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做汉奸的消息传遍全国，艾青写诗说：
“周作人，在我们最需要他的时候，背叛了我们！”
马克思第三个外孙女嫁给谁了
有一次，曹禺见吴组缃进来，便偷偷对他说：
“你看，钱钟书就坐在那里，还不赶紧叫他给你开几本英文淫书？”
当时清华图书馆藏书很多，中文洋文均有，整日开放，但许多同学都摸不到门。
吴组缃听罢，随即走到钱钟书的桌边，请他给自己开录三本英文黄书。
钱钟书也不推辞，随手拿过桌上一张纸，飞快地写满正反两面。
吴组缃接过一看，数了数，竟记录了40几本英文淫书的名字，还包括作者姓名与内容特征，不禁叹服。
直到解放后，钱钟书还爱考问吴组缃：
“马克思第三个外孙女嫁给谁了？”
吴组缃只好回答不知道，但不免反击说：
“你专会搞这一套！”
殷海光问金岳霖对熊十力的看法，金肯定地说：
“据我所知，熊十力是中国研究佛学最深刻的一个人。”
殷说：
“先生好打人、骂人。我亲眼看见他在梁漱溟背后打三拳，还骂他是一个笨蛋。”
对此，金岳霖说：
“呃!人总是有情绪的动物。是人，就难免打人骂人的。”
废名很佩服其同乡熊十力，常跟熊谈儒道异同等事，等到他着手读佛书以后，却与专门学佛的熊翁意见不合，而且多有不满之意。
有一次，两人在一起论僧肇，一言不合，大声争论，外人在外听得酣处中突然静止，原来两人已经扭打在一起，很快废名气哄哄地离开熊家。
但到第二天，废名又到熊家，跟熊讨论起另外的问题了。
在延安，塞克与王明常有来往。一次他们在一起喝酒，先喝低度酒，用的是茶坏，喝着喝着，兴致来了，王明非要用大杯子，而且换上烈酒，任何人都得喝。
这次塞克被灌醉，回去的路上，他掉进河里，鞋子、裤子全湿了。
王明对塞克赞赏有加，针对塞克之怪，称他是中国的普希金。
那时塞克仍想去新疆，一次他与王明说：
“我还想去新疆。”
王明回答说：
“塞克先生当然是喜欢自由的，但我还是希望你能留在延安。”
叶挺在狱中发愿，一日不得自由，必不理发剃须。
他在《囚语》中说，漫漫长日，在囚室中特别爱抚须沉思：
觉我的唇不知何日才有朱唇可吻之福？
冼星海垂危时期，想到自己的童年、家乡，他低声地对人说：
“江南真美呀！江南真美呀！”
突然，他激动地大声说：
“我脑子里充满着音乐！充满着音乐！”
王实味性格直露。
到延安后，经常跟人聊天。王伯彦跟他是老乡，在省里就是地下党员，平时言行十分谨慎，来延安后，仍然小心翼翼。
第一次见面，王实味就劝王伯彦：
“已经回到自己家了，还拘谨什么？！”
他看到小战士穿的棉衣，袖口和肩膀破得露着棉絮，发牢*说：
“发这样的棉衣，不知是给人暖和还是让人风凉。”
叶浅予在重庆办画展，邀徐悲鸿参加，徐观摩后当场购两幅舞蹈人物，对叶的画给予高度赞扬，认为：
“中国此时倘有十个叶浅予，便是文艺复兴大时代之来临了！”
不久又请叶到他家中看画，对叶说：
“你喜欢什么画，可任选一幅。”
叶高高兴兴选了一幅“烈马图”。
卢作孚生活非常简朴，常年穿一套中山装，人长得很瘦小。
为了节省梳头的时间，他剃光头。张岳军先生（即张群）有一次跟他开玩笑：
“你的跟班都比你穿得漂亮。”
闻一多上课别致。
据学生回忆，他身穿黑色长袍昂然走进教室，先掏出烟盒向学生笑问：
“哪位吸？”
学生们笑而不接，他就自己点了一支，电灯光下烟雾缭绕，拖长声音念上一句：
“痛饮酒，熟读《离*》，方得为真名士！”
这才开始讲课。
吴待秋至俭，陈巨来曾问他，你如此节俭，有多少钞票邪？
吴说：
我每隔一个时期，必以钞票买黄金藏之也，故钞票至多500元耳。
陈又问他，现在有多少金子邪？
吴答：
画家哪能与做官比，吾画了几十年画了，至今只有130余斤而已。
陈问：
放在银行吗？
吴笑说，那会付保险费的。
说完，即指自己睡的大床：
“你看，这床四只脚特别粗大，是我定做的，中间全空，可放许多金条金块的。”
又指房间两个大马桶，说：
“吾虽有女仆，倒马桶的事，必须太太自做，因为马桶完全是夹层的，放金子呀。”
吴得意的说，虽有强盗，亦想不到马桶底里有金子也。
隔了一年，陈巨来戏问：
现在有几百斤了？
吴说：
150斤还不到。
我不要你的马，我要你的女人
画只能由画家主动送你，而你决不能向画家讨要。
这是规矩，也是修养。
章伯钧有不少齐白石的画，却没有一张徐悲鸿的画。
其实，章伯钧跟徐悲鸿的关系要比齐白石深得多，也早得多。
现在多认为徐悲鸿的马是他最拿手的。
而章伯钧始终认为悲鸿的油画，特别是裸体女人画，是他最好的作品。
