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历代帝王与曹操高陵的薄葬形式（帝尊葬天）

古代帝王的殡葬制度一直以来备受争议，尤其是采用了殉葬制度的帝王，他们的地下王国，除了葬入大量的金玉珍宝，还要殉葬活人。

这样残酷的传统直至汉方止。虽然废除了残酷的殉人制度，但厚葬之风骤然兴起。除了在棺椁中葬入大量的奇珍异宝、金银玉铜，又增设了代替殉人的大量陶俑等器物出现。墓陵占地之广，封土坟冢之大，树石碑立石翁仲之重，皆已墨守成规。

帝王不惜财力经营丧葬，民间百姓怨声载道。于是，一些帝王为彰显仁君的恤民形象，就开始推崇所谓的薄葬。

谅作者学术低下，厌恶繁文缛礼。本文不加引注，言之观点只当故事论。

就曹操高陵的墓葬发掘情况来论，曹操属薄葬、还是厚葬，从墓制形式、随葬品与同时期发掘的同级别大墓相对比，足够得出定论。

那么，判断一座帝王大墓是薄葬、厚葬，有具体的历史依据作评判吗？衡量薄葬的标准又是那些？

笔者认为，评价是薄是厚，首先要考虑墓主人生前的身份、级别和死时的身份。普通的百姓，受封建等级制度的约束，再是厚葬也厚不到富可敌国的地步。所以，帝王陵墓就成为评判薄葬、厚葬的重要区域。

西、东两汉，达官贵人、将王帝相，皆乃事死如事生，他们深信人死后会有另一个世界。并把死后的地下随葬形式当做财富和身份的象征。生前享受过的不仅要带走，没有享受过的也要想尽办法置办成随葬明器而带到地下供在地下世界继续享用，直至演变成厚葬成风。

西汉时期的皇亲贵族大墓最为奢侈，据载，只要是皇族下葬，必须有“金、银缕玉衣”陪葬，并随葬以富可抵国、富可敌县的大量财物。

东汉时期的诸侯王公出土的墓葬文物显示，无不葬金银锡铜漆器，皆有金玉相随。

随着殡葬仪式的相互攀比，诸侯王为自己置办大量金玉等明器随葬。为了彰显自己生前的高贵，入殓时不惜冒僭越之嫌也要高规格操持。如此行事，不够级别穿金缕玉衣者，死后僭越些也穿了。不够级别享银缕玉衣者，死时自提一级也穿上。

级别略低些的高官贵族，实不敢违公讳高攀金、银缕玉衣，竟打着级别制度的擦边球，偷偷置办金缕玉衣形式的玉席铺在身下随葬。

就曹操高陵而言，以曹操当时的身份和政治影响，单从发掘出的“四室两厅”墓葬“规模、形制”来判断，堪称东汉大墓不为过之。

高大的两厅顶部虽为四角攒尖顶，但简易的蓝砖素墙实在与大家想象中的，或者与朝代相对应的大墓反差巨大。

以墓的规制、规模绝属帝王级大墓。按惯例应该在墓埏、甬道、墓室四壁配以五彩斑斓的壁画，黄肠题凑的棺椁，豪华奢侈的金缕玉衣，堆积如山的金玉铜铁，高矮林立的武器，摞箱堆放的四季锦衣，纵横成林的各种陶俑吧？

至此，大家定会反驳与我。你没看过曹操的《终令》、《遗令》乎？难道内容还未明志“薄葬”？非也。因为帝王往往为彰显贤德节俭而颁布所谓的“简葬”、“薄葬”及“明天下诏”是言不由衷，诏与实际多为不符的。

就两汉时期的帝王大墓而言，霸陵是汉文帝刘恒和窦太后的合葬陵寝，因为其靠近灞河，所以称作“霸陵”。霸陵在修时就大张旗鼓的“诏天下”倡薄葬。

《汉书.文帝记》有载:文帝刘恒开创了“文景之治”，倡节俭。大臣建议，“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汉文帝霸陵开启了汉朝“薄葬”之典范并载入史册。

让薄葬典范霸陵脸肿的是，1700年前的西晋时期，霸陵就被现实啪啪连击打脸。

《晋书·索綝传》记载: 自长安以西,不复奉朝廷。百官饥乏,采稆自存。时三秦人尹桓、解武等数千家,盗发汉霸、杜二陵,多获珍宝。

《晋书.孝愍帝记》有载: 建兴三年（315）六月，盗发汉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太后面如生，得金玉彩帛不可胜记。

可见，史书王言皆由帝王而起，并为之服务，汉文帝金言所谓的“皆瓦器，不得藏金银、不起坟”等薄葬理念，言行不一，只是停留在“薄葬”口号而已，并非真实薄葬，帝王陵诏不可信也。

再如徐州出土的西汉楚王刘注的“龟山汉墓”更为奇葩。该墓就建筑面积和规模而言，堪称“东方金字塔”工程。大墓之巨无法言表，不仅把整座山腹掏空以山为陵，营造的内部繁琐结构更是视死如生，生前之设施、建筑、物品、井然有序，一应俱全，简直让人望墓兴叹。

