戊戌年冬间已颇为人知。]
学界起初多据《翼教丛编》武昌重刻本或长沙初刻二印本，认为参奏《新学伪经考》的御史是安维峻。后来，胡建华依《翼教丛编》长沙初刻三印本的纠正案语和康有为自编年谱，结合《清史列传·余联沅传》，指出“首请毁禁《新学伪经考》者非安维峻，应为余联沅”。[胡建华：《首请毁禁〈新学伪经考〉者非安维峻》，《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5期。]孔祥吉随即补充证据，特别是翻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二十年军机处各档，发现余联沅进呈过《广东南海举人康祖诒刊有<新学伪经考>一书请饬查禁片》，论定“向朝廷弹劾《新学伪经考》的是余联沅，而并非安维峻”。[孔祥吉：《安维峻弹劾〈新学伪经考〉辨误》，《光明日报》，1986年11月19日，第3版。]茅海建接着引据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军机处原档，指出余联沅七月初四日奏上一折三片，第三片专劾《新学伪经考》，与《翼教丛编》所收折片“文字完全一样”。[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9页。]这些研究完全证实了“余联沅参奏”说。而孟永林近年根据安维峻诗文，对“安维峻参奏”说作补正，既承认胡建华、孔祥吉所论合理，又以“二人所依据的材料均为间接证明，而并非直接证据”，提出安维峻、余联沅“共同纠参”说，强调“安维峻也是起草奏稿人之一”。[孟永林：《安维峻首请毁禁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补正》，《历史档案》2014年第3期。]此论显然有误。军机处原档中的余联沅奏折，难道不是直接证据？所谓安维峻六月十七日撰成奏片、由余联沅七月初四日奏进，更与清代联衔进奏制度不符。不过，安维峻诗文屡称自己参奏《新学伪经考》，确有必要细加考辨，而已往研究重在查寻余联沅参奏证据，对晚清盛行的“安维峻参奏”说未作辨析，难以根除旧说之谬。
“安维峻参奏”说由来已久。《新学伪经考》遭劾后，《申报》以《离经畔道》为题披露参案消息，称康祖诒性情乖戾、学术荒谬，“近因其书传至京师，为某侍御所见，怒其狂妄，遂具折上陈，请旨查禁”[《离经畔道》，《申报》，1894年9月22日，第2版。]，但未确定参奏人。过了四天，《申报》又刊出《参案确情》的后续报道：“广东访事人云：广东学政徐花农文宗被言官纠参、奉旨革职永不叙用，及南海举人康祖诒离经畔道惑世诬民、奉旨查办各节，前据所闻登报，兹再访查的确。此案实由安侍御维峻所参，其正折奏参徐文宗，附片则奏参康孝廉。”[《参案确情》，《申报》，1894年9月26日，第3版。]这是迄今所见安维峻参奏《新学伪经考》的最早说法。此后，官场、学界不断有传闻，如皮锡瑞当年冬间日记提到“奏康者安维畯，乃祭酒门下士”，翌年五月又记“康祖诒去年为安御史纠参”。[ 皮锡瑞著，吴仰湘点校：《皮锡瑞日记》，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248、290页。祭酒，指王先谦。]戊戌政变后，梁鼎芬还散布新说：“康有为所撰《新学伪经考》，私意害道，邪说诬民，御使安维峻、余联沅先后奏参，我皇上严旨查办毁板。”[梁鼎芬：《康有为事实》，转引自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第41页。]后来胡思敬也追述：“先是有为未通籍时，御史安维峻见其书，大恶之，密具疏纠参，比之少正卯。”[胡思敬：《戊戌履霜录》第2卷，民国癸丑南昌退庐刻本，第1页。]这些传闻是源自《申报》还是《翼教丛编》，抑或别有依据，目前难以稽考。
安维峻本人有关甲午参奏《新学伪经考》的说法，更值得考究。翻检安维峻现存所有诗文，最早提及此事是戊戌年，往后逐步演化，形成大致情节，但始终不完备。现将他的主要叙述，依先后摘录于下（见表1）：
综观以上材料，其要点是：安维峻甲午“具折严参”康有为，大遭忌恨，及至戊戌康有为擅权，图谋报复，“矫诏”加害安维峻。以下根据安维峻戊戌前后的思想、言行，略作辨析。
自《马关条约》签订，尤其得知《中俄密约》传闻后，谪居张家口的安维峻深抱杞忧，但他的自强救亡策仍是传统经世套路，坚决反对向西方学习。[根据安维峻《望云山房文集》所收书札，从1895年《复陶欣皆农部书》，到1897年《寄徐季和先生书》《复夏涤庵同年书》，再到1898年《复顾公度内翰书》等，他的思想并未随时局而变，与1892年《复易仲潜观察书》持论大同，并痛斥“今之所谓西学，直邪教耳，举国尤而效之，如饮毒药以疗渴”（《望云山房文集》卷下，第19页）。]及至戊戌夏秋，维新运动已如火如荼，安维峻“每读邸抄，痛国是之日非，恨群邪之乱政”，更激烈地反对引西学行新法，认为“事事效法东西洋”将使大清沦入夷狄、禽兽之列，再三痛诋维新官绅：“群邪之假变法以便其奸谋，如请改民主之国，扶慈銮游历各国，大学堂即议院之基等类，此固我大清之祸，而亦非群邪之福也。”[安维峻：《寄缪邰生别驾书》《复王还浦大令书》《寄麻余斋明经书》，《望云山房文集》卷下，第34、32、36页。]翌年，他又就陈宝箴荐举康有为而遭革职，大加訾诋：“右铭取祸之道，在尽弃其学而学西人，为反常大不祥之举动，致使湘中一块干净土，亦将变而为夷狄、禽兽之风。……世之颠倒昏迷于西法者，其亦可以知所返矣。”[安维峻：《复施稚桐大令书》，《望云山房文集》卷下，第41页。]安维峻自矜“于甲午岁早烛此奸，疏请立正典刑，焚其书，毁其版，用以绝异端而遏乱萌”，初衷即在抵拒西学，捍卫儒学道统，维护君主专制，与戊戌政变后朝野指斥康有为学术“乖谬”、心迹“悖逆”迥异。