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巴国”“牧誓八国”复合图腾
殷墟甲骨文称“巴奠”“巴方”。《说文》以《山海经·海内南经》所载“巴蛇食象”解释。汉中出土商代巴人自铸青铜祭酒觥的繁华形象，牛头象身雕巴字纹，背负柱目蜥蜴（俗称“四脚蛇”或“变色龙”）和龙，蛇尾，牛象与龙蛇组合为巴的形象。牛头示伏羲“结网渔猎”驯养野牛为耕牛；象身示伏羲“始作八卦”制四象生八卦；牛象亦示西南巴国之庞大，强盛威武；龙是巴人圣祖伏羲图腾，即《左传·昭公十七年》：“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蜥蜴能变色，易也，伏羲发明八卦易，是巴人文明的象征；蛇行逶迤，巴蛇绵长也；柱目蜥蜴负于牛象头部高瞻远瞩示导向。这一复合图腾形象充分显示巴人对圣祖伏羲的崇尚。
龙巴庸国
庸人始祖是伏羲长子木龙青檊，以龙为图腾。继之潜龙氏，《路史·大昊纪》:“命潜龙氏筮之，著釐舍，立九部而民易理。”潜龙氏治于陕南安康伏羲山东部的龙潜沟九龙台。黄帝有三位大臣是庸人:管理东方的奢龙和管理南方的祖庸及医官雷公；帝舜有两臣一友是庸人:音乐大臣夔(湖北姊归)、豢龙官董父(汉滨区庹家坝)、好友方回(上庸方城)。唐孔颖达《疏》:“庸、濮在江、汉之南。”
龙巴庸国在夏商周极盛期的地域包括上庸湖北竹山、房陵、重庆奉节、湖北姊归；中庸江汉平原；下庸湖南大庸、洞庭湖及长沙。可谓庸大国！庸国是三星堆联盟的邦国，庸人文化也进入了“三星堆”，不仅有青铜龙雕像，而且有件人面青铜雕像鼻上饰一立体透雕夔龙高出头顶，颇富庸人神性。
殷墟甲骨文载有商王武丁多次伐龙巴庸：“妇井伐龙方。”“惟妇井伐龙。”“十月，王敦庸。”“辛未卜，王执庸。”“丁卯卜，止册庸，大戊戊辰。”伐庸用俘虏作牺牲品，祭祀第九代先王大戊。
汉中出土商代龙巴庸国铭文矛“上庸”。殷商时期，龙巴庸的庞大势力，在湖北江汉平原和湖南。“牧野之战”后，上庸首领釐氏被封为伯爵，史称“釐伯”；其直辖巴山东段南北上庸姊归奉节房陵竹山，管辖江汉平原、洞庭长沙、大庸三侯。
值得说明的是，汉中是“牧誓八国”的后勤保障基地，出土各国的兵器，除所在地的蜀国兵器是使用过的残器，其余各国的兵器都是完美样品，按照各国提供的样式，分别予以批量铸造，多铸实用兵器，也铸祭祀兵仪。未使用的“上庸”矛，就是提供给批量铸造的样品。因为考古发现了陕南安康牛山大型紫铜矿床已被上古人采乏，毗邻汉中城固发现了中国上古最先进的大型冶炼铜炉。
《尚书》载周武王伐商纣王“牧誓八国”之首为“庸”；《逸周书》载周武王灭商后举行典礼“乐人奏《庸大享》，王拜稽首”，显示对庸大国的尊重。陕南安康市汉滨区王家坝出土周康王时《史密簋》铭文载随虎巴首领史密“东征”的“釐伯”即庸王。《国语·周语上》:“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实有爽德，生穆王。”“房后”即庸王女。
西周中期楚国占领庸国辖区江汉平原，便出现楚国有庸人釐姓，《世本·氏姓篇》载:“釐子氏，出自釐子观起之后，楚大夫有釐子班。”楚国不断蚕蚀大庸地而压缩为庸小国，西周晚期楚国占领中庸，春秋前期楚又扩张到下庸，庸国王族釐伯势力渐弱，仅剩上庸还被楚蚕食。
庸人庹姓豪族世居汉南今安康市汉滨区坝河镇庹家坝，是庸国留居祖先圣地负责伏羲山祭祖的部族，早在夏代就与虞巴微国同盟，商周时成为微国的强邦。西周晚期庸庹族东进上庸竹山建立方城，到春秋中期势力壮大，取代了庸王族世袭釐伯，成为庸国首领，以“盘庹”名号世袭庸伯。
楚子爵与汉水联邦巴国最早结冤的是庸、濮、麇三个方国——《史记•楚世家》：“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民间和，乃兴兵伐庸、扬粤，到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按周制五爵“公、伯、侯、子、男”，楚子敢于“犯上作乱”攻击庸伯，以“蛮夷”自诩不受周王封号节制，继而攻击濮侯，《史记•楚世家》：“楚武王三十七年（前703年），楚熊通怒曰：‘吾先留熊，文王之师也，早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为武王。于是始开濮地而有之。”楚子“伐庸”和“始开濮地”在江汉平原，甚至还敢深入联邦巴国腹地，进攻虞巴微国的后继者麇国（微国王族妫满被周武王嫁女封为陈胡公，麇族便立国统领鳄鱼氏、儵鱼氏、鱼氏等部族），《左传•鲁文公十一年》（前615年）：“楚潘崇代麇至于锡穴。”楚穆王怪罪居于陕南白河及湖北郧西一带的麇国，没有与他结盟讨伐宋国，于是派遣大将潘崇率兵攻入麇国都邑锡穴，给麇人一次大教训。
