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册珍藏的《罗尗子印谱》说起
▓ 董惠宁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有幸得到的一册遗留的罗尗子印谱，一直视为心爱之物，与罗尗子的几幅绘画作品搁一起珍藏至今。这册玉扣纸制作的线装册子不大，纵十四点五公分，宽八公分。里面有作者手钤印蜕数十方，大部分是名印，占七成以上，闲章不足三成。所刻白文印居多，近三分之二，朱文印三分之一略多，由于是手钤，有几页一次没钤好，又在下面重新钤了一两次。
对照现在公开刊物上见到的罗尗子印蜕，尤其是收集最多的《无华盦印存》，仅见“希斋校勘汉魏六朝文字”、“老大”和“石竹居”三方收录在上面；“诸乐三”、“勖予”、“伯尹”三方虽然《无华盦印存》中有收录，但比对印蜕后发现不是同一方印，而是文字内容相同的另一方印，印人相同的文字内容，治印好几方是常有的事。可以说，这本小册子中的印蜕绝大多数尚未在已经公开的出版物上露过面。其中“希斋校勘汉魏六朝文字”与“霍渔急就”，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编撰的《中国历代篆刻精品100案赏析》一书，最后一案“罗尗子”中，曾经举例用过，当时《无华盦印存》尚未出版。
罗尗子篆刻，从秦玺汉印入手，二十八岁考入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前，已临刻过两千多方汉印，为治印打下坚实的秦、汉古玺印基础。对汉印古朴浑厚的特点有真切体会。读书期间，其印章已显示过人的才气。他早期的印作极得古法，深得传统玺印精髓。从其中年印作看，印路亦很宽，邓石如、吴昌硕、王福庵、赵之谦及浙皖两宗，似都曾涉猎。
入南京艺术学院任教时，他又进一步深研晚清诸大家，尤其是于黄牧甫用力最深，广采博取，求新求变，尝用古币文字入印，用刀挺拔，别开生面。他曾说：“汉代的金文和砖文，结体优美，变化无穷，错落有致；如果变通入印，当是一条新路。”晚年印作清新雅致、结字自然、章法独具匠心，似若不经意，有意避让黄牧甫的光洁、匀净面貌，运刀更活，破碎、残破，更具率意天真之趣。所刻汉金文印章峻拔、奇崛，巧中藏拙，趣味隽永，无愧为善刻汉金文一路的大家。
该印谱原持有者是南京艺术学院一位老干部，据老先生介绍，印谱小册子是自己制作的，五六十年代与罗尗子素有交往，制作此小册子是交罗尗子，嘱其如刻出满意的印就在上面钤上宝贵的印蜕，当时制作了两册，但一册尚未钤满，可惜一代艺术大家匆匆离世！
从已发表的作品看，罗尗子后期的篆刻，有明显突破，似在追求自己的面目和风格，可谓融传统功力，潜移默化，欲蜕变而出的时候。这时的作品以朱文为主，总体看清秀中见遒劲，方圆相参，笔势挺拔，干净利落，印面的节奏感强，布白上善于用一字或一划来控制构图，显得字有动势，活泼而不凌乱，极富韵律之美。结体上敢于打破一般字划的常规，依着构图的需要，穿插揖让，或互相巧合借用，营造字与字之间的顾盼、呼应，充分显示形式美的极高境界，具有源于工艺图案的那种装饰意趣。其共同特点是笔画虽细，但给人以厚实之感，劲健而力能扛鼎。线条断续有致，方圆相参，笔尽而意无穷。章法布白，常出奇制胜，又浑然有序，几达出神入化的境界。
罗尗子篆刻早年就极富盛名，曾经为为傅抱石、潘天寿、陆俨少、朱屺瞻、邓白等艺术大家治过印，傅抱石那方最著名的、经常见著其精品画作的“往往醉后”，就是出自他手。蒙冤进“牛棚”时，家被抄了，书被封了，专业荒废了。但尚能在夹缝中偷闲摆弄刀石，但仅仅有机会为关在一起的所谓“牛友”治印。颇具黑色幽默色彩的是,这些“牛友”们将这些印章名之为“纪念碑”,说是好留个纪念。（详见张道一先生写的悼念罗的文章《寸碑的纪念——兼论尗子的艺术》）。故没有机会为一般人治印，且这些为南京艺术学院的前辈艺术家治的印，均是朱文印，且为避免“怀念封、资、修”的罪条，常巧妙地将汉金文的简体字入印。
