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449年对于大明王朝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瓦剌也先四路大军进犯大明边境，少年天子朱祁镇在宦官王振的怂恿下御驾亲征，结果二十万“天兵”在土木堡（今河北张家口市怀来县）被瓦剌“团灭”，包括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埜在内的近七十名武将文臣全部战死，连朱祁镇自己也成了瓦剌的俘虏。土木堡的惨败，让两百里外的北京城危在旦夕。
明英宗朱祁镇被俘
幸运的是，当时留在京城的官员里，竟然还隐藏着于谦这么一个“高端玩家”，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喜欢抽烟、喝酒、烫头的于大爷成了大明翻盘的关键。
一、优势再大，也不能在“野区”浪！其实土木堡之变发生时，正值大明国力最强盛的时候，朱元璋到朱瞻基奋四世之余烈，打造了洪武之治、永乐盛世、仁宣之治连续近八十年的武治文功，所以到了朱祁镇执政的时候，大明跟北方的瓦剌比起来，优势很大，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出现土木堡的惨败。
但可惜的是，拥有巨大优势的朱祁镇太“浪”了，年纪轻轻的他没什么实战经验又好大喜功，在明军首战不利的情况下，不仅不火速“回城”，反而摆出一副“你来打我呀”的姿态，在内、外长城之间的“野区”里晃来晃去，为了一个宦官屡次改变大军的撤军路线，结果被瓦剌的骑兵追上，酿成惨剧。
明军战败的消息传到北京城，所有人都傻眼了，因为小皇帝出征时把京城几乎所有的精锐部队都带走了，甚至就连主管作战的兵部和户部两个“一把手”都已经战死，北京城里人少枪少，靠什么挡住也先的瓦剌大军？
而更重要的是，土木堡离北京只有一天的路程，完全没有布防的时间，要是瓦剌大军乘胜进攻北京，那立国才八十年的大明基本上就被一波带走了。
北京离土木堡非常近
二、高端玩家“于大爷”很社会！幸运的是，也先在八月十六这天取得土木堡大捷之后，并没有乘胜进攻北京，而是调转马头回草原继续放羊去了，而留守北京的明廷官员们却没闲着，在收到战败的消息后他们迅速对如何应敌展开了讨论和部署，在这个过程中，于谦靠着刚烈的性格和过人的军事才能，逐渐将局势引入正轨，确保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
- 有人想迁都？开怼！
在针对是否继续坚守北京城的问题进行廷议的时候，侍讲徐有贞进言称星象有异，应该迁都南京。一听到要迁都，于谦立马坐不住了，直接怼徐有贞说“言南迁者，可斩也！”当然“于大爷”也不是瞎怼，人家怼得那是有理有据，称“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
拿宋朝的教训作为论据是“于大爷”的妙笔，因为大明“驱逐胡虏、恢复中华”里的“中华”，指的就是被元朝灭亡的宋朝，所以任何一个有骨气的大明人都不会允许靖康之耻在大明再次上演。
于谦
当然，于谦提出坚守北京，也不仅仅是一腔热血，而是凭借其敏锐的大局观，他发现了明朝和瓦剌的实力对比并没有发生实质性转变，土木堡的惨败只是一个意外，所以形势并没有发展到需要大明放弃都城的地步。
- 人不够？摇人儿！
坚守北京的决心已经下了，接下来就是该如何守的问题，而守城首先需要兵力，但京师的精锐部队已经在土木堡被团灭了，留在北京的兵不仅人少，而且战斗力也不足。
时京师劲甲精骑皆陷没，所余疲卒不及十万，人心震恐，上下无固志。——《明史·于谦列传》
好在大明底子厚，所以于谦在主持北京保卫战事宜后，立即开启“爆兵”模式，从两京和河南调入备操兵，从山东和南京沿海调入备倭兵，再从江北及北京诸府调入运粮兵，让北京城内的兵力短期内就迅速增长到22万，为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于大爷”之所能够迅速摇到人儿，跟其原来兵部侍郎的身份密不可分，正是在兵部的工作经历，让他对大明的兵力部署了如指掌，才能在短时间内构思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爆兵”模式。
