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牢之战是唐朝统一的决定性会战。战前，唐军除已确保关中外，陇右、河东、巴蜀广大地区已全在其控制之下，实力已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割据势力。
当时，以洛阳为中心的王世充集团，续有发展；肖铣集团地盘扩展得很大，但志在保守，无问鼎中原之志；河北窦建德军，多次击破隋军，并俘唐将李神通、徐世勣，占领黎阳，实力增加，且颇得人心。
对唐来说，主要对手仍然是窦、王两大势力。因王世充称帝，窦建德与王发生矛盾而断绝了往来；在窦建德占黎阳后，又与王世充的势力已直接对抗。形势对唐特别有利。
在取得河东之战的胜利后，唐军士气振奋，不待休整，即举军东向，目的在于各个消灭窦、王两大对手，以达到统一全国的目的。
李世民虎牢之战示意图
在决定讨伐王世充的这一天，李渊下达了让太子李建成前往唐突(东突厥)前线加强边防守备的命令。行军总管段德操和幽州总管罗艺等受太子节制。
原来李渊起兵时，为减少后背压力，力排众议，曾对突厥称臣。随着李唐王朝在中原地区逐渐壮大，突厥人感受到了威胁，又扶植盘踞在陕西北部、鄂尔多斯沙漠的梁师都以及甘肃的薛举等部，对草创时期的李唐王朝进行了多次大小不等的攻击。
所幸，李唐王朝通过经济上贿赂突厥，军事上打击顽伪，政治上低调绥靖的方式屡次化险为夷。太子李建成此次亲赴边境坐镇，就是为了处理好微妙而又多变的唐突关系。
其实，从太原起兵到高祖进入长安称帝建唐，李建成的功业并不亚于李世民；至于政事上，“高祖忧其不娴政书，每令习时事，自非军国大务，悉委决之”。当时三十二岁的李建成已具备一个成熟政治家应有的灵活和包容。
唐高祖李渊
由李建成守卫边疆，是李世民能够东出的关键所在。唐高祖武德三年(公元620年)七月，李世民率大军进入河南，王世充也加强了洛阳的防守。
王世充的防御策略为结集重兵扼守军事要点。他优选辖属州镇的骁勇之士齐集洛阳，设置四镇将军，招募兵丁分守四城。传檄各地地方武装节节抵抗，以拖延唐军进攻速度，耗疲唐军军事资源，为长期坚守洛阳做准备，甚至为最后的大决战和大反攻赢得时间。
但唐军一经压境，洛阳附近州县，就纷纷动摇降唐，使唐军得以顺利地完成对洛阳的合围。李世民率主力屯军北邙(今洛阳市北)，策应各军围攻洛阳。
王世充像
王世充在唐军临近的时候，曾向窦建德求援。窦的谋士刘彬认为应该同意王的请求，他分析形势说：
“天下大乱，唐得关西，郑(王世充称帝，国号郑)得河南，夏(窦建德称帝，国号夏)得河北，共成鼎足之势。今唐举兵临郑，自秋涉冬，唐兵日增，郑地日蹙，唐强郑弱，势必不支，郑亡，则夏不能独立矣。不如解仇除忿，发兵救之，夏击其外，郑攻其内，破唐必矣。唐师既退，徐观其变，若郑可取则取之，并二国之兵，乘唐师之老，天下可取也！”
窦建德采纳了刘彬的建议，一方面答应去援救洛阳，一方面派人去劝说李世民罢洛阳之兵，自己率军继续攻打孟海公。李世民有意不遣返窦的使者，继续围攻洛阳。
窦建德像
洛阳是坚城，发挥不了李世民善于*的长处，因而自武德三年八月到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初，屡战无功，将士多疲惫欲归。
刘弘基向李世民建议回师，但李世民认为：“今大举而来，当一劳永逸。东方诸州已望风款服，惟洛阳孤城，势不能久，功在垂成，奈何弃之而去！”
乃下令军中：“洛阳未破，师必不还，敢言班师者斩！”以表示决心，稳定士气。
当时，唐军重重围困洛阳城，挖掘壕沟修筑堡垒以防郑军突围。洛阳陆路和水陆粮道被切断，已彻底沦为一座与外界隔绝的孤城。
李渊在长安听说士卒疲惫，也下令李世民班师回朝。李世民一边上表说洛阳不日可克，一边派遣参谋军事封德彝入朝汇报战况。
