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关于《金瓶梅》评点的悬案与论争
围绕这一专题，金学界出版有7部专著，另有40多位研究者发表了近百篇论文。
马廉、戴维·特·罗依、潘寿康、叶朗、刘辉、王汝梅、陈昌恒、吴敢、黄霖、蔡国梁、胡文彬、俞为民、米列娜、王辉斌、陈金泉、蔡一鹏等用力甚勤，而戴维·特·罗依、叶朗、刘辉、王汝梅、陈昌恒、吴敢、黄霖等均颇觉建树。
首先是张竹坡研究，“这一研究方向，在现代(20世纪30年代初)，应该说是由马廉先生与孙楷第先生两人首开其端绪的。……孙先生进一步从刘廷玑《在园杂志》指出张竹坡的籍贯，又从张潮《幽梦影》上的竹坡评语，推测出张竹坡生活的大约年代(《中国通俗小说书目》)。
马廉先生则据民国《铜山县志》等查知张竹坡名道深，并编制了一页张竹坡家世简表(《马隅卿杂抄》)”(吴敢《张竹坡生平述略》)。
《徐州师范学院学报》
与马、孙二公同年代，阿瑟·戴维·韦利根本否认张竹坡的存在，认为只是一位“苏州的出版商”的假托。40年代无人问津。50年代一丁的文章内容比较简略；
鸟居久靖《金瓶梅版本考》著录了第一奇书的很多版本，但对张竹坡的认识，孙目以外“不能增加其他材料”。
60年代韩南说“张竹坡为金圣叹之门生，……他是张潮的朋友”，并且判断张评本在康熙23年之前印行。
柳存仁《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根据第一奇书谢颐序及张竹坡评语中的夫子自道，考证张竹坡生于康熙9年，但“至于他的营生，……大约也是书贾或替书坊办理一些文墨的读书人”。
70年代论及此一专题的有潘寿康、戴维·特·罗依、朱星等人，以戴维·特·罗依与朱星为代表，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
前者说“竹坡的评点，就不仅仅是对《金瓶梅》最好的评论研究和中国小说理论的宝藏，而且对堪称中国传统叙事文学顶峰的《红楼梦》的创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后者则说：“(张竹坡《读法》)说‘《金瓶梅》是一部史记’，这一句还可取，其余都是冬烘先生八股调，全不足取。”
即评论如此前卫的戴维·特·罗依，对张竹坡其人却是一无所知，如说张竹坡于顺治7年出生，原籍安徽歙县，张潮是其叔父，祖父名张习孔等。
80年代初期，叶朗、刘辉、王汝梅、陈昌恒、吴敢、黄霖、蔡国梁等不自觉间已经是集中火力攻坚。
《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
叶朗《中国小说美学》将张竹坡与金圣叹、毛宗岗、脂砚斋并列，以整整一章十节近4万字的分量评论“张竹坡的小说美学”，第一次从中国小说批评史的角度，对张竹坡的小说理论，进行了科学的总结和全面的剖析，“就像《金瓶梅》这部小说要比《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更接近于近代小说的概念一样，张竹坡的小说美学也要比金圣叹、毛宗岗等人的小说美学更接近于近代美学的概念”，“确有不少真知灼见，在理论上作出了新的贡献”。
戴不凡《金瓶梅零札六题》说张竹坡的评点“诚可谓洋洋大观，小说批点本附录之繁复，无过于此者。……张竹坡评语有其酸腐、穿凿处，如苦孝说之类，然艺术上不无见地。《红楼梦》脂批除仿圣叹笔法外，受张氏此书之影响亦甚明显”。
刘辉《张竹坡及其金瓶梅评本》、王汝梅《评张竹坡的金瓶梅评论》、陈昌恒《张竹坡的文学典型理论概述》、吴敢《张竹坡〈金瓶梅〉评点概论》、黄霖《张竹坡及其金瓶梅评本》、蔡国梁《张竹坡评点金瓶梅辑评》、俞为民《张竹坡的金瓶梅结构论》等，作为这一研究领域的早期探索者，更是见仁见智，对张竹坡的《金瓶梅》评点，作出各得要领、各成系统的归纳与阐释。
关于张竹坡的家世生平，虽然多方搜罗扒梳，却是举步维艰。
吴敢《张竹坡生平述略》：“迄今（按指1983年）为止，据笔者所知，经过国内外学人的努力，关于张竹坡的生平，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有如下几点；
其一，陆续发现了一些有关张竹坡生平的资料，譬如《在园杂志》、《幽梦影》、《东游记》、《尺牍偶存》、《友声集》、《徐州诗征》、民国《铜山县志》、《徐州续诗征》、《马隅卿杂抄》等。
其二，基本公认张竹坡是徐州人。
其三，有人提出了张竹坡生年为康熙九年的推测，并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
其四，知道张竹坡名道深，著有《十一草》诗集，并查到他的两首诗。
其五，充分认识到张竹坡《金瓶梅》评点的美学价值，肯定他是中国古代小说的杰出评论家。
其六，注意到张竹坡的行踪，知道他曾旅居扬州、苏州，与张潮等人有较为密切的交往。
其七，留心到除《金瓶梅》外张竹坡所批的其他书籍。
凡此数点，都为张竹坡生平的继续探讨与彻底揭晓，提供了线索。
但是，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张竹坡的字、号是什么?能否确知他的出生年月?他活了多大岁数?