《左传•鲁文公十六年》（前611年）：“楚大饥，庸人率群蛮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于选。”楚庄王用妫贾计，使百濮不与麇人、庸人联盟。楚庄王乘群蛮会盟于临品，兵分两路伐庸，子越自石溪进军，子贝自仞而入。“巴人、秦人从楚师。是岁灭庸。”楚军两路分别从郧阳、房陵进攻；宗周姬姓巴子爵伙同汉滨秦郊镇人从大巴山中部进攻。
此“巴人”非“牧誓八国”之正宗佬巴，《华阳国志•巴志》：“武王既克殷，封其宗姬于巴。”是周武王封其宗族姬姓为“巴子爵”监视“牧誓八国”者，其始封地在今汉南平利县和汉滨区姬河流域（《水经注》因其音而讹为：“急溪，亦曰急势。”《九域志》因东晋名将吉挹抗前秦而壮烈殉国则名为：“吉水，亦曰急河。”）。据段渝、谭洛非《巴蜀文化的历程》一书载：“对于巴国，则从陕东南扩疆到鄂西北，占领庸之故地，深入到大巴山东缘，并取得庸之鱼邑（今奉节），得以染指川东，为日后入川造就了立国的基本依托。前477年，巴楚大战，楚师击败巴师。巴国举国南迁至长江干流，先后在清江、川峡之间至川东立国。”姬周巴子在汉南的历史550年，因其受封爵位低，历来受汉水联邦巴国节制，羽翼丰满敢于趁伙打劫伯爵庸国，尽管兼并了一批汉水老牌巴人，却招致尚有国在的卢、麇、濮、虎、虞等汉水古老巴人对他的反攻，加之战败于楚，使他在汉南无法立足，南迁峡江立国到公元前316年被秦攻灭仅160年的历史。
从楚师灭庸之“秦人”并非秦国，而是秦人祖先圣地“秦郊镇”(今安康市汉滨区境内)之人。秦郊镇是“舜居西城妫墟”(今安康火车站中渡台)之友秦不虚的故居，帝舜给族婿伯益(伯翳)赐“嬴姓”于坝河大嬴盘，并封地从秦郊镇到益河，《史记·太史公自序》:“维秦之先，伯翳佐禹。”夏启以秦郊镇立伯益之祠岁时奉祭。春秋时伯益后代兴国于关中，要在巴人领地郊祭先祖极为不便，因而《史记·商君列传》载秦穆公时(前659年—前621年在位)百里奚为相“发教封内而巴人致贡”，即促成巴人与秦国和睦为邻而由巴人向居住在巴地的秦国同族秦郊镇之人贡献郊祭伯益的祭品。这一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和平邦交战略创举，使以安康为中心的汉水巴国成为秦国的长期友好睦邻，秦图统一全国大业西伐东征北战四百年，而“巴楚数相攻伐”，汉巴强力确保秦南后背安全。巴地秦郊镇之人，与宗姬之巴一道与楚瓜分并争夺庸地，战败后又一道南迁重庆立国。
相传当时庸国四面受敌，最后一世庸伯盘庹，率余部从竹山方城突围西奔祖先圣地，退守伏羲山主峰西边的大庸盘，与追赶来包围并蜂涌进攻的敌军决一死战，箭失射尽，便拆“鲧作三仞之城”的城墙砌石滚砸，墙石滚完，无依凭障抵御，敌军冲上大庸盘，盘庹寡不敌众，挥斧劈头自刎，以身殉国。
后世巴人为纪念伯鲧和盘庹，重新修建了工程浩大的“百亩鲧城大庸盘”，今遗址依然留存；并在其西南部建立盘龙殿（今平利县老县镇境内），将庸盘庹与先祖盘古、雷神、伏羲同殿祭祀，此殿遗址曾出土春秋时期宗庙编钟。
战国时期，在楚国的龙巴庸国遗民文化仍很发达，出生姊归的屈原在《楚辞·离*》开头自报家门:“帝高阳之苗裔兮，联皇考曰伯庸。”《山海经·大荒北经》:“颛顼生灌头，灌头生苗民，苗民釐姓。”《史记·五帝本纪》:“舜放灌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苗庸融合而同姓，出了一位世界文化名人屈原。
湖南长沙陈家大山和子弹库各出土一副战国帛画，一幅是龙凤仕女画，画中仕女侧身而立，细腰长袍(典型巴人燕尾服)，身姿优美，她两手向前，合掌作揖，仕女头上左前面飞翔着一只凤鸟，鸟前方有一龙扶摇直上；这是庸人崇拜尚母凤凰华胥和初祖龙伏羲图腾的生动写照。另一幅人物御龙画，画中男子身材修长，高冠长袍，腰佩长剑，手执缰绳，御一巨龙，巨龙昂首扬尾，似在乘风破浪，男子举止潇洒，神态自若；这是龙巴庸人的图腾形象。两幅目前所知世界上最早的丝织品绘画，证明庸人技艺高超绝妙。长沙子弹库还出土有战国帛书，是庸人对始祖的记载:“包戏娶女皇生四子，青檊、赤椫、黄椎、墨檊。”弘扬四位神圣祖先开创天文历法、创造杆栏式房屋的历史功绩。
庸人流民脱楚者散居安康各地，各县出土的春秋战国秦汉时期龙图腾的青铜器和画像砖石，是庸人流民及后代所作，不能依此断定安康古属庸国。《华阳国志·汉中志》说:“汉中郡，庸国也。”夸大了！先秦所设的汉中郡包括今河南南阳、湖北襄阳及十堰、陕南安康及汉中。秦统一全国后(前221年)，将南阳划归宛郡、襄阳划归南郡。秦、西汉两朝的汉中郡，辖今汉中市、安康市、十堰市(其中房县、竹山、竹溪为故庸地)。《路史》载:“庸氏伯爵助武伐纣，今房之竹山，汉之上庸。”《读史方與纪要》:“庸，今郧阳府竹山县西四十里有上庸城，鲁文公十六年楚灭庸。”《水经注》:“堵水又东北迳上庸郡，故庸国也。春秋文公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灭庸。庸小国，附楚。楚有灾不救，举群蛮以叛，故灭之以为县。”
