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弗洛伊德》由作家安德鲁·纳戈尔斯基（Andrew Nagorski）撰写。1938年3月，德国军队跨越边境进入奥地利，许多犹太人已经闻风逃离，而弗洛伊德——这位有名的大人物——却决定留下来，继续在故土生活并从事他的研究。当时他年逾80岁，身患癌症。最终他在众人的劝告和帮助下逃离维也纳，前往英国伦敦，一年半后，于1939年9月23日病逝。不过《拯救弗洛伊德》对1938年“拯救弗洛伊德”的过程着墨并不多，大部分内容都是弗洛伊德在维也纳的学术岁月和社交生活，他那时因为关于性与人性的诸多观点不断被批判、被攻击。
以下内容为20世纪初的弗洛伊德。他与荣格（曾一度被怀疑为“反犹主义者”）的合作和决裂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经历。在纳戈尔斯基看来，虽然弗洛伊德迟迟不愿意与荣格正式绝交，但两人的关系早已名存实亡。
节选有删减，标题为摘编者所起。注释见原书。
原文作者｜[美]安德鲁·纳戈尔斯基
《拯救弗洛伊德》，[美]安德鲁·纳戈尔斯基著，陈功译，文化发展出版社，2024年1月。
亲爱的朋友荣格，“阿德勒让情况更加恶化”
1910年3月，在纽伦堡召开的第二届国际精神分析协会上，弗洛伊德大力支持荣格当选为协会主席，此举遭到其他维也纳同事的抵触，弗洛伊德不得不费尽口舌说服他们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你们大部分人都是犹太人，所以你们没法为这门新学科赢得朋友。”他毫不避讳地告诉他们，“犹太人就应该老老实实做好打基础的工作。”几个月后，他又提醒布达佩斯的费伦齐不要小看荣格对这项事业的贡献：“我从未如此坚信他是未来的主人。”
为了安抚维也纳同事受伤的情绪，弗洛伊德把周三研讨会的领导权交给了反对声音最大的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在写给琼斯的一封信中，弗洛伊德声称此举成效显著。“所有人都重新心怀希望，投身工作，”他宣称，“我要像个老人家一样退居幕后（你们可别再恭维我了!）。”弗洛伊德以这种半开玩笑的方式，表示自己已经重新安排了职权，但依然负责协调一切活动。
青年时期的弗洛伊德，图为《弗洛伊德》（Freud，2020）剧照。
但这些灵活举措并未平息长期存在于维也纳圈子里的不满情绪，而且有一批人仍旧对自己在整个运动中被降至二线心怀怨恨，他们的怨气也没有得到消除。1910年6月19日，弗洛伊德写信给荣格说：“你知道他们—不管是在这里还是在外地—有多么嫉妒你在我心中的地位（费伦齐也是一样，他和我的亲密关系同样遭到嫉恨），我完全可以认为，他们攻击你的言论，也是在攻击我。”
很快，弗洛伊德就开始后悔选择阿德勒领导维也纳小组，因为事实证明他绝非善茬，而且也没有多少缓解圈内紧张情绪的手段。弗洛伊德在12月告诉荣格，“阿德勒让情况更加恶化”。另外，阿德勒的理论也让他非常不满，这些理论淡化了性欲和潜意识所扮演的角色，而是强调生物学的重要性。弗洛伊德认为这些理论将会破坏精神分析。在下一封给荣格的信中，弗洛伊德写道：“最近他甚至提出，就连性交的动机都不完全与性欲有关，而是涉及男性表现男子气概的*。”他指出，这种推论将使我们无法理解神经症患者的感受。
