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伍麦叶的熏笼精】
近年，中国取得的非凡成就吸引了中东人，让他们对中国越来越重视，渴望从中汲取经验和力量，于是，思想开明的文化精英们把掌握“龙”的文化与历史当作跟上时代脚步的一种努力。
然而，西方主流媒体与传统文化的双重影响，让他们形成了一套系统性的错误认知。
“铁血孔子”
一项典型的现象就是，阿拉伯世界的知识分子们对孔子很尊重，但孔子在那里恰恰遭到极度的歪曲。
新世纪以来，心态开放的阿拉伯作者当中有项时髦，就是偶尔在笔下引用孔子的格言，可是那些所谓的格言往往是以讹传讹。
阿联酋阿语报纸《海湾报》是一家对中国充满寄望的媒体，2023年3月，该报发表阿卜杜拉·塞纳维的文章《中国作为变化世界中的超级大国》，议论中东人一直在琢磨的现象：“几十年来，尽管它（中国）拥有大量的金钱和武器，但一直尽可能地否认自己是一家超级大国”（原文如此），非坚持说是发展中国家，那是为什么呢？
该文截图
作者给出的分析中有如此的观点：
“中国并不急于扮演什么强大角色，而是遵循其哲人孔子的教导，就像耐心地坐在河岸上等待敌人漂浮的尸体一样（处理国际形势）。”
很显然，该作者得知了一句误译，那句误译把“逝者”理解成“死去的人”，于是“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就变成了“死掉的人是如此之多啊，没日没夜地从眼前的水上漂过”。早就听说过类似的笑话，没想到并不是个段子！好家伙，蒙哥马利、蒙巴顿跟隆美尔、伦德施泰特四个绑一块儿，都不比这个版本的孔圣人更冷酷，这样的歪曲，对我们来说是可忍孰不可忍啊！
这篇文章中这段文字的截图
那一句充满哲理的话是在文化传播中的哪一环出了问题，有待追究。本文要讨论的是，有一种普遍情况，中东人非常相信西方权威，一定通过西方人去了解中国，可是西方权威对中国的阐释充满了误解，中东人再根据自己的路数去把握西方理论，辗转之下，便能出现牛头不对马嘴的译本。
例如，他们十分信任基辛格以及《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的作者艾利森，以为他们两位道出了关于中国的不二真相。那两位美国学者则坚信西方“中央王国论”的一项信条，即，孔子教导，所有人都必须“知道你的位置”——服从等级秩序。对应的英文曰： “Know thy place.” 然而中东学者没理解西方高人们的意思，把该句翻译成了：“理解你的祖国。”
2017年，半岛阿语官网上了一篇《西方与中国之间会爆发文明冲突吗？》，夹叙夹议地介绍艾利森发表在《外交事务》上的文章，就是如此展开二度解读：
“在中国人那里，‘个人观’一词意味着‘偏重社会胜于个人’。对他们来说，秩序是最高价值，而一致与和谐是由结构形成的，在结构中，社会成员服从中国哲学家孔子的首要教义：了解你的祖国（vatanika）。”
接下来继续对中央王国论进行发挥：
“这一概念并不局限于用在当地社会上，还扩展到国际事务，因为中国人认为自己的天然位置位于金字塔的顶尖，而其他人只是他们的附庸（原词为‘支流’）。文章的作者（即艾利森）声称，美国的观点与中国的思想是不同的。”
按半岛这篇文章的说法，孔子曾教导中国人，中国的本质在于它是全人类的金字塔尖，其他民族和国家都比中国地位低，都是中国的附庸国，甚至不过是中国的旁支末流，所以，对中国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懂得自己国家的那一本质。而两千多年来，一代代人中国人皆大欢喜，信受奉行，一直坚信到今天，还在国际上加以实践。这般自由发挥也太天马行空了吧。