凤巴蜀国
《华阳国志·蜀志》：“蜀之立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颛顼；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并云：“媾姻则黄帝婚其族。”
汉水蜀国因袭来自华山丹凤一带而曾居旬阳市丹穴(后定居伏羲山胥姑河胥姑垭)的祖母华胥之凤鸟图腾，始立国于旬阳市蜀河到赤岩一带，其中有灵岩寺、蜀王冢，并有“红岩”“红号”等处新石器遗址，吻合《楚辞•远游》：“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旧乡。”之所以称其为“凤巴蜀”，因为华胥是巴人名称的源头，《说文》：“葩，华也。从草， 皅声。普巴切。”其子伏羲又号苞羲，所以汉水和岷江出土的金属器不仅有鸟纹，而且有华苞纹饰“花蒂手”。
伏羲次子火风赤椫为蜀始祖；其后皋英氏皋陶为帝舜司法大臣封地蜀河；皋陶子咎繇继之，《世本·作篇》:“咎繇作耒耜。”咎姓蜀人在舜、禹时就有名流，《类聚数考》:“舜时，咎繇为秋伯。”《汉书·武帝纪》:“朕闻咎繇对禹曰:在知人，知人则哲，惟帝难之。”《史记·殷本纪》:商汤时，“咎单作《明居》。伊尹卒，咎单遂训伊尹事，作《沃丁》。”其后封为蜀侯。汉水石泉县有咎家河。
《殷墟甲骨文字乙编》:“贞，蜀不其受年。王占曰:蜀受年。”表明蜀在汉水比邻“巴甸”之列；殷卜辞中还有“伐褒与蜀”“吴弗其哉羌蜀”，“褒”与“羌”毗邻汉中南郑西北部，表明蜀亦在汉水“巴方”之中。
殷墟甲骨文载有商王武丁曾三次征蜀：“囗寅卜，壳贞，登人征蜀。”“囗寅卜，壳征，王登人征蜀。”“丁卯卜，壳贞，王敦岳于蜀。”即使蜀退至南郑，还要“伐褒与蜀”“吴弗其哉羌蜀”。汉中出土商代铭文钺“蜀山”，“蜀”字用凤尾纹勾勒出人面目轮廓，山形口，即蜀山氏。钺刃残，显示蜀侯或将帅应战使用过。
“巴人以比翼鸟”，秦巴汉水“古蜀”以凤凰为图腾，称“凤巴蜀”。汉中出土商代“古蜀”钺，钺面铸有一对抽象的凤凰纹，钺柄铭文“山”，暗示凤巴蜀山氏。
殷墟甲骨文的“蜀”字，类似原始抽象“凤”，强调凤眼和曲线美的凤身尾爪；西周以后加“虫”演变为“蚕”（蚕是圆眼），也许因蜀侯蚕丛称王“教民养蚕”改变了图腾。《说文解字》：“蜀，蚕中葵也。从虫，上目象蜀头形，中象其身娟娟。《诗》：‘娟娟者蜀’。”所谓“蚕从纵目”，或许在额上雕题竖立凤眼，以留念“古蜀”图腾。
《华阳国志.蜀志》：“周失纲纪。蜀侯蚕丛纵其目始称王。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原来，“纵其目始称王”的蜀侯蚕丛，是周代人。《班簋》铭文载周穆王：“王令毛伯更虢城公服，俜王位，作四方极，秉繁、蜀、缫。”表明蜀受伯爵升任公爵的毛公领导，蚕丛称王起码在周穆王之后，前提条件是西周王朝衰弱无力征伐。汉代蜀文豪杨雄《蜀王本纪》仙话的6位蜀王（帝），是周厉王到周幽王时期人。显然商代三星堆的王者不是尚未出生的蚕丛、柏濩、鱼凫、杜宇、鳖灵、卢保。
五代前蜀冯鉴《续事始》：“蚕丛氏自立王蜀，教人蚕桑，作金蚕数千头，每岁之首，出金头蚕，给民一蚕，民所养之蚕必繁孳，罢即归蚕于王。巡境内，所止之处，民则成市。蜀人因其遗事，年年春置蚕市也。”汉水上游陕南安康市石泉县出土的一枚金蚕，名扬国内外。
蜀是以三星堆为中心的西南巴国联邦“三苗集团”和“牧誓八国”邦国之一。在三皇五帝夏商周漫长时期，“古蜀”一直活动在汉水上游秦巴山间，在与夏、商、周和平与战争中，求生存、谋发展。东周初期“古蜀”开明氏向岷江开拓疆域，历经春秋战国时期，“王蜀十二世”，前316年被先秦统一，“开明氏遂亡”。该区域出土的“开明氏准蜀”文物够不上西周时期。
从大区域视野开阔地看《禹贡》梁州荆州（西南中南），各地出土商代类似文物证明，三星堆文化，是商代“汉南四十国”即“牧誓八国”和“三苗集团”的联邦巴国文化。仅凭尚在秦巴汉水的“古蜀”一己之力，是很难创造出灿烂绚丽的三星堆文化；而其时在四川盆地的土著人，能创造出三星堆丰富多彩的奇迹更是不堪设想。
世传参加周武王伐商纣王的蜀人首领咎沓率部以凤凰闪翅的舞蹈装扮使用火流星冲溃敌阵，而被后世尊为“朱雀神”。前辈古史大师顾颉刚《牧誓八国》:“周武王伐纣之蜀，乃汉水流域蜀人，而不是岷江流域蜀人。”西周穆王时期(前946年—前928年)班簋铭文:“王令毛伯更虢城公服，俜王位，作四方极，秉繁、蜀、缫。”表明蜀在汉北商洛附近。
西周恭王、懿王、孝王时期(前927年—前888年)蜀侯蚕丛始称王，因袭伏羲“化蚕桑为蕙帛”的蚕图腾，汉水石泉县出土的汉代鎏金蚕是其遗风。
周夷王时期(前887年—前858年)柏濩任蜀王，因袭先祖伏羲的“建木”图腾，有汉水和岷江出土的鸟登神树为其佐证，继承伏羲“以木德王”的子孙蜀裔“木子”李迁哲一门豪族世居汉水石泉县直到南北朝和隋唐仍为官宦旺族。