如此大规制的墓葬，不仅陪葬了大量物品，为了欲盖弥彰，除了放置巨石封堵防盗，还在甬道的石碑上刻了“简葬”石銘，铭曰: “楚古尸王通于，天述葬棺淳，不布瓦鼎，盛器令群，臣已葬去服，毋金玉器后，世贤大夫幸，视此书，目此也仁者悲之”。

译成今文就是：我向上天保证，楚王先祖立有誓言，入殓衣着节俭，不葬珍宝入棺。因简葬，我墓内很穷，里面除了口棺木，什么都无，希望后人贤士见到此景，也会生悲悯之心，不会来打扰我。

还有最近出土的海昏侯刘贺墓，随葬品更是数不胜数，金银等物可以吨计。

典型的说一套做一套，言不由衷，言简由丰。

论了西汉再言东汉。

江苏扬州邗江县在1980年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东汉广陵王刘荆的墓。刘荆是汉光武帝刘秀的第九子，其母是贤后阴丽华。一个东汉的诸侯王墓，一辈子享尽了荣华富贵，死后更是奢华到极致。该墓虽然早年已被盗过，墓中仍出土了不少颇有分量的珍贵文物。其中的 “错银铜牛灯”、 “广陵王玺金印” 两件出土的精美文物成为了南京博物院镇馆之宝。这称之为“厚葬”无疑。

还有河南密县的打虎亭村发掘的东汉“打虎亭”大墓。虽然没能确定墓主人到底是谁，但几座大墓的奢侈程度各有千秋，一座中竟然全墓室都用了石画像装饰墙壁，画像石刻线条流畅，刀法娴熟，刻工细腻，形象生动，代表了东汉晚期绘画和石刻艺术的第一流水平。其中另一座墓内的《宴饮百戏图》更是壁画中之精品，整体墓室全部采用色彩艳丽的手绘壁画装饰，绘画题材清晰的描述了墓主生前的庄园生活，有收租、坐厨、迎宾、宴饮、舞乐、百戏、相扑、车马出行、仕女图等，极其奢华，简直是东汉时期厚葬中的精美代表。

以此可鉴，史料记载的大型墓葬所采取的殡葬形式，是大不可信的。

所以，单凭曹操《终令》、《遗令》中史料言词，尽不敢相信其“薄葬”是否真实。

当然，我今天充当一次“事后诸葛”。如非依照曹操高陵发掘出土文物和建墓规制而言，我也断然不会相信曹操竟然真的作实施行了“薄葬”。

考证一个古墓的身份和评估是否符合薄葬，必须在史料佐证的基础上再经考古发掘与研究而相互印证，其结果才是可信度高还原了事实真相的。

曹操高陵出土的文物中石质器、陶器居多，铜器、铁器、玉器、骨器居少，金银器皆为生前时服所缀之物，更是少之甚少。

石质器以刻铭石牌居多，礼器如:石圭、石璧若干。实用器有刻有魏武王常所用的石渠枕一（慰项石），画像石数量较大皆已被敲碎，多为当时拆除的废旧祠堂石刻充当地板用，实在与魏武王曹操的王者身份不相匹配。

虽然曹操大墓多次被盗，因随葬品极其普通，不入地下工作者之法眼，反而起到了阻碍墓内随葬物品的流失。这可能也是体现薄葬的益处吧！

其实说到“薄葬”的标准，虽然很多帝王提倡了所谓的“薄葬”制度，但真正实施的并不多。

评价古代的“薄葬”制度，其实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和答案。

除了上面提到的汉文帝修霸陵条:“治霸陵皆以瓦器作明器，不葬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外”。《后汉书.光武帝纪》也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车茅马，使后世之人不知其处。又说道:今所制地不过二三顷，无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后汉.王符传》有载: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又言，古者墓而不坟，中世坟而不崇。《后汉书.吴汉传》曰:汉但修里宅，不起第。不设明器，不封不树。《晋书.皇甫谧传》有载:“夫古不崇墓，智也。今之封树，愚也”。其意思很简单，死后建陵最好“土与地平，还其故草，使生其上，无种树木，削除，使生迹无处，自求自知”。

根据以上相关记载不难总结，无外乎有以下几个薄葬条件:

一、不封土立冢头。

二、不栽树立石碑。

三、不葬金银珍玉。

四、不占大量耕地，此之谓薄葬也。

虽然在曹操之前有许多帝王提到了“薄葬”条件，经过发掘证实，真正实施者竟寥寥无几，少之甚少。

建安二十三年六月，曹操颁布了《终令》为自己修寿陵，令中也提到了符合薄葬的几大要素，并增加了“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因高为基”。《遗令》又提了要求:殓以时服、分香卖履等更精细的要求。