而安维峻甲午夏间对时势的体认，是西学还没汹涌而入，未对儒学构成致命威胁，迫在眉睫的是日本侵略，李鸿章却避战求和。际此时局，安维峻虽起意参劾《新学伪经考》，实际所奏乃关涉吏治、兵事，因而没有进呈《新学伪经考》弹章。这一心态，他后来向王先谦吐露：“疏劾康逆学术悖谬，正值倭事日棘，稿具未进。”安维峻在戍所见到《翼教丛编》，发现卷二参奏《新学伪经考》折片主名之误，特意写信解释，应在戊戌岁末。[《翼教丛编》长沙初刻二印本所附《梁启超等与康有为书》，戊戌十一月十六日始由朝廷公布（《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4册，第569页），则补版刊印最快应在十一月下旬。又，长沙初刻三印本按语称，“今上海道余晋珊观察联沅”，余联沅己亥五月始授苏松太兵备道，可见三印本补版刊印最快应在己亥五月间，而安维峻己亥春间已造饰“康逆矫诏”谋害事。因此，安维峻见到《翼教丛编》长沙初刻二印本并致信王先谦纠误，应在戊戌岁末，最晚也应在己亥年初。]若他甲午确曾“具折严参”康有为，此时正宜向外界公开这一洞烛先机的壮举，但他没有冒名贪功，而是如实说明当年“稿具未进”。其实，他在《复李抟霄刺史书》中追述甲午奏劾康有为，紧接着说“事虽不行，而彼亦心胆俱寒”，坦承此事“不行”，最可信据。可见，关于甲午参奏《新学伪经考》而未遂，安维峻两次坦言告人，如合符契。后来安维峻撰其父行述对甲午参奏事仅及一二细节，在悼念继室的诗文与其父小传中重申“严参”却语焉不详，尤其始终没有公布奏稿，根源即在甲午参奏事本为未遂之举，有其名而无其实。
更要紧的是，安维峻仅将张之洞视作戊戌新政主导者，斥责《劝学篇》“荒谬无比”，诋毁张之洞“甘为莽、操”[安维峻：《复王还浦大令书》，《望云山房文集》卷下，第32、33页。]，并未声讨“自命为新圣人之康有为”。七月下旬他跟友人说：“弟平昔谓张之洞学术不纯，心术不正，今益信矣，充其量不至为乱臣贼子不止。其他奉鬼若神，畏猫如虎，欲驱天下而夷狄之、禽兽之，尤小人之无忌惮、无头脑、无心肝，不足论已。”[安维峻：《寄钱亮臣大令书》，《望云山房文集》卷下，第31页。按，信中论及谕旨将礼部六堂官褫职、主事王照不次超擢，事在七月十九日，可知此信作于七月下旬。]康有为即在此“不足论”之列。在稍后一信中，安维峻仍只讥笑康有为条陈兴农殖民的主张全属异想天开：“非丧心病狂，何至作此疯魔语？而孙家鼐卵翼于上，宋伯鲁、杨深秀肘腋于左右，徐致靖则首先汲引，成此祸胎，其实皆祖述张之洞者也。”[安维峻：《复王还浦大令书》，《望云山房文集》卷下，第33页。按，信中讥笑康有为七月初二日所上“请开农学堂地质局以兴农殖民而富国本疏”，提到“钟愚公八月戍满，缴费与否，尚未定议”，又编次在《寄钱亮臣大令书》之后，可知此信作于七月下旬，比前信时间更晚。]可见直到戊戌政变前数天，安维峻虽将康有为指为“祸胎”，但仅是倡行西法、祸乱国政的“小人”之一，并非蓄志谋逆的巨奸大憝。而且，安维峻这一时期总是忧愤天下将有沦亡之惧，毫不虑及自身会有性命之虞，直到七月下旬还向友人倾诉：“维峻循例缴费后，复奉有留台两年之旨，在此心安之若素，只家有老亲难为情耳。……但使邀天之福，他日得与老父一见，虽死无憾。”[安维峻：《复王还浦大令书》，《望云山房文集》卷下，第32页。]即盼望戍期结束，早归故里。然而，安维峻己亥春致信友人，突然提出康有为“矫诏”加害事，又借父亲、继室病逝再作描述，反复控诉“康逆猖獗，寻往日严参之仇”[安维峻：《悼亡百首》，《望云山房诗集》卷下，1914年安氏家刻本，第10页。]，使他有性命之忧，最终造成丧亲之痛。细加体味，安维峻大谈康有为“矫诏”，意在渲染自己甲午“具折严参”的后果，力图证明以夹片奏劾《新学伪经考》为事实，全然不顾戊戌夏他已明言参奏之事“不行”，也与政变前夕他对康有为危害程度及自身安全的评估大相径庭。如果戊戌“七月念后”即二十日後，真有“康逆矫诏”及“改衣冠”等消息传到戍所，安维峻预知自己性命堪忧，家室也不惶宁处，何以七月下旬各书信中绝口不提如此惊天大事，仅指斥张之洞为乱臣贼子，又自述“贱躯粗适，眷口敉平”？[安维峻：《复王还浦大令书》，《望云山房文集》卷下，第34页。]安维峻事后大作饰词，却前后抵触，罅漏时出，于此可见一斑。
检验安维峻所说是否可信，最重要的还是原始档案。根据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对照安维峻所编《谏垣存稿》，甲午六月十七日安维峻进呈折片简况如下（见表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第233页；安维峻：《谏垣存稿》第2卷，1914年安氏家刻本，第8—28页。]
对比表中各项信息，有两点值得注意：
其一，安维峻六月十七日折片数量及内容，《随手档》登记与《谏垣存稿》收录相同（排序有异），并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军机处档折中安维峻折片相符（拟题有异）[安维峻：《请奏停止海军报效》《奏请撤销张彬遇缺即补保案》《奏为道员萧允文等逢迎挟制请从严惩办》《奏为大臣子侄捐保取巧请定处分》《奏为拔贡轮次难周补缺不易请饬吏部稍加疏通》《奏为广东学臣徐琪声名狼藉请明正其罪》《奏为日本驻兵朝鲜都城国王心怀携贰请明降谕旨责其从敌之罪》《奏为风闻近年遇有查办事件廷寄未到即有人先从电报通知被参之督抚得以及早弥缝请申谕告诫》（光绪二十年六月十七日），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藏，军机处档折件，133293、133296、133297、133298、133299、133300、133305、133301。]；