周厉王、共和时期(前857年—前828年)鱼凫任蜀王，以鱼鹰鸟(俗谓鱼鸭子)为图腾，是伏羲的“蛇乃化为鱼”鸟。
周宣王时期(前827年—前782年)杜宇为蜀王，以子规鸟(杜鹃)为图腾，仍离不开“伏羲生咸鸟”，《蜀王本纪》和《蜀志》称杜宇为“杜主”，“仍以褒斜为前门“，《史记·封禅书》:“杜主，故周之右将军。”
周幽王时期(前781年—前770年)荆人(即夏巴卢氏人)鳖灵为蜀王，因袭先祖鲧禹的鸟头龟鳖图腾。
蜀在汉水上游西城、南郑(今安康市、汉中市)历经三皇五帝夏商周2400年漫长历史；周平王东迁洛邑，鳖灵及其子卢保自汉水向岷江开拓疆域，因号“开明氏”，其在四川的历史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316年被秦统一“凡王蜀十二世”历时455年，而在此期间汉水上游的南郑(今汉中市)始终属蜀。
《华阳国志·蜀志》载战国时期蜀极盛期地域:“其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嶓。”据《史记》载:“秦厉共公二年(前475年)，蜀人来赂。”“秦厉共公二十六年(前451年)，秦左庶长初取南郑，筑南郑城垣。”十年后“秦躁公二年(前441年)，南郑反”，蜀师反击秦军而光复南郑。“秦惠公十三年(前387年)，伐蜀，取南郑”，蜀师迅速反攻于当年再光复“蜀取我南郑”。
南郑蜀师还协助汉水巴国伐楚，“楚肃王四年(前377年)，蜀伐楚，取兹方。于是楚为捍关以拒之。”“秦惠文王元年(前336年)，蜀人来朝。”蜀与楚发生唯独一场战争在汉水竹山，蜀与秦拉锯战或贿赂朝贺均为了汉水南郑。
南郑亡则蜀灭，《华阳国志·蜀志》载:蜀王为巩固南郑前线，亲率万余人东猎褒谷，见秦惠文王，耀武观兵；蜀王还分封其弟苴侯于南郑之南，亲镇南郑，驻节葭萌(今广元昭化)。“周显王之世(前368年—前321年)，蜀有褒汉之地。苴侯与巴王为好，巴与蜀仇，故蜀王怒，伐苴候，苴侯奔巴，求救于秦。周慎王五年(前316年)秋，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从石牛道伐蜀。蜀王遁走，死于白鹿山，开明氏遂亡，凡王蜀十二世。”
蜀王子安阳王将兵三万到越南建立“后蜀国”，世袭126年后的前180年才被西汉南越王赵佗所灭。
汉水与岷江的出土文物中不乏双鸟纹饰，而“巴人以比翼鸟”，则蜀源自汉水巴国邦族，“巴蜀同囿”而又同宗共祖，“巴出将，蜀出相”，巴蜀是夏商周兴亡及御秦抗楚并肩作战求生存谋发展的命运共同体，岷江蜀国是汉水巴国的分支。巴、蜀在晚期分了家，但“巴蜀文化”的科学命题是一道。
唐巴羌国
氐羌分布在西北和西南广阔地区，族系复杂，简明扼要地说:首先是伏羲族系，伏羲十世孙伯夷父是氐羌始祖，《山海经·海内经》:“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龙，先龙是生氐羌，氐羌乞姓。”陕南安康伏羲山西南县河镇有龙王沟、乞家沟，当是起源地；氐羌以鸾鸟为氏族图腾。
其次是炎帝族系，《海内南经》:“氐人国在建木西，其为人人面而鱼身，无足。”《大荒西经》:“有互人国，炎帝之孙灵恝，灵恝生互人，是能上下于天。”郝懿行注:“互人国即氐人国，氐、互二字，盖以形近而讹，以俗氐正作互字也。”伏羲山西部恒口镇有鱼姐河，当是起源地；巴氐人以美人鱼为氏族图腾。
其三是唐尧帝族系，伏羲山东部坝河镇有唐尧庙、尧子坟，俗谓“尧九子”在汉水中上游东起河南唐河、中为丹江到石泉直河(《路史》载唐尧帝“生于丹陵，封直，改国于唐”)、西至汉中略阳、宁羌(今宁强)建立“唐巴羌国”，以天狗为氏族图腾。
其四为鲧禹族系，夏巴卢国的分支，《海内经》:“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鲧复生禹。”《史记》称为“白马氐类”，《后汉书》称为“白马种羌人”，以白马为氏族图腾。
通常认为西羌人以牧羊为主业，而以羊为氏族图腾，《说文》:“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西方羌从羊。”“禹兴西羌”，羌方是夏朝西部的一个部落联盟，主要活动在今陕西西部、甘肃东部及四川北部一带，地广人众，势力强大。
成汤建立商朝，曾是臣属羌方伯；商汤时进贡朝贺者有氐羌，《诗经·商颂·殷武》:“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而后西羌与商朝的关系和战不定。
在以三星堆为中心的西南巴国前线巴方八国中，因西羌与殷商有秦岭北部平原便于相通，首先是羌方向东扩张：“壬子卜，王贞，羌其侵于东。”羌方便遭受殷商王朝征伐的次数多：“己丑卜，贞，今出羌亡咎？”“乙亥卜，贞，伐羌。”“翌丁巳，伐羌。”“勿登人呼伐羌。”“乙卯卜，争卜，王伐马羌。”