这册印谱从印的风格和形制上看，多趋向于传统篆刻艺术的演绎嬗变，应该是尗子入南京艺术学院任教至进“牛棚”之前的佳作。这些印章，无论朱文白文均功夫精熟，得心应手，技术上已臻驾轻就熟、庖丁解牛之境界。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寻求突破，特别是那种轻松练达、活泼而不凌乱，灵动疏朗，极富韵律之美的韵味。真可谓不入流俗，出奇制胜，是“从心所欲，不逾矩”，直通书印合一的大道。在我们欣赏他的篆刻，徜徉于意趣无穷的美的享受时，又慨叹艺术大家的早早陨落而深感遗憾！
罗尗子是多面手，不仅篆刻界出类拔萃的奇才，还是新中国初期不多见的，艺术学研究，书法、绘画创作均有极高造诣的艺术大家。田园赞他：“能书能画能治印，能文能诗能鉴定，且懂工艺美术。”他涉猎广泛，研究也很深入，石窟雕刻艺术、书画史论、篆刻史论、工艺美术史、民间艺术等都留下了传世的精彩的篇章，可谓研究一门精通一门。张道一称他的研究“钻得深，拎得高，抓得细”。
罗尗子的“指画”也为美术界所称道，他受教于潘天寿，并吸取其精髓，在气息上能给人清新雅致的视觉感受，这与他一贯追求的传统文人画的笔墨情趣密切相关。指画乃“指头画”之简称，是中国画中一种特殊的门类，即以指头、指甲与手掌蘸水墨或颜料在纸绢上所作之画。其渊源可以追索到唐代的张璪。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载曰：“初，毕庶子宏擅名于代，一见惊叹之，异其唯用秃毫，或以手摸绢素，因问璪所受。璪曰：‘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毕宏于是阁笔。”事实上，张璪只是擅以秃笔作画，偶尔以手指涂抹绢素而已，只是为“指画”开了个窗口。
“……指头画当始于康熙间的高其佩 （1660—1734），其侄孙高秉有《指头画说》传世，高其佩亲承弟子有甘怀园、赵成穆、李世倬等。之后， 在指头画方面有特殊成绩的画家有萨克达（字介文，女）、俞珽、觉罗西密·杨阿、瑛宝等。乾隆、嘉庆以后，兼工指画者逐渐增多。在我国现当代绘画史上，论及指画的大师当首推潘天寿。潘天寿对高其佩深为服膺，且著有《指头画谈》，从技法到理论层面对指画进行了传播与研究。笔者认为，潘天寿不仅为现当代指画成就最高的人，而且其指画艺术已超越了高其佩等前代指画名家，可谓将指画艺术的表现力发挥到了更高境界。”（摘自朱光耀《罗尗子的指画艺术》）
也许是天妒英才，罗尗子一生，可谓“生不逢时”，早年颠沛不用说了，即便是1955年调人华东美专（南京艺术学院的前身）后，其美术史论研究与创作也就只有1955年至1964年参加农村“社教”之间，这短短9年时间里。但就是在这短短9年时间里，还要担负繁重的教学任务的罗尗子，其研究成果，在那个仅凭一页一页翻书查找文献资料，靠手工抄写著述的年代，的确是惊人的。
《北魏石窟艺术》一书，是中国人第一部系统研究佛教石窟艺术的专著，被俞剑华喻为“嚆矢”之作。他的《谈中国画的特点》、《漫谈文人画》、《谈“文人画”的历史积极性与局限性》、《关于花鸟画的问题》、《如何对待艺术作品一谈花鸟画有没有阶级性》、《山水画的理论体系及其发展》、《印章的起源及其演变》、《中国人物画表现方法的演变》、《试论“西泠四家”的篆刻艺术》等文章，都有新颖独特的研究角度和入木三分的观点，不乏真知灼见。与陈之佛合著的《中国工艺美术史》以及与刘汝礼合著的《桃花坞木板年画》也都是最早研究这方面的专著。
这期间还有书画作品的创作，他的作品1965年就被中国美术馆收藏。罗尗子在1965年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收藏时，填写的“中国美术馆藏品作者调查表”创作简历一栏写道：“解放以来，主要从事有关美术史的研究，先后在报纸与杂志发表的有美术史论的论文共计42篇，专集出版的有《北朝石窟艺术》、《北魏石窟浮雕拓片选》、《顾恺之研究》、《中国院体画》、《中国工艺美术史》等数种。很少从事绘画创作。”
