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中的“巫娼”，究竟存不存在？（古巫传说）

娼妓，作为一种特殊的职业，在某些朝代甚至一度成为文化的特殊象征，如宋朝时期兴盛一时的“青楼文化”，“歌妓文化”等，在古代士大夫群体中更被视作是一种精神良药，许多与之相关的文献内，也记载了很多令人惊叹的传奇典故，如名动京华的李师师等奇女子。

但今天咱们不聊李师师，聊一个比较冷门的问题：

曾经出现在历史中的“巫娼”，究竟真是性工作者的起源？

还是被后世人为虚构，实际上并不存在？

首先，我个人对于巫娼这个名词的了解，最早始于一本书，叫做《中国娼妓史》，书里阐述出一段关于殷商时期“女巫”的特殊现象，即：

因为遇到了生存问题，导致一些女巫甘愿向王权献身，以此换取生存资源，形同娼妓卖淫，因此将这一时期的女巫，称为“巫娼”，而此书同时也认为，后世娼妓，正是起源于巫娼。

通俗来讲，作者认为在殷商时期的女巫，如果生活中遇到了无法解决的难题，就会向权势主动献身，以肉体换取食物等生存资源，甚至是博取权势的保护，经过一定时期的演变，以及历史局势的发展，最终这些女巫成为专门供帝王与贵族淫乐的娼妓，而作者同时指出，这就是中国古代娼妓业的起源。

这个时期，也被《中国娼妓史》这本书概括为：

巫娼时代。

然而我个人认为，把殷商时代的女巫，认定为是娼妓的起源，这种说法并不准确，仔细思考一番，就会发现众多不合常理之处，的确有失偏颇。

原因有三：

第一，殷商时期的女巫在上古时代的社会体系中，代表了人与神之间沟通的使者，其地位之高，所担负的社会责任之重，以及影响力之大，完全不会存在生活上的问题，更不可能为了生存而去卖身求荣。

其次，一般情况下，“巫”是对女性神职人员的称呼，男性神职人员则称为“觋”（xí，男巫），《国语·楚语下》中，便有明确区分：

在男曰觋，在女曰巫。

在此基础上延伸来说，“巫”作为上古时期倍受尊崇的高等职业，在当时的社会体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权力的象征，甚至出现过“某些‘巫’（男巫/女巫）的自身权势与社会影响，在某一特殊时期内，均高于帝王”的特殊现象，比如殷商时期最为著名，同时也是历史上所记载的第一个“巫”：

巫咸。

《说文》：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两衰午形。与工（wu)同意。古者巫咸初作巫，凡巫之属皆从巫。

巫咸首创“筮卜”之法，“筮”便是一种叫做“蓍（shī）草”的草本植物，而多方历史记载中也称巫咸为“首巫”，说明他是历史上第一个“巫师”，开创了鼎盛一时的“巫文化”，因此被称作“巫祖”，号令群巫。

现代文艺作品中的“巫咸”形象

身为“巫”，巫咸的权力一度与商王持平，甚至在某些关键时期，要比商王的权力还要大，比如制定国策等问题时，商王等统治者也要得到巫咸的同意，因为巫咸要先卜问神明，即获得神明的授意之后，才能决定某种政策是否可以实施。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巫咸的巅峰时期，不管是权力，还是社会地位，均在商王之上，但他的这种权力，是神权统治时代的民众意志所赋予的，而并非属于惯常的王权之列，但由于当时的整个社会都笃信神权，因此可以说，巫咸的权力虽不是王权，却凭借“神明代言人”的超然地位，而能够号令，乃至于支配商朝的一切。