其二，安维峻各折片进呈后的效应，《随手档》记录与《谏垣存稿》补记可互相印验者有五件，另三件则以《随手档》所记更真实，可补《谏垣存稿》之阙略。由此可以确定：《随手档》原始记录、《谏垣存稿》事后收录均可信据，安维峻六月十七日所奏确为三折五片，并未奏呈参劾《新学伪经考》的夹片。
此外，《谏垣存稿》编成于乙未年闰五月，距甲午六月甫及一年，不应遗漏六月十七日的任何折片。安维峻特别针对谏臣“避人焚草”的心态，力主留存谏稿以“存吾心迹”[安维峻：《自序》，《谏垣存稿》卷首，第1页。]，因此不必怀疑他曾毁弃《新学伪经考》奏片。《谏垣存稿》公开刊行时，还附录两篇“稿具未进”的《劾疆臣覆奏措词失当疏》《请将战死之邓世昌破格奖恤疏》[安维峻：《谏垣存稿》第4卷，第34、39页。]，如他确有参劾《新学伪经考》的成稿，何以未补入附录？因此，安维峻所谓“此折于甲午六月十七日缮讫将奏，……改为夹片以奏”，绝不可信；所谓“正值倭事日棘，稿具未进”之稿，也绝非完稿。
再看《申报》“参案确情”所说安维峻奏劾《新学伪经考》、徐琪被参革职，均属误报，但这篇源自广东访事人的消息确属空穴来风。据军机处随手档所记甲午七月初四日余联沅奏折，前面一折一片因“见面带上，未发下”，题目处空白；第三片题作“请饬广东学政徐琪认真录遗由”，处理结果是“归箍”；第四片题作“广东南海县举人康祖诒刊有新学伪书请饬查禁由”，未记处理结果，但此前登记谕旨时，已载明此片抄寄李瀚章查办，并注“印封马递”。[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军机处随手登记档》，第309、310、308页。]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军机处档折件中，也有参劾徐琪、康有为的两件折片，原片均由军机章京标注“给事中余联沅片”。[余联沅：《奏请严饬广东学政徐琪认真考录毋得仍蹈前非以重关防而清弊窦由》《奏为查广东南海县举人康祖诒以诡辩之才肆狂瞽之谈以六经皆新莽时刘歆所伪撰等由》（光绪二十年七月初四日），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藏，军机处档折件，133657、133658。]据此可知，《申报》线人失在张冠李戴，将余联沅对徐琪、康有为的参奏，误指为安维峻。安维峻后来明言“先是《申报》传抄，有康某被安侍御严参、交两广总督查办之说”，推想他是附会《申报》“（安侍御）正折奏参徐文宗，附片则奏参康孝廉”之语（他恰好进呈过“劾广东学政溺职疏”），又借着长沙、武昌两版《翼教丛编》一再刊布“安侍御维峻请毁禁《新学伪经考》折（片）”，移花接木，将错就错，宣称自己甲午六月“具折严参”，再编造康有为戊戌擅权后“寻往日严参之仇”，说得头头是道，近乎弄假成真。
由上所论，安维峻因坚决反对西化式变法，极度憎恨戊戌“新政”，趁“康逆”惨败之机，矜夸先见之明，一再宣称自己甲午“严参”之举，竟将未遂之事描绘成史实，全然不顾前后自相矛盾。有鉴于此，研究者不能轻信安维峻的事后夸饰，应回检其甲午奏折、戊戌书信等原始材料，以免受蒙。
关于《新学伪经考》参奏案的查办情况，官方记载很少，私人日记、函札、笔记也罕见言及。已有研究主要根据康有为的自编年谱、梁启超的两封信函和李滋然的办案呈文，难以窥悉参案处理的内情，结论时有讹失。
《清实录》光绪二十年七月初四日摘记军机处转发谕旨给李瀚章后，即说：“寻两广总督李瀚章奏：查明《新学伪经考》乃辨刘歆之增窜圣经，以尊孔子，并非离经。既经奏参，即饬其自行抽毁。”[世续、陆润庠等纂修：《清实录》第56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39页。]仅载参案查办结果，不见办理过程。翻检李瀚章九月二十一日的覆奏折，名为“查明康祖诒被参各情酌量办理”，实将原参各项罪名全部撤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第32辑，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25页。]李瀚章如何“酌量办理”，竟将参案轻巧地消弭，也无法从覆奏折中知悉内情。数年后康有为在《我史》中追记此案，则说：
给事中余晋珊劾吾惑世诬民、非圣无法，同少正卯，圣世不容，请焚《新学伪经考》，而禁粤士从学。沈子培、盛伯熙、黄仲弢、文芸阁有电与徐学使琪营救，张季直走请于常熟，曾重伯亦奔走焉，皆卓如在京所为也。以电文“伯熙”字误作“伯翊”，徐花农疑为褚伯约之误也。时褚方劾李瀚章，而余之奏实乡人陈景华贿褚为之。李畏褚，遂令自行焚毁，粤城谤不可闻。[康有为：《我史》，《康有为全集》第5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4页。]
康有为将参奏危机的化解，归于梁启超在京城多方请托翁同龢、李鸿章，“屡发粤电”[杨天石：《梁启超为康有为弭祸》，《光明日报》，2003年7月8日，理论版。]，从而对李瀚章办案造成压力。这一解说虽合情理，却隐没了更直接、更重要的因素。
戊戌政变后，梁鼎芬刻意炮制《康有为事实》，首次披露了广东查办《新学伪经考》参案的细节：“康有为中举人后，不认座主、房官为师，及被参日急，营营于房师之门，卑躬屈膝，无所不至。其时李中堂胞兄李筱泉制军瀚章为两广总督，康有为托人干谒，再四恳求宽办。制军初甚恶之，后见其卑谄，从宽不革举人。”[梁鼎芬：《康有为事实》，转引自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第41—42页。]所说有两点很紧要：其一，康有为被参后钻营房师，实指交结受命办案的李滋然。李滋然1889年以即用知县分发广东，此后四任乡试同考官，康有为1893年乡试即因李滋然加荐而获售[张鋆衡：《李滋然墓表》，卢起勋等修、刘君锡等纂：民国《长寿县志》第14卷，1944年铅印本，第17页。]，必然利用师生之谊向他求情。其二，康有为在广州通过各种关系，就近向李瀚章求情，比梁启超在京城辗转托人发电报更为直接，也会更有效果。[梁鼎芬当时也向这位挚友施以援手，1897年致汪康年信中提及“仆前救康长素”，即指甲午参奏案事而言（《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900页），但丁酉以来两人渐行渐远，及至戊戌政变，梁鼎芬亟与绝交，对康有为大加诋毁，也曝出不少内幕。]