他评点《金瓶梅》究在何时何地?他为什么要评点《金瓶梅》?他在《金瓶梅》评点中的夫子自道是否可信?刘廷玑的话准确不准确?
他什么时间到的扬州、苏州，在那里都干了些什么?他一生另外还有哪些经历?他的喜怒哀乐是什么，从这些喜怒哀乐中能否判断他的思想倾向?民国《铜山县志》与《徐州续诗征》中所说的张氏家谱还存不存世?等等。
这些重要问题，随着《金瓶梅》研究的深入，愈来愈增添着人们求解的兴趣”。
1984年夏，吴敢先后访得4部《张氏族谱》，发表20多篇论文，结集成2部专著，张竹坡家世生平于是全面揭晓，张竹坡与《金瓶梅》的研究，因而有了一个较大的突破。
许建平《新时期金瓶梅研究述评》：“刘辉在《〈金瓶梅〉研究十年》中对此作了如此评价：‘如果说国内学者在《金瓶梅》研究中不少问题正处于探索阶段，只是取得了一些进展的话，那么，在《金瓶梅》重要批评家张竹坡的家世生平研究上，则有了明显的突破，完全处于领先地位。’这个评价是客观而恰当的。”
另外，绣像本评点研究，文龙研究，《金瓶梅》评点系统研究等皆是这一研究方向的重要课题，象张竹坡研究一样，均有待深入开展。
叶朗 教授
九、关于《金瓶梅》源流的悬案与论争
“长篇小说的作者，在致力创作的时候，常是有意的或无意的把他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的种种动态巧妙而忠实地织在他们的云锦里。……《金瓶梅词话》所供给的文学史料实比其他各书为多”(冯沅君《〈金瓶梅词话〉中的文学史料》）。
最先注意到这一点的是三行《金瓶梅》、郑振铎《〈金史·后妃传〉与〈金主亮荒淫〉》以及吴晗《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
专文研究此题的是涩斋《〈金瓶梅词话〉里的戏剧史料》，文分5节，分叙院本、散出、堂会、衣箱、十番。
专著研究此题的是姚灵犀《瓶外卮言》。
傅惜华《明代小说与子弟书》亦有此意。
赵景深《〈金瓶梅词话〉与曲子》则分别指出吴晗与涩斋的失误或不足，并重加厘订，统计为小曲27支、小令59支、词8首、联套20套。
吴晓铃在其重刊《古今小说》评论中指出《金瓶梅》抄录有3种白话短篇小说(见下文韩南指出的第三、五、七种)。
截止20世纪40年代，最为空前启后的是冯沅君《〈金瓶梅词话〉中的文学史料》及其跋语：
其中第一节“俗讲的推测”指出小说有4处是描写讲说佛曲的；
第二节“小说蜕变的遗迹”归纳为两点，“一、书中人每以韵语代替普通语言。二、每回的回目常不整饬”：
第四节“笑乐院本的一个实例”指出小说有4处提到院本，其中3处明言为笑乐院本，并举《王勃院本》为例；
第五节“演剧描写的启示”认为小说提到10种剧曲，其中2种为杂剧(韩湘子度陈半街升仙会杂剧、小天香半夜朝元)、6种为传奇(韩湘子升仙记、韦皋玉箫女两世姻缘玉环记、刘知远红袍记、裴晋公还带记、四节记、双忠记)、2种存疑(西厢记、留鞋记)；
第六节“清唱的曲辞与唱法”指出小说讲到清唱的有百余处，可考的曲子有88条，其中见于《雍熙乐府》者60条，见于《词林摘艳》者46条，其中由剧曲(抱妆盒、香囊记、玉环记、西厢记、流红叶等)摘唱的凡十余条。
《瓶外卮言》
50年代涉及这一领域的有泽田瑞穗《关于〈金瓶梅词话〉所引的宝卷》、毕晓普《金瓶梅中的白话短篇小说》、小野忍《金瓶梅日译本》、周贻白《中国戏剧史》、叶德均《宋元明讲唱文学》。
60年代有韩南《金瓶梅探源》，分门别类指出小说有关内容的出处，可谓空前绝后的集大成之作。