另外，《阿拉伯新闻报》2016年的一篇文章《警惕自封的大师》批评了一个有趣现象，当地社会上活跃着很多自我包装的权威，那些人的毛病之一就是爱引用历史偶像的格言，甘地、孔子、爱因斯坦以及先知们都是他们的最爱。前几年我国恰好兴起了同样的风气，看起来是国际流行啊。很可能是如此的风气促使阿拉伯媒体上出现各种张冠李戴、甚至无中生有的孔子格言。就在《阿拉伯新闻报》上，2015年有一篇文章《伊斯兰是简明的，不要将其复杂化》反对极端主义，文中竟道是：“孔子说过：‘生活本来是简单的，但我们总是将其复杂化。’”
不过，难以置信的是，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阿语官网在2023年12月3日发表一篇述评，介绍《纽约时报》上托马斯·弗里德曼关于以色列与加沙问题的文章，其中竟道是：
“在开篇，他（弗里德曼）敦促以色列的政治和军事*反思据说是出于孔子的名言：‘在踏上复仇之旅前，先挖好两座坟，一座为敌人，一座为自己。’”
从什么时候起，在国外媒体上，“不语怪力乱神”的孔老夫子变得这么铁血了？
“战略导弹孔子”
到目前为止，中东文化人尽管很尊敬孔子，但对他并不了解。媒体上只有五花八门的格言，但认真介绍的文章寥寥。说来也不奇怪，我们这里也一样很少有人真心关注阿拉伯历史上的重要思想家，大家的注意力都在西方世界。
中东学者已经意识到“西方中心主义”的症结，沙特《中东报》上，一位专栏作家就反复呼吁同道们关注中印等东方国家的思想与文化。2022年7月，半岛阿语官网发表了一篇试图全面介绍孔子及其思想与意义的长文，无疑是阿拉伯知识界拓展视野的一次努力。然而，那篇文章里几乎每一句的内容都是错的，而且错得特别离谱，暴露出中国与阿拉伯之间的文化交流多么不到位。
该文标题为《儒教（直译则是孔子主义）——孔子的教义是如何战胜皇帝（指秦始皇）的压制，变为中国的骄傲之源》（以下简称艾文），作者为艾哈迈德·达都什，可惜没提供他的简历介绍。他在半岛发表系列文章，依次介绍各大宗教，包括佛教与道教，也介绍了其他一些古文明现象。无疑，他介绍孔子的文章是一次失败的努力，然而，其文中每一处错误都意味深长，极具代表性，值得仔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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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他对孔子的生平介绍便错得一塌糊涂（如“他的本名为孔夫子”）。不过，我们今天要分析的是作者如何理解孔夫子的身份与“性质”。艾文如此思考：
“他并不认为自己是新哲学的创新者，而是古代道德传统的载体。”
“有些人不排除那种可能性，他是真主（原文确为‘安拉’）派遣给他人民的信使（一般翻译为使徒、使者）先知，特别是因为他说，天赋予他将其国家从痛苦中治愈的任务，他还表示，坚信天不会让他失望，唯一理解他的也只有天。”
“孔子的影响力在于指出了‘天’（原文就是天的拼音），它融汇在天空中，而《论语》一书中谈道，天是生命之源，同时断定天在观察着人类，并对人类进行判断，但当代研究人员坚持认为，不能以一神教（直译为‘经天启的信仰’）里关于神的概念去类比‘天’。它不是一位主动的神、强有力的造物主（haalig），而是像道教中的‘道’和印度教中的‘梵天’，也就是说，是存在于自然中的规律性原则，人们通过内省并与它相结合，发现应该如何生活，如何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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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作者无法理解陌生的思想体系，所以自然地按照他生长其中的宗教观来硬套儒家思想。他用了三个概念给孔子定性：载体、先知与使者（信使）。
首先，“先知”一词的原文为nabi’a。阿语中，也用该词称呼伊斯兰教的开创者默罕默德。中文将该词翻译成先知，让我们产生了误会，以为该词的含义是：
