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篇文章选自本人著作《地狱归来》第一章 跌入地狱 第三节 我的两个律师团（接上回：延请女皇律师 ）。以下为文章全文：
被迫认罪
俗话说，饥不择食。我们老家有一句类似的说法：没有吃的，萝卜白菜也是正粮。由于以上背景，我只好继续使用以黄律师为主的律师团。既然不得不这么办，那当然就得接受他们的专业建议，即从已经准备了近8个月的无罪辩护改为认罪。虽然说我有一万个理由不愿意这么做，我又有什么选择呢？请想象：当将军正要突围时，他的军队劝他投降，还能指望强逼他们上战场打胜仗吗？
我的压力不只是来自检察官和律师方面。与此同时，我航油集团的一个女同事约我谈了一次。她对我说：“陈总，还是认罪吧！”我问她：“你是劝我去坐牢？她说：“我不是劝你去坐4年牢。但是……”我朝她看了一眼，我想从她的眼神里看出端倪，究竟这话是出自她个人，还是代表上级。见我一言不发看着她，女同事接着对我说：“陈总，你的夫人还在集团上班，你的儿子也在北京上学，他们都需要组织的关怀与照顾。”
与此同时，我在其他渠道得到一种承诺：我认罪后，即使被判坐牢——无论多长的刑期，我都会在被判之日后的三个月内“移管”到中国。而且，回到国内后，即可灵活处理——最起码不至于蹲在狱中。奇特的是，这种说法不仅来自政府官员，还来自我的同事甚至曾采访过我的一家上市媒体的记者。但是，我的那位女同事却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任何一个精神正常的人都会比较：选择打官司，按检察官的说法，输掉15项指控中的任何1项都可能被判坐牢10年或以上；被迫认罪，按律师的说法，最多只会被判坐牢2年半。选择打官司，赢了回到国内还会受到更严厉的处罚，输了则可能无人帮助移管回国；被迫认罪，不管被迫多少年监禁，都会在3个月内移管回国。朋友，如果您处在我这么一个位置，您会做何取舍呢？须知，我个人的痛苦与耻辱事小，作为一个家长，难道我不要考虑我对家庭所承担的义务与责任吗？
我当然知道，以上的威胁也好，承诺也好，不应全听、全信，然而，人在屋檐下，岂能不弯腰？一个拥有警察、监狱的当权者，岂是我这种手无寸铁的善良百姓所能较劲的？即使拥有强大的实力，在面对不利的处境时，又能如何呢？昔日的岳飞虽拥有千军万马，不还是以“莫须有”的罪名受到迫害；在新加坡，反对党*——惹耶勒南、邓亮洪、徐顺全等，虽然都是人之精英，不照样被搞得倾家荡产吗？其中，惹耶勒南还是一位知名的高级律师哩！
面对十分不利的环境，我当时只有三条路可走：像项羽自刎乌江，以绝后路；像陈胜、吴广以卵击石、揭竿而起，不管后果；学韩信忍胯下之辱，以图长远。
我选择了第三条路，即学韩信，受胯下之辱，也学刘邦，屈就汉中。
2006年3月6日，黄锡义大律师再次对我说：“陈先生，你决定认罪了吗？再晚了，我怕来不及了。拖下去的结果，我担心认了罪却减不了刑。”
我沉默良久，答道：“黄先生，你能给我准备一份法律意见，说明我为什么要认罪吗？”
黄律师说：“好的！但是，你一定要快做决定啊！准备庭辩的材料和认罪的材料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如果决定认罪的话，还得通知法庭延后审理时间，还要给检察官写认罪函等。”
我便又问他：“庭辩材料和认罪材料的差别在哪里？”
他答：“庭辩材料会证明你无罪，认罪材料将承认有罪但向法官求情轻判。”
我再问：“本来就没有罪，而且，你已书面向检察官证明了，现在又要认罪，这么大的跨度怎么衔接呢？”
黄律师答道：“我想过了。我准备用一个词来作为这种衔接的桥梁，这个词就是‘视野狭隘综合症’（Tunnel Vision Syndrome），意思是说，你本没有犯罪意图，却因为只顾及解决公司危机而忽略了法律上的责任。”
当我正在品味他这个词时，黄律师继续向我解释说：“通过使用这个词，我们便可以帮你说情，你在主观上没有犯罪动机，只是在客观上无意触犯了法律。这样，有可能取得法官的谅解，对你轻判。”
不久，黄律师的书面咨询意见通过电邮给了我。他所写的那些内容，与他本人于2005写给检察官的书面陈情函，简直大相径庭。在那封陈情函中，他列举了充分的证据和案例，证明我是完全无辜的；而在这个电邮中，他却向我表明，如果我不认罪将会面对怎样怎样的刑期。
看到这封电邮，再加上他几次催我快快决定认罪，让我产生了这样一种想法：律师们以及其他所有的有关人员与机构，都希望我立刻认罪坐牢，以便马上结束中国航油的整个案子。
其实，事后想起来，如果当时律师建议我既不打官司又不认罪，而是采取拖延的软办法，也许对我会是个好方案。因为在我认罪之前，另外受到指控的4名人员都已陆续认罪，我的案子不结束，整个中国航油的案子就会拖延下去。由于中国和新加坡方面都想尽快结案，我有意拖延的结果，可能迫使其中的一方找我谈条件。在那种情况下，我也许不会被判坐牢，因为事实对我有利，而且，售卖股票的协议签署人在我之前只被判罚款了事。而我认罪的结果，恰恰是因为控股*出售股票而被判坐牢4年。
令人遗憾的是，黄锡义作为资深律师，加上一个为我提供法律服务的庞大的律师团队，不仅没有为我提出这样的咨询意见，反而向我施压，促使我认罪。我当时便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我已四面楚歌。即使那些本应帮助我的人和机构，都受到有关方面的影响，站到了我的对立面。
在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好暂时屈服于压力，于2006年3月15日去法庭“认罪”。我极不情愿的态度，在法庭上已经溢于言表。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