到1911年6月，两人差不多彻底决裂了。弗洛伊德高兴地向荣格宣布：“我终于摆脱阿德勒了。”阿德勒离开了周三晚研讨会，并带走了少数支持者。弗洛伊德坚持认为性欲在决定人类行为上扮演了最主要的角色，在这一问题上他绝不退让。精神分析运动的首次重大分裂是由此触发，这绝非偶然，在此之前，他与布洛伊尔分道扬镳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成为众人攻击的目标
弗洛伊德过度强调性欲的作用，让他很容易成为人身攻击的目标。摩西斯·艾伦·斯塔尔（Moses Allen Starr）是一位美国神经学专家，在弗洛伊德职业生涯早期曾经和他在维也纳短暂共事。1912年4月4日，在纽约医学院神经学分会的一次会议上，斯塔尔在同事面前痛斥弗洛伊德的理论。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斯塔尔批评弗洛伊德宣扬“人类的心理活动都是由性欲驱动”，并且把弗洛伊德描绘成污秽环境的产物。“维也纳不是什么道德高尚的城市，”他宣称，“弗洛伊德也不是什么品行端正之人。他没有自控能力，也不奉行禁欲主义......他的科学理论大部分是他的环境和他个人生活的产物。”
早期以弗洛伊德为故事背景的电影《弗洛伊德》（Freud，1962）剧照。
在弗洛伊德看来，这些隔三岔五就会出现的人身攻击纯属污蔑。在写给波士顿的詹姆斯·普特南的一封信中，弗洛伊德表示这些批评很不公平，因为“我自认为是一个很遵守道德的人”。他解释说，他指的道德是社会道德而非性道德，而且他很自豪从未做过任何“卑劣或恶毒”的事情，也从没有坑害或者利用他人。
但是弗洛伊德非常看不惯他眼中的美国式或者其他任何社会的虚伪的、过时的清教思想。“由社会所定义的性道德在我看来是十分可鄙的，美国就是个极端案例。”他说，“我支持无限自由的性生活，虽然我自己很少践行这种自由，除非我自认为有权这么做。”最后这半句话总结出了他的激进理论与保守生活方式之间的反差。然而，真正导致这场运动爆发严重冲突的不是他的生活方式，而是他的理论。
与荣格决裂
从两人相识伊始，荣格就向弗洛伊德表示他对于性欲相关理论心存怀疑。但是两人都急于搁置分歧，讨好彼此。弗洛伊德给荣格写信时，经常从谈公事变成聊私事，足见他对这位瑞士继承人的信任之深。在两人的通信中，还经常能看到他们对络绎不绝找弗洛伊德看病的患者的不尊重。1910年10月1日，刚从意大利旅游回来的弗洛伊德写信称：“今天我重新开业，又要给一群疯子看病了。我必须把假期积攒的精力转化为金钱，以填补我干瘪的钱包。”
不过，即便是在两人结识初期，他们表面的和平下就已经暗流涌动。荣格敏锐地意识到，弗洛伊德曾经与柏林耳鼻喉专家威尔海姆·弗里斯相交甚欢，但这段友谊却戛然而止。荣格向弗洛伊德保证“绝对不会发生像弗里斯这样的事情”。在这封写于1909年3月11日的信中，他接着说：“除了偶尔鬼迷心窍外，我的感情一向是持久可靠的。”因为弗洛伊德知道荣格是个出了名的花花公子，所以他很懂他的言外之意。
《都怪弗洛伊德》（Tutta colpa di Freud，2014）剧照。
虽然荣格努力向弗洛伊德表忠心，但是他有时回信很慢，好像总有什么更重要的事情要忙。1910年3月30日至31日，荣格在纽伦堡主持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大会，而在此之前不久，他刚去美国处理了一次“严重的职务冲突”。他的一位病人约瑟夫·梅迪尔·麦柯米克（Joseph Medill McCormick）—控制《芝加哥论坛报》的富有家族的继承人—的母亲联系上荣格，说他的儿子因为酗酒出现精神崩溃，急需荣格的帮助。“千万不要因为我的胡来而生我的气!”荣格在3月9日从巴黎给弗洛伊德写信说道，“你可能已经从我妻子那里得知我正在去美国的路上。”这趟临时出差是为了治疗麦柯米克和处理“其他一些事情”，荣格努力对这趟旅行轻描淡写，恰恰反映出他对弗洛伊德的反应感到紧张。他告诉弗洛伊德，他的妻子艾玛也正在帮助筹备纽伦堡的会议，并保证他只在美国待一周，届时一定会及时赶回来参加大会。