替人民大众发现真理的人，因为思想敏锐、眼光深刻，所以比芸芸众生更具前瞻性，是伟大的思想家。
根据新中国树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我们都懂得，释迦摩尼等各大宗教的创始人，都是智慧超群之辈，他们感受到时代的困难与不公，具有巨大的悲悯心，因而生发出新的信念，试图通过新的信念创造更好的社会。他们比我们普通人先一步看到人类面临的问题，因而我们称之为“先知”。毫无疑问，他们的思想是在继承前代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是在人的脑子里形成的，是人创造的思想，是人类智力活动的结果。
然而nabi’a根本不是这个意思。它源出naba’a，该词作为动词意为“告知，通知”，作为名词意为“消息”，到了现代还演变出“新闻”、“报道”的意义。如，vekalet naba’a就是“通讯社”。因此nabi’a——先知一称与思考、觉悟无关，与人类的思想活动无关，与人探求真理的努力无关。那个词的意思就是“通知消息的人”，甚至可以理解成“消息”本身，即，nabi’a是人形的福音，是福音本福，每次有一位“先知”出现，就意味着上帝的福音本体出现了。
至于“使者”（英文译为Messinger），原词mursal，意思更加微妙。其原型词为irsal，意思为“发射，放出”，例如“发射战略导弹”的“发射”就可以用这个词。该词又延伸出多种意思，包括寄出、派遣等意思。同时，通过变形或者变音，还衍生出各种相关的词汇，形成一个词汇的组群。如risalatun，为“信件”、电子邮件的“邮件”，是个日常词。
mursal是irsal的被动名词，意思是“被发出的、被传送的”。卫星传播的“信号”一词乃是该词的阴性形式，mursalt；该词一旦发音为mursil，便是“派驻记者”。而mursal被赋予了一项重要含义——“使者”、“使徒”，那意味着，使者不是主动出发的，是被上帝发射出来的。他们并不单纯是替上帝传送神意的人，他们本身就是被发射出来的信号。
1956年好莱坞彩色大片《十诫》中的台词：“要聆听摩西说话，他是替上帝的意愿发声”
艾文将孔子定义为“信使先知”，是说他是上帝发射到人间的一枚战略导弹，也是快递给中国的一片移动硬盘，孔子被投放到中国之后，便口吐莲花，传达圣音，于是中国人民通过孔子知道了上帝给这个“帝国”单独打造的一套设定，从此虔心信奉，脑子里再进不了其他的信息。
按照这种设定，孔子本身就是上帝的消息体，他出现就意味着上帝的消息来了。他“述而不作”，但讲出的都是上帝想让他说的信息，没有一句是他思考得出的结论。因此，文中说，他是“古代思想道德的载体”。
载体的原词nagil，直译“运输工具”，由“运输”一词变音而成，有点近似大乘、小乘的“乘”。艾文的内在逻辑是，“古代思想道德”也并非中国先民在生产斗争中总结出来的成果，而是上帝早早就降下来的。大概是神意降得未免太早了一些，万能的主考虑到时光倥偬，怕没有把那套关于“中华帝国”的设定凿实在中国人的心里，中国人可能会迷途而不知返，所以在二十五个世纪前又发射了一枚移动硬盘，这才搞定了中国方面的局势。
话题回到当今的中东世界，当我们明白了那里竟是把孔子当做上帝发来的电子邮件，才能懂得达都什为什么会想象出秦始皇与孔子的一对一冲突。在达都什的理解里，秦始皇把中国从多个王国组成的联邦第一次变成了统一的帝国，于是，他按照一神教的思路，推出了那样一套逻辑：
上帝是为了证明它在中国的设定上是来真的，才又创造了另外一个工具——秦始皇，让他具体实现了孔子带给人间的“预言”。然而，秦始皇明明在实现上帝的意旨，却并不理解神意，反而压制孔子带给中国与世界的“真相”，但最终孔子的“智慧”和“哲学”胜利了，成了历代政府的政策基础和中国人的心灵基础。孔子的胜利，恰恰证明了上帝的意旨无论怎样都不可违；所以，孔子的胜利也是必然的；而上帝之所以设定出秦始皇，让他在不清楚神意的情况下完成神意，又诋毁神意，也是上帝有意彰显其意旨不可违。