其中第一节“长篇小说《水浒传》”认为“《金瓶梅》所用的《水浒传》版本现已失传，同它最接近的现存版本是……天都外臣序一百回本”；
第二节“白话短篇小说”指出有7种为话本或拟话本(刎颈鸳鸯会、志诚张主管、戒指儿记、西山一窟鬼、五威禅师私红莲记、杨温拦路虎传、新桥市韩五卖春情)，有1种为《新刊京本通俗演义全像百家公案全传·港口渔翁》；
第三节为“文言色情短篇小说《如意君传》，认为“《金瓶梅》曾以《如意君传》作为创作来源”；
第四节“宋史”指出“《金瓶梅》的历史背景，作者多半依据史书，而很少取材于《水浒》”；
第五节“戏曲”指出“小说写到14本戏曲的上演”，认为“有两本戏曲同小说有着与众不同的关系，它们是《玉环记》和《宝剑记》”，尤其《宝剑记》“比所有别的戏曲更为重要……《金瓶梅》4处采用此剧5个片断”；
第六节“清曲”指出“不包括只引曲牌名或首句的曲子，全文引录的曲文多达20组套曲、120支散曲”，套曲中有14组分别见于《盛世新声》、《词林摘艳》、《雍熙乐府》、《吴欲萃雅》，散曲中有45支分别见于《盛世新声》、《词林摘艳》、《雍熙乐府》、《新编南九宫谱》、《荡气回肠曲》；
第七节“说唱文学”指出小说引用了三种宝卷(五祖黄梅宝卷、金刚科仪、黄氏女宝卷)。
韩南在前文中有一个著名的观点：“重要的不是引用本身，而是它的性质和目的”，他正是从小说修辞学与创作心理学的角度，为了有助于对《金瓶梅》成书的理解，才下大功夫“探究它们怎样和为什么这样被运用”的。
此后魏子云《金瓶梅编年说》、戴不凡《明清小说中的戏曲史料》、吴晓铃《〈金瓶梅词话〉引用宋元平话的探索》、王利器《〈金瓶梅词话〉与宝卷》以及《〈金瓶梅〉之蓝本为〈水浒传〉》、徐朔方《金瓶梅成书新探》、刘辉《从词话本到说散本》、蔡国梁《金瓶梅抄引他书琐述》徐扶明《金瓶梅写作时代初探》、陈诏《金瓶梅小考》等，或对冯沅君文，或对韩南文，因文用例，各取所需，又分别有所申扬。
而蔡敦勇《金瓶梅剧曲品探》、周钧韬《金瓶梅素材来源》可为新时期继往开来的代表作。
前者分为三大部分：
一是“《金瓶梅词话》中戏曲研究”，又分成五部分：
一、演唱剧目本事源流考述，冯沅君所列10剧以外，又新辑录15个剧目(彩楼记、琵琶记、陈琳抱妆盒、度金童玉女、宝剑记、韩文公雪拥兰关、香囊记、子母冤家、倩女离魂、月下老定世间配偶、南西厢、*狗劝夫、唐伯亨因祸致福、林招得)；
二、步戏摭谈，从古代的踏歌，至宋元的转踏、踏爨，作了全面的考查；
三、西厢记，冯沅君当年以存疑的态度，估计《金瓶梅词话》中剧曲与清曲《西厢记》是南西厢，本书则考定为北西厢：
四、第65回“十节目”浅探，除“天王降地水风火”待查外，余均非戏曲而为“百戏”；
五、曲艺资料辑释，对门词、平话、道情、货郎儿等均有所辑录阐释。
影松轩本
二是“《金瓶梅词话》中词曲笺校”，清理出单曲140首、套曲50套，并对128首词曲作出笺校。
三是“《金瓶梅词话》中部分韵文笺校”，韩南当时列出《金瓶梅词话》与《水浒传》相同的诗词23条22首，黄霖后来列举出54条，本书则统计出70余首，加上与其他话本小说相同的诗和韵文，约有八、九十条，并对其中83条作出笺校。
正如刘辉为该书作序所说：“考核精细，严谨不苟”，“作了一次有意义的集大成工作”。
周钧韬则用30万字，考证了250个问题，分为宋明史实、《水浒传》、话本拟话本、戏剧剧本、民间散曲小调等5类，对韩南《金瓶梅探源》作了全面的发挥，其考录全面，论析独到，与蔡著以及孟昭连《金瓶梅诗词解析》可同为《金瓶梅》溯源的压台之作。