封德彝再次说服李渊：“王世充虽然占领的土地较多，但大部分都已投降。现在他的命令已出不了洛阳城，而洛阳城朝夕可下。如果现在班师，必然功亏一篑，让他缓过气来，以后再要胜郑，就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围攻洛阳
其实，更严重的问题是，如果李世民此时班师，洛阳周边的屯垒就会随时反叛，届时唐军能否安全撤回长安都是问题。
因为这些屯垒为了防止王世充秋后报复，肯定会不遗余力地攻击撤退中的唐军，以此为投名状。所幸，李渊最终同意了李世民继续围攻洛阳的建议。
武德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唐军左卫将军王君廓在王世充郑州司兵沈悦做内应的情况下，半夜率兵袭取虎牢关，擒获郑荆王王行本与长史戴胄。唐军占领虎牢关，成为日后取胜的关键。
唐高祖武德四年三月，窦建德军在周桥(今山东定陶)兼并孟海公部起义军后，亲率军十余万人援救洛阳，连下管州(今河南郑州)、荥阳、阳翟(今河南禹县)，水陆齐发，向西进逼，屯军在成皋(今河南荥阳西)的西原。
战场上的唐军
唐军面临坚城未下、强敌骤至的情况，内部产生两种不同主张。
宋州刺史郭孝恪认为：“世充穷蹙，垂将面缚，建德远来助之，此天意欲两亡之也。宜据武牢(即虎牢，唐祖名李虎，故讳而改武)之险以拒之，伺间而动，破之必矣。”
记室薛收同意郭的意见，并进一步分析情况说：“世充保据东都，府库充实，所将之兵，皆江、准精锐，即日之患，但乏粮食耳。以是之故，为我所持，求战不得，守则难久。
建德亲率大众，远来赴援，亦当极其精锐。若纵之至此，两寇合从，转河北之粟以馈洛阳，则战争方始，偃兵无日，混一之期，殊未有涯也。
今宜分兵守洛阳，深沟高垒，世充出兵，慎勿与战，大王亲率骁锐，先据成皋，历兵训士，以待其至，以逸待劳，决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过二旬，两主就缚矣！”
李世民很赞同他的分析和建议，但萧瑀、屈突通、封德彝等认为唐军已疲惫，洛阳也不易攻下，窦军锐气正盛，有腹背受敌危险，不如“退保新安，以承其弊！”
李世民对以上两种不同意见决断说：“世充兵摧食尽，不烦力攻，可以坐克。建德新破海公，将骄卒惰，吾据武牢，扼其咽喉。彼若冒险争锋，吾取之甚易；若狐疑不战，旬月之间，世充自溃。城破兵强，气势自倍，一举两克，在此行矣。若不速进，贼入武牢，诸城新附，必不能守；两贼并力，其势必强，何弊之承！吾计决矣。”
战场上的李世民
这个“一举两克”的决策，为中原决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李世民所以断然出此决策，是基于对洛阳“可以坐克”的判断。
按史*载，因唐军断洛阳粮道，洛阳城极度缺粮，一匹绢价值三升带壳小米，一匹布价值一升盐，服饰珍玩如粪土。洛阳城居民吃尽草根、树叶后，纷纷在护城河取细泥沙掺和米屑做成饼吃。城内居民从最初的三万家锐减到三千家。就连高级官员都饿死不少。
其次，对窦军“将骄卒惰”，判断得也很准确。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法，各个歼灭两大对手是可能的。如果采取消极的退守主张，不但战争旷日持久，而且对唐军会产生不利的后果，影响到统一战略的早日实现。
李世民决心既定，命李元吉、屈突通等继续围攻洛阳，亲率以玄甲军为核心的骁勇三千五百人作先锋，东奔虎牢(今河南荥阳西)。
之前，为了适应机动作战的需要，李世民曾优选一千多名精锐骑兵，分为左、右队，因其皆着黑袍、黑甲，所以得名玄甲军。玄甲军由秦叔宝、程知节、尉迟敬德、翟长孙四名队长统领。