我们从他自己填写创作简历中看到，尗子的主要精力几乎都用在了艺术学理论研究上了，自言“很少从事绘画创作。”也许他站得高，不局限于“术”，而是立志于“道”，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力求全面发展，不仅谙熟其技，而且深究其理，融会贯通，相得益彰。倘若他把9年的精力用在书画创作上，用在治印上，其成就恐怕是不可估量的！倘若其生命能够再延续几十年，那跻身一流艺术大家行列，是毋庸置疑的！历史没有那么多“倘若”，一切从64年归于沉寂，直至4年后戛然而止……
1964年罗尗子到南通的海安县搞“社教”。除了创作少量的宣传画之外,主要的工作就是繁重的体力劳动。这对长期从事艺术工作的知识分子而言,显然是灾难性的，无异于暴殄天珍。别说研究与创作，就是生活都十分艰难。当时苏北农村的冬天对艺术家来说十分难熬,好多人挤在一间阴冷的房间里,根本没有什么取暖设备,“同吃同睡同劳动”。吃的只有玉米糊糊加少量的咸菜。当然最苦恼的还不是这种身体上的摧残，而是想*事不能干,也没条件干，精神上的折磨，造成的空虚、无助和迷惘和或许更令人感到绝望。
罗尗子对自己原先的美术理论教学和研究可谓欲罢不能。他在与恩师俞剑华的一封通信中感叹：“我曾有过好几次的打算,想抽五年十年的时间,深进去,来整理一种东西,不要将时间零零乱乱消闲过去,这个愿望我看是很难的了。时间是很快的,从61年开始编工艺史,转眼五年,我究竟还有几个五年呢‘但恨此身非我有,何时了却营营’……”
而另一封信的内容更能说明问题。他对俞剑华说：“我们究竟搞完这批运动回来呢,还是再继续搞下去呢？目前不得而知。……五年八年对历史发展过程来说,不过一瞬,但对人的一生来说,却占了一个相当的位置。看来我最多也不过还有三个五年，今后怎么办,实在无所适从。……我现在看来也就没有什么意思了,人生就是这么回事。回来后,能好好解决就解决,不能好好解决,一定要横蛮无理,我也没办法。我只要不辜别人也就算了,事难尽如人意,但求无愧于心。承您老管之如子,我很感激,三十多年在外流浪,自己也没有一个亲人,能得到吾师之关爱,死而无憾。”（摘自张友宪、朱光耀《罗尗子生平传略》）。
罗尗子有时还是挺达观的，受不公待遇时，67年曾表示“我们争取最好的，也作最坏的打算，将来不当教师，靠体力劳动也行。拖板车，一月也能有几十块钱。如果下放到农村，我也能干活，挣得工分。”但最终的结果令人惋惜，因为在艺术家的骨子里，是把艺术等同于生命的！
董惠宁
作者简介：
董惠宁（缘斋），南京艺术学院逸夫图书馆馆长、研究员。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甲骨文书法专业委员会委员、江苏省书法家协会会员、南京印社理事、南京印社学术部副主任、江苏省甲骨文协会理事、江苏省甲骨文印社理事、江苏楹联协会理事、江苏古陶瓷协会理事、《收藏与投资》学术顾问、特约撰稿人、《印说》编辑等。在学院先后开设过书法篆刻、文物鉴赏、论文写作等课程。作品收录于《中国现代美术全集》等。有《中国历代篆刻精品100案赏析》、《习书入门丛帖•十册》《中日高僧书法选》《人体艺术论》等多本著作问世；另有《易学与分形——谈艺术与美》、《借易说艺——美的可说与不可说》、《中国传统哲学的艺境》、《“心性”创造本真——以书法为例》、《意象、本真、融通与超越——书法篆刻创作心法论》、《传承千年的童嬉稚趣》、《古版戏曲年画的趣味性》、《民俗艺术画“红楼”》等艺术学方向的数十篇论文在专业核心期刊上发表，其中《飞影阁画报研究》、《分形与艺术的模糊性》分别获2011年与2012年江苏哲学社会科学界学术大会优秀论文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