《弗洛伊德》（Freud，2020）剧照。
此前，苏黎世的几位知名成员都已表示无法出席会议，弗洛伊德很担心荣格也来不了。“要是苏黎世人都抛弃了我那该怎么办?”他这样问道。但是艾玛在大会事宜上一直和他保持联系，并且向他保证她的丈夫会信守承诺。实际上，荣格在大会开幕第一天上午五点就搭乘火车赶到纽伦堡，并依照安排完成了所有的工作。弗洛伊德如释重负，他写信给当时仍然在多伦多的琼斯称，整个活动“非常成功”，没有辜负他的期望。
虽然两人合作日益密切，但弗洛伊德从来没有真正与荣格坦诚相见。根据荣格的说法，在一同前往美国途中，他们讨论了彼此的一切梦境，并涉及一些“敏感的”私人问题。但是当荣格提出要进一步分析弗洛伊德时，却遭到了对方的拒绝。弗洛伊德对这位年轻人说：“亲爱的孩子，我可不能拿我的权威来冒险。”正如几个月后荣格在写给弗洛伊德的信中所说：“被迫和创始人在一起工作真的很辛苦。”
相比之下，弗洛伊德在和艾玛交流时则坦诚得多。弗洛伊德第一次见到艾玛，是在荣格夫妇去维也纳拜访他的时候。弗洛伊德非常欣赏她，也很敬佩她明知道荣格在外面有不少女人却依然很顾及他的面子。他告诉艾玛他的子女是他“唯一真正的快乐”，并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句：他与玛莎的婚姻已经“分期还清”。他这么说，可能是暗示夫妻俩当年的激情已经不再，或许只是想安慰艾玛她的婚姻问题绝非特例。
此外，艾玛也察觉到虽然丈夫与弗洛伊德惺惺相惜，但两人的关系已经出现问题。她提到自己“直言不讳地”询问弗洛伊德为什么急于把她的丈夫指定为继承人。她指出弗洛伊德依然身强体健，完全可以享受“理所应得的荣誉与成功”。虽然她很乐于见到丈夫成为接班人，但她不理解弗洛伊德为什么要急流勇退。直觉告诉她，虽然这位创始人主动提出由荣格来接替自己的位置，但他很可能会对这位继承人产生反感。弗洛伊德理解且欣赏她为化解两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所做的努力，称她是一个“解谜人”。
早已名存实亡的关系
弗洛伊德和荣格都对原始社会和神话抱有浓厚兴趣。弗洛伊德自称“酷爱史前历史”，这就解释了他为什么痴迷考古学，而且收藏了一辈子的古董，也解释了他为什么在这段时期写了《图腾与禁忌》。《图腾与禁忌》是一本论文集，内容涉及乱伦禁忌、泛灵论和魔法等各种话题，在他看来，这一切都在早期人类与现代神经症患者的思想之间建立了联系，并再一次强调人类性欲在其中扮演了主要角色。
虽然两人有共同爱好，但是涉及此类问题时，两人的想法并不一样。1902年，荣格在巴塞尔大学写了一篇名为《论所谓神秘现象的心理学与病理学》（On the Psychology and Pathology of So-Called Occult Phenomena）的论文。开始和弗洛伊德合作后，荣格就确信需要深入研究这个课题。他坚称：“神秘主义是我们必须征服的另一领域。”他还提到了自己痴迷占星术：“要想理解神话，这似乎是一项必备知识。”
《弗洛伊德的最后一会》（Freud's Last Session，2023）剧照。
