雩都县宰与县志
（供稿：于都县志办）
于都县自南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起，到建国后1959年的八百年间，通过16次组织编修县志的主修、纂修的身分、学位、编志过程、后人评论等基本情况，可以清楚地展示出本县修志事业的开端、发展、兴旺、衰落、恢复发展的曲折过程。对于传统文化事业之一的县志编纂工作，在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具备必要的物质条件下，县宰（主持县里工作*的代称）的认识和态度，是成败的决定性关键。
县宰积极修志成
于都历史上进行过16次（南宋2、明代5、清代7、民国1、建国后1）编修县志，古代的除清6次（缺乾隆16年志）尚有底本或复制本外，均已散佚，但清志保留了明代各次修志的序言和跋，提供了明乃至宋修志的简况，可探求出成书的有10次（宋1、明4、清5），并可窥测出县宰的特点：
第一，有学识、有政绩、重视修志事业，10次成书的主修9名知县、1名县丞中，6名有学位（选贡1、举人4、进士1）、4名虽无学位，却有才能，且为官刚正，政绩显著，内有3名还是名宦，县志中载有他们的为人与业绩，如宋嘉熙二年（1238年）始撰县志的知县周颂，被誉为：“施为缓急，县有条理，实心惠民，四野晏然。”又如明正统二年（1437年）主修县志的县丞蒋逵：“修葺学宫，奖诱士类、赋役均平、四名乐业、在任九年、始终惟一。”再如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主修县志的知县卢振先，劝退啸聚于邑的闽人骁勇吴临美，改停葬为埋葬的风俗，还有“修文庙，新县治，整饬分司、防汛诸盛举，政声卓卓。”县宰们为什么重视修志？以下两例很能说明问题，一是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志主修、知县黄应元，在纂修县志前，曾咨询文人学士，他该做何事？大家的回答是：“令为民牧，求诸记载，以为有官吏的守者，莫严于志，将稽风俗之美恶，政治之得失，贡赋物产之盈耗，籍以彰德昭来，考镜取衷，…….奈何不续前志？”他接受众议，旋即亲主修志。再是前面提及的知县卢振先认为：“古今天下省会郡县，莫不有志籍，盖为政者，必考于其地之田赋，人民风俗与其山川形势，出入要道厄塞险易之实，而后其地可得而治也，……….古今文献之征，风俗教化之迹，史氏不能尽载也，又必于志详焉，志籍之有裨政教，大矣哉！”
第二，商请学者名流担任纂修、分修。宋志纂修者无资料可稽，明志的4次纂修，2次是举人，2次是进士。清志的5次纂修，4次是举人（其中2名的2次，3名的1次，4名的1次），1次是2名进士。
第三，亲自访询考证重要史实和解决修志具体问题。清道光六年(1826年)志的主修、进士黄濬，对写好的县志稍审阅后认为:”凡三易稿而始成，邑之故实殆约略备矣。独于雩之所名山名邑，其时代所由昉，求其说不可得。"于是，他亲自步行到县北山冈层叠盘旋、树木茂盛的雩山，“复憩珏田古庙，读宋人碑刻，半剥落不可辨。询之土人，以为此即雩山之神。神有三，于昔为昆季，故有大小三雩公之称，此祀大雩公者。余因恍然雩山与邑之所以名，与所昉之时代，并以知雩人立庙之故也。”回县府后稽之《周礼.春官》、《鲁论》、《离*》、《春秋》等典籍考证，得出结论，“雩之名山，非吴即越，非越即楚。而楚最好巫…..尤以昉于楚者为近是。”“雩之称都，安知非楚子弟之封邑，汉颖阴继立县，仍沿其旧名者欤？是则雩都之名昉于周，而非昉于汉，已有明徵，即山之名雩，亦不得以古概之。"黄知县亲询考证重要史实之举，在本邑修志史上，至今尚属首例。
亲自解决修志具体问题，如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志的主修、知县高泽叙，为解决经费等问题，亲自“召集绅士及乡里老年人，量力捐输，共襄盛典。更简文品兼优者入局奉行其事。详慎删订，阅三月而书成。”又如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志的主修、知县王颍，批阅前任县令主修的县志稿，认为“笔墨虽佳、事迹未备，且与省颁章程不符，遂饬局绅更订，并饬各乡绅士就近采访（参与者有职员、廪生、监生、附生等88人)，务使穷乡僻壤一善不遗，而又不可忌为去取，
以期事皆得实，词无溢美。稿既成，复苦经费无出，付梓不易，因为多方劝谕，殷户乐输，阅两寒暑，始得葳事。”古代知县这种抓修志问题的落实精神，实在是难能可贵!