《金瓶梅》对明末清初人情小说的影响，特别是对《红楼梦》的影响；
《金瓶梅》作为近代小说的先声，对有清一代中国小说创作的影响；
《金瓶梅》的续书；
《金瓶梅》的翻译、改编与传播等问题自然也是源流问题，即如《金瓶梅》与《红楼梦》的关系，研究专著近10部，另有蔡国梁、卢兴基、祁和晖、王平、梅新林、葛永海等人的《金》、《红》比较论文多篇，虽多有创见，缺略之处，所在甚多，均有待来者。
《金瓶梅诗词解析》
十、关于《金瓶梅》文化的悬案与论争
文化问题是近十年“金学”园林的一道新的景观，是《金瓶梅》研究传统方法的突破与扩大。
陈东有《金瓶梅——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断面》一马当先，正如其出版说明所言：“本书是‘金学’的新成果。
作者力图跳出传统的道德评价的樊篱，把《金瓶梅》这部名著放到大文化的背景里去掂一掂份量，把它放回到文学的园地里去品评其价值，从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科技、民俗和性等方面对它进行了交叉式的研究……可说是《金瓶梅》研究中的一部拓荒之作”。
如果说“瓶内学”、“瓶外学”都是“瓶体学’，那末“金瓶文化”便是“瓶上学”。
瓶体学的研究对象是文本的具象，这是感性的积淀；
瓶上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化的抽象，这是理性的升华。
其后，仅专著就有二、三十部之众，可说是构建出一座金学的“世界奇观”。
这些著述一般都能脱离评点式或印象式或考据式或单一式的传统，而从宏观的背景，采用多侧面、全方位的研究视角，造成多角度多学科研究的格局，往往观点新颖，令人喜出望外。
王启忠《金瓶梅价值论》与霍现俊《金瓶梅新解》前后呼应，锻造扣接成这一发人深思的金瓶文化的链条。
王启忠认为“《金瓶梅》是一个特殊存在，一种难以比拟的特殊的文学现象，……应是一部真正的政治小说、经济小说、文化小说，一部全面描写人的生命现象的小说，也是一部蕴含着丰富厚实的变革形态、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小说”，所以他从价值的角度入手，侧重分析《金瓶梅》“地位的特殊、存在的特殊、流传状况与接受方式的特殊”，以及由“上述诸种特殊形态综合之力构成”的“特殊的‘金瓶梅现象’”。
霍现俊认为“西门庆是一个整合形象，……是16世纪晚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官僚资本家的典型”，而不是商人。
陈东有 教授
《金瓶梅新解》勇于探索之处，正如张俊在其序言中所说：“《词话》是中晚明资本主义萌芽这一历史巨变过程发生、发展以至最后灭亡的形象反映。这是《新解》一书用力最勤之处”。
真正吹响“金瓶文化”号角，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是宁宗一，他在《金瓶梅对小说美学的贡献·导言》中说：
“《金瓶梅》也许是最让那种善贴标签的研究者头疼的一部小说了”，“要重建阅读空间，必须打破单向的线性阅读方式，开辟多元多层次的思维格局，培育建设性的文化性格”，“把《金瓶梅》研究从狭窄的视野中解放出来，在不同的层次上对它进行审美的观照和哲学的领悟”。