殷墟甲骨文卜辞还记载，商王武丁和妇好六次征伐“巴方”八国联盟，最后一战由妇好率王师和诸侯兵，达一万三千人，打败了羌方。
商朝人俘获的羌方人，一部分成为三种奴隶：商臣家奴“多马羌臣”；冒险狩猎“多羌获鹿”；充军拼命“午卜，贞，令多马羌御方”。上至方伯，下至一般的羌民的大多数，都在商王频繁地祭祀中充当敬献给先王神灵的牺牲品：“羌二方伯，其用于祖丁、父甲。”“辛亥卜，犬延以羌用大甲。”“王于宗门逆羌。”殷商王朝既有甲骨文占卜之文明，又有屠*俘虏之野蛮。
羌方部落联盟战败后，一部散居甘青、大部逃到四川西北部（即分散的氐羌、白马羌等）；其主力移师陕南西部，加入夏朝初期到达东、西两汉水上游的，唐尧帝长子丹朱支庶、驩兜支庶及舜迁三危三苗，联合建立的唐巴羌国，定居于汉中略阳、宁羌（今宁强）一带，成为以三星堆为中心的西南巴国的邦国。但仍受到商朝讨伐：“贞，吴弗其哉羌蜀。”后来商王廪辛卜辞中还记载命令多邦族戍羌：“王叀次令五族戍羌。”
唐、羌两族文武结合，形成“牧誓八国”既有谋略又有战力的坚强后盾，“马羌”骑兵可以快速侦查突击、联络增援；并逐渐将“文”辐射到分散的氐羌区域，以至《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七羌九氐，各有部落，其王侯颇知文书。”西戎氐羌融入华夏文明，这或许是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典籍文物很少出现“戎羌”词语的原因。又因“牧野之战”后唐巴羌受封“一伯三侯”爵位于故地。
《尚书·牧誓》载“羌”参加了周武王伐商纣王的“牧野之战”。《逸周书·王会》载周成王大会诸侯时“氐羌以鸾鸟”进贡。尽管氐羌人蔓延盛广，但作为唐巴羌国，地域仅限于川陕甘边区的西汉水流域。
姜巴髳国
髳人是神农族系，起源于旬阳，活动于安康、宝鸡、商洛、鄂西北、豫西南，甚至北迁晋南、南徙川渝。先说起源，旬阳有羊山，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引《后魏风土记》:“神农城在羊头山上，山下有神农泉，即神农得嘉谷之所。”宋罗萍注《路史◎炎帝纪》:“炎帝姜姓，大昊(伏羲)所赐。羊头山嘉禾八穗，炎帝乃作穗书。”俗谓神农有支后代精于编织龙须草工艺、又善于造矛者为“髳人”，立国则称“姜巴髳国”。旬阳盛产龙须草，其李家那新石器遗址出土有“玉矛”；毗邻汉滨区恒口镇出土有西周时期铸刻“花蒂手”图案的巴式青铜矛。
神农后世在秦巴汉水建立姜巴髳国，以牛首为图腾，历经三皇五帝夏商，殷墟甲骨文不仅载有商王武丁时曾“伐髳方”，而且还有“呼伐髳”，“博伐髳方”，“崇伯虎伐髳方”。
陕西宝鸡的神农庙、旬阳的羊山吕河神河，湖北的神农架、随州，甚至湖南茶陵等地的神农文化，就是髳国人所传。否则，经过“炎黄战争”黄帝统一天下后，五帝夏商周都是黄帝子孙，是谁传承神农炎帝文化？而今中国人仍晓得是“炎黄子孙”。
姜巴髳国是以三星堆为中心的西南巴国的邦国，而且髳国首领曾任前线“牧誓八国”总指挥，甚至一度在汉中称王。理由是出土众多的牛首面具上铸有“王”字。但不能用狭隘的地方观念幻想汉中为“古髳”王国，而只能说是姜巴髳首领被选举或禅让为以三星堆为中心的西南巴国之王，因前线战事吃紧，岂能在三星堆安享歌舞升平？而是坐阵前线指挥部掌控局势。
《尚书·牧誓》载周武王之言：“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 “牧野之战”后，姜巴髳受封为“一伯三侯”，伯爵“姜茅”封地于今宝鸡，吕侯封地在今陕南安康旬阳吕河神河，申侯封地在今河南南阳，姜侯封地在晋南即《史记》“周宣王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
髳国有龚、申、吕、姜四姓邦族，龚姓出自汉滨区关家镇、张滩镇髳龚河、大髳山、巴龚岩，战国时曾到达川渝，后被汉高祖迁到商洛。《春秋外传》:“当成周之时，南有荆蛮申、吕、姜姓也。”姜姓是炎帝神农主族，出自伏羲山北炎帝受赐姜姓之地姜家梁、姜家河、髳塌、神农庙一带。
《史记》因周武王封开国宰相姜太公吕望于齐而说他是“东海上人”，其实他是髳国巫师，出生于旬阳吕河，附近有神河，即申姓之河，《世本》:“神氏，神农之后。”《史记·齐太公世家》:“虞夏之际封于吕，或封于申，姓姜氏。夏商之际，申、吕或封支庶子孙，或为庶人。吕尚其后苗裔也，本姓姜氏，从其封姓，故曰吕尚。”周文王的祖母太姜(太王古公亶父妃)，是伏羲山北姜家河髳塌女(今属坝河镇繁荣村)；周武王娶旬阳吕河吕尚女，即周成王之母。