另外关于巫咸的身份，还有一段更为久远的传说，可追溯到尧帝时期。

两晋时期的著名学者郭璞，曾为《山海经》《尔雅》等传世名书作注，同时也为尧帝时期的巫咸安葬之地——巫咸山上所载的《巫咸山赋》作注，称：

巫咸以鸿术为帝尧医。

而《史记》等书所参考的上古史料《世本》中，也详细记述了巫咸的具体能力：

巫咸，尧帝时臣，以鸿术为尧之医，能祝延人之福，愈人之病。

经过后世考证，这是传说中尧帝时期名医“巫咸”的身份记载，即作为帝尧时期的“巫医”，巫咸擅长卜卦的同时，也非常擅长医术，是当时的名医。

然而这个说法，比较贴近于传说，真实性略有存疑，但“巫咸”的名字，却不止在历史中出现过一次，有史料可以佐证的确有巫咸这个人的存在，如《商书》中，就有关于“名臣巫咸”的明确记载：

《商书》：太戊臣有巫咸、巫贤。

如此说来，巫咸有两个身份：

第一，他是传说中活跃于帝尧时期的著名巫医。

第二，他是史料中倍受商王太戊信任的名臣。

但不管是哪一种说法，均体现出相同的特点，即：

“巫”中的代表人物——巫咸，作为神权统治时期的最高级别神职人员，能够通过占卜预测人的祸福旦夕，同时还能治愈疾病，因此受到商朝统治者的尊崇，并辅佐太戊（第九任商王）制定国策，等太戊的孙子祖乙（第十三任商王）继位后，他的儿子“巫贤”，依旧作为最高级别的神职人员，而继续受到商朝统治者与百姓的尊崇。

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周书·君奭》（奭：shì，盛大。）

所以，从巫的代表人物“巫咸”身上，能够看出“巫”这一远古神职俨然具备超然的权势，而以“神职人员”的身份，成为商朝王权以外，掌握另一种特殊权力的存在，日常的主要职责，正是代表人与神进行联系，或在重大祭祀活动中担任主要神官。

包括巫咸的后代巫贤，同样也担任着宰相一职，在商王祖乙时期位高权重，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巫”的社会地位，绝非处于最低端。

如此说来，在商朝有如此德高望重，倍受社会与商朝统治阶级尊敬的“神巫”，“巫”这一职业的地位自然也不会低，否则亵渎“巫”，就意味着亵渎身为“神明代言人”的“巫咸”，在当时的神权社会中，即意味着“亵渎神明”，这是为当时世人所不能容忍的行为。

因此，综上所述，通过研究“巫”的代表人物，比如“巫咸”等人的生平事迹，可知“巫”这一职业在商朝时基本属于统治阶级，大概率不会出现生存上的问题，非但生存没有问题，反而还享有整个商朝社会最顶级的社会资源，并且掌握至高权势以及巨大的社会影响力。

所以，基于这个角度，我个人认为，《中国娼妓史》中关于“巫娼是迫于生存压力，而向帝王等统治阶级献身，以换取食物和保护”的说法，并不成立。

据说是与巫娼相关的历史遗物，但尚且存疑

再扩展来说，“巫”自原始社会时期，就被当时的人们认定是能与神明产生沟通的使者，从而在各种大小祭祀活动中担当重任，而这一祭祀习俗就此延续至夏商时期，“巫”甚至一度成为商朝的主要官职之一，而与史官并列，其享有的地位与意义，自然不言而喻，所以更不可能存在“巫女（女巫）”献身为妓的情况。

第二，《中国娼妓史》里还提出了“以西类中”的观点，即：

因为西方宗教的早期历史中，存在女巫演变的“神娼”，从而以此“类推”出，中国上古时期的宗教祭祀中也有相似的“娼妓”。

大概就是说：

因为别人有，所以同一时期，我们也有差不多的。

然而这种说法只是理论上的推断，并无实际依据。

如我前文所说，性工作者这个行业，早在殷商之前的其他文明中就已出现，甚至追溯更早的人类文明历史，“娼妓”几乎是和“人类文明社会”同时出现，所以无法百分百断定，中国古代的娼妓，就是来源于所谓的“巫娼”。