玄甲军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玄甲军能有卓越的战斗力，很大程度上多亏这四位猛将。至于翟长孙，他初为薛举的内史令，于李唐与薛举决战前夕，率领部众归降李唐。出于统战考虑，也由于唐初军事人才紧缺，他也成了玄甲军统领。
优选的精兵，再加上如此猛将担任统领，故李世民将玄甲军作为倚重的力量，甚至他也喜欢穿着黑衣、披着黑甲率领玄甲军为前锋。
至此，唐军和窦建德起义军的虎牢之战，成为唐军与王、窦两大对手决胜中原的战略决战。
窦建德出生于贝州漳南(今河北故城东北)，世代务衣为生。不过，窦建德勇力过人，从小言出必行。隋末大乱，窦建德以一个小军官起家，礼贤下士，与弟兄同甘共苦。窦建德不喜欢吃肉，每顿只是几盘蔬菜加脱壳小米。妻子和身边随侍人员都是布衣裙衩。每攻下一城，窦建德就将财物全部分给属下将士，自己分文不取。因此，其势力逐渐壮大。
窦军到达虎牢(河南汜水)东原，立即占领附近各要点，又分兵占领阳翟，但犹疑不决，没有继续发展，失去战略外线的有利形势。
李世民亲率玄甲军驰奔虎牢
李世民亲率精锐白天经洛阳城外驰奔虎牢时，王世充在城头望见，摸不清唐军意图，不敢出击，三月二十四日，李世民顺利进入虎牢关。
二十五日，李世民率骁锐骑兵五百名，前往虎牢关东二十多里处的窦建德军营旁，窥探夏军虚实。并诱其出击，然后设伏消灭小股窦军，以挫其锐气，使其不敢逼近虎牢。
四月初一，唐军益州行台左仆射窦轨率领巴蜀精兵会合李世民所率唐军，共击郑军。这支生力军的补充对久战疲惫的唐军而言无疑雪中送炭。
李世民与窦建德斗智斗勇之际，洛阳城内的王世充也蠢蠢欲动。他侦知围困郑军的唐军最高统帅为齐王李元吉后，觉得李元吉的军事统率能力并不强，容易战胜，于是派兵出城突围。
结果，郑军被李元吉伏兵截*，被斩首八百余级。首战失利让王世充意识到自己轻敌，首战告捷又让年轻的李元吉生了轻敌之心。
战场场景
四月十五日，王世充派遣属下骁将单雄信和杨公卿再次引兵出战。李元吉此次没有伏击，而是与二将正面对战。王世充让单雄信单挑李元吉，行前用金碗给他倒了一碗壮行酒。单雄信一饮而尽，驰马而出，很快将李元吉逼入绝境。
李世勣望见惊遽，在阵前声声高呼：“大哥大哥，他是我家主公！”单雄信早年与李世勣同事李密，二人交情匪浅，是生死之交。单雄信听到，揽辔而止，回头笑着对李世勣说：“胡儿(李元吉小字三胡)要不是你，今天他就被我干掉了。”
唐军此役损伤不小，行军总管卢君谓战死。此役过后，李元吉认识到自己并无其兄李世民的独立战斗能力，遂听取屈突通等人的建议，深沟固守，不再出战迎敌。
两军相持月余，窦军数次失利，将士思归，士气开始低落。稍后，唐将王君廓又抄袭了窦军粮道，俘其大将张青特，更陷窦军于不利。此时，窦建德的谋士凌敬建议：
“大王悉兵济河，攻取怀州、河阳，使重将守之，更鸣鼓建旗，逾太行，入上党，循汾、晋，趣蒲津，如此有三利：一则蹈无人之境，取胜可以万全；二则拓地收众，形势益强；三则关中震骇，郑围自解，为今之策，无以易此。”
凌敬的方案
建德犹疑未决，而王世充遣使告急，不绝于途，并以金玉贿赂窦军诸将，暗中阻挠凌敬方案的实行。建德以为士气甚高，如果决战，可以取胜，虽凌敬固执力争，也不采纳。
建德妻曹氏晓兵略，也劝建德说：“祭酒(凌敬官国子祭酒)之言不可违也，今大王自溢口(太行八陉之一)乘唐国之虚，连营渐进以取山北，又因突厥西抄关中，唐必还师自救，郑国何忧不解！若顿兵于此，老师费财，欲求成功，在于何日？”
建德仍坚持此来是救郑，不能背信舍之而去，不考虑她的意见。凌敬方案是针对当时形势化被动为主动的方案，如果实施，虽洛阳未必能救，但可远袭唐军侧后，威胁关中，既可避免被消灭的危险，且可扩大实力，有继续与唐军抗衡的可能，就当时情况说，是有战略远见的可行方案。
