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很多人，均认为对汉武帝的“雄才大略”应该重新认识，汉武帝刘彻的统治时期是“西汉王朝由强而弱的转折点”，汉武帝是这一转折点的主宰者，他对当时的社会发展起了破坏和阻碍作用，他的统治是“黑暗的个人专政，造成了剧烈的社会动荡，从总体上看，应该说汉武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封建暴君，对历史发展是过大于功等等。
为什么汉武帝刘彻会被认为是一个好大喜功、大兴土木、穷兵黩武的无道暴君，他对当时的社会发展起了破坏和阻碍作用，汉武帝刘彻又是做了哪些事情呢？
大兴土木、声色犬马汉武帝作为专制皇权的“多欲”帝王，就必然使他的性格表现出极端的腐朽性，这种极端的享乐心理驱使他大兴土木，广泛地扩充后宫，纵情于声色犬马之中。
秦朝时期宫室众多，离宫别馆相望，项羽入关，大火三月，并未烧尽秦旧宫阙，还有许多宫殿都被保存了下来，汉初的几个皇帝都比较节俭，并不会过度修缮宫室。
汉武帝却一改前朝的节俭自持，大兴土木，广建宫管馆别院。大兴土木，广建离宫别院，给社会的政治、经济乃至风俗文化带来很大的影响，它严重消耗了社会财富，给人民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同时也给社会的长治久安增加了很多消极因素。
《三辅黄图》序：“至孝武皇帝承文景菲薄之余，恃邦国阜繁之资，土木之役倍秦越旧，刀斧之声、畚锸之劳岁月不息，盖聘其邪心以夸天下也。
汉武帝是一个声色之徒，食色不厌。纵情恣欲，荒淫享乐。尽管后宫佳丽三千武帝仍然欲壑难填，还经常外出猎艳，后来的皇后卫子夫就是汉武帝在姐姐平阳公主家看中的歌女。《太平广记》对汉武帝亲自出宫猎艳的风流故事也有引载，说：“汉武帝尝微行造主人家。家有婢国色，帝悦之。仍留宿，夜与主婢宿。”
重用酷吏、大兴诏狱汉武帝要求权力、地位的绝对化，因此他不会向惠、文帝那样垂拱无为，俭约自持，而是要最大程度地收揽、集中权力。
由于这种集权的意念，汉武帝性格因素中的残酷和暴虐表现的特别强烈。
“残暴冷漠型的统治者凶狠如狼，凶残如虎，身上的动物性大于人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一切手段。他们对自己都有极大的热情，对别人却不屑一顾，也从不考虑别人的立场，可以说是他们只为自己而活，极度自私。”
其言语虽然有点夸张，但是对于汉武帝而言，他的冷漠无情的性格特征也是他重用酷吏、大兴诏狱的直接因素。
“酷吏”一词最早见于司马迁所著的《史记•酷吏列传》中，其中描写的13位酷吏全为西汉时期的酷吏，且其中有10位皆是汉武帝时期的。“酷”字原义是“酒味浓烈”，较早与法律产生联系见于《荀子•议兵》，其中指出秦人“其使民也酷烈。”
今天在谈到酷吏时一般都带有贬义，如《辞源》解释酷吏：“以严刑峻法残掠百姓的官吏。”《辞海》解释曰“滥用刑罚残害人民的官吏。”汉武帝为治多暴，“以法制御下，好尊用酷吏，而郡、国为治者大抵多酷暴。”
汉朝初期，政简刑轻，高、惠、文、景六、七十年间，酷吏不过二、三。汉武帝极力强化皇权，构筑专制统治，大批酷吏应运而生。据《汉书•酷吏传》记载，官声酷烈而史乘有名的，有十四人，其中武帝朝有九人即宁成、周阳由、赵禹、义纵、王温舒、尹齐、杨仆、咸宣、田广明，占64%，若把另作专传的张汤、杜周计上，则占70%。武帝一朝的酷吏数量由此可见一斑。
在封建专制时代，正象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意味着沉重的赋税和徭役一样，一个功业显赫的英主差不多同时也是一个暴君，汉武帝正是这样一个历史人物。这样看来，酷吏在武帝朝的重用也就不足为奇，因为他们的处事方式与汉武帝生性多欲残暴、敏感多疑的性格不谋而合。
用兵不息，劳民伤财任何事物都要一分为二的看待，在汉武帝开边拓土所建立的赫赫功勋的另一面则是劳民伤财和永无休止的战乱。
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自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兴兵击闽粤，至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前后进行战争达四十八年之久。汉武帝进行的这些战争，有些是防御性质的，如对匈奴的战争。
但也有一些是扩张性的，特别是汉武帝为了求得几匹大宛良马，便发动了为时四年的大规模的征讨，先后了出动兵力十余万人，致使天下*动。而对于这次战争的结果，叶幼明则指出：“军入玉门关者万人，军马千余匹，而所得不过上等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牡牝三千余匹而已。”