民国初年，李滋然刊行自定诗文集，首为《覆督宪饬查南海举人康祖诒〈新学伪经考〉禀》长文，向外界公开奉旨查案的重要情节。他开篇写道：
案奉札开：“光绪二十年七月二十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奉上谕：有人奏，广东南海县举人康祖诒所作《新学伪经考》一书，离经畔道，惑世诬民，非圣无法，煽诱后进。又自号长素，以为长于孔子素王；其门人有超回、轶赐名目。请饬两广总督查明革办，销毁原书，以维世教。’等因，寄谕到粤。准此，查有准补广东电白县知县李滋然，品端学正，经训明通，堪以委查。为此札仰该县，札到速即赴坊间，调取康祖诒《新学伪经考》一书有无离经畔道等情，详悉查核，分别签明禀复，以凭革办。”等因。奉此，遵即亲赴书坊，调取《新学伪经考》一书，详加查核。[李滋然：《覆督宪饬查南海举人康祖诒〈新学伪经考〉禀》，《采薇僧集》，民国六年刻本，第1页。]
据此，李瀚章在七月二十日接获谕旨，随即部署查办事宜。对照原参、谕旨和李瀚章札饬，发现：虽然余联沅奏请销毁书板、严禁讲学、明正典刑，但军机处寄谕明令李瀚章查明《新学伪经考》是否“实系离经叛道，即行销毁”，旨意仅拟毁板，而且军机处以普通驿递传送，显然没有列作大案要案，但李瀚章向李滋然转达谕旨，摘出原参所有指控，并擅添“革办”二字，指示“详悉查核，分别签明禀覆，以凭革办”，显然是想从严办案，对康有为加以重惩。
李瀚章像
李滋然奉命后，细心研阅《新学伪经考》全书，迅速提出结案建议。他首先归结全书旨趣、内容，评其是非、优劣，指出：此书论述刘歆增窜六经，意在“尊崇孔子”，“全书援据之博，雠校之精，深思锐入，洵可称坚苦卓绝”，但作者过于自信，偏执门户，尤其论刘歆伪窜经史群籍全凭臆断，以致“立言过当”“深文剖击”。他同时检出书中“不可据者”十条，“签帖原文，恭呈大鉴”，具体揭出谬误所在。[李滋然：《覆督宪饬查南海举人康祖诒〈新学伪经考〉禀》，《采薇僧集》，第1—7页。]对《新学伪经考》作学术评判后，他专就审结参案给出意见：
滋然细查全书，详加校阅，其立论虽主诋汉儒，其大旨犹为尊孔子，若律以“离经畔道”，则全书并无实证。伏读圣朝功令，文人著书立说，其有诋毁程朱、显违御案者，则应亟行毁板，不可听其刊行，如毛奇龄《四书改错》之类是也。若汉魏诸儒，门户是非，从古水火，今文、古文，排击聚讼，自汉讫今，实难数指。郑玄为东汉经师，王肃难郑不遗余力。宋儒欧阳修、叶适，亦尝攻《周易·说卦》《序卦》《杂卦》之伪；朱子亦疑《周礼》为刘歆所修改，胡宏、林黄中更疑为歆伪作。国朝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王鸣盛《尚书后案》、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魏源《书古微》，皆攻《古文尚书》之伪；刘逢禄之《左氏春秋考证》、万斯大之《春秋随笔》，攻《左传》之伪者也；魏源之《诗古微》，攻《毛诗》之伪者也。诸书皆经儒臣先后奏请，或收入《钦定四库全书》，或采入正续《皇清经解》，虽提要所标详不无疵议，而圣朝宽大，类皆纠其误而存其书。该举人《伪经考》，不过就各家成说，折衷己意而推阐之。……虽自命甚高，而著论无坚朴不破之才，立说尟灏博周匝之笔。故刊板已行，而信之者少。若遽目以“非圣无法，惑世诬民”，不特该举人罪不至此，即取全书之词义以观，亦断不能到“言伪而辩，行僻而坚”之一境。即使其书具存，亦不过一二门徒互相标榜而已。至谓其能“煽惑后进，靡然向风”，如是书之前后乖违，自相矛盾，尚未有此学力也。至该举人以“长素”为字，已自童年，因其行一，故为长，粤中士人皆知之。盖取《文选·陶征士诔》“长实素心”之语，非谓“长于素王”也。又遍查全书，录称门人姓字者不一，实无“超回”“轶赐”等语，确系外间诋毁哗笑之言。谨据滋然见闻所及，详为述呈，可否免予销毁之处，恭候宪裁。[李滋然：《覆督宪饬查南海举人康祖诒〈新学伪经考〉禀》，《采薇僧集》，第7—9页。]
可见，李滋然主要针对谕旨查核《新学伪经考》是否“离经畔道”，径以全书查无实证作出结论，又举汉魏学者争论门户、宋清诸儒疑经辨伪等先例，力言不必对《新学伪经考》作毁板处理，再针对李瀚章从原参折片摘出的所有指控一一辩解，大胆提出“免予销毁”的建议，不啻于要撤销这场来势汹汹的参案。
张鋆衡在《李滋然墓表》中特别记载：“光绪二十年，遵旨饬查《新学伪经考》一案，以祖诒原著大旨尊崇孔子，攻讦刘歆伪解，于经学源流、授受、师法，反覆申辨，曲极详尽，并非左袒。惟祖诒师心自用，立言过当，比之为毛西河、魏默深一流。康氏赖以保全。”[张鋆衡：《李滋然墓表》，民国《长寿县志》第14卷，第17页。二十，原误作“二十二”。]后人因此称赞李滋然在关键时刻保护了康有为，有功于维新变法，尤其徐一士兄弟《凌霄一士随笔》、朱德裳《三十年闻见录》、高伯雨《听雨楼随笔》、高拜石《古春风楼琐记》等，将此事作为历史佳话大加宣扬。后来史学界也相继采信，写进康有为的传记、年谱及研究论著，视作解决《新学伪经考》参案的关键因素。