- 装备不够？捡！
在解决了兵力不足的问题以后，接下来要解决的是装备的问题，毕竟面对也先的蒙古铁骑，要想取得胜利不仅需要人，还需要甲胄和枪炮，甲胄加防，枪炮加攻，而当时北京守军的盔甲配置率连15%都不到，火器也远远不够。
在如何解决装备的问题上，咱们的于大爷再次“社会”了一把，他一方面命令工部加紧置办，另一方面派人沿北京至土木堡的明军撤退路线，一路搜索并收集明军溃败时扔下的装备，结果还真取得了不小的收获，根据统计，这一路明军共“捡”了3万多只火枪和火铳、40多万枚火箭、800多门火炮、5000多套盔甲。这些远程火器在对付瓦剌的骑兵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 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作为一个合格的军事指挥官，不仅要关注兵、甲、械，更要重视后勤补给，而在解决明军的后勤补给问题时，于谦充分发挥了大明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彻底让也先和瓦剌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由于当时明军有数百万石粮食储存在北京城东郊的通州粮仓，而在北京城被围的情况下，这些足够北京军民食用一年的粮食势必落入瓦剌军队之手，可如果仅仅依靠政府的几百辆运粮车，要在瓦剌军队来袭之前就将这些粮食运回北京城内毫无可能。于是于谦便动员北京城的居民和官兵家属加入到运粮队伍中，几天功夫就将这数百万石的粮食运回了北京。
于谦之所以能够调动起广大的民众，依靠的不仅仅是嘴皮子功夫，还是实实在在的物质激励，他向参与运粮的民众作出承诺，对于那些运粮二十石以上的人，除了报销运费以外，还给予一两白银的奖励，从而大大调动了大家运粮的积极性。
- 翻盘必备技能——开塔防！
守城之兵调来了，装备配齐了，军粮备好了，城防也不能大意。
为了做好北京的城防，于谦不仅对九门进行了修缮，还加固了北京城周边的城墙，同时根据瓦剌从北面和西面而来的特点，重点增修了九门中的德胜门、安定门（这两个门守城北）、西直门、阜成门（这两个门守城西），事后的战斗也确实主要发生在这些区域。
明朝北京城防俯视图
在这里不得不提一下北京城的城防设计。由于北京是大明的国门，因此朱棣在设计北京城时可谓煞费苦心，好在大明有后发优势，既能够直接使用北宋《武经总要》中现成方法，也能吸取跟蒙古死磕了几十年的南宋的城池建造经验，因此北京城能够以箭楼、瓮城、城壕等为依托，形成了从空中到地面的立体式的综合防御体系，这一点对于此次北京保卫战的胜利作用极大。
《武经总要》城防示意图
- “于大爷”终极技能——全体明军士气加成，发动！
中国古代军队作战讲究“一鼓作气”，士气对于提升一个军队的战斗力至关重要。但由于朱祁镇被瓦剌俘虏，所以明军在作战时势必畏手畏脚，军心动摇，于是，全体明军士气减50。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于谦再一次展现了自己作为“社会人”的“狠劲儿”，以一句“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废掉朱祁镇的帝位，并软硬兼施说服了朱祁镇的异母弟弟，也就是郕王朱祁钰登基为帝，而当也先拿朱祁镇要挟明军时，他一句“社稷为重，君为轻”，让所有明军放下了思想包袱，从而稳定了军心，将士们可以放开手脚去战斗。
同时，于谦还不顾及朱祁镇的情面，将土木堡之变的罪魁祸首王振灭族，将其党羽全部诛*，尸首公开示众，所有将士看到阉党伏法，大快人心，明军士气大振。
在于谦带领大明又是摇人儿、捡装备，又是运粮食、开塔防、加士气的这段时间里，也先在忙啥呢？难道挂机了？
事实上，也先可没挂机，他这段时间主要干了两件事，一是对大明发动心理攻势，二是为最终的决战——北京之战做部署，但这两件事儿为什么要回到草原再做呢？从土木堡直接*到北京、来个速战速决它不香么？
道理是这个道理，可是瓦剌这边队友不齐啊，怎么可能冒然上高地呢？当初也先兵分四路南下，可不是为了直接冲到大明的老家，而只是想跟以前一样抢钱抢粮，最多也就是抢个边境的城池，即《明史》中提到的“大举入寇”，所以四路大军有打辽东的，有打的甘肃的，有打大同的，有打宣化的，兵力配置非常分散，尤其是辽东和甘肃两路，距离北京太远，如果从土木堡直接进攻北京的话，根本提供不了支援。