弗洛伊德起初还试图表示理解。“我知道你受内心驱使研究神秘学，”他在1911年5月12日写给荣格的信中说道，“我无权反对，追随自己的想法永远是好事。”但他也提醒荣格这么做将会被视作神秘主义。在弗洛伊德心中，神秘主义是个贬义词，通常代表不可理喻的基督教或其他宗教信仰。
琼斯起初非常欣赏荣格，但是他后来对后者的评价反映出了弗洛伊德与荣格的关系恶化。在私人通信中，琼斯写道：“在我看来，荣格是一个有着严重神秘主义倾向的人，这将蒙蔽他的双眼，影响他对科学的认识，尤其是对精神分析的认识。”或者更直白地说，荣格“脑子不太清楚”。
在弗洛伊德看来，性欲永远是每个人的根基。这就意味着你要接受他的力比多—也就是性驱力的概念，认同力比多是决定人类行为和神经官能症的决定因素。荣格根本没有完全认同这个观点，但在一开始，他会对弗洛伊德采取怀柔政策，比如他会说，“在力比多理论的帮助下”，我们可以理解神秘学。但是在他自己的讲座和著作中，荣格开始越来越多地谈论性欲以外的外部元素，并且淡化潜意识压抑的作用。他这么做，实际上是在为创建他自己的分析心理学奠定基础，取代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
除了频繁感受到彼此的轻视外，两人在通信中也很快表现出明显的冲突。弗洛伊德改变了对荣格的称呼，用更加正式的“亲爱的博士”（Lieber Herr Doktor）取代了之前的“亲爱的朋友”（Lieber Freund）。在其他同事面前，他公开抱怨荣格有“退步”的倾向。面对荣格，他语气十分尖刻，比如在1912年12月22日给荣格的信中，他写道：“关于你的指控，即声称我滥用精神分析，使我的学生处在一种幼稚的依赖状态，认为我应该对他们的幼稚行为负责......”弗洛伊德还给琼斯写信，称荣格“好像彻底失智，表现得非常疯狂”。
虽然弗洛伊德迟迟不愿意与荣格正式绝交，但两人的关系早已名存实亡。到了1913年年末，弗洛伊德对柏林的卡尔·亚伯拉罕抱怨他对荣格“怒不可遏”，并斥责他“情商低”。1914年4月20日，荣格辞去国际精神分析协会主席的职务。同年夏天，弗洛伊德向亚伯拉罕感叹：“那个高高在上的荣格还有他那帮虔诚的学舌信众，我们终于摆脱他们了。”很快，他对这位昔日继承者的攻击越来越尖锐。他痛斥荣格的“谎言、野蛮，以及针对我的反犹太式傲慢”。
时至今日，学者们依然在争论曾经与弗洛伊德亲密合作的荣格是不是一个反犹太者。弗洛伊德第一次见到荣格时就直言不讳地问他是否反犹，荣格回答：“不，不!我绝对不是反犹太主义者。”但是荣格却支持极右政治运动。1937年拜访柏林时，他还去观看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阅兵，并对这位装腔作势的意大利独裁者印象极佳，用他的话来说，墨索里尼“颇具风格，是一个很有个性且在某些事情上很有品位的人”。
相比之下，荣格对希特勒的态度则更加矛盾。尽管如此，他依然被抨击为是纳粹支持者，对此他本人极力否认。1936年前往美国时，他试图通过树立一个“中立瑞士人”的形象来堵住批评的声音。他宣称：“我打心眼里鄙视政治，因此我既不是布尔什维克，也不是纳粹党，更不是反犹太主义者。”然而，外界并未因此停止怀疑他的反犹太主义倾向和他对纳粹的态度，致使他难以和弗洛伊德以及他的大部分犹太同事继续共事。但事实证明，荣格和弗洛伊德早在希特勒势力崛起之前就分道扬镳实属大幸，因为这让琼斯成了精神分析运动中最重要的非犹太人。
原文作者/[美]安德鲁·纳戈尔斯基
摘编/罗东
导语部分校对/柳宝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