然而办案实情并非如此。李滋然八月初旬提交呈文[据《申报》1894年9月19日第3版《粤闱同考各官》，李滋然为广东甲午科乡试房官，按例八月初六日入闱，广东按察使司监印官傅肇敏八月初六日也记载，“到大街观看主考入围”（《傅肇敏日记》，凤凰出版社即将出版，此承张剑教授提供），李滋然应在此前结束办案差事，据此可大致确定其呈文时间。]，李瀚章却迟至九月二十一日才递折奏请结案，间隔如此之久，不合情理。八月中下旬，康有为更因参案所迫，避至罗浮山[据康有为《祭朱蓉生侍御文》，七月二十四日他亲往广雅书院祭奠朱一新（《康有为全集》第2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页）。据梁启超八月二十四日致康有为函（见杨天石《梁启超为康有为弭祸》，《光明日报》，2003年7月8日，史学版），首言“读七月廿九书，具悉一是”，并逐一答复，又问“前参案已屡发粤电，近更有事否”，则康有为来书中未言及参案。可见，七月二十日李瀚章奉旨查案后，康有为等积极活动化解，因此并未构成威胁。但后来康有为在《游罗浮》诗题下自注：“《伪经考》被劾焚，携门人叶湘南同游。”（《康有为全集》第12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8页）《我史》又记：“八月游罗浮，九月归。”（《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84页）叶湘南在《我史》手稿本跋文中回忆：“《新学伪经考》被劾后，游罗浮山半月。”（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第45页）从九月回推半月，可知康有为游罗浮应在八月中下旬，实因案情遽然紧张，被迫外出避祸。]。可见，李滋然的建议没有被立即采纳，广东当局并未就此停止查案。八月二十七日，《申报》刊载广东访事人消息，又透露参案查办出现新情况：“李制军奉到寄谕后，即札饬司道转饬府县确切查办，现已将孝廉拘押，其所著《新学伪经考》一书亦已搜出。惟制军爱惜其才，颇有矜全之意，面谕司道遴委科甲出身之知县数人，将此书细心磨勘，如有可原者，即从轻议处。但孝廉自号‘长素’，妄谓学问长于素王，其徒遂亦有以‘超回’‘轶赐’为号者，然亦须究出姓名，严拿讯办，治以僭妄之罪云。”[《参案确情》，《申报》，1894年9月26日，第3版。]李瀚章奉旨后，原本札饬李滋然一人查办，李滋然呈文也是径覆督宪，显然与此说“札饬司道转饬府县确切查办”并非一事。大概李滋然的结案意见过于宽纵，以致官绅哗然，要求对康门师徒“严拿讯办”，接受请托的李瀚章不敢贸然“从轻议处”，因此另外选派人员，重新审查《新学伪经考》。这一推断是否合理？上海图书馆藏《新学伪经考》甲午签批稿本中留存的信息，表明参案查办过程中，确有一次迄今不为人知的大波折。
上海图书馆收藏有一部《新学伪经考》善本，为光绪十七年（1891）万木草堂初刻本，著录“张之洞等批”。[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71页。]外封、首页有“景郑藏本”朱文印章，为藏书家潘景郑旧物。书中各处有长短不一的眉批、旁批，以及大量形制各异的粘签，对《新学伪经考》的谬误大加纠驳，对作者康祖诒（或称康长素）大肆攻讦。其中卷首序目有粘签写道：“‘超回’‘轶赐’之号，未知属之何人，其殆陈千秋、梁启超欤？”（第4页b）[ 因签批意见均在《新学伪经考》各页面，本文引用径以夹注标明原书页码及a、b面，以便检核。]第3卷上篇一条粘签更说：“《周礼》一经，虽历来有人疑议，然从无以为全经皆伪者。此书既奉钦定，列之学官，乃康祖诒斥为歆伪，信如原奏所称‘逞其狂吠’也。”（第38页b）所谓“超回”“轶赐”之号、“逞其狂吠”之语，均见于余联沅参奏《新学伪经考》的折片。可见，这些直接对应“原奏”的签批，必定与《新学伪经考》甲午参奏案有关。
最引人瞩目的是，这部善本书的内封，有佚名题注四行：
此本于光绪二十年八月，奉檄会同张广州、朱苗生签复，中有书院肄业生胡敬亭大令及芑岑弟签者。十月初三日记。
可知签批者有张曾敭（时任广州知府）、朱怀新（号苗生，已故广雅书院山长朱一新胞弟，时为广东候补知县）、胡从简（字敬亭，曾肄业四川尊经书院，时为广东候补知县）、芑岑（姓氏、身份待考），及主事者本人（姓名、身份待考）。但翻检全书，根据签批笔迹、用语与粘签纸张等，实际签批者至少有9人。其中第11卷末页粘签署“门侄俞恩荣、胡象江仝校”，第13卷第16页粘签署“植楠谨签”，俞恩荣、胡象江、劳植楠均为广雅书院在籍院生。第1、2、3卷有不少眉批、旁批，据笔迹判断，出自两人之手（其一似张之洞）。第2卷还有6条粘签，抄录朱一新、洪良品批评《新学伪经考》之说。再从签批范围看，众人应有所分工。如朱怀新的签批见于第1、2、3、7、8卷等处，俞恩荣、胡象江的签批见于第12卷，劳植楠的签批见于第13、14卷。另一人在第5、6、8、9卷屡有签批，每张签条二至四行，每行十二三字。还有一人在第9、10、11卷有不少签批，往往引证繁富，短者数十字，长者数百上千字。全书又屡见一种粘签，文末钤“勤慎”朱文印。主事人则对大部分签批文字作了校改、删削。可见，这些针对《新学伪经考》的严密审查，是一次专门组织的特殊行动。
前引《申报》提到，李瀚章奉旨查办《新学伪经考》参案时，“札饬司道转饬府县确切查办”，“面谕司道遴委科甲出身之知县数人，将此书细心磨勘”。皮锡瑞又记载黄鹤云说《新学伪经考》被参后，“交广雅诸生查覆”。[皮锡瑞著，吴仰湘点校：《皮锡瑞日记》，第290页。]据以上确知姓名、身份的签批者信息，这些说法都能得到验证。另据《申报》先后所刊广东甲午科乡试入闱官员名单[《本年甲午科广东调帘入闱各官》，《申报》，1894年7月26日，第3版；《粤闱同考各官》，《申报》，1894年9月19日，第3版。]，李滋然、朱怀新、胡从简均在拟定名单中。李滋然完成查核《新学伪经考》差事后入闱，朱怀新、胡从简则临时不入闱，奉檄签批《新学伪经考》，这两件事在时间上大致接续。李滋然原定秋闱担任房官，七月下旬仍受命查案，推知李瀚章起初估计能很快结案，不致耽搁李滋然八月初六日进场阅卷，而朱怀新、胡从简突然被派查案，不再入闱，应是李滋然提交结案建议后出现了意外，李瀚章只得紧急组织第二次查案。