既然“以西类中”，那咱们就来看看古代西方的“神娼”，又是什么？

比如古巴比伦等国，认为神不仅需要美酒美食，还需要声色。

古巴比伦现代复原图

声指的正是“音乐”，而色，则代表了“女色”。

那时就会有女巫在神庙里专门供职，除了辅助祭祀神明的活动，为神明表演歌舞，呈进美酒之外，还充当着为朝拜者提供性服务的角色。

前苏联著名学者约·阿·克雷维列夫，曾在《宗教史》一书中写道：

宗教信徒想要跟神接近，他们认为这种愿望能通过与“神娼”性交而实现，宗教里为了达成这一愿望，便设立了专门的神娼，给一些由崇拜神明而引起的性欲狂们提供性服务。

这段看似拗口的阐述，其实很好理解，通俗来说就是：

那时的宗教信徒认为，“性”是能和神明产生直接联系的途径之一，而一些宗教性欲狂们，更将“性行为”看作是能更加接近神明，并切实感受到神明存在的唯一途径。

这是一种西方古代宗教文明中较为普遍的观念，现在我们仍能通过欧洲或希腊时期的雕塑等文明遗迹，看到这一特征。

而在古罗马，甚至一度出现过与性有关的节日，如众所周知的“酒神节”“花节”等等宗教节日，尤其是花节，在这一天，娼妓们会为信徒提供免费的性服务，以此来歌颂爱神，表达对于“爱神维纳斯”的尊敬。

《维纳斯之美》

但此类与性有关的宗教行为，不管是古巴比伦，还是古罗马，均被看作是一种极为神圣的宗教习俗，尤其是在古巴比伦，甚至出现过“神娼”一职，但也被看作是一种神圣的职业，因为首先能够被选为“神娼”，就代表这个人拥有了与神灵互相交流的资格，而接受神娼性服务的信徒，也并非人人皆可，必须要满足许多条件，并经过一系列考验后，才能通过神娼与神明进行“交流”，否则就会被视作亵渎神灵。

与前文所说的巫娼相比，西方早期的宗教文明中所出现的“神娼”，二者从根本性上完全不存在相同点，因此无法得出“西方宗教都有神娼，所以我国古代神权社会中也存在巫娼”这种说法。

如果硬要说“因为别人有什么，所以我们也应该有什么”，这种说法岂不是有些荒唐吗？

因为神娼是一种非常神圣的职业，根本不是所谓的“为了获得食物与保护，而出卖肉体”，相反能被选为神娼，在当时的宗教文化中，被看作是一种神圣的荣誉。

由此我个人认为，所谓的“以西类中”的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不能凭借“因为西方宗教历史中出现过‘神娼’”这一理由，推导出“所以中国古代文明中也有类似职业”这一结论。

而且纵观我国古代历史，并未出现过“神娼”这种直白的宗教行为，相反我国古人在对待性的问题上，始终是持有保守态度，根本无法与之进行类比。

如果硬要说古代中国文化中也曾出现过“生殖崇拜”的现象，这一点我无法反驳，但殷商时期的“巫”，却和神娼有着本质区别，不管是社会地位，还是宗教地位，以及所掌握的话语权与在民间的影响力，均不是西方宗教文明中的“神娼”所能比拟。

再退一万步假设来讲，假设“巫娼”的确存在过，但在书里的描述是“受生活所迫才被动卖身”，而西方上古宗教则将“神娼”视作“能与神灵沟通的使者，提供性服务是主动为之，目的是让更多的信徒能够与神灵亲近”，所以这二者本身的出发点和意义，就有天壤之别，更无法归为一类去比较。

第三：所谓的巫娼时代，也不过是作者提出的一种假设。

中国殷商时期，虽然也出现过与西方宗教文明中相类似的“女巫”，但很多史学家从历史资料中，找不到任何关于“巫娼”的记载。

而且中国古代奴隶社会中所信奉的神，也没有一位对“性”是持开放态度，反而几乎都是严谨的姿态，在性方面几乎都相当保守，比如各类雕塑作品，文艺作品等，性的特征并不明显，甚至在古代很长一段时期，民间对于性文化都是属于保守的态度，人们纷纷羞于提及，不像西方早期文明中的各种艺术雕塑，能够将性特征完全展现在世人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