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业之于瑞士就如金融业之于英国、化工业之于德国，瑞士也被誉为“钟表王国”，钟表业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今天风靡全球的欧米茄、劳力士、斯沃琪都有瑞士创造，钟表产值占据世界一半，“工匠精神”也深深刻在瑞士人的名片上。
瑞士钟表业从创立时的默默无闻到迅速崛起时的享誉世界，与宗教改革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我，是一名瑞士钟表商，这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赎罪券”终于被政府禁止了。可是这没完新的风暴又出现了，维也纳大学的人开始抨击教会，以至于我们这里的教士都胆战心惊，尤其是那些在城市中作威作福的教士更是东躲西藏怕被人揪出来，宗教改革的风浪终于还是吹到我们这了。可这不是我最感兴趣的，那个激进分子加尔文制定了《教会法令》和《限制奢侈法》，虽然我不太喜欢这个，但是他终于做了一件对我们钟表行业有利的事，那就是法令打击了首饰行业，也是我们的劲敌。
瑞士的地方议会和政府机构有着高度的自治权，但是却无法管辖教会和宗教事务，所以瑞士的各个州分别隶属于周边不同国家天主教教区的管辖，这也决定了瑞士的宗教改革与其他欧洲国家有着很大差别，即是宗教改革运动，也是民族独立、国家统一运动，这点是瑞士宗教改革特殊性的一面。
1523年，神父茨温利在苏黎世议会厅提出了著名的《六十七条目》的公众辩论会，以全新而激进的观点与天主教对抗，比路德派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其凭借着对腐朽教会的抨击和对所谓“赎罪券”的讨伐，慈温利在苏黎世所进行的宗教改革很快获得民众的广泛支持。改革之后教会权力遭到削弱，管理教会事务的权力被苏黎世议会取代，不仅如此苏黎世议会还掌握了罢免牧师的权力。
加尔文在茨温礼死后继承了改革的成果。1536年，日内瓦此时已经完全成为独裁者的城邦，变成了加尔文宗教改革的理想试验场。在政教合一的共和体制下，加尔文对议会的指令得到了完全的执行醉最终取得胜利，这其中就包括了《教会法令》和《限制奢侈法》，极大地打击了首饰业，对钟表行业影响深远。
在加尔文统治崩溃之后日内瓦仍然信奉加尔文的理念，宗教物品被禁止制作，如十字架、圣餐杯等等。但与之截然不同的是对钟表的需求开始增加，是因为随着新教徒和新教堂数量的增多，尽管他们不需要奢侈的器具，但仍需要大量的钟表来报时。虽然这些措施对日内瓦的经济造成沉重的打击，但实际上无疑是为钟表的发展铲除了劲敌首饰业。
此消彼长，对首饰业的打击，使那些从事首饰业的工匠成为钟表业的潜在技术人员。因为钟表业所需要的高超技术和工匠精神正是首饰业的工匠所具备的。
二、法国助攻：受法国迫害的难民带来了技术和资金法国颁布《枫丹白露赦令》和对胡格诺教徒迫害的消息很快传到这里，我与他们有着共同的信仰，可悲的是法国国王不允许这些人在法国生根发芽，否则会威胁到他的政权。于是我来到法瑞边境看能不能帮助到他们。
令我惊奇的发现这些难民虽然受到法国国王的迫害，但是他们却“身怀绝技”，大多数难民都出身于城市，与法国乡村的人相比，他们的文化水平和技能也更加丰富。对比国内人才和资金的欠缺，这些人正好可以弥补这些缺陷，可以帮助到我们国家的发展，尤其是钟表行业。
我上前询问一位穿着和我相似衣服的难民得知，他是为佛郎索瓦一世提供手表的工匠，与他身份一样而逃亡来到人至少有200多，他们都是技艺高超的钟表工匠。
这些人才正是我们国家所稀缺的，我赶紧劝说他们到我的钟表商店里来工作，并且许以高额的报酬。因为最近日内瓦大教堂的大钟需要修理，我一时间找不到优秀的钟表工匠。因为瑞士是加尔文派的堡垒，愿意接受这些被法国国王迫害的新教徒。他们出于信仰和生计就同意了我的邀请成为我钟表商店雇员。
法国国王的迫害将这些宝贵的人才“输送”到瑞士，这极大的促进了瑞典钟表业的发展。
大批技艺高超的工匠逃到瑞典。他们不仅带来了先进的工艺，而且带来了商品批发、资金和创办生产企业的经验。对于法国虽然是灾难性事件，但对于瑞士无疑是带来了契机。逃难而来的法国人当中许多都是钟表工匠，瑞士成为法国胡格诺教徒的壁垒，他们在这里如鱼得水。
