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曼与于丹，这两位女士，虽说都是文化IP名人，可平实地讲，只能说是普通大学教师而已。
她们一位生在1975年，另一则是60后，年纪看似不小了，但在看重资历的学术圈，还属于小辈。更重要的是，一直以来，她们也并没有过啥学术成果，足以让业界人佩服。是的，她们在社会上是那么有名了，“天下何人不识君”，比她们的老师还有名，可也不是靠“业务能力”得来的声誉。
倘事实求是，就学问水准而言，她们二位，都只属于大学高墙内普通一分子。她们的身份归属，与其说是“学术明星”，不如讲是“社会网红”。
只是说，如果真要强判高下，相较于丹老师，蒙曼的古典底子、基础学问，会更专业点、更扎实些吧。她在电视上所讲所论，更近稳妥靠谱的路子，勉强算信而有征的招数。
由“百家讲坛”一战成名的于丹
毕竟，蒙曼是名校历史系科班出身的，曾花费了10来年辛苦，从中央民大史学专业本科，一路念到北大古代史博士，所师从受业的老师，也是荣新江这等学界名咖，履历上算是货真价实，有本有源。
可核心问题在于，任何学问，尤其是古典之学，行业规范，那是“板凳要坐十年冷”的，这是基础要求，虽梁启超、钱钟书等天才也不能免。所有人，一旦走上这条寂寞又苦辛之路，都需要付出难以想象的时与力，才能换回一点点学问积蓄。
蒙曼博导荣新江，北大史学教授，长江学者
热闹与浮躁可以造就一个网红，但绝对会毁掉任何一个好的学术苗子。名要，利要，热闹要，学术也要，世间岂有一人独占全福之理，又哪有这样的例子在？
过去的老辈学者们教学生，总强调博士毕业前不要发文章，甚至有50岁不到不去写书的劝告或自觉，就是这个道理。
而蒙曼毕竟年青，又成名过早、俗务太多，30出头就开始各种游街走巷的“花样生活”了，资质本身又不见得多特出，加此浮躁，更别说还剩有多少时间、多少平静，可以让她去深造自得了。
近年同样借助电视媒体一举成名的蒙曼
是以，蒙曼论起学术成果，除了早前一叠博士论文，近10来年基本全付阙如，连公开讲学，讲的不过就是些文化常识，也常被挑刺。比如她讲科举制、讲《新唐书》材料等等，很多确实是漏洞，被批为信口雌黄，也就见怪不怪了。
她往日的同班同学，现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的余欣，写出《中古异相》、《博望鸣沙》等书的作者，因为勤恳用功、成果斐然，在学术界的声望，就不是她蒙曼可以望见的了。
说到于丹老师，虽说最重要的头衔，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可论学术训练，还有文化素养，较之小10岁的蒙曼，还要黯淡不少。
各种跨界巨大的“走穴”
她自己一直不愿意提及的是，当年考取入读的“北师大”，也并非正经的本部本科，而是二类分校。再后来，所学、所教、所业，也和文史门类陌不相干，是“戏剧与影视学”，更靠近大众传播这一块。
就连这个影视学的职称，我的了解渠道，也是说她在2006年在央视“百家讲坛”说《论语》暴得大名之后，突然“破格”为教授的。此前，她教书近20年，没啥学术成果，始终都是讲师。
所以，她讲《论语》也好，说唐诗也罢，即便可以说的天花乱坠，其实根究起来还是跨界，自然不免显得外行的。所有人都会明白，中国学问、古典文史，所系博大精深，所涉浩如烟海，历史上无数一流人物，皓首穷经都只能探骊得珠获得一丝皮毛。
于老师又不是神仙，如此轻轻松松，仿佛一夜之间四部兼通遂心快意的样子，如何能够？
严格说起来，于丹老师，只能说是“国学”的爱好者吧。
我所了解的于丹教授，在中国文史上的“成绩”，其实就是年轻时读过“文学硕士”，而且在念硕士时期间，在《古典文学知识》这样的普及杂志上，发过两三篇诗词赏析文章而已——这事太久远，或许连她自各，都忘此“少作”了，我也是爱瞎翻这类破旧书才知晓一二。
北师大
于丹既然只是“国学票友”，功底自然就没那么可观，这是人之常情，理所必然。也因此，于丹所擅，就会扬长避短，躲避学术，专意在话术上——而这，其实才是她于老师的本职专业。
看于丹老师讲课，就能明白她的奥秘：说啥都会很花哨，也很对应合当代人浮躁人生的心理需求，左右言它，花样百出，泥沙俱下，目的就在于要把话讲的家常又娓娓动听，以掩盖实质上的知识贫血。
中央民大
此正如池塘里的一滩死水，因其混浊不堪，就偏要搅得更加浑一点，好显得深不可测。可是，以混沌为高深，终究是难掩其浅浊的。我认识一位武汉阿姨，年轻时跟于丹是同班同学，也是挺宽和一人，可她每次谈到于丹，都挺鄙视，也就不能明白了。
所以，如果真要强较于蒙二人“国学”水准高下，大体只能说：二人论功力，都还属很浅的段位，不过蒙曼在唐史方面会更为专门，所谈会更靠谱更深入而已。
再往下比较，正如一位朋友所总结的，二人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只是风格之别，即蒙曼主打通俗，于丹雅好媚俗，可实质上也差不多，不是耐得住寂寞的学者，都是“网红”一路。蒙曼江湖人称“小于丹”，不算太辱没她了。
“国学热”催生各路神仙
再深究起来，还得再说一个大实话：正如杨度后嗣、名学者杨念群先生所揭示的，如今有些文化人，学术业绩不足以道，而在社会上却如鱼得水，不过主要得力于一种“时间差”，另加一些极好运气而已。
所谓“时间差”，指的是由于如今的人们，对文化不亲近，对古典的东西更加隔膜，导致见有人能背个十首八首唐诗宋词、曾自费出过一两本无人问津的书、可以晃脑摇头吟几句歪诗、十指乱弹几缕音调不通的古筝，都惊为天人，仰作蟾宫折桂手。这就是古人愤然的，“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可老实说，现在很多“文化大师”的文化素养，搁在民国及以前，实在还不如账房先生，亦或三味书屋的私塾先生。
这运气，就是讲，如今的大学校内，虽说士气是一蹶不振，一流高手也的确寥若星辰，可具备于、蒙这等学识、口才的也比比皆是，但各种因缘凑泊下，偏偏就她们二人在大众领域风头出尽。
这个现象，也得有一说一，既得力于她们自身往日的用功积蓄，还得更感谢时代、感恩社会对她们的眷顾吧。从这一点看，我们既要如实讲出有关她们水准的实情，以免过分推崇，阻断了更好的学习榜样，可也无须愤愤不平，作“世人皆醉我独醒”的滑稽之状。
我们得明白，精致的学问、高深的文化，向来都是曲高而寡的，“国学”圈真的派出一流人物出外宣讲，只怕还要悻悻然而归，拉不到几位受众吧。于丹也好，蒙曼也罢，“国学”水准可能若有所欠，可毕竟是有自己的才能，也有自身的擅长的。
她们二人，在大众文化普及的尝试中，这些年能云合景从拥趸无数，本身就证实了她们的魅力，同时也是功莫大焉。我们忝为吃瓜群众，是实事求是、有错挑错，可该鼓掌的也无需吝啬施予呵。
不然，你说，何以就偏偏是她们暴得大名，而非你我为人所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