可谁能想到，曾经把自己吊起来打的大明这一次竟然如此不堪一击，甚至连皇帝都被俘虏了。幸福来的太突然，也先也有点措手不及，早知道有这场土木堡大胜，就叫上其他队友中路团战，把大明一波带走了。
但此时又有什么办法呢，总不能自己孤军深入去北京送人头吧，所以也先只能放弃直接进攻北京，而是回到草原重整军马，并利用朱祁镇一方面向大明勒索钱财，另一方面瓦解明军战斗力，直到土木堡之变一个多月以后，等到人马调动妥当，作战计划制定完毕，也先才再次大军南下，而这次就不是上一次的“入寇”那么简单了，而是“挟上皇破紫荆关直入，窥京师”！
令也先没有想到的是，这一个多月的时间，于谦已经给大明开启了“无敌”模式。
初，也先深入，视京城可旦夕下。及见官军严阵待，意稍沮。——《明史·于谦列传》
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个时候退兵，那自己就是下一个“朱祁镇”，因此就算是送人头，也先只能领着他的瓦剌大军硬着头皮往上冲，兴许自己的蒙古铁骑在成吉思汗、忽必烈的庇佑之下，能够*出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胜利、让大元再次一统天下呢？
可对面的“于大爷”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此时此刻他被项羽、韩信灵魂附体，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在大明的生死之战中再次上演，他没有让二十二万大明军队进城固守，而是将他们列阵在北京城的九门之外，九个城门紧闭，所有人都没有退路，所有人都被下了坚守到底的死命令。
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于是将士知必死，皆用命。——《明史·于谦列传》
面对这样的明军，也先的蒙古骑兵占不到任何便宜，瓦剌军的进攻方向从德胜门改为西直门，又从西直门改为彰义门，再从彰义门回到德胜门，除了扔下一堆尸体，却没有攻破任何一座城门。最终在明军各路援军持续进京的压力之下，也先只能带着残兵败将回到草原，谋划了一个多月的团战，结果变成了“送人头”之战。
北京保卫战是大明的救赎之战，这场战争给瓦剌以重创，将土木堡之变后崛起的瓦剌再次打回原形，如果我们复盘一下这场战役，就会发现，大明之所以能够翻盘，靠的是强大的综合国力、广泛的统一战线、超前的国家意识这三大法宝。
强大的综合国力自然不必多说，无论是于谦的“爆兵”模式，还是固若金汤的北京城，都只有像大明这种大国才能做到，这也是上文提到的于谦坚持防守北京的原因。
广泛的统一战线表现在战斗过程中大明调动了包括北京城普通居民在内的所有有生力量，加入到抵抗瓦剌入侵的战斗中，比如在德胜门前的某一场战斗中，部分明军曾被瓦剌军追*，结果“居民升屋，号呼投砖石击寇，哗声动天”，这种军民一心能够充分发挥大明的人力资源优势，也是中国传承至今的法宝。
最后是超前的国家意识，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于谦的“社稷为重，君为轻”这句话上。虽然“民贵君轻”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被提出，可汉朝以后君权被大大加强，尤其是在宋明理学得到发展以后，皇帝更加成为至高无上般的存在，而所谓的“国家”也不过是皇帝的一姓之家，于是也就有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以也先俘虏朱祁镇以后，自以为可以用他与大明做交易，但于谦打破了传统观念的限制，通过废旧帝、立新帝让畏手畏脚的大明重新恢复了战斗力，这其中所体现的就是一种不以某个人为中心的国家意识。
正是以上三点，才给了于谦翻盘的底气，让他能够带领大明在绝境中起死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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