即使后期对匈奴的战争也已失去防御的功能而变成劳民伤财的武力炫耀了。
很显然，这些连绵不断的战争无不需要庞大的军费开支。“元朔二年，卫青收复河南地，筑朔方城，费用数十百巨万，自山东咸弊其劳，此后四年，卫青连年将十余万众击匈奴，仅奖励立功战士用去的黄金就有二十余万斤，汉军士马死者十余万，兵甲之费还不计算在内，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匈奴浑邪王率领四万余人归降，汉武帝派车三万辆去迎接，包括赏踢在内，费用总共百余巨万，元狩四年，卫青、霍去病出击匈奴，得首虏八、九万级，仅赏赐一项就花去五十万金。
这么巨大的军费开支是靠当时全国几千万人主要是农民负担的，士兵、战马死伤数额之大也是不言而喻的。仅元狩四年对匈奴的一次战争，汉武帝出动骑兵十万人，随军私马匹万匹，步兵、轴重兵数十万人，由卫青、霍去病各将五万骑分道深入漠北。战争结果，匈奴死八、九万人，汉兵死者数万人，丧失马匹十一万匹以上，双方损失都极为惨重。可见当时的人民作出了多么大的牺牲。
汉武帝的好大喜功以及极尽挥霍之能事致使天下疲敝，百姓苦不堪言。但汉武帝晚年亦认识到连年征伐的弊端：“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乃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下诏日：“方今之务，在于力农。”
崇奉神仙，迷信巫蛊从《史记•封禅书》等记载来看，汉武帝确实是个神仙迷，他在推行神鬼迷信方面是一位史无前例的帝王。《封禅书》在叙述汉武帝时期的故事时，开篇即提及：“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
汉武帝迷信方士、神仙学说，花费大量人力财力巡游求仙，希冀长生不老，迷信卜筮、屡兴巫蛊狱，以致酿成巫蛊之祸，对当时的社会造成很多不利的影响。
其实，汉武帝如此痴迷神仙方士，除了当时社会氛围的影响之外，人的性格和心理在自身发展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说到汉武帝，也会令人想到他是生长得怎样一幅严肃的面孔。实际上，汉武帝是一位很活泼、很天真、重情感的人物。他除了喜欢穷兵默武以外，还喜欢游历，喜欢音乐，喜欢文学，喜欢神仙。汉武帝，是军队最英明的统帅，又是海上最经常的游客，皇家乐队最初的创立人，文学家最亲切的朋友，方士们最忠实的信徒，特别是他的李夫人最好的丈夫。他决不是除了好战以外，一无所知的一个莽汉。
试想，如此一个精力充沛，健壮好动且喜欢游猎冒险的人，对生命的热爱与渴望自是不言而喻。因此汉武帝就热别希望能长生不老、希望生命能够永远延续，自己得以享受快乐的生活，恰好方士们的神仙学说与汉武帝希望长生的*不谋而合。
神仙思想由来已久，在许多古籍中都有许多神仙、仙药的记载。《山海经》中《海外南经》、《海内西经》中就有关于不死之民和不死之药的记载。
屈原的《楚辞•远游》中提到了仙人赤松子、韩众的登仙传说，并表达了对神仙生活的热烈向往。《庄子•逍遥游》中更具体描写了神人“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游乎四海之外”的风姿。到了战国中期，在燕、齐一带近海地区兴起的方士之学，成为神仙信仰的积极鼓吹者和求仙活动的实践者。方士们不断编织长生不死的仙话，他们以修炼成仙和寻找不死之药等方术迎合一些封建君主的需要，逐渐骗取了统治者的信任。
首先得到汉武帝青睐的就是李少君，《封禅书》载：少君言上曰：“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枣，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这些话无疑对于汉武帝有极大的吸引力。史载：“天子始亲祠灶，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而事化丹沙诸药齐为黄金矣”。但是，黄金未制成，李少君却溢然去世。汉武帝不仅没有从李少君的死中悟出长生之术的虚幻性，反而继续寻找李少君的继承者，来完成自己的长生之梦。
这个时候齐人少翁登场了，《史记.封禅书》有如下记载：