鉴于以上提及的众多帝王都对外宣传了自己的薄葬意愿和要求，但在真正实施中都未按薄葬落实。

而曹操高陵经发掘、佐证、研究、学术论证后发现，曹操虽然不是倡导薄葬的第一人，但他竟然是真正如《终、遗》二令所言，说到做到，言而有衷，彻底把薄葬贯彻到言能践行。

公允评价曹操一生之功过，众说纷纭。大家眼中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横槊赋诗，狡黠多变的多重性格人物，并在历史长河中饱受争议，他能提倡“薄葬”并能落到实处，很大程度上是与当时的政治环境与历史背景有着很大的关联的。

回顾东汉末年，刘氏汉室衰弱，又遇疫情、蝗灾、人祸。黄巾军起义，董卓之乱，更是把皇室搅得如丧家之犬，风声鹤唳，惶惶不可终日。落魄之状“君无帝尊，臣无威颜”，朝廷上下居无定所，如游走在市井间以唱戏果腹的草台班子。

《资治通鉴》第六十一卷《汉纪》五十三有描写:汉献帝朝会时，再无朝廷威颜，人们可以像看民间戏曲一样嬉笑着随便观看献帝与大臣朝会。书中更是戏称此情景是:“乘舆居棘篱中,门户无关闭,天子与群臣会,兵士伏篱上观,互相镇压以为笑”。可见，当时朝廷的颜面已尽失到民间断无尊威可言。

曹操出身宦官之家，在东汉末纷纷乱世。如不借汉献帝这杆大旗号召天下，想靠自己揭竿而起是毫无号召力的。献帝虽为落魄，毕竟仍是汉室正统。曹操果断迎献帝于许昌，才有了“挟天子以令诸侯”号召天下。进而统一北方，独拥六州，奠定坚实曹魏政权基础。

如果把这个政治手法放到现在，其实就叫资源整合，也叫商业模式逻辑之重要伙伴。

各有所需、各有所求、相互间又都得到了实惠。一方愿意供奉有名无实的傀儡神仙，一方需要一个来供奉自己的小鬼，也就一拍即合的顺理成章了。

曹操有了号召天下的大旗，还需壮大队伍南征北战开疆辟土。从古至今，打仗是需要巨额的军饷、粮饷作支撑的。而这些，在逃亡路上连饥饱都解决不了的汉献帝是给不了的。这完全要靠曹操集团自己一刀一枪的拼搏而获。其中筹备军饷粮草之过程艰辛，恐怕曹操是最深有体会的。这可能也是造成曹操崇尚节俭，力求薄葬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曹操从建安九年（204）攻克邺城领冀州牧，以邺城为据点开始经营北方，军饷、粮饷就从未宽裕过。军无隔旬粮，马无隔夜草，又逢民不聊生、粮食欠收的年景，基本民生得不到保障，征集军粮对曹操来说也是较严峻的挑战。

为此，曹操也动了很多心事，颇费不少周折。也曾经组织了“摸金校尉”，靠掘大墓来获取军中经费。谁之大墓丰葬，肯定就掘谁。

有史料载:曹操为筹饷，盗挖西汉梁孝王刘武的墓。清朝学者杨守敬在《水经注疏》中道：“操引兵入砀，发梁孝王冢，破棺，收金宝数万斤。”也清楚提到了曹操命盗墓部队入芒砀山，发掘梁孝王的墓，并收到珠宝金玉无数。

因干过掘墓行业，深知厚葬之弊。轮到营造自己的墓陵时更会感悟到简葬、薄葬利大于弊，可有效减少墓被盗掘。

第三，薄葬也应与《遗令》中曹操言:“天下尚未安定”有关。

当时蜀吴割据，南方仍需讨伐。用财之处很多，一定把来之不易、捉襟见肘的有限财富用在刀刃上。这也是曹操一生操劳、运筹帷幄、悟出的节俭薄葬初衷。

第四，凡成大事之人，都有大彻大悟之胸怀，也看透了人世间的生存法则。深知每个朝代都不会万岁千秋，都难以避免被更替的命运。

而薄葬，最能减少或避免被更替时，新朝让之“戮之重戮，死之重死”被掘的厄运。

综上所述，曹操不仅为了国家社稷，为了汉室延续，为了自己的远大志向，为了曹魏王权的巩固，曹操在建安二十三年六月颁布了为自己修寿陵的《终令》，明确表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

其意很明，死后葬于邺封地，埋葬在丘陵灌溉不到的高岗之地，不与百姓争耕地。在兴修水利造福于民的古代功臣西门豹祠以西，不立封土，不树立墓碑石像。

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庚子（公元220年），曹操在洛阳弥留之际，写的《遗令》中更是重申了身后之细节，明确了其意愿，叮嘱群臣:“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

考古发掘后出土遗留文物佐证，与《终令》、《遗令》的薄葬内容和曹植在《武帝诔文》中提及到的父亲埋葬时其随葬细节，“玺不存身，维绋是荷；明器无饰，陶素是嘉”，完全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