合而观之，这部《新学伪经考》签批稿本，正是甲午八月广东第二次查办《新学伪经考》参奏案的遗存物，可谓弥足珍贵。
仔细检读这部久被遗忘的《新学伪经考》签批稿本，最大的发现是：在广东查办《新学伪经考》参奏案过程中，确有一次骇人听闻的风波，《申报》披露要对康门师徒“严拿讯办，治以僭妄之罪”，绝非虚语。以下综合书中眉批、旁批、粘签的具体内容，从两方面加以撮述。因签批之词连篇累牍，无法全录，各举数例，以见一斑。
第一，全面指摘《新学伪经考》中史实乖违、观点矛盾、逻辑错乱、学风恣肆等谬误，从学术上大作批判，乃至彻底否定。
其一，史实乖违。如《新学伪经考》自叙说东汉以来崇奉新学伪经，遗害无穷，朱怀新签批：“谓刘歆之前无‘任奄寺，广女色，人主奢纵，权臣篡盗’之祸，而以此数祸者皆蔽罪于歆，然则赵高、褒、妲、秦皇、汉武、田齐、三晋，其皆在刘歆之后欤？”（第2页a）又如第3卷下篇斥刘歆创立小学，汩没孔子之道，使“训诂、形声之学遍天下”，旁批反驳：“何尝如此？只国朝始有训诂、声音之学耳。”眉批再驳：“六经之文炳若日星，孔子之道遍行四海，何尝微绝？直是瞎说！”（第29页b）再如第11卷纠摘《隋志》“惠帝除挟书之律”，断言“挟书之苛法，早在入关蠲除之例，何待惠帝乎”，浮签愤而驳正：“汉初用秦法律，见于传记不可胜数。此云挟书之律入关早已删除，乃臆断以护己说耳。”（第2页a）凡《新学伪经考》引述史实的错误，各签批人明察秋毫，列举确凿史实，批评康有为故意淆乱，穿凿立说。
其二，观点矛盾。如《新学伪经考》第1卷论秦朝并未严厉焚书，第2卷却引述《史记》“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眉批指其前后矛盾：“长素屡言秦不焚书，何以解此二语？且秦焚书不严，伏生何必壁藏耶？是二语亦可为秦焚书之铁证矣。”（第9页a）又如第3卷下篇从字体流变论刘歆伪作籀、篆、隶诸书名，说楷书为“风气所渐移，非关人为之改作”，据以论述“不能指出作今真书之人，而能指出作汉隶者，岂不妄哉”，旁批直斥：“楷书，长素既不能指为谁作，以为风气所渐移耳，何以篆、籀、隶之名照样，独归罪于刘歆？是自相矛盾也。”（第21页b）诸如之类，签批者无不痛下针砭，将书中立论不周、前后抵触处悉数揭出。
其三，逻辑错乱。秦朝焚书六经未尝亡缺、刘歆遍伪经史群籍，是《新学伪经考》两大核心论题，但论证牵强、武断，签批者从中挑出不少硬伤，尤以违背情理、不合逻辑最典型。如第3卷下篇论刘歆伪作《尔雅》，引《汉书·王莽传》征召天下通晓“《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之人，认为“盖皆歆所伪窜，借莽力以行其书”，将“刘歆作伪”说推至极端；旁批则斥其荒谬，并反唇相讥：“刘歆一人之力，何以能遍伪多经，又能使天下服习如此之众？当时书籍皆竹简隶书，极为笨拙，何以能遍行天下？歆果如此，谓之为圣人复生亦无不可，特歆之力之学不足以当此耳。长素虽明攻之，实暗暗推崇歆之学力耳。”（第7页b）又如第14卷提出“考刘歆伪经之学，必以刘向为亲证”，大谈刘氏父子学术异同、真伪；“勤慎”粘签厉批：“《七略》出于刘向而歆能尽伪，《别录》出于刘向而歆不能尽伪，吾不知歆之作为伪者果安在？向为今学，而歆为古学，以向说考歆，无不凿枘，吾不知祖诒之必指刘歆为伪者又安在？以为歆早料天下将以向说攻之，则何不并除其说，而必予人以口实乎？以为歆无其权，则歆固总司校书之任，而诸书又藏之秘府，祖诒亦以为外人不得而见者也。况其书为其父所作，尚未传之民间乎？”[ 此条粘签针对《新学伪经考》第14卷，粘在第13卷末页。]
其四，学风恣肆。康有为主要通过对读《史记》《汉书》，较其同异，抉发隐秘，将“新学伪经”说发展到登峰造极。然而，为自圆其说，他对《史记》任情处置，或引作铁证，或指为刘歆窜乱，对其他经史典籍，也是时信时疑，取舍一出于己，猖狂恣肆之风，堪称空前绝后。审查者对此极为憎恶，屡加揭斥。如卷首“勤慎”粘签即揭出全书最大病根：“至司马迁《史记》，自西汉已垂为定本，史公自序所谓‘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即祖诒亦以为人人共读者也，歆又乌得而改窜之？即改窜，则当弥缝无间，不予后人以指谪之端，乃能掩其作伪之迹，何歆竟若是之愚乎？此皆不足取信于人者也。况其书中所言，或从《史记》，或又驳《史记》；或据《别录》，或反攻《别录》。大约于合己者则取之，于异己者则弃之，支离惝恍，莫衷一是，治经之道，固如是哉！”[此条粘签脱落，据签末“总论序目之意”，可知原粘在《新学伪经考》卷首。“至司马迁《史记》”原无，语意不完，此段签文实录自廖平《评〈新学伪经考〉》（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552页），故引以补足。]
概言之，朱怀新等奉命查案，刻意从《新学伪经考》中搜寻证据，心细如发，不放过任何疑误、瑕疵，将全书揭批得体无完肤，并归结为作者学术宗旨悖谬，试图将原参所指“以诡辩之才，肆狂瞽之谈”，“力翻成案，以痛诋前人”等全部查实，证成康有为“荒谬绝伦，诚圣贤之蟊贼，古今之巨蠹”。
第二，严格对照原参各项指控，从《新学伪经考》中罗掘材料，并大加引伸，坐实康有为“非圣无法”“离经畔道”，甚至要治以“狂悖”“谋逆”之罪。