其明年，齐人少翁以鬼神方见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盖夜致王夫人及灶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见焉。于是乃拜少翁为文成将军，赏赐甚多，以客礼礼之。文成言曰：“上即欲与神通，宫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画云气车，及各以胜日驾车辟恶鬼。又作甘泉宫，中为台室，画天、地、太一诸鬼神，而致祭具以致天神。居岁余，其方益衰，神不至。乃为帛书以饭牛，详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视得书，书言甚怪。天子识其手书，问其人，果是伪书，于是诛文成将军，隐之。
李少翁为王夫人招魂的伎俩在今人看来可谓可笑之极，但可悲的是汉武帝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对长生不老之术的追求，之后的栾大、公孙卿之类都是汉武帝追求长生迷信神仙的典型例子。
但是，一次次求仙的失败和一次次长生梦想的破灭，加上晚年的汉武帝年老多病因此生怕自己的大权被别人剥夺。再加上深居简出的孤独生活和宫廷内部日益激烈的权利斗争，使汉武帝变得焦躁不安和猜忌多疑。
这种敏感多疑的性格最大的弱点就是猜忌心理。
这类人警惕性太高，对所有人都采取不信任，怀疑的态度，而且总是不自觉的往最坏处想，这种时时表现出来的戒备心理，等于把自己封闭了起来，成为没完没了的痛苦根源。
汉武帝晚年的这种敏感多疑、冷酷无情的性格特征与巫蛊之祸的发生有直接的关系。
《汉书•武五子传•戾太子刘据》载：“上春秋高，意多所恶”又多病，“以为左右皆为蛊道祝诅。”
“巫蛊”，本来是以民间礼俗迷信作为观念基础而施行的加害于人的一种巫术形式。“蛊”的原义，大约是以毒虫让人食用，使人陷于病害。《说文•虫部》写道:蛊，腹中虫也。《春秋传》曰:“皿虫为蛊，晦淫之所生也。”
汉武帝时代所通行的“巫蛊”形式，大致是用桐木削制成仇人的形象，插刺铁针，埋入地下，用恶语诅咒，以为能够使对方遇难。具有神秘主义思想的汉武帝对此深信不疑，因此在汉武帝时期，用巫蛊诅咒人是弥天大罪，皆被处以重罪。
汉武帝时期最惨烈的巫蛊之祸发生于征和年间。
佞臣江充利用武帝畏恶巫蛊的心理，嫁祸于卫皇后和太子刘据，兴起一场震骇全国的巫蛊案。史称“巫蛊之祸起自朱安世，成于江充”。
当时，先是阳陵大侠朱安世自狱中上书，告发丞相公孙贺之子公孙敬声与武帝女阳石公主私通，在驰道上埋偶人，祝诅皇上“有恶言”。汉武帝震怒，下诏一定要穷治其罪，结果，公孙贺父子俱死于狱，族灭。卫后生女诸邑公主、阳石公主及卫青子卫伉连坐被诛。
后来，汉武帝住到甘泉宫，健康状况很差，江充趁机说武帝生病是因巫蛊作祟，并受命专治巫蛊，带领胡巫到处挖掘偶人，并对收捕的人进行严刑逼供，导致“民转相诬以巫蛊，吏辄劾以大逆亡道，坐而死者前后数万人”。
随后，江充将这股“蛊风”引向后宫，“因言宫中有蛊气，先治后宫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遂掘蛊于太子宫得桐木人。”太子难以自辩，遂与卫后合谋矫诏征发兵马起兵，*死江充、烧死胡巫。
汉武帝在甘泉宫闻听太子兵变，立即召集三辅县兵围捕太子，两军在京师激战五日，死者数万人，血流成河。后太子兵败逃走，卫后自*，而逃走后的太子最终被追兵包围而自經，皇孙二人也同时遇害。
虽然，“巫蛊之祸”的发生有其深刻的政治背景。汉武帝统治的后期尖锐激烈的阶级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角逐以及互相倾轧、太子刘据与汉武帝之间的矛盾冲突等等，都是“巫蛊之祸”爆发的重要原因。但是，我们同样也不能忽视汉武帝自身的性格因素，“巫蛊之祸”发生在汉武帝一朝，正是汉武帝沉迷于神仙方术、妄求长生不死的心理以及猜忌多疑、冷漠无情的性格才给巫蛊之祸的发生以可乘之机。
总结汉武帝刘彻既继承了祖辈如刘邦的大略、 刘恒的城府、刘启的果断，同时，残酷的宫廷斗争和政治斗争也使他的心理潜伏着阴暗的一面，这种潜在的东西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各种矛盾的渐次展开，将在未 来朝代中慢慢显示出某种消极作用。
汉武帝是一位至尊至贵至高无上的皇帝，但他又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欲的人。当他登上未央宫前殿时，他是天下共主，下殿之后，他又成了食人间烟火的普通人。皇帝的权威与人的本性，在汉武帝身上都有充分的体现。
因此，对汉武帝是非功过的评价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