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历史上第一次内乱——王敦之乱

公元316年西晋皇帝选择了投降，次年，镇守江南的琅邪王司马睿称晋王，等到第三年降帝被*，晋王干脆开始称晋元帝，改元太兴，建都建康，东晋王朝开始了。

出身于琅琊王氏的王敦是东晋的开国功臣之一，在司马睿建立东晋的道路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为东晋的发展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永嘉元年（207年），司马睿带领以琅琊王氏为首的北方士族度过长江进驻建康后，司马睿与王导坐镇建康的同时，王敦则带率领军队开赴上游地区，经过几年苦战，王敦取得了对长江中、上游地区的控制，保住了东晋割据江东的局面。

司马睿度过了最初的艰难之后，进一步谋求皇室地位的稳固，东晋王朝是借助各大门阀士族的势力建立的，作为回报，门阀士族理应得到利益分享，而琅琊王氏作为率先支持司马睿的一个重要势力，且为东晋的建立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得到权力回报似乎也理所应当。

其中王敦作为琅琊王氏成员之一，权势最炽，手握重兵，担任荆州刺史，其堂弟王导则是凭借家族与自身的政治才能官拜宰辅，从军政两方面都牢牢地掌控着东晋的权力结构。但是自古以来，不管王朝身处强盛还是衰败期，皇权的本质就是独尊独享，哪个皇帝也无法容忍臣下的权力盖过自身，这种矛盾迟早显现并爆发。

以琅琊王氏为首的门阀士族的势力，很快便引起了司马睿的猜忌，其中王敦拥兵自重，王导作为首辅似乎也只是热衷于平衡士族势力，并不热衷于惩治对豪族和贪官的恶行，对广大贫苦阶层的苦难俨然视而不见，可谓是根本不作为，朝政自然腐败丛生。晋元帝为了维护君主的权威与尊严，筹谋实施刻碎之政。

晋元帝不断地培育自己的势力，先后启用了刘隗和尚书令刁协来对抗王敦王导两兄弟，虽然两人比较卖力气，给门阀士族也造成了一些影响，据《晋书》记载，被刘隗弹劾的有戴渊、王籍之等数十人。其中周颛先后两次被弹劾，并因门生伤人，一度被免官，甚至于首辅王导也被二人排挤。但是二人的势力尚显单薄，与琅琊王氏这种巨兽级别的士族势力相抗衡，无异于螳臂挡车。

很快，晋元帝启用两人的负面结果显现，引发门阀士族的不满。但是由于东晋政权是他们联合推举成立的政权，为当时门阀士族以及大众认可，具有正统性和政治地位的合法性。所以士族对元帝的政策虽偶有不满，但仍是希望这种纷争能够低调处理、和平解决，不能直接把皇帝赶下台来重新洗牌。

士族便采取了更为迂回的方式对皇帝表示不满，即对司马睿疏远王导一事加以进谏来表达自己的意见。但是这并没有使得晋元帝投鼠忌器，反而变本加厉，加快了皇权政治权力的集中，最终门阀士族被迫应对。王导居中策应，促使王敦分陕而治，此时王敦的手中还握有重兵，由于元帝的步步紧逼，同时大将祖逖病逝，使王敦再也按捺不住，起兵造反。

永昌元年(322年)，王敦举兵向建康进发，以诛刘隗为名发兵建康的同时，王敦还同时进行了两手布置，首先他策反了吴兴豪族沈充，使得沈充在吴兴举兵响应王敦，力图与沈充构建合击建康的局面。三吴是江东最最富庶的地区，建康粮运都是依靠此地才达到足食足兵的地步，此地本应是建康最有力的保障，吴地士族的背叛可谓使得司马睿雪上加霜。

另外他还说服另一位手握重兵的大将梁州刺史甘卓共同发兵建康。王敦的反叛之举使得司马睿十分恼火，他决定要亲率军队与王敦对抗，并召命刘隗和戴渊返回建康准备防卫王敦的进攻，同时悬赏斩*王敦就可封为五千户侯。

由于司马睿的碎刻之政严重损害了门阀士族的利益，而王敦正是门阀士族谋取利益的代表，所以在此次王敦之乱中，门阀士族态度暧昧，对司马睿没有太多帮助，而以祖约，甘卓，陶侃为首的军事力量也是犹豫不决，其中祖约由于祖逖去世，无人辖制，对司马睿的命令视而不见，而陶侃老成持重，掩盖自己的军事实力，给司马睿提供了极少的帮助，而甘卓靠近王敦的后方起兵之地—武昌，所以，在发兵之始，王敦便来联合甘卓，稳定后方。但是甘卓的犹豫不决和态度改变使得王敦的第一次起兵可谓一波三折。

甘卓起初答应王敦共同起兵，但是王敦起兵后，甘卓并未到来，并派手下对王敦进行劝谏，王敦十分担心甘卓会后背后偷袭，派乐道融去劝谏甘卓，但是乐道融痛恨王敦目无君上，反而去要求甘卓与他合作共同偷袭武昌，同时司马承也派邓骞去规劝甘卓。最终甘卓同意讨伐王敦，派刘纯、夏侯承、谭该率兵讨伐。王敦此时派兵进攻至湘州，同时由于湘州城池常年战争缺乏维修以及军备缺乏，城中人员纷纷劝城守司马承投靠陶侃或者退守贵阳，但是司马承拒绝退却，要求固守城池，同时甘卓在沔口堵住了王敦的退路，此时王敦派人与甘卓求和，甘卓再次犹豫，甘卓在沔口驻扎数十日未对王敦发起攻击。