其一，罗掘材料，竭力检举。签批者对《新学伪经考》“细心磨勘”，通过寻章摘句，积极搜集罪证。如《新学伪经考》自叙说：“始作伪、乱圣制者自刘歆，布行伪经、篡孔统者成于郑玄。阅二千年岁月日时之绵暧，聚百千万亿衿缨之问学，统二十朝王者礼乐制度之崇严，咸奉伪经为圣法。”形容刘歆作伪的危害的确过甚其词，签批者趁机大加批判：“自两汉以后，圣学大明，故历朝礼乐制度，咸奉为法令。今乃举十二朝王者之制作[按，“十二”应作“二十”，签批者匆遽中误倒。]，俱斥为崇奉伪经，至云‘天地反常，日月变色’，此语尤近于诬。自东汉兴古文以后，迄乎唐宋元明，圣道弥光，未见世遂有乱而无治，安得以其间不无粃政，而遂归狱于古文乎？此亦好为新奇，故其论遂至于非圣无法而不自知也。”（第2页a）明指“尤近于诬”“非圣无法”，直接对应参奏罪名。又如第5卷“序语”指斥刘歆“伪造师传，假托名字”，说到“毛亨、毛苌以无是子，虚窃两庑特豚之祀，崇德大典等于儿戏”；粘签则痛斥：“此数句尤为非圣无法。立言失体，乃至于是，可谓无忌惮矣！”（第1页a）经众人三番五次举证，康有为“非圣无法”的罪名已足以成立。
其二，借题发挥，肆意引伸。在审查《新学伪经考》时，签批者往往借“钦定”“廷议”“功令”等名目，故作引伸或无限发挥，加重其罪，严惩其人。如第3卷上篇论刘歆挟校书之权，混淆学术，窜乱古书，訾及《四库提要》分纂官戴震、总纂官纪昀；旁批指出：“《提要》不尽为纪文达一人之笔，且经钦定，臣下何敢妄议？”继而似觉批判力度不够，又作眉批呵斥：“《提要》为钦定之书，岂可任意妄说？纪、戴二人，虽为主笔之人，然非经圣裁，不敢谰列其中。即以此条办长素，足矣。”（第3页b）因訾诋《四库提要》，居然提议“办长素”，可谓凶险恶毒。尤其原参提到“我朝圣圣相承，重道尊经，列之学官，垂为功令”，签批者援以为据，再三揭举康有为公然谤议、攻诋清廷政教。签批本卷首第一条粘签，即朱怀新以康有为排诋《左传》，斥其攻击朝廷功令：“康祖诒以《公羊春秋》为家法，故于《左氏春秋》攻击尤力。此处开口便露出本意。今功令取士，《春秋》宗《左氏》，则康祖诒所攻者，皆功令之所取也。”（第2页b）在第2卷签批中，朱怀新又一再借康有为排斥古文诸经，声讨其狂妄之罪：“举功令所定之《毛诗》《尚书》《礼记》《周礼》《周易》《左氏春秋》诸传注而易言斥之，肆无忌惮，一至于此！”（第17页b）康有为诋议刘歆遍伪群经虽过于偏激，仍属学术行为，而一经签批者比附，竟变成攻击清廷功令、政典的僭妄举动，真是匪夷所思。
可见，签批者为迎合原参指控，从严办案，穿凿其词，甚至刻意悬揣，故入人罪。俞恩荣、胡象*第12卷《伪经传授表》所拟意见，足以显现奉命审查者的心态：“此卷似尚无离经畔道语，惟表序首谓刘歆撰伪经，经统一于郑君，及卷十二下有斥郑君为伪学宗子者，于义殊乖。又表列郑、许诸儒著述，而皆目为伪经传授，可云诞妄矣。”[此粘条签针对《新学伪经考》第12卷，粘在第11卷末页。]即使无法坐实“离经畔道”，仍以康有为将郑玄、许慎列入伪经传授谱系，指其“诞妄”，真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当各位签批者要将《新学伪经考》参奏案办成腥风血雨的文字狱，主事人的态度和做法无疑非常关键。
翻阅整部签批本，多数眉批、旁批、粘签经过圈抹、添补、替换，笔迹与内封题注相同，显然出自主事人之手，可见主事人审阅过所有签批意见，并作过相应处理。综而观之，主事人所作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将不同签批人对康有为的称呼加以统一。各批语或称“康祖诒”“祖诒”，或称“康长素”“长素”，或称“康氏”，主事人一律改为“祖诒”，与原参称“康祖诒”相应。其中“长素”被列作康有为罪状之一，主事人舍而不用，可知其立场稍异。其二，将签批意见酌情修改，或整条舍弃，或删减一两句，或添换个别字词。有些批语虽是指摘《新学伪经考》失误（如挑剔措词、勘校误字之类），与参案并不相关，主事人径予圈抹。签批意见中也有一些语无根据、鄙词谩骂者，主事人相应作了删改。此类属于技术性或枝节性的处理，不赘述。主事人对各批语具体内容的处理，大体可分三类：其一，原样保留，多见于对《新学伪经考》学术谬误的评议、批驳；其二，全部删削，多见于对康有为“非圣无法”“离经畔道”“狂悖”“谋逆”等罪状的指认、揭举；其三，有留有弃，即保留批语中学术层面的评判，删去肆意加重康有为罪状的文句。现就后两种情形，选录经主事人删削的部分批语，表列如下：
上表中，有留有弃者2例，整条删弃者10例。例4中，康有为以刘歆遍伪群经，“二千年经学乖讹，有若聚讼”，学子搜研终生不能辨其要归，因此说“科罪刘歆，犹未当其狱也”，语意明畅，但签批者质问康有为归罪刘歆过甚，引伸出“其意盖有所指射”，主事人将末句删弃，可见并不认同这种含沙射影的审查手段。例12也是如此，主事人对签批中的学术辩驳全部保留，将借题发挥的文字全部圈掉。由此两例，主事人对待学术批判与政治诬陷的不同立场昭然如揭。再看整条删弃的情况：例1径指康有为“非圣无法”，坐实原参之罪，例2、3、5、6、7、8、11则借“功令”“钦定”“正统”之名，肆意引发，揭举康有为狂妄悖谬，极尽罗织之能事，主事人一律删除，可见不想重治其罪。例9、10最为典型。康有为说汉高祖入鲁“以太牢祀孔子，亦以其一时教祖，因而尊之”，旁批竟以他推尊孔子为教祖，叫嚣诛*其人，实在骇人听闻。康有为又说司马谈论六家“以儒与道、墨班，犹辽、夏之人乐与宋并称，夜郎欲与汉比，亦其宜耳”，刘歆编《七略》“既独尊六艺为一略，统冠群书，以崇孔子，犹编《汉书》者之尊高祖为本纪，编《宋史》者之尊艺祖为本纪矣”，眉批斥其比拟不伦，竟推衍出康有为蓄志谋逆，远超原奏所控“非圣无法”“离经畔道”之罪，径指为乱臣贼子，要求处以极刑，如此办案，堪称凶险之极。主事人将这些*气腾腾的签评意见一概圈掉，不愿故入人罪，不想将参奏案办成文字狱，可谓立场坚定，态度鲜明。因此，从主事人对众多签批意见的处理、取舍中，明显见出其意图，即坚持从学术角度查办案件，尽量减轻康有为罪状，期使参案大事化小。