《史记·周本纪》载:周宣王不听大臣劝阻而发动晋南战争，“三十九年(前789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周幽王十一年(前771年)，宠爱褒姒并立其生子伯服为太子，废申侯女申后及其生子宜臼太子，“申侯怒，与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骊山下，虏褒姒。于是诸侯及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平王立，东迁洛邑，避戎寇。”“西夷”就是“牧誓八国”的“西土之人”，“申侯”即髳国首领，西周兴亡均赖巴人之力。周平王封申于河南南阳境内，《左传》载前611年庸、麇、鱼、百濮等巴盟邦将伐楚，“申之北门不启”而令楚向北求援无门，只好破釜沉舟攻其一邦，联合巴子国人、秦郊镇人瓜分庸国。
髳人也有以国为姓者，简写为“茅”，《左传·成公元年》载:茅戎打败周定王(前606年一前586年在位)之师。
《茅盈内传》:“秦始皇三十一年(前216年)九月庚子，茅盈高祖濛于华山之中，乘云驾鹤，白日升天。先是时有《巴谣歌辞》云云。始皇闻歌谣而问其故，父老俱对曰:此仙欣然。乃有寻仙之志，因改腊月嘉平。其《巴谣歌辞》:神仙得者茅初成，驾龙上升入太清。时下玄洲戏赤城，继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学之腊嘉平。”《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腊月嘉平。赐黔首里(赏给唱《巴谣歌辞》的髳巴乡里父老)六石米，二羊，以嘉平。”不可一世的秦始皇居然甘为巴巫蛮道文化的忠实信徒。髳巴后世直到南北朝仍有商洛世袭大将军的“上洛刺使”泉企、仲遵一脉豪族。
鱼巴微国
（见笔者《鱼巴微麇夏商周》，可在《美篇》《百度》《今日头条》等网站查阅）
夏巴卢国
卢国由两股势力组成，《世本·氏姓篇》:“尊卢氏，在伏羲后，后以为氏。”陕西蓝田有尊卢氏陵。《山海经·海内经》:“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鲧复生禹。”始祖为夏鲧，以白马为氏族图腾，陕南安康汉滨区关家镇有骆家河、鲧之山，毗邻旬阳吕河有白马寺；《路史》:“金州，尧舜时为金提国。舜帝崩，禹即真王于金城。”即今安康市；禹娶涂山氏，汉滨区坝河镇有涂家山、太涂垭古庙遗址；夏启封其母族孟涂“司神于巴”，汉滨区坝河镇与旬阳县段河镇临界山即孟涂山孟王寨(海拔1018米)。紫阳县“白马氏遗址”出土的春秋时期巴蜀文字铭文戈，释读为“云明马鲧禹”，正是夏巴卢国的祖先世系。
《路史·国名纪》:“夏世侯伯有卢氏，商世侯伯有卢，盖即《牧誓》八国之一。卢氏县有卢氏山。”卢氏县在与陕南商洛临界的豫西。
《尚书·立政》：“夷微卢丞，三亳阪尹。”是说殷商始祖契，受封于商山，商祖阏伯封于商丘；而商朝建立者成汤兴于亳；所以称商山、商丘和亳为“三亳”。而首亳商山在秦岭，东部夏巴卢、西部鱼巴微。
殷墟甲骨文记载“卢伯”或“卢方伯”曾与商朝友好：“卢伯溧，其延乎飨，吉。”意即卢首领溧参加了商王宴席；“卢方伯溧，王永，大吉”意为卢首领溧与商王结成永久联盟。
卢与商交恶的卜辞：“甲戌卜，翌日乙王其寻卢伯，不雨。”商王武丁之父小乙王，捉拿卢伯*害作为牺牲品，祭天求雨；并在卢伯的头盖骨上刻字。
商王武丁的将帅妇好墓出土一件大玉戈铭文：“卢方皆入戈五。”妇好征伐卢方，继任卢伯皆无奈进贡五件玉戈。在武丁和妇好征伐“巴方”八国联盟的六次战役中，夏巴卢首当其冲。
白马夏巴卢国活动于汉北河南卢氏、淅川到陕南商洛、安康，以及汉南湖北十堰、襄阳、宜昌一带。夏巴卢国是西南巴国的邦国，位于与殷商王朝交往与对抗的最前沿，以其人力、财力的最大牺牲，捍卫三星堆繁荣昌盛。
“牧野之战”后，夏巴卢被封为伯爵，封地在湖北十堰、襄阳、宜昌，“一伯辖三侯”，有三个邦族为侯爵。陕南安康汉滨王家坝出土西周康王时《史密簋》铭文“卢、虎会”，卢族首领师俗率左路军与虎族首领史密率右路军会合“东征”。
春秋时期《左传·桓公十三年》（前700年）：“楚屈瑕伐罗。入罗，罗与卢戎两军，大败之。莫敖（楚大将）缢于荒谷，群帅囚于冶父。”随后卢伯作为汉水联邦巴国盟主与楚联盟“伐邓攻宋”；而后面对楚国进攻蚕食，卢伯爵曼族从湖北荆山迁都安康妫墟，即今安康火车东站“鱼翅遗址”，盟友鱼巴微让给的地盘。
《国语·周语》所谓“卢由荊妫”，是指春秋之际卢国疆界由湖北荆山到陕南妫墟；安康市汉滨区妫墟一带曾出土春秋之际卢国铸制钤有阴文小印的金版“卢金”钱币。所谓春秋前期“巴楚联盟伐邓攻宋”，是由卢国首领曼蛮出任汉水邦联制大巴国之王。春秋中晚期，《左传》载卢、罗(虎巴)在汉水中游与楚拉锯战，《水经注》:“沔水(汉水)又东过中卢县东，县即春秋卢戎之国也。”古史大师顾颉刚《牧誓八国》:“卢戎之卢，今为中卢镇，在南漳县东。”
战国初期著名巴将、巴王巴曼子，是夏巴卢国曼族人，都邑妫墟（今陕南安康市汉滨区）江北火车东站“鱼翅遗址”，为春秋战国时期城邑遗址。指挥其分散在湖北十堰、襄阳、宜昌三侯与楚周旋。
