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帝国的统治民族鲜卑拓跋,究竟起源于何处? 在本世纪八十年代之前,这一直是个历史之谜。北齐史家魏收在《魏书》的开篇《序纪》中写道，拓跋人原居于“幽都之北，广漠之野”，“国有大鲜卑山”。后来他们南迁大泽，到达呼伦贝尔草原。数代后又往西南进人阴山河套的“匈奴故地”，与当地部族融合，形成“鲜卑父胡母”的别部鲜卑。到建立北魏时，拓跋人离开祖居地已有四五百年,对于大鲜卑山在何地，真是“数典忘祖”，谁也说不清楚了。没有想到，北魏立国半个世纪,北方属国乌洛侯遣使朝贡,出人意外地提供了一条好消息:“称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灵，民多祈请。”(《魏书。乌洛侯传》)太武帝拓跋焘闻讯大喜,立即“遣中书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于室之壁而还。”《魏书.礼志》在描述这次祭祀活动的同时,又收录了那篇祝文,但史家却忽略了对石室地理方位的记载。斗转星移，人事沧桑，千百年后，大鲜卑山的所在地复成历史之谜。
嘎仙洞祝文
近代以来，中外学者为寻找拓跋人的发源地进行了大量的考证工作。显然,探清乌洛侯国及石室的方位,则是解开这一历史之谜的钥匙。但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分歧很大:有人推断石室在今贝加尔湖以东; 有人认为它应居于贝加尔湖南滨。中国著名民历文长寿先生则判定这座祖庙的位置当在大兴安岭的北段。后来的事实证明,马先生的意见是正确的。不过，马先生所勾划的范围，方圆达数千里之遥。在如此辽阔的地区寻觅一座小小的石室，不啻于大海捞针一般。科学的结论,在无法得到验证之前，也只能含屈地同谬误混在一起,同被人们视为一种假说。
嘎仙洞遗址
1980年7 月，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的文物工作者，经过多年的学术研究和实地勘察,终于在此盟鄂伦春自治旗的阿里河镇西北十公里的深山处发现了石室遗址。当地人把它称作嘎仙洞。嘎仙洞的规模，大致与《魏书》记载吻合。人们还在洞内西侧石壁上发现了镌刻的太平真君(魏太武帝年号)时期的祝文,这是判定嘎仙洞即是拓跋旧墟石室最有力的证据。祝文曾被青苔浸漫，经清理后,宇迹相当清晰。刻辞共十九行，通高70厘米，通宽120厘米,每行十二至十六字不等,字大小不一，约三厘米至六厘米,全文共二百零一字,汉字魏书，风格与北魏早期石刻字体相仿。对照史书，可以发现，刻辞与魏收的录文,除个别几处略有出入外，基本相同。刻辞提供了比录文更为准确的祭祀时间。其他差异,或是收入史书时魏收对文字所进行的修饰加工,或是史家惧于著书时北齐当局的政治压力而被迫加以删改的。总的来看，两文可以互相印证，互相补充。嘎仙洞的发现，从而确定今鄂伦春自治旗一带是拓跋人的祖居地。这一聚讼纷纭的历史之谜终于得到解开。
嘎仙洞石室
嗄仙洞是一个天然石洞，位于高约百米的峭壁之上。洞口呈三角形，高十二米,宽十九米。嗄仙洞洞室分两个部分,前厅面积约两千平方米，可容纳千人以上。后面接一偏向西北的斜洞,面积只及前厅的十分之一。后厅顶端东西各有一壁龛式小耳石室，大约是当初经过人工修凿与祭祖有关的处所。前厅东壁上部十一米高处有一石洞,洞口宽五米,深十馀米。嘎仙洞的中央有一长三米半,宽三米的石桌。前厅光线充足，后厅则一片黑暗，给人一种神秘幽森之感。凡是深临其境的参观者，无不确信这是原始部落祭祀祖先、神灵和举行会议的理想场所。
嘎仙洞景区
考古工作者曾对嘎仙洞遗址作过试掘，发现这里的文化堆积层到了一定的厚度,并有不少石器、骨器和陶器出土,证明《魏书》关于拓跋人的祖先在此生活过七十馀代的记载，并非是随意的杜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