他与罗德荣主编的这部书集结了这—研究网络中的10员大将(其余8位是卜键、刘绍智、田秉锷、吕红、李时人、孟昭连、张国星、罗小东)，可谓行当齐全、阵容整齐。
其中的论争同样不少，譬如《金瓶梅》与运河文化，一种观点认为，运河文化营造出明代新的经济文化氛围，《金瓶梅》艺术地再现了大运河这一丰富的文化内涵，可以说，没有大运河，就没有《金瓶梅》；
一种观点认为，《金瓶梅》文化是一种多元复合文化现象，不能将运河文化简单地等同于《金瓶梅》文化。
这一问题与《金瓶梅》的地理背景相关，持前一种观点者，多认为“托名清河，实写临清”；
而“临清说”之外，还有“淮安说”、“徐州说”、“北京说”等，不一而足。
宁宗一 教授 （肖像画）
又如《金瓶梅》的改编，虽然依托《金瓶梅》改写或生发的小说不在少数，选取《金瓶梅》中数人或一事编剧上演的戏剧已有多部，创作在手的40集的、30集的、20集的电视连续剧脚本早在多年以前已经完成，好几位著名导演跃跃欲试，有的甚至已经搭设出执导框架，但《金瓶梅》题材的影视与网络剧制作迄无实现。
其原因，不但官方有一些规定，即民间也是期望与疑虑并存，而金学界鼓吹呼吁者虽多数，主张观望等待的也占有不小的比例。
香港的多部《金瓶梅》题材电影（如《金瓶风月》、《金瓶双艳》等），虽然使影坛累计出了六个“潘金莲”（分别为李香兰、张仲文、胡锦、汪萍、王祖贤、王思懿所演），但因为多系三级风月片，常使大陆同行谈“金”色变。
以至于《中国演员报》拿出半版篇幅讨论“《金瓶梅》怎么拍才安全”，其题前提要说：
“《金瓶梅》小说的种种光环，为将要拍摄的《金瓶梅》电视连续剧赋予了很可能拥有最火爆的市场卖点；但是，如何有分寸地把握驾驭万众瞩目的性笔尺度，更加令人特别关注和深沉思考。”
其实，题材并无禁区，影视界一拍再拍的《红楼梦》，不也有写实仿真的性描写文字?
昆剧界一改再改的《牡丹亭》，不也有活灵活现的性渲染词句？
《金瓶梅》既然是一部如此伟大的作品，金学既然是一门如此辉煌的显学，应当说，有必要也有能力更有可能写好拍好《金瓶梅》影视网络剧，21世纪将不再是这一题材领域的空白!
回顾《金瓶梅》研究史，传统的研究课题，即前文所谓瓶下学，因为长达百年的开掘，该说的话行将道尽，给人难乎为继的感觉。
譬如《金瓶梅》作者研究，如果没有新的文献发现，如果不用新的方法将全部已经用过的史料重新排列组合，如果不开辟新的理论领域，确实再说也是白说。
但《金瓶梅》文化研究，或者再分出一支《金瓶梅》传播研究，不仅是金学的延续，而且是金学的新生。
《金瓶梅》研究过程中标新立异、弄虚作假、巧取豪夺、粗制滥造、东搭西凑、哗众取宠者固然时见其例，认真研究、层出创见、全面推进、精心梳理者自是主流。
即如《金瓶梅》研究中的悬案与论争，以其为题写成专著的，便有刘辉、杨扬《金瓶梅之谜》，马征《金瓶梅中的悬案》，张丹、天舒《金瓶梅中的历史谜团与悬案》，管曙光《金瓶梅之谜》等十部之多。
不容置疑，传统的金学，加上以文化与传播为标志的新金学，仍然又回到那个古老的命题：说不尽的《金瓶梅》。
《金瓶梅》
文章作者单位：徐州师范大学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原文刊于《<金瓶梅>与临清》, 齐鲁书社，2008。转发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