在此，我们看到典型的一神教在咬定神意不放松时的闭环思路。
影片《十诫》中，埃及法老与摩西对峙
“大神孔子”
艾文的那般设定，肯定让中国读者非常生气，觉得是一种不敬。然而，实际上，伊斯兰世界目前就是如此定义孔子，而且绝无轻慢之心，相反，是给予他最高的尊敬和荣誉。
须知，亚伯拉罕三教的虔诚信徒绝对不能承认，孔子学说的关键部分是他思考的成果，他所继承的前代智慧，也是先人思想的结晶。原因在于，如此的观点违反了“上帝是万能的”、“上帝是唯一的造物主”、“真主至大”、“认主独一”的观念，即一神教的基石。我们都误以为“上帝是唯一的造物主”是指创世纪、诺亚方舟一类古早事件。实际上，那一信条非常绝对，其真实含义是，一切存在与将存在的，都只能是上帝的造物，包括人类的思想。所以，人类的任何观念，任何思想，任何行为，都是上帝制造的结果，也都是上帝意志的体现。
达都什生活在二十一世纪，无疑是个读书人，但却困在那一整套唯心主义思想里。他给同胞们如此解释儒教的来源：
“儒家与道教和中国的其他信仰同样，其存在的起源是模糊不清的；大多数深奥的亚洲宗教都给宇宙赋予一种精神的性质，而且那是一种自在的精神，也许无需依靠（造物主的）创造（即，没有经由上帝创世就存在了）。故而宇宙从最初的混沌中自我创造出来，然后通过两种相互矛盾的元素‘阴阳’的交混作用来调节其成分，于是它的演变过程会无限循环，直到今天我们也仍然在见证其影响。”
原文中的“halg”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词，它是动词halgan的词根。halgan作为动词是“创造，新创”之意，同时衍生出“上帝创造”、“上帝让谁出生或者让某物出现”的意思。由之变化出的haalig则为“造物主，上帝”。halg既是“创造”一词的词根，同时还寓意“万物”和“人类”、“本性”。在这里，我们看到一对并列的词汇：haalig——作为造物主的上帝；halg——上帝的创造活动，以及经由上帝创造出来的万物，包括人类。这一对词汇可以说表明了一神教的一项要点，即，世界是一种非常简单的二元制，由神与其所创之物形成。意味深长的是，由词根变化出的hulug，乃是“道德，品格，本质”，在阿语中是常用词，也就是说，人类的道德同样是上帝的手搓产品。
既然中国没有神话宣布，儒学与道教是上帝打了一个响指之后出现的，对达都什来说，那就是起源不清楚。但他接受了当代人文思想的熏陶，抱着开放与多元的态度，于是，他那么理解：
亚洲（在中东，该词往往就是指东亚，甚至就是指中国）的思想里不存在上帝创世的信念，而是存在阴阳学说，那么，中国人想必是认为，儒学与道教都是宇宙在阴阳变化（原文为tahlig，是halg的变体）里产生的。不管是上帝创造也好，阴阳变化也好，反正都是人类所不能理解也无法控制的神秘力量捣腾出来的。
这位热心知识的作者就是想不到，儒学与道教都是人类思想和实践的产物！
既然人类的思想与观念，人类的一切智慧，都不是人类动脑子想出来的，而是上帝创造的，他随便瞧中了哪个人，把某一条观念或者某一套观念塞到那个人的心里，那么，我们人类历史上的一切重要角色，就只能是载具，是被发射出来的信息包、被弹射出来的快讯小窗了。
因此，一神教的经典里反复出现的情节是，某一个时刻，某关键人物忽然就“知道”了某件重要的事，其不是通过观察和推理而发现实际情况，却是上帝嗖地就在他或她的心里灌入了那条消息，于是该人的心一下就亮了，掌握了某一条真相，还高声宣布出来。
一神教还有一项核心内容为，最重要的神学经典都不是人的作品，而是上帝通过某种形式降下的神谕，最典型便是四部《福音书》，据基督教的理论，那是天使一字一句口授给四位“使徒”的。
十六至十七世纪意大利巨匠卡拉瓦乔的《圣马太与天使》，表现一位天使从天而降，向使徒马太口授福音，而马太则将其书写下来
正是在如此的信仰里，伊斯兰教将亚当（阿丹）、亚伯拉罕（易卜拉欣）、摩西（穆萨）等关键人物均认定为mursal——使者，即上帝发射的福音。而默罕默德则是“使者们的尊长”，因为他本人也是安拉的使者（Almirsal），是最后一位“封印先知”。