有一次在任公（李济深）家中，徐悲鸿对章伯钧说：
“伯钧，我送你一匹马吧。”
章伯钧说：
“我不要你的马，我要你的女人。”
徐悲鸿听了，摇头说：
“那些画，是不能送的。”
1948年，*在西柏坡给正在湖南大学法学院任教的李达去信说：
“吾兄乃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盼兄速来参与经营。”
明年，李达到北平见到了毛，两人会面都很高兴，在*的坚持下，李达睡在毛的床上。
李达从这份难得的殊荣中联想到严光“加脚于帝腹”的故事，他向小老乡唐棣华讲了这个故事后说：
“严子陵加脚于帝腹，忘其尊贵。我可没有忘其尊贵加脚于帝腹。因为我要秘书另外找房子，是*自己不让。”
陈寅恪曾说：
“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
他在晚年自挽说：
“涕泣对牛衣，卅载都成断肠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功成名就人士，打高尔夫球是其象征，王永庆自难例外。
他早年对此道乐此不疲，但是由于时间宝贵，性子又急，每次等不到黎明即起，并派人用大手电筒照射，完成了这种本应悠闲的活动。
当球迷们来到球场时，发现他早已经打完，准备“上班”去了。
殷海光一生中只打过四次电话。一次他太太把他带到电话旁，教他如何打，替他把电话号码拨好了，对方说话，才递给他，殷海光拿起听筒满头大汗，打完电话，几欲昏倒。
王八蛋李敖
王敬义与李敖性格相近，因多人持此说，故两人虽未谋面，彼此也相知。
后来，王到台湾去，得以谋面。
李敖：
“喂，他母亲的王敬义！”
王敬义：
“喂，王八蛋李敖！”
王序曾说，沈从文最害怕的，是失去工作的权利。
有一年，通知他去办理从历史博物馆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手续时，他误以为是办理退休手续，走进有关部门办公室的门，他紧张得几乎无所措手足，只是嗫嚅着说：
“我还能做点事，请不要让我退休。”
1985年9月21日，古龙去世，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怎么我的女朋友都没有来看我呢？
吕叔湘为人认真，叶至善说，文章经过吕叔湘的法眼，心里可踏实许多。叶圣陶家无论是谁，看到文章里的错字病句，就忍不住说：“要是吕先生看到了，肯定气得够呛！”吕的一生，都在和不健康的语句作斗争，努力维护着汉语的纯洁。80年代中，吕发现《人民文学》上的错误实在太多，忿忿不平地写信去一一订正。杂志上于是发表了一封短信，一本正经地向吕叔湘表示谢意，可是这封短短的感谢信，竟然也是错误不断，甚至把吕的名字写成了“吕淑湘”。
李敖在他的《李敖快意恩仇录》一书中有一幅插图，是一对双胞胎姐妹的裸体像，李自述在狱中曾对着图手淫，插图下李敖的说明文字是：
“于是，那天晚上对着双胞胎姐妹，我做了一生中最痛快的一次手淫。”
总统无权捕我
恭亲王与慈禧争辩，慈禧说：
“汝事事抗我，汝为谁耶？”
王曰：
“臣是宣宗第六子。”
慈禧曰：
“我革了你！”
王曰：
“革了臣的王爵，革不了臣的皇子。”
慈禧太后无以应。
1903年，温生才再次往南洋霹雳埠锡矿作工，多年的苦难炼出了他刚烈的性格。
一次，当地技师无理鞭打他，他愤怒地说：
“你是人，我也是人，凭什么打人？瞧不起弱国国民吗？”
一拳把那个技师打得血流满面而逃。
罗文干出任王宠惠好人内阁中的司法部长，时被政敌陷害，发生有名的金法郎案，吃了一次莫须有的官司。
当时北京东城警察署长去捕人，到罗的住宅，罗极为镇定，只是问：
“拘票在哪里？”
署长出示总统手谕，罗仍亢声答辩：
“手谕不是拘票，总统无权捕我！”
结果仍为警察署长强挽以去。
1928年，在北伐军的进攻下，张作霖的军队节节败退。
5月，日本大使威胁张签订《中日合资修筑吉会铁路合同》，要张答应，日军帮其阻止北伐军过黄河，张作霖把手中翡翠嘴旱烟袋摔断，大叫：
“我这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做这件叫我子子孙孙抬不起头来的事情。”
并赶走了大使芳泽。
