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呈现江西吉安文物的展览“望郡吉安”日前在首都博物馆对外展出。吉安位于江西，古称庐陵。此次展览根据历史线索，分为“南国厚土”、“汇通南北”、“窑变千年”、“光耀庐陵”和“红色摇篮”五个部分。着重展示了新干大洋洲商代文化遗存、各色吉州窑瓷品、以白鹭洲书院为代表的庐陵文化和井冈山。展览汇集了15家文博单位，共280件（套）文物展品，其中一级品数量过半。
1989年，新干县大洋洲镇程家村的村民们正在为维护赣江大堤而忙碌，在背沙丘取土时，一件古色斑驳的青铜圆腹鼎意外出现在沙丘之中。这是新干县大洋洲商墓挖掘的开端。小小的意外震撼了考古界，根据学者研究，该墓的发现改写了江南在商周时期的文明史，将江南的文明史大大提前，刷新了学界以往对于“商文化不过长江”的认识。
这次考古发掘一共出土了千余件文物，包括青铜器四百余件，玉器七百余件，陶瓷器一百多件。青铜器的数量之大，造型独特，堪称江南商墓之冠。作为南方青铜器的代表，新干青铜器具有商代的艺术特征，又有地方独特的审美。
本次展览的第一部分“南国厚土”就是基于新干大洋洲的考古挖掘，以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的文物，回溯江南地区中华文明。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物中最有名的两件作品——双面神人青铜头像、伏鸟双尾铜卧虎，这次也来到首都博物馆。
不同于四川广汉三星堆的青铜头像，新干出土的“双面神人头铜像”整体是中空扁平的双面面具，面具下方的方銎能够固定木柄。面具有着独特的长相，高耸的颧骨，上卷的獠牙，两侧还长着犄角，整体形象显得狰狞而神秘。面具的用途可能是作为当时的神器，信仰的子民们能够透过它与神灵沟通，具有神人合一的象征意义，丰富了艺术的表现力。
双面神人头铜像
新干大洋洲的另一特色则是“虎”的造型和纹饰，礼器、兵器、 杂器上都可以见到。表现形象上既有写实立体雕猛虎造型、平面的线刻虎纹，又有图案化的抽象虎头纹，构成了新干青铜文化的猛虎特色。
有学者推测虎可能是墓主人家族的崇拜对象，或与其家族历史及传说有一定的关系。也有学者认为虎与当地的民族、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有关。一进入展场中，目光所及的第一件文物便是“伏鸟双尾铜卧虎”。这件青铜虎以写实立体表现手法塑造，以阴刻线条刻画卷云纹。
因为外型讨喜可爱，该件文物曾被放在2010年的京港地铁的纪念票上，足以显示其重要性。展场中的“虎耳虎形扁足铜圆鼎”也独具创意，双耳分别铸有伏臥的小老虎，圆鼎的扁足则是虎脚的造型。学者推测，新干虎形扁足鼎晚于夔形扁足鼎与鱼形扁足鼎，是扁足鼎铸造技术进一步发展的成果，亦属于“融合式青铜器”，其时代相当于殷墟中期。
伏鸟双尾铜卧虎
虎耳虎形扁足铜圆鼎
展览的第二部分为“汇通南北”，围绕着江西最大的河流——“赣江”开启历史的讨论，突出人文与地理的联系。公元前221年，秦军南征百越，派兵驻屯5里，随后经庐陵扩展延伸到赣江上游，赣江因而成为南北往来必经的通道。
千里赣江自古以来便是吉安的母亲河，孕育造就了庐陵古郡。西晋以来中原地区战乱频繁，庐陵地处江西腹地，相对安静，逐渐成为北方人民南迁的家园之一。南北文化的碰撞与融合，造就了独特的庐陵文化。唐代时，张九龄开凿了穿越大庾岭、南达广州的驿道，衔接着鄱阳湖与长江，赣江此后成为了岭南通往长江流域的南北交通动脉。至南宋，来自四面八方的商品汇聚在赣江沿岸的码头，集散各地，商贸繁荣。
吉安市博物馆藏的宣宗谕敕铜钟，为明宣宗六年（1432年）打造。铜钟的尺寸极大，是展场中目光的焦点。钟上有四块梯形铭刻，其中三块为佛家经文，一面则是宣宗的谕敕，说明了该钟是为赐予当时吉安府庐陵县新建的庙宇，特别命名为“广福”，愿寺僧们能诵经祈福于民。