如此的信条激发出许多极其尖锐的冲突。其中一项重大争论是，人类能不能通过自身的努力，通过改良、革命与斗争，通过文明的进步，摆脱困难与不公，实现全体的解放，创造一个美好的、理想的社会？让我们中国人难以置信的是，对于亚伯拉罕三教的主流信徒来说，答案是“不能”。理由就是，上帝是唯一的造物主，只有他能够创造一切，所以，让人类脱离苦难，也只有它能完成。
千百年来，那项重大争论凝聚成一项宗教信仰的分歧，即，人类当中会不会出现救世主，带领大家逃脱苦难？由此衍生出的一项争论为，耶稣是不是救世主？如果耶稣是救世主，那么他是不是一个活生生、有血肉的人，是人类的一员？
法国的精品喜剧影片《岳父岳母真难当》便有一段相关情节：圣诞节时，传统法国白人女主角身为天主教徒，给外孙解释马槽里的小耶稣：“这是我们的救世主。”她的北非裔穆斯林律师女婿顿时慌了，趁岳母转身，赶紧告诉怀里的小宝贝：“外婆有一点说错啦，耶稣只是一位先知。”一旁，同样抱着娃的犹太投资家女婿立刻一脸同意，与连襟彼此会心点头。
《岳父岳母真难当》里法兰西正宗老八旗白人夫妇的一把子四根水葱似的女婿
在伊斯兰教内部存在着同样的争论，并且也是尖锐到极点。其教义强调“默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含义之一便是人世间不会出现救世主，唯有到了世界末日之时，真主会做出最终判决，引导虔信者升入天堂。亦即，只有真主能最终拯救人类。可是，什叶派却坚信，神派遣默罕默德传达神意，同时指定阿里具体实现那神意，所以，默罕默德由阿里与法蒂玛一脉传下的后代无比神圣，并非凡人，乃是由真主的光生成，负有引导信徒得救的使命，能够最终带领他们在地上进入和平与幸福的时代。这就意味着人类能够在人世间得救，而且救世主能够以人的形象出现。按照什叶派的信仰，目前，阿里与法蒂玛的后代、真正的“伊玛目”只是遁入了妙隐的状态，一旦真正的伊玛目重新出世，便会引领信徒在地上实现救赎。在逊尼派看来，如此的信条实属大逆不道，是可忍孰不可忍，比异教和无神论都更可恶。因此，什叶派与逊尼派势同水火，是源于在信仰上的根本分歧。
我一位特别开朗的老朋友与伊朗人做生意，忍不住问伊朗合作者：“什叶派和逊尼派究竟有什么不同啊？”对方斩钉截铁地回答：“比佛教和基督教之间的区别还大！”老朋友转述给我们，大家顿时笑趴在桌面上。为了那些在我们看来非常虚幻的问题，一神教的不同教派曾经在历史上打得一塌糊涂，归根到底，是因为那些问题的实质并不虚幻。伊斯兰世界便不断有反抗者自命“马赫迪（救世者）”，率领民众进行大起义，统治者当然极端痛恨相关的教义。
有趣的是，达都什竟然以为，儒家思想也必然有类似救世主的观念，还把那一观念用到孔子身上：
“甚至一些人把他（孔子）几乎提升到神的行列，不少人更将其等同于天神。”
这个真没有……
一神教思维下的“历史必然性”
在亚伯拉罕三教传统里长大的人们，不管内部有多少分歧，当面对一个遥远的东方古国时，却反应很一致。从小耳濡目染的影响，让他们无法相信：
古老的中国文明及其每一项成就、中国革命的成功、新中国的腾飞，是人类努力的结果。
于是，西方人与中东人就在没意识到的情况下，按照从小熟悉的神学路数，去解释关于中国的一切。
例如，关于茶叶的发现过程，中东媒体上流行着一种说法，《中东报》2023年12月的一篇散文《茶叶之友》便提及：
“据信，这种芳香饮料起源于公元前2737年的中国（不知为什么比半岛的版本提前了十年）。据传说，一位中国皇帝坐在茶花树下，当他的仆人正在将饮用水煮沸时，风将树上的一些叶子吹入水中，而皇帝决定尝试他的仆人意外制作出来的饮料。”
这个说法其实表达的是，公元前2737年（半岛的版本是公元前2727年）的某一天，出现了一个神启的时刻，上帝让风把茶叶吹落到为皇帝煮的水里，并且让皇帝福至心灵地愿意去品尝，茶就此诞生了。——上帝说，要有茶，于是，世上就有了茶。
