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武侠小说的热闹与门道

作者：王兆贵

说心里话，我对武侠小说最初并无兴趣，以为这些打打**的故事纯属胡编滥造，不值一看。直到有一次，我见一位儒雅的老上级戴着老花眼镜看金庸看得入迷，这才取来一套《天龙八部》看将起来。不看则已，一看就放不下了。自此而后，凡能买得到的金庸武侠小说，就都买来阅读，直到把他写的所有武侠小说都看了一遍。再后来，凡是根据金庸武侠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也逐一看了个遍。

要说第一感觉，主要还是看热闹。因为在我的头脑中，原本就没江湖这一概念，对武打套路就更陌生了，之所以能一路读下去，在于金庸小说所制造出来的悬念和热闹，特别是金庸笔下的那些人物组合，一个比一个神奇，一个比一个古怪。全真七子、武当七侠自不待说，像东邪西毒、南帝北丐、四大恶人、江南七怪之类的人物，很难用善恶相区分，以正邪来论定，他们上场后的表现，热闹得不得了，不由你不看下去。

金庸讲述的故事，刻画的人物，生动有趣，余味隽永，以至于让那么多人为之痴迷。回头仔细琢磨，恐不单单是热闹，总有一些门道在里边，总有一些文化因子起作用。中国人的侠客情结源远流长，在绵延累积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富有传奇色彩的“任侠文化”。若从司马迁《史记》中的游侠、刺客列传起算，经过唐人传奇的烘托、李白《侠客行》的渲染，再到晚清《三侠五义》等书的滥觞，作为通俗文学的组成部分，武侠小说逐渐走向成熟。以金庸为代表的新武侠小说的兴起及影视剧改编的跟进，在更大范围内将武侠文化推向了极致，进而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效应。由于侠客情结蕴含的是人们对邪恶的愤懑与憎恨，对正义的渴望与追求，进而成为人性中惩恶扬善的内在驱动力，文艺作品中的侠客形象也就很容易深入人心，“侠肝义胆”“侠骨柔肠”“铁血丹心”等词语演化为对崇高人格的赞美，“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等，则成了耳熟能详的口头禅。

由于武侠小说能够满足各个层次读者的精神需求，长期以来都有市场。如果说高雅文学是殿堂，通俗文学是原野，那么武侠小说就是地道的江湖了。流连于这个江湖的读者群体，熙熙攘攘，热闹非凡。特别是当这个江湖中异军突起，出现了“带头大哥”，就会产生从者如云的轰动效应。金庸将新派武侠小说的艺术魅力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形成了跨代共享的众多“金迷”；以其作品为底本的影视剧，已普及为坊间娱乐消遣的功夫茶，以至一版再版，拍了又拍。从上个世纪60年代到本世纪中期，《神雕侠侣》已经拍过十几个版本，按理说都拍滥了，也该收手了，可时至今日又要翻拍了。这在中国文化艺术史上，堪称一大奇观。与此同时，贬抑金庸小说的声音也从未止息，总之认为其作品粗陋、浅薄，俗不可耐，根本就不配称文学，更不应选入教材。

毋庸讳言，金庸书写武侠小说的初衷，确为报纸的发行量计，出于商业头脑。正因为如此，写出来的东西必须有卖点、有市场，引人入胜才行，甚而至于让人拍案叫绝，欲罢不能。幸运的是，金庸做到了，且一发而不可收。自古而今，评判小说水准的尺度很多，集中到两点，一是文学造诣，二是持久畅销。两者兼具，无疑是上品。金庸的作品虽然上不了纯文学的档次，只能归于通俗小说之列，但就金庸作品所产生的社会效应而言，其文化影响已远远超出了文学圈。更何况金庸又花了十年的打磨工夫，将其小说的文学品格提高了不止一个档次。宽广宏大的叙事画面、悬念丛生的故事情节、扣人心弦的打拼场景、波澜起伏的人物命运、出乎意料的人生结局，更是把新派武侠小说的艺术境界推向了巅峰状态。平心而论，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不是一回事。金庸小说中所阐发的传统文化，珍珠与泥沙混杂，精华与糟粕并存；其写作套路也是显而易见的，确实没有摆脱传奇叙事的窠臼和斧凿痕迹，在高雅文学的殿堂里也许很难占得一席之地，但在通俗文学的领地里确是异峰突起，独树一帜。

有道是，高山流水知音少，阳春白雪和者寡；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唯有根植于大众土壤的文化艺术，才能枝繁叶茂，四季常青。就像风靡全球的流行歌曲一样，又有谁能说下里巴人不是艺术，通俗文学不是文学呢？《基督山伯爵》也就是一个抑恶扬善的复仇故事，在叙事方式和情节铺排上，比金庸的武侠小说并无多少高明之处，还不是一样被奉为经典吗？既然有那么多人乐此不疲地捧读武侠小说，集集不落地追看武侠电视连续剧，总不能说喜欢金庸的人都是俗物吧？不论怎么说，称金庸先生为新武侠小说的泰斗当不为过。金庸走了，却并没有走远，因为他把一个多彩的武侠世界留在了人间，是当之无愧的“武林盟主”，他老人家的精神遗产将与那片汪洋恣肆的江湖同在。（王兆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