最终王敦趁甘卓犹豫不决，一鼓作气，强攻司马承，势如破竹攻至建康城下，此时刘隗驻守金城，周札驻守建康，城池易守难攻，此时王敦准备强攻建康，王敦谋士杜弘献计，引得周札开城投降。司马睿派人求和，王敦的第一次叛乱以占领建康城获得胜利告终。

王敦攻至建康，获得第一次叛乱的胜利后，开始专掌朝政，先后担任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江州牧、进封武昌郡公。权势可谓达到了顶峰，但是王敦在权势中开始迷失，并未意识到他的胜利是门阀士族与其他诸多权利集团博弈默许情况下的产物，王敦在初始占领建康城，放纵手下大肆烧*抢掠时已经引起了城中诸多豪门的不满，而王敦进入朝廷后，总览大权，大肆提拔亲信，打击异己，在他进攻建康时，城里保持中立的士族都被他屠*殆尽。王敦的专权，相较司马睿更加侵害了门阀士族的利益。这是王敦第二次叛乱失败的根本原因。

东晋刚刚建立，还谈不上任何稳定，本应该推行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政策，但是却发生了王敦之乱这种严重危及国本的战争，此时的东晋根本经不起第二次战争，因此面对王敦种种行为，同时也忌惮王敦大势已成，所以无论是司马皇室，还是一干门阀士族都选择了隐忍。

但是事情总会出现转机。在王敦攻下建康后七个月，即永昌元年十一月，司马睿忧愤而死，明帝司马绍继位。而东晋王朝的发展就在晋明帝司马绍身上，司马绍文才武略，渡江初期，曾在广陵一带出镇，爱戴将士，安抚百姓，相交名士。为太子时，有"东朝济济，远近属心焉"之称。司马绍可谓是东晋历史上难得的一个有所作为的皇帝。

司马绍初登大位时，处境和司马睿并无太大的区别，被王敦限制。随着时间的推移，司马绍已经能够敏锐的察觉到朝堂上反对王敦政治势力也在逐渐生成，于是便暗中培育自己势力，等待着捕捉机会。王敦似乎有所察觉，但依旧选择了肆意妄为，他先后除去甘卓势力，任用亲信，暗*了劝谏自己的堂弟王棱，除去了周札所在的周氏成员，同时大肆屠*晋元帝的心腹。后期王敦忽然重病，司马皇室以及诸多门阀士族开始反击，王敦不甘心坐以待毙，急匆匆地发动起了第二次叛乱。

王敦重病之初，并没有起再生谋反叛乱之心，而是王敦的手下钱凤、沈充决定在王敦去世之后谋反叛乱，颠覆东晋的统治，但是却被人告密至司马绍，并意图讨伐王敦，王敦闻言大怒。

司马绍为人谨慎，先是派人探望王敦病情，其实也在按暗中窥探王敦的军力部署情况，在得到大臣建议后，才从容发起对王敦的讨伐，司马绍比司马睿更加果决，任命司徒王导为大都督，以温峤和卞敦守建康，应詹守朱雀桥，亦召命临淮太守苏峻、兖州刺史刘遐豫州刺史祖约、广陵太守陶瞻一同入建康保卫建康并助讨王敦。

此次讨伐可谓是集中了晋王室的全部力量来对抗王敦，同时也运用了心理战，司马绍下诏诈称王敦已死，使得司马绍的军队士气大受鼓舞。而此时王敦已经的确重病缠身，无法带兵作战，只好任命钱凤带领大军进攻建康，同样以清君侧，诛*奸臣温峤为由，任命王含带领五万士兵，水路并进，但是王含不擅兵法，在温峤烧毁朱雀桥后部队便止步不前，最后军队被司马绍派兵夜袭，王含部队仓皇应对，结果被击溃，将领何康被斩。之后钱凤带领大军在江宁地区与司马绍展开决战，但是司马绍文武兼备，使得钱凤屡战屡败，等到王敦病逝，此次叛乱颓势尽显。

之后，司马绍把矛头指向了王敦的盟友沈充，沈充在第一次王敦之乱中已经攫取了巨大的利益，在吴地，*害吴国内史，鱼肉一方，使得百姓民不聊生。这也是此次平反王敦之乱时，吴地百姓站在司马绍一方，支持司马绍的原因。起初司马绍想要利诱沈充投降，但是，沈充了解自己所犯罪行严重，拒绝投降，并且带领军队攻往建康，与钱凤的士兵会和，其实在兵力分布上说，王敦掌握的军队势力强过司马绍，但是由于诸如沈充与钱凤这样的将领的自大，目中无人，不听从谋士的策略，一意孤行，想趁司马绍的军队劳累时谋取便宜，但是却被逐个击破，司马绍大破沈充。

最终，司马绍带领的利益集团团结下赢得了胜利，王敦一方叛乱者在司马绍下诏的追捕下，王敦尸体被挖掘，焚毁衣服，跪地斩头示众；王含在投奔荆州王舒的路上，被溺死江中；钱凤在庐州被周光*死；沈充被旧将吴儒*死在家中。王敦集团高层的全部灭亡，标志着王敦之乱完全结束。

王敦之乱之后，琅琊王氏的势力被晋元帝趁机削弱，皇权得以巩固，但司马绍在侵吞王敦的势力的同时，其他士族前来抢夺胜利果实，司马氏与士族共天下的局面依旧存在。

同时由于在王敦之乱时期，东晋的实力被过多的消耗，到了后期，东晋与后赵之间的战争中失利，失去徐州与豫州两地的大片土地。历史总是存有惊人的巧合，在第二次镇压王敦之乱中立下大功的苏峻，借此得到了司马绍的信任，权力大增，最终走向狂妄的境地，接下来的苏峻之乱即将上演，东晋也将迎来下一次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