宣宗谕敕铜钟
“江西窑器，唐在洪州，宋出吉州。”吉安自隋至元初称为“吉州”，永和属吉州，称永和窑外，也称为“吉州窑”。吉州窑创于晚唐五代，发展、兴盛于宋。展览的第三部分“窑变千年”，展示了吉州窑中的精品与独具特色的黑釉瓷。
黑釉瓷又被称为“天目瓷”，而吉州窑烧制的黑釉瓷是最有名、最具代表性的、产量大且品种多。就黑釉的品种而论，可以分为一般黑釉与花色黑釉两大类。一般典型的黑釉色彩深层，釉色较单一呆板，然吉州窑的釉彩含铁量与其他窑口低，化学元素钛、钾、钙、镁的含量相对较高，因此生成后，表面质地会较为肥厚莹润，黑色也较为柔和。
在吉州窑发展最盛的宋代，可以见到以北宋时期流行的花瓣形口，轻薄的胎体烧制的花口碗，像绽放中的花朵。简单的器型搭配吉州窑黑釉瓷的深沉柔和，营造出典雅脱俗的美感。
黑釉花口碗
吉州窑最具特色的窑变斑彩黑釉瓷亦是一大看头。窑变斑彩的做法是在黑釉底上施撒一层不同釉质地的成色剂，经高温烧制，呈现出不同色泽、形状的釉斑，或产生出结晶，别具风韵。
此次展出的窑变釉彩种类丰富，包含“虎斑”、“兔毫”、 “玳瑁”等。吉州窑剪纸贴花的工艺手法创烧于南宋，纹样透过工匠事先将剪纸黏贴在粗胚上，再浸入釉彩颜料中，最后剃掉剪纸，高温烧制后，底釉与面釉的色泽产生区别，增添瓷器装饰的逸趣。
兔毫盏
剪纸贴花鹿树纹盏
自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灭楚而设庐陵县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这里文风勃发、人才辈出，庐陵科举史上共有17名状元，16名榜眼，17名探花，在明朝建文二年（1400年），同期的状元、榜眼、探花全为吉安学子，可说是空前绝后。庐陵地区以其积淀深厚的儒学教化传统和刚正忠义的地方人文品格共同构成了“文章节义并重”的地区特色文化——“庐陵文化”，在中华历史文明进程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四部分的“光耀庐陵”，则呈现庐陵地区深厚的儒学传统，该地多产有志之士为主，以白鹭洲书院为代表，展示了过去学子们在求学时会用到的“古文具”。除了文房四宝外，还展出了上京赶考时需要的书箱、装印泥的印盒、书房中常见的挂屏等平时不易见着的用品。
青花单骑闯营图印盒
提梁书箱
樟木格言挂屏
石雕葡萄纹笔筒
来到展览的结尾，“红色摇篮”将观者拉回近代的时空，以革命根据地井冈山为题，回溯历史现场，再现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展览中，还原了1927年*同志在井冈山居住的房屋。当时他居住在一栋砖木结构的二层楼房中，上面开有八角形天窗，又被称为八角楼。在此居住的期间，他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以及《井冈山的斗争》两篇作品，总结了井冈山斗争的经验，阐明了“工农割据”的思想，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奠定基础。
八角楼还原一景
《红色湘赣》是湘赣省苏维埃政府的机关报，版面分为“社论”、“扩大红军广播台”等栏目。此次展出的第十一期刊有《在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决战的湘赣红军已获得初步伟大胜利》、《新形势新任务（作者：*）》等文章。刊物的留存不仅作为革命根据地历史的见证，更是为研究当时湘赣苏区宣传党和政府方针的重要材料。
此外，有如“苏区赤色邮政布包”、“红军临时借谷证”等文物也出现在展览中，充实呈现百姓的生活，更贴近历史原貌。
《红色湘贛》第十一期
红军临时借谷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