综上所述，朱怀新等紧急受命后，对《新学伪经考》重作审查，在签批中众口一词，将原参之罪逐一指实，还大肆牵引、任意附会，试图从严惩办康有为，幸赖主事人处理签批意见时力加缓和，予以轻减。主事人的立场与态度，对于接受各方请托、“颇有矜全之意”的李瀚章最终从宽办案，无疑很有作用。目前尚未发现重审《新学伪经考》的结论性报告，但黄鹤云透露此次查案结果是：“皆前人说过，事遂已。”[皮锡瑞著，吴仰湘点校：《皮锡瑞日记》，第290—291页。]推知第二次办案定性时，仍将参案限于学术层面，没有迎合原参指控，也未采纳朱怀新等人意见，从而避免了一场文字狱。
结 语余联沅甲午七月奏劾康有为刊布“新学伪书”，要求毁其板、禁其学、诛其人，稍后社会上又广泛流传安维峻参奏《新学伪经考》，反映当时朝野对“康学”相当戒惧，力予抵制，然而广东奉旨查办后，竟将参案悄然销解。以往研究却因史料所限，未能探明办案详情，强调梁启超在京城的多方请托，或表彰李滋然对康有为生死攸关的庇护，仅止窥到冰山一角。
本文根据多种原始史料，先辨析“安维峻参奏”说的原委、真相，再梳理广东查办参案的曲折过程，补充若干重要细节，还原三个基本史实：第一，安维峻甲午六月十七日并未进呈参劾《新学伪经考》折片，戊戌夏间所说“疏请立正典刑，焚其书，毁其版”，原是有名无实；后来一再宣称“具折严参”康有为，更自相矛盾。第二，李瀚章奉旨之初，本拟“查明革办”，李滋然奉命查办后，却主张“免予销毁”。李瀚章没有贸然定案，另派张曾敭、朱怀新等重新审查，除揭出康有为考证粗疏、立论武断的致命伤，还迎合原参各种指控，极力罗织成罪，差点办成文字狱。第三，李滋然对《新学伪经考》内容及性质的判定，确实影响李瀚章对参案定性，但不能将结案之功全归于李滋然，第二次办案的签批主事人同样关键。他力排众议，坚守学术本位，反对以笔*人，与无视李瀚章严厉指令的李滋然足相媲美。正是两次查案结论不谋而合，李瀚章最终得以“从轻议处”。
同时要指出，《新学伪经考》参奏案的化解，还与李瀚章个人态度和时代局势密切相关。前人早已论及参案办理中李瀚章的表现。如谭嗣同戊戌春间回忆：“嗣同昔于粤人绝无来往，初不知并世有南海其人也，偶于邸抄中，见有某御史奏参之折与粤督昭雪之折，始识其名若字。因宛转觅得《新学伪经考》读之，乃大叹服。”[谭嗣同：《壮飞楼治事》，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45页。]径称“粤督昭雪”，认为李瀚章在替康有为洗刷不白之冤。而站在相反立场的人则抓住此案，对李瀚章大肆抨击。如梁鼎芬对李瀚章接受请托从轻结案极为憎恨，戊戌政变后主持翻印武昌重刻本《翼教丛编》，在卷二安维峻奏折后特意增添案语，揭斥他甲午姑息养奸，伏下康有为戊戌“谋逆”的祸根：“李制府此奏，意在保全康有为，实为逆犯谋乱我中国张本，故附载于后，世之论逆案者，有所考焉。”[《翼教丛编》第2卷，光绪二十四年武昌重刻三印本，第2页。]两种说法出发点相反，却一致强调李瀚章的个人态度直接影响了参案结局。
不过严格说，李瀚章以“谕令自行销毁”结案，实是反复权衡后的无奈之举。对于康有为，他从最初主张“革办”，到最终予以“矜全”，出现戏剧性翻转，实际上是不同利益方经过不断博弈的结果，既与李瀚章接受各种请托、人事关系纷繁交错有关，更与甲午夏秋以来日趋激烈的“倒李（鸿章）”风潮有关。《我史》特意提到：“时褚方劾李瀚章，而余之奏实乡人陈景华贿褚为之，李畏褚，遂令自行焚毁。”[康有为：《我史》，《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84页。]康有为以李瀚章畏惧褚成博作为参案化解的一大原因，看似不合情理，却折射出李瀚章最终从轻结案的深层顾虑。[康有为1917年《重刻〈伪经考〉后序》又说，“御史褚成博草疏，交给事中余联沅劾于朝”，所举“缓颊”者中首列“李文忠公、翁文恭公”（康有为著，章锡琛点校：《新学伪经考》，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381页）。康有为如此强调褚成博出奏参劾，并一再突出李鸿章、翁同龢出手相援，大概想借此暗示褚成博对李氏兄弟的潜在威胁，反而促成了参案无形消解。]至于当时出面斡旋的翁同龢、文廷式、张謇等，都力主对日作战，大肆攻击李鸿章畏葸避战、求和卖国，这对李瀚章处理参案无疑也会产生影响。张勇早就提出，《新学伪经考》甲午参劾风波“因得友朋相助，并牵连于当时的时局、政争而不了了之”[ 张勇：《也谈〈新学伪经考〉的影响——兼及戊戌时期的“学术之争”》，《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很有理据。茅海建发掘“时褚方劾李瀚章”一事的题外之义，认为褚成博六月初参劾刘坤一奏保李经楚、李瀚章奏保陆维祺，“当属当时的政治斗争之一幕”[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第44页。]，深有见地。因此《新学伪经考》参奏案的化解，同样折射出甲午中日战争背景下复杂而微妙的政局。经历此案的康有为不仅化险为夷，反而声名鹊起，奉旨禁毁的《新学伪经考》更是不胫而走，确是时代的幸运者。
本文原载于《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2期，第32—46页。转自“经学研究”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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