巴曼子挂帅。因周裔宗姬巴子爵于前611年背叛邦联制巴国，与楚瓜分佬巴庸地，将庸都方城居为己都，又回抢佬巴地盘平利、镇坪、岚皋、紫阳，与佬巴积怨甚深。前477年姬巴子与楚争夺房陵而展开大战，楚师击败姬巴子。战争期间，牧誓八国佬巴后世各邦族首领，秘密会盟于今安康市汉滨区关家镇“盟师戍梁”，推举卢国豪族首领巴曼子将军为联邦巴国之王，命各领所部“分进合击”，将姬巴子在汉南巴山北坡受封地及其抢占地一并收复；佬巴联军与楚军合力将姬巴子逐撵到巴山南坡重庆；佬巴联军乘楚军损伤严重休整之机，力助虎巴罗族占领方城复国。《水经注·沔水》:“方城，即南蛮府也。故盛弘之曰:南蛮府东有三湖，源同一水，盖徙治西府也。”
由于宗姬之巴裹挟了一批汉南老牌巴人南迁重庆建立江水巴国，引起汉水中游丹、襄、郧地区与其有着复杂族源关系的部分老牌巴人欲求南迁而发生内乱。据《华阳国志·巴志》和《中国历史人物辞典》载：“周之季世，巴国有乱，将军有巴曼子请师于楚，许以三城。楚王救巴。巴国既宁，楚使请城。曼子曰：藉楚之灵，克弥祸难。诚许楚王城，将吾头往谢之，城不可得也！乃自刎，以头授使。(楚)王叹曰:使吾得臣若巴曼子，用城何为？！乃以上卿礼葬其头。巴国葬其身，亦以上卿礼。”其实，巴人依王礼葬其身，今安康市汉滨区五里镇曼坡上的土冢是曼子墓遗迹。巴曼子以死捍卫既不食言又不失城的气节，其高尚人品与爱国精神令人叹为观止！
夏商周春秋到战国中期卢国活动地域:河南卢氏、栾川，湖北南漳、襄阳、十堰，陕西蓝田、商洛、安康。湖南古史专家何光岳《戎族的来源和分布》:“戎蛮子，春秋时曼姓国，居于河南卢氏栾川一带，后被楚所并。卢戎的一支后来西迁于川西、滇北，形成卢鹿蛮，又叫罗罗夷，即今彝族的一支祖先。”而另一支卢人被称作襄戎，《路史·国名纪》:“襄戎在秦。”《九域记》:“秦州有平襄城，古襄戎，邑襄阳。”是由今湖北襄阳迁至今甘肃清水县西南。战国晚期从汉水流域迁出的卢国亡国流民，也有定居于四川的宜宾、卢洲、彭城。
《括地志》:“虢州(今商洛)、竹山（古上庸）及金州(今安康)，古百濮、卢国也。”留在汉水著名的卢人豪族，有南北朝时旬阳世代为“白兽蛮”渠帅扶猛一族。
虎巴彭国
（见笔者《虎巴彭国史》，可在《美篇》《百度》《今日头条》等网站查阅）
蛇巴濮国
濮人始祖是伏羲第四子墨檊，以蛇为氏族图腾。因其后世人丁兴旺，支庶众多，史称“百濮”。各部族从陕南安康伏羲山出发“走四方”，北上中原者到达河南濮阳，殷墟甲骨文中有“濮”字，或作“仆”“朴”；东南、中南、西南都有分布，所以《说文》释为:“南蛮，蛇种；闽、东南越，蛇种。”濮人著名神话“巴蛇吞象”诞生于洞庭湖畔的岳阳；所谓“苗蛮集团”也是一批濮人部族所形成主体。各地出土的伏羲蛇图腾画像砖石或帛画，就是百濮散居的佐证。“三星堆”出土的青铜蛇雕像，代表濮人是该联盟的邦国。
在汉水流域的一批濮人部族，夏商周时代形成了蛇巴濮国。关于濮国的疆界文献上记载的很笼统，鲍彪说:“濮，《周记》注:在江、汉之南。”易师道说:“江、汉南之濮，乃《书》所谓彭、濮之濮。”所指濮国势力范围是长江和汉水所夹大巴山及江汉平原。
陕南安康是濮人的发源地，紫阳马家营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有“陶塑巴蛇“:该蛇形陶塑系用泥质红陶捏塑而成，蛇头呈三角形，微昂。濮人在安康有两大强族抡换为首领：
其一是“僰族“，紫阳白马石和汉滨月河川道两地曾出土商代“人面纹青铜钺”，《水经注》引《地理风俗记》:“僰于人中最仁，有人道，故字从人。”“僰”字形为“人担两束禾”，是百濮中较早脱离原始图腾而“以人为本”的稻作农业部族。出土于汉滨王家坝的周康王时《史密簋》铭文载随虎巴首领“东征”者有“僰”。汉滨河西出土有战国时期的僰族遗物人纹戈:长胡三穿，援长11.5厘米，有脊，戈胡中部铸刻有一人形图案，头部近似六边形，立发直须，两耳似环，眉目清秀，口含笑意，并有纹身。僰族南迁，汉代时居于犍为郡僰道县(今四川宜宾西南)，《说文》:“僰，犍为蛮夷。西南僰人，从人，盖在坤地，颇有顺理之性。”
其二是“濮砣族”，以伏羲山北部濮砣山为根据地，该地新石器遗址出土有件镌刻结绳图语符号“巴濮”的石斧。参加周武王伐商纣王“牧誓八国”之“濮人”首领就是濮砣族。周成王时《大保玉戈》铭文载“出汉南殷见濮侯君，用御者仆人百名赏赐”，受宠者亦是濮砣侯。
夏商时期，史称“江汉南百濮”，分布巴山南北江汉流域。《逸周书·王令解》：“伊尹受（商汤）命，于是为四方令：正南，百濮，请令以珠玑、瑇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
殷墟甲骨文记载商王武丁时，商朝经常“伐濮”，俘掠濮人做奴隶，所以后来称奴隶为奴僕。汉中出土商代“蜒维纹戈”和“龙蛇纹戈”，即蛇巴濮国图腾。安康汉滨、紫阳出土的巴式剑，是近战兵器，柄铸双箍，紧握不松手。