至于为什么非是在公元前2737年那一年上帝让风去吹茶树叶呢？为什么不是一万年前或者公元2024年?没原因。上帝就是那么神秘，或说“幽玄”（伊斯兰教的概念）。
将之与“神农遍尝百草”的传说对比，最鲜明地体现出一神教与中国文明的深刻鸿沟。在中国的神话传说里，女娲补天、后羿射日、仓颉造字……那些神话人物用创造活动改造世界、提升人类的生活品质，才被后世奉为神灵，人们纪念他们，是感激他们的贡献，也是为了自我激励。典型如妈祖信仰，宋朝时一位普通女性，因为在救援海难人员时不幸牺牲，便在后世获得那么高的地位。说起来，由女娲搞原始化学起头，中国传统的大神多数倒是领域专家、是劳模，更不要说各行各业的行业神——梨园供奉李隆基，那是因为他真懂音乐啊！大概，我们中国人是最大的行动派和实践派吧。
但是，在一神教里，一切的一切，都是神忽然降下来的。
不管我们觉得多么荒谬，阿拉伯世界的主流观念就是如此想象关于中国的一切。
2020年10月1日，中国的国庆节当天，半岛官网在首页推送了应节长文《中国奇迹——是这样地在七十年里实现了龙之预言》。然而，文章里根本没有介绍新中国筚路蓝缕的奋斗史，相反，用很大篇幅分析龙在新一阶段的目标为欧洲。那么“中国奇迹”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呢？该文中称：
“在建国整整三十年之后，出现了**的‘预言’：‘国家需要半个世纪才能完成现代化进程以及对政治和经济的掌控。’”
句中的“预言”与标题中的“龙之预言”采用了同一个词，nubu’at。原词恰恰是从nabi’a演化而成，有两层含义：
“（真主传给圣人的）默示、启示；预言，预测，预兆。”
2023年3月，半岛的一篇《发展中“大国”中国》竟然出现了同样的说辞：
“……前**认为，其国家力量的要素之一在于‘隐藏自己的能力，静悄悄地矗立起来’，他还推出了一种有助于实现国家重大经济复兴的经济前景。他在1978年预言说，中国需要半个世纪才能完成现代化进程以及对政治和经济的掌控。”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一生都在为中国的命运和人民的幸福探索真理，提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目前的阿拉伯世界，竟被描绘成那样一种形象！
同样荒谬的是，在如此的“历史叙事”里，中国今天取得的成就，不是靠着中国人民一百多年里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不是靠着建国后几代人为实现现代化而奋斗的努力，改革开放也不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过程。是上帝到点儿派了一位特使说出神意，然后就依照神意，自动生成了中国的繁荣与富强！
那位阿语作者相信，既然邓公预言了五十年的期限，那么到了时间点，预言肯定就能实现。如此的唯心主义观点，公然出现在具有世界范围影响的权威阿语媒体上。
也是在2020年10月1日当天，半岛官网还发表了一位左派记者哈默德·布伊宁的文章《国家的崛起——是历史的宿命还是取决于“榜样中国”的自觉意志？》，题目中的“宿命”，原词为hatmiyat，有两个含义：
一为必然性，决定性；二为决定论，必然论；宿命论，定数论，神意论。
这位数次到过中国的记者努力试图让他的同胞明白，中国人民全凭清醒的意志与实*精神，克服重重困难，才实现了民族的复兴，那一切都与神意无关。由此反而见出，目前，在中东，神意论盛行，人们就是相信，中国能有今天，完全是神意在起作用。
实际上，中东人包括文化精英在内，就是如此理解中国的近代史。2017年1月10日，半岛阿语官网发表了一篇纪念*逝世四十一周年的文章《深沉夜色中怀念皓洁圆月》，倾力歌颂周总理一生的辉煌业绩，但在我们读来却是又感动又好笑。
该文截图