第四，用县志探求解决问题。明弘治十二年 ( 1499年)主修县志的高伯龄，志成审阅后，“ 乃知雩民戕于安远之寇，田分于营田之戍，迄今七八十年，疮痍未复，凋残愈甚，民何其遭酷如此哉！”他便访询告老返乡的官吏:“雩民之困惫是将何以苏之?"他们都说:正统年间版籍七厢坊减了三，编户一十七里减了六，惟力役之征至重未减，是雩民少苏之故。因这不是知县即能解决的问题，而须经上司恩准才可，故拱手曰:“必有贤明镇土大臣，阅图经，究民情，减徭轻役，苏困悯劳。”这不逊为用志书“资治”的典型。
县宰消极半途废
除前面所叙10次成功的修志，以及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邑令邱钦若主修的《于都图经》因佚、又没有留下序、跋和后人评论，无法确定成败外，其余5次的结果是：
首先，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知县许来学主修的县志，19年后主修县志的刘壁评述明代前3次志书云：“雩都有志，自县佐蒋逵草创。而邑尹高君伯龄、许君来学先后增修，亦备井然理蔚然章。璧承之莅此士，取旧志而阅之，见其详略失宜，纪述浮过于实,且刻木为水漂没过半焉。”但前二次(即正统二年志和弘
治十二年志)，从主修写的序言可看出，尚属成功的。而许来学增修的县志，既无底本又无序跋，故属不成功之举。
第二，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知县左修品主修的县志，书成，呈上司审阅后，“以去取失当，考核未精，饬令易版改修。"但未实施，没有结果。
第三，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知县许金策主修的县志，除他自己写了一篇序言，泛泛地谈了志书的性质和作用外，只字未提该次修志的情况，且99%的内容是清同治十三年志的翻板，是本邑修志史上消极应付的典型。
第四，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 12月25月，成立了有总纂1人、事务部主任1人、编辑4人、专任採访员5人、事务员3人、*、工友各2人的县志局，县长兼局长、还配有副局长。草拟了各专志采访提纲和大事志、舆地志、建置志、党务志、职官志、财赋志、民生志、教育志、庶政志、武备志，礼俗志、选举志、仕宦志、人物志、艺文志、杂志等一级编写目录，由于国民党政府腐败，县长无能而流产。在这前后，赣南区的瑞金、赣县、大余、崇义等，由于县长的积极，就编纂出版了民国县志。
第五，建国后的1958年，成立了有11名委员，由县委*张广先、副*谢鉴分别担任正副主任的革命斗争史编辑委员会，组成了有12名编写人员的办公室，至1959年9月底，写出《于都人民革命斗争史》（三修稿）一书（铅印内部发行）后，又写出《于都县志之历史、地理、政史、财赋经济、文教卫生》手抄初稿，县志雏形未具，由于县领导对修志工作认识不足，抓得不力，半途告终。
提高用志自觉性
前面的史实充分说明，县宰的认识与态度，是编修县志成败的关键。县志写出后，能否全面充分发挥作用，县宰的认识与态度也是关键。伟大的领袖*说过:“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读一阵，筞之交阁，并不实行，那未，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忌义的。”“对于马克思主文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著作选读》第131页和491页）同样，方志也“非示观美，将求其实用也。”新方志的“存史”、“资治”、“教化”的功用，从理论上讲，似乎已明白了，其实未然。但是，有些领导同志流露出：“退休后看县志，消遣，这就是“存史”吧！用县志“资治”、“教化”却未听过。”“对于县志记载的从古到今的大量终身廉洁的典型，未见去联系学习借鉴。又如，中央号召共产党员、人民群众要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县志记载了大量革命先烈、英雄模范、闻人壮士无私奉献、艰苦创业的典型人物和动人事迹，未见组织学习、发扬光大，因此抓思想教育，没有深度和感染力，收效甚微。
为了纠正写志与用志相脱离的倾向。笔者之管见，对于方志的性质、功用以及如何具体运用于两个文明建设,要开展大力研究和阐发，除发表有分量的文章外，还要建议上级(省地)党委召开县以上领导干部会议时，进行广泛室宣传，提出任务，如县域变更、历代人口数、土地面积，资源、生产、生活习俗、历代重要人、运用县志资料解决的实际问题，等等，在适当时期进行，专题或结合检查，象古时朱熹做过的那样，以提高阅志和用志的自觉性，这并不是额外负担，正是为了贯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原则，全面历史的了解县情，建设美好的家乡的需要。”当然，县志办也应当好参谋，请县领导对下级做出要求，以期形成各级领导用志的风气，但是，如果没有省地领导的榜样和相应措施，是难以奏效的。 1989年6月3日
（供稿：于都县志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