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地处华北平原的北部，是东北族渔猎文明、西北游牧文明及中原农耕文明的交汇地带(图1)，三种文明在北京地区持续碰撞、融合，形成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南海子就是这一共同体形成的见证，在其从辽至清的发展过程成中体现了中华民族“与天地参”的生态观、“礼乐复合”的社会观、“多元一体”的民族观，“以民为本”的民生观等共同文化意识。
图1：北京地处三大文明的交汇地（《颐和园文物保护规划》）
一、溯源
皇家苑囿起源于先秦，是中国古典园林的雏形。先秦、两汉时期，城市依河流选址，而与城共生的大型皇家苑囿多于水源处湿地营建，充分利用湿地生态环境效益，进而形成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苑囿承担着生态保护、物质生产、禽兽牲畜繁育、起居游赏仪式、狩猎与军事等多重功能，汉代的上林苑就是结合湿地环境营建皇家苑囿的典型代表（图2）。
图2：西汉上林苑的水系及其与城市关系（《中国古代建筑史》）
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清楚地记载了上林苑依以湿地环境为营建基础，通过水系划定苑囿范围：“终始灞浐、出入泾渭。沣镐涝潏，纡馀委蛇，经营乎其内。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东西南北，驰骛往来。”可见苑囿水源丰沛，生态环境优渥。文中作者极力渲染描绘苑内林木花草、奇珍异果、飞禽走兽、离宫别馆的壮丽景象及汉天子游猎的盛大规模：“卢橘夏熟，黄甘橙楱，枇杷橪柿……㺎旄貘嫠，沈牛麈麋，赤首圜题……天子校猎,乘镂象，六玉虬，拖蜺旌，靡云旗，前皮轩，后道游。”借以讽谏帝王将如此肥沃的土地建为禁苑，是与民争利的行为。《上林苑》文章最后天子反思：“地方不过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垦辟，而人无所食也。夫以诸侯之细，而乐万乘之侈，仆恐百姓被其尤也。”强调苑囿营建要以民为本、与民共享，而这种民本思想对当今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和谐社会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图3：《子虚上林图》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明代著名画家仇英根据《上林赋》中所描绘，创作了《子虚上林图》（又名《天子狩猎图》）（图3），以精细的笔墨再现天子于上林苑中游猎讲武、祭祀等恢弘画面，实际上这就是辽金以来，尤其是明代南海子的真实写照。
图4：永定河冲积扇潜水溢出带的分布（侯仁之《北京历史地图集-生态文化卷》）
二、辽代
南海子位于北京小平原南部的南潜水溢出带上，随着古永定河道的摆动，这里形成了一片水草丰美、湖泊密布的湿地，这片湿地就是南海子营建的生态环境基础。丰沛的水源造就了南海子北京生态屏障的历史地位，自辽金以来得到了持续的人文开发。辽将唐代的幽州城升为南京。辽太宗因俗而治，“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设南北两院。辽世宗以后, 辽主效仿中原诸王朝,接受朝见和处理政事，于皇帝的行在之所设朝廷，称为捺钵[1]。到了辽圣宗时期，辽主张与北宋议和。在这种形势下，圣宗的春捺钵开始向南京地区移动，以处理与北宋相关的政务。同时，延续契丹民族传统，在候鸟北归之际举行水围活动[2]。辽代捺钵的建筑形式以营帐为主，因而尚未见在南海子有固定建筑的记载。从宋人绘画中的契丹营帐，以及清代皇帝驻跸幄、大营，我们不难想象辽代帝王与南海子捺钵的场景（图5）。
图5：平定伊利回部战图册-邬什酋长献城降图（《清史图典》）
三、金代
贞元元年（1153），海陵王迁都燕京，北京首次成为帝国的首都。金代帝王均尊崇儒学，号称小尧舜的金世宗，在吸收儒家文化的同时，也强调要延续渔猎民族文化传统，遵循辽代皇帝四时巡守的旧俗：“自今四时游猎，春水秋山，冬夏捺钵，并循辽人故事。”在城东南三十里[3]，即今晾鹰台一带举行春水活动。金代“春水秋山”与辽代“捺钵”有所不同，皇帝行营不再是政治中心朝廷的所在，仅借春水之际体察民情：“天子巡狩当举善罚恶。”与契丹人相比，女真人的居住习惯也有所差异，“栋宇是居，不便迁徙”[4]。于是，最迟在明昌五年（1194）金章宗已在今晾鹰台一带修建别宫，作为春水期间驻跸之所，并于承安三年（1198），将其命名为建春宫，是为南海子行宫建设之始[5]。
图6：从金中都丰宜门至晾鹰台的距离（谷歌地图）
从中都如春水的距离，以及清代舆图中的旧御道来看，晾鹰台一带就应该是金代春水的目的地，而图中旧御道穿越的小海子（图6），地势略高，应为临时搭设帐篷的营地，这也是后来南苑机场选址于此的主要原因，这条御道至今依然部分留存，即今日的南苑西路、南大红门路。
四、大元
至元八年（1271），忽必烈听从刘秉忠建议，取《易经·乾卦》“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改国号为“大元”，并于次年定都北京，自认中华正朔。逐水草而居的蒙古人，将行围视为皇室乐趣与荣耀之所在，在都城郊原设皇家猎场，称为“飞放泊”。此时，水草丰美的南海子一带成为离元大都最近的猎场，称“下马飞放泊”，内筑晾鹰台（呼鹰台），并将鹰坊这一专门饲养猎鹰的正三品衙署设在晾鹰台附近。元武宗于元至大元年（1308）二月下令立鹰坊为仁虞院。仁，是中国儒家学派道德规范的最高原则；虞，是古代掌管山泽之官，取名仁虞院管理下马飞放泊，可见元代下马飞放泊虽无苑囿之名，已有苑囿之实。元代，官署的修建、帝王的狩猎活动，极大的推动了南海子的人文开发，此时为史料记载的建筑还有海中殿、幄殿、七十二桥等[6]。
图7：明代的南海子（《三才图会》）
五、大明
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虽未在官方文件中申明国号出自《易经·乾卦》，“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这在文人熟读《易经》的社会应是不言自明的事实，表达了大明对大元是中华正朔的认同与继承。作为中原农耕文化的代表，明代积极复兴传统文化，正如上林苑海子碑记中所述：“苑囿之设制乎，曰古制也，盖先王蒐苗狝狩四时示武于天下……盖以重王命利群黎也。”与前朝游牧民族四时迁徙、从不固守一地不同，农耕民族更加依赖土地。因此，明朝统治者下令对下马飞放泊进行扩建，建筑垣墙，明确范围，改称南海子，由上林苑监管辖，设海户种植粮食蔬果，豢养牲畜，成为京城重要的物质储备基地。除修建围墙，开辟苑门之外，明代南海子内辟二十四园，设四提督署，并修有庑殿行宫等建筑。
明成祖迁都北京初期，前朝蒙古贵族残余势力还未完全肃清，京城一带依旧居住着许多蒙古族后裔，受到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影响，在苑囿功能上，南海子延续了辽、金、元时期皇家猎场的功能，成为明代皇帝行围演武的重要场所。明代商喜《明宣宗行乐图》描绘了宣德皇帝