武德四年五月，唐军得到窦军将趁唐军马料食尽去黄河北牧马时、袭击虎牢的情报。李世民将计就计，亲率军渡河牧马，并留马千余匹于河边以迷惑窦军。
唐军夜夺虎牢关
窦建德果然中计，命令全军出动，自板诸出牛口布阵，北依大河，南抵鹊山，西抵汜水，宽约二十余里。窦军这是孤注一掷的冒险行动。李世民亲自登高窥视窦军情况后，对诸将说：
“夏军起自山东，从未见过大敌。现在度险喧嚣，可见没有军纪。逼近我们城池列阵，可见有轻视我军的心态。只要我军按甲不出，等到他们士气衰竭，士兵饥饿难耐，肯定会自己退兵。到时候我们出兵追击，无不克者。现在，我可以跟你们打个赌，不出中午，敌人必破。”
果然，窦军列阵自辰至午，士卒饥倦，都坐在地上，并争取饮水，队伍混乱。李世民令宇文士及率三百轻骑经窦军阵前由北向南驰行，并告诫他如见敌阵严整不动，应迅速回军；如阵势动摇，就趁势冲击。
宇文士及率队出动后，窦军阵势果然动摇，适唐军放牧的马也归营，李世民立命全军出击。自己亲率玄甲军为前锋先进，大军继后，过汜水，直冲敌阵。窦建德正在和群臣朝会，唐骑骤至，仓促应战。
唐军玄甲军
李世民率史大奈、秦叔宝、程知节等骑冲入窦军阵地后，卷起唐军旗帜，直贯敌后，又复张其旗帜，使窦军陷入大混乱，向东溃退，唐军追*三十余里，斩首三千余级，俘窦军五万余人，窦建德也因伤被俘。
李世民回军洛阳后，以窦建德示王世充，王不得已请降，实现了李世民“一举两克”的企图。
李世民在决胜中原的虎牢之战中所以能“一举两克”，在于他战略眼光远大，斗志坚强，坚持积极决策；在执行时，对强大对手仍采取后发制人的作战指导，用种种方法迷惑、欺骗对方，以创造战机。
李世民自己总结作战经验说：“朕自兴兵，每执金鼓，必自指挥。习观其阵，即知强弱。常以吾弱对其强，以吾强对其弱。敌犯吾弱，追奔不逾百数十步，吾击其弱，必突过其阵，自背反击之，无不溃，多用此而制胜，思得其理深也。”
正因为李世民重视敌情，善于分析敌情，从谏如流，从而作出正确判断，进行符合战场实际的作战指导，所以常能取得胜利。
得胜后的唐军
虎牢之战，李世民采用以精锐从中央突破直捣对方统帅部，并突贯敌阵后再回军冲击的办法，使窦军陷入混乱，以局部的胜利，影响全局的结果，创造了我国古代以少击众的典型战例。
七月二十日，李世民入长安，身披黄金甲，率领齐王李元吉等二十五将，重骑兵一万名、轻骑兵三万名，献王世充、窦建德二俘于太庙。
李渊历数王世充罪过，将其贬为庶人，与其家族一起迁到成都居住。临行前夕，王世充被仇家羽林将军独孤修德*死。王世充的哥哥王世伟和儿子王玄应在去四川的路上，因图谋造反，伏诛。
窦建德则被斩首。窦建德余党提议立其养子为主，继续与李唐对抗，但被其妻否决：“夏王威震河朔，现在一出不复，这就是天命有归吧！不如诚心请降，以免生灵涂炭。”于是举众投降。
虎牢之战作为李唐立国的定鼎之战，意义深远，甚至影响了李唐的国运和历史走向。
唐太宗李世民
决战前，李渊让宇文士及转告李世民：“我们之所以攻取洛阳，目的是止息兵戈。攻破洛阳后，洛阳城内的车马服饰、印章文物、书籍兵器，只要不是私家所用物品，一律交予秦王保管，收归国库。其余美女玉帛，合理分给将士。”这条命令既限制了李世民染指公器的妄心，又给了他处理私物的权力。
但此战，李世民功劳巨大，李渊不得不给了他无上的荣耀，使他居于一切臣属之上，甚至能够与太子李建成平起平坐，结果激发了其觊觎皇位的野心。此后，李世民与太子交恶。玄武门之变、贞观之治和大唐帝国三百年的盛世宏图，其实都可以说源自虎牢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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