那篇文章很真诚，但几乎每一句都存在着错误，不过，真正成问题的是，作者如此介绍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
“在适当的时刻，历史的必要性浮现出来，将他变为一个三人组合中的第三人，而前定要由那一个三人组合改变中国的面貌。”
那三个人为*、朱德、*。
所谓“前定”，原词为“gadar”（音译为“盖德尔”）。在伊斯兰教里，“前定”也是最关键的概念之一，按照信仰的要求，信徒必须相信“前定”。其大意是，一切都是真主早就安排好的，是无法更改的，人无法预知，更不可能加以根本性的改变。《古兰经》中即云：“我确依前定（gadar）而创造（halagaa）万物。”[原文音译：Inna(我确实） kulla（所有） shay’in（事物） halagaahu（将其创造） bi-gadar（凭前定）]（54；49）
我们生活在中国的文化环境里，不管是否信佛，总会接触到佛教的因果说，所以容易用“业力”去理解“前定”，误以为其意思是指：
由于前世的行为导致现世的结果。
例如我们会开玩笑：“我家猫上辈子拯救过一座城，所以这辈子吃了睡睡了吃光享福。”然而，前定恰恰否定因果律，其意思是:
一切都是真主早就设计好的，而真主的意志是绝对的，也是凡人无法领会的，那些安排之间并没有人能够明白的因果联系。
实际上，亚伯拉罕三教都拥有同样的信条，英语里的“destiny”（命运、注定、宿命）的含义就近似前定。
我们面对一神教里的“前定”，还容易产生一项误会，以为上帝的意志具有时间性，在时间当中，他先产生了某种意志，然后根据形势变化，再做出另一项新的决定，即他的决定有先后产生顺序，他会不断做出新的决定，并且，上帝不断变化的意志之间有因果关系。然而，一神教的正统观念里，神的决定没有时间性，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是从来就存在的，早就存在，并且一直存在。
因此，不要把前定理解成：
神一看欧洲人不大争气，眼看着要闹出一战来，就决定启动B计划，让中国那边发生辛亥革命吧！
非也，一神教信念的本意为，一切的一切，包括中国的一切，从中华帝国，孔子，秦始皇，到鸦片战争，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等等等等，都是上帝的意旨早就安排下的，基本上在上帝说要有光的那一刻，就都已经设定好了，随后，便是在神意指定的“适当的时刻”，一件一件地顺序出现而已。这，就是唯心主义指导下的所谓“历史的必然性”。
影片《十诫》当中，摩西高声宣布：“上帝会为我们完成战争。看他的全能的手！”然后劈开了红海——摩西只是上帝的工具，是上帝的意志借助摩西实现了劈开红海的神迹
在中东主流媒体上，作者们均非原教旨主义者，相反，他们都受过良好的西式教育，其中一些人掌握了各种西方现代理论，他们也是真心地向往现代文明，希望中东能够步入现代化。但是，各种各样的因素影响着他们在一神教的思维里理解中国。
对比之下，我们不禁要感慨，中国革命，新文化运动，新中国的社会科学建设，引领我们走出了唯心主义的泥沼。同时，上述介绍也让我们明白，由于文化的“底层逻辑”存在本质性的差异，中东文化人很难读懂中国出版的文化书籍。他们更信赖西方精英关于中国的作品，不仅因为迷信西方，也因为那些书籍里弥漫着一神教的种种观念。我们恐怕很难改变中东人的思想，不过，掌握实际情况却是必要的，而我们对那一方面一向存在着盲点。
从中学时代起，我们所受的教育便持续批判唯心主义的毒害，然而，生活在新中国的唯物主义环境中，其实很难想象唯心主义究竟能怎样捁挃心灵。观察中东文化人对中国历史的误解，恰恰可以让我们形成生动的感受，让我们幡然醒悟先贤们奋斗与牺牲的可贵，他们赠与我们的绝不仅是物质享受的改善，还包括心灵的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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