殷商时期，蛇巴濮的众多部族，分散在汉水之南到长江一带广阔区域。经常与商军交战的是今十堰襄阳宜昌三市的“巴濮”和安康市的“僰濮”“濮砣”三族，人多势众，战力顽强，习惯冲入敌阵短兵相接，只图进攻而不后退，所以一旦受敌大军包围，被俘不足为奇。濮人参加周武王伐商纣王的“牧野之战”得胜后，这三族都被封为侯爵。《国语》：“武王克殷，巴濮楚邓，吾南土也。”
濮国在湖北的领地不断被楚夺取，楚武王三十七年(前703年)“始开濮地而有之”；《左传》载前611年“百濮聚于选将伐楚。百濮离居，将各走其邑。楚出师，旬有五日，百濮乃罢。”周景王二十二年(前522年)“楚子为舟师以伐濮”；前361年楚攻取丹(河南南阳)、襄(襄阳)、郧(十堰)置汉中郡(治所丹阳即今河南淅川)。濮人仅有残存之地西城（今陕南安康市）。
巴曼子壮烈后，由濮族首领继任汉水巴国王位，濮砣是汉南蛇巴濮人王族世袭名号，战国前中期有两任濮王分别称上濮砣、下濮砣（今安康市汉滨区坝河镇繁荣村上濮砣、二郎村下濮砣人）。
“巴曼子一头保三城”的爱国壮举，激发濮人锐气剽悍，由上濮砣出任汉水巴国之王，率领虎巴锡氏及罗氏、夏巴卢氏、蛇巴朴氏及僰氏、虞巴麇氏及鱼氏等“巴夷王”部族，挺进汉水中游夏巴卢国地域和蛇巴濮国故地与楚对垒，展开反复争夺拉锯战。
《华阳国志·巴志》：“巴、楚数相攻伐，故置捍关、阳关及沔关。”沔关、阳关即汉水中游沔阳、襄阳一带；捍关在汉南关垭子（今陕南平利县与鄂西竹溪县临界关）。上濮砣去世后归葬于故里濮砣山悬崖墓窟（曾出土战国时期巴王镀碧宝剑)。
下濮砣继任执掌汉水巴国王权，为了把楚军赶出汉南庸国故地，还联络“与巴同囿”的南郑（今汉中市）蜀人出兵前来相助，《史记·楚世家》：“肃王四年（前377年），蜀伐楚，取兹方。于是楚为捍关以拒之。”伏羲山东段古称龙毕兹（巴语谓伏羲为毕兹），“兹方”代指蜀人协助夺回了今西岱顶到关垭子东边境。与虎巴罗国占居的竹山方城连接。
为夺取庸国故地竹房一带，下濮砣南去与江水巴国周裔姬姓巴子爵结盟，却不幸发生了惨剧，《舆地纪胜》引《图经》：“巴王、濮王会盟于此（重庆合川钓鱼山双墓），酒酣击剑相*，并墓而葬。”濮人在下濮砣故里建立濮砣庙祭祀，至今香火不绝，民国汪氏墓碑顶上还镌刻“濮砣天祖”予以崇敬。
前312年汉水西城巴国被秦和平统一。安康濮人后世著名首领有东汉末期“五斗米道祖师”张修“居王巴汉”(濮砣山险峰极顶上的“祖师寨”相传为张修所建，寨中有张修祖师庙)；南北朝时期“蛇巴酋帅”杜清和“自称巴州刺史”(坝河下游旬阳段出土有巴州疆界巴人文字青铜官印)。
巴人功绩
1.巴祖伏羲及继承者三皇五帝开创了“原始共产主义”，正如《礼记》所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2、巴人鼎力相助帮夏商周建国，又英勇善战使夏商周亡国。巴蜀地区夏商周时代“三星堆金铜器群”和“汉中金铜器群”文明，与中原文明并驾齐驱，与巴比伦、希腊、埃及世界上古辉煌文明争奇斗艳。巴人的音乐舞蹈成为中华民族的国粹。
3、实力保障秦一统天下，《战国策》:“秦西有巴、蜀、汉中之利。用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变，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可以并诸侯，吞天下！”
4、强力支持“汉中王”刘邦开创汉朝汉族汉语汉文明，《华阳国志》:“高帝东伐，萧何常居守汉中，足食足兵。”《史记》:“汉王起蜀、汉之兵击三秦。蜀、汉之粟方船而下，汉王起巴蜀鞭挞天下！”
5.东汉晚期张修、张鲁“居王巴汉”开创出“原始社会主义”，*于1958年12月7日、10日两次批语印发给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委员们:“在西方(以汉中为中心的陕南川北区域)，有五斗米道，其法，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徕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向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有一千七百年的时间了，则带有原始社会主义性质。”*于1958年11月3日同九个省市委*谈话说:“三国时候，汉中有个张鲁，他也搞过吃饭不要钱。凡是过路的人，在饭铺里吃饭、吃肉都不要钱。尽肚子吃。他统治了三十年，人们都高兴那个制度，那里有一种社会主义作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由来已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