1929年，训政时期，国民党国治下，胡适写了《人权与约法》等文，鼓吹思想言论自由，于是上海市第三区党部发难，接着好几个省市的党部亦呈请“严予惩办”，最后在政府的训令下，由教育部长蒋梦麟签署了第1282号“训令”，撤免胡适中国公学校长之职，理由是胡适近来言论不合“本党党义及总理学说”等。
胡适读了“部令”，便给蒋写了一封回信，称：
“这件事完全是我胡适个人的事，我做了三篇文字，用的是我自己的姓名，与中国公学何干？你为什么会‘令中国公学’，该令殊属不合，故将原件退还。”
1929年，刘文典在安徽大学当校长，支持进步学生闹学潮。蒋介石到安庆召见他，责令刘交出共产党员名单。刘文典说：“我只知道教书，不知道谁是共产党。”蒋说：“你这校长是怎么当的？不把你这学阀撤掉，就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刘毫不相让：“提起总理，我跟他在东京闹革命时，还不晓得你的名字哩！”
不与魔鬼结盟
1932年，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来厦门，厦门国民党领导多向林森告状，说许春草抗拒党的领导，以致厦门无法发展党务，要求林森采取措施解决问题。
林森原和许春草相识，派叶独醒去请许春草到他的行馆谈谈。
许春草问叶独醒：
“子超（林森）叫我去做什么？”
叶老先生说：
“大概是为了建筑工会的问题，人们向他告状，子超想和你谈谈这个问题，总是希望建筑工会向党部登记，接受党的领导。”
许回话说：
“独醒兄，你我无话不谈，你回去转告子超，不抵抗者把整个东北断送给日本，你身居政府主席，没听到你说一声正确的话，如今我许春草办一个民众团体，没有向党部登记，你林子超就和我过不去，我决不去见他。至于登记备案的问题，我的意见是：人民反对暴政，没有必要向政府去登记。”
在这里他实践他那句经常引用的格言：
“不与魔鬼结盟，不与罪恶击掌。”
日本占领北平后，企图用威胁利诱的手段迫使吴佩孚出山，但遭到吴的拒绝。
日本大本营特务部长土肥原十分恼火，采取强硬手段强迫吴佩孚召开一次记者招待会。
吴佩孚在招待会上，首先亲笔撰写一副长联：
“得意时清白乃心，不怕死，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入租界，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
接着吴向在场的中外记者表示：
“本人认为今天要讲中日和平，唯有三个先决条件：一，日本无条件的全面撤兵；二，中华民国应保持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三，日本应以重庆的国民政府为全面议和唯一交涉对象。”
吴的态度，令日方大为尴尬和恼羞。
日本侵占华北后，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对华北伪政权的建立，以为当时住在平津的官僚军阀适合他的理想人物，他计划以靳云鹏、吴佩孚之一任总统，如两人同时上台，则分任总统、副总统，而以曹汝霖为总理。
经过分头接洽之后，靳云鹏用“礼佛有年，无心问世”的话辞谢，吴佩孚说：
“我诚不能与国民党合作，但也不能在日本保护下治国。如必须要我出山，则须日本退兵，由我来恢复法统。”
曹汝霖与喜多诚一及另一特务土肥原都相识，对参加伪组织的问题，他既不敢公然拒绝，更不敢再给自己加一层罪戾，只用“愿以在野之身，赞助新政权的成立”的话与喜多等周旋。
正在举棋不定时，蒋介石给他写来一封亲笔信，对他说了一些勉励的话，并嘱他不必离开北平，因此曹才决定不在伪政府担任实际职务，而思“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
虚云上人在昆明办滇藏佛教分会时，云南民政长官罗容轩秘访上人，因皈依上人的弟子数十万，多对上人供养，罗从上人处证实上人积蓄过百万，便向上人要钱。
虚云带罗容轩出房走进大殿，手指菩萨说：
“他若开口说给你多少钱，无论多少我都给你！”
史量才办《申报》，为国民党不喜。
据说蒋介石曾找史谈话，蒋说：
“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100万兵！”史冷冷地回答：“我手下也有100万读者！”
1934年11月13日下午，史量才果遭国民党军统特务暗*，终年5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