其次伴随着宗教改革对文字传播的需求增加，瑞士的印刷工业开始兴起。作为钟表发祥地的瑞士不仅吸收了瑞士诸邦的资金，同时也吸引了全欧洲新教徒的资金。到1590年时，日内瓦已经收到了来自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新教徒的资金援助约为211000金埃居。这些资金大部分用在宗教改革上，但也有相当多的一部分用在了钟表业的发展中。
三、宗教改革促进思想观念转变：孕育了瑞士人“工匠精神”如火如荼的宗教改革对我们钟表商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不是物质上的，是思想上的，从前我商店里的钟表工匠并没有专研精神，而是把它当做工作，只求完成在工作上要上。现在新教已经渗透到工匠的骨子里里，他们比从前更专注于钟表工艺。
宗教改革对瑞士人从精神层面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使瑞士产生了早期的资本主义思想的萌芽，孕育了瑞士人执着的工匠精神，为钟表业的发展提供了积极因素。
马克斯·韦伯认为新教的出现推动了“合理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因为这是与天主教教义相反的，加尔文的神学明确了人间的国和天上的国的区别，这也为追逐利益的商人正了名，因为这完全可以被认为是上天的决定。但马克斯·韦伯又认为新教徒一方面追求财富，一方面又推崇禁欲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和不断要求将财富投入到再生产的资本主义内核提供了有力证据。
所以在构建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诸要素之中，以职业为概念的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的禁欲主义产生而来。加尔文的宗教改革思想迎合了当时瑞士新兴资产阶级追求财富的要求，为瑞士新教同封建王权的斗争提供了理论武器。
宗教改革也使得瑞士人口信仰宗教的比例发生了变化，从一开始清一色的天主教信仰者为主，变成为新教徒能够和天主教徒分庭抗礼的局面。
更重要的是宗教改革影响到了瑞士人的生活品质和观念，促使了这些钟表工匠对工作产生无限的热爱和坚定的信仰，这种工匠精神使他们能够心无旁骛的投入到工作，而这正是一块质量上乘的钟表所需要的的耐心和心血。这种执着的工匠精神给瑞士人带来了巨大的财富，所以在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后，瑞士成为欧洲最富裕的地方。
另外，宗教改革使得欧洲社会对时间观念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人们需要更精准的时间来适应近代社会的发展，因而钟表业也从弹性需求变成刚性需求。原本精准的时间只是神职人员的需求，他们需要时间来约束自己。但到了后来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渗透到人们的方方面面时，精准的时间就显得尤为重要，对钟表的需求也激增，这无疑扩大了瑞士的钟表市场。
结语瑞士从一个贫穷的国家成长为当时欧洲最富裕的地区，这与宗教改革密不可分。在上层建筑上，改革者大刀阔斧的改革为瑞士钟表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个适宜的环境。法国对新教徒的迫害使得他们逃亡瑞士带来了先进的工艺技术以及资金人才。
宗教改革对瑞士的深远意义饮酒超越了钟表业，带动了其他产业的发展，瑞士的城镇化和工业化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产业的发展也巩固了宗教改革的成果。瑞士的宗教改革不仅为世界带来了精确的时间，同时也为世界带来了“工匠精神”。
参考文献：
《欧洲近代史学史》
《法国文明史》
《旧制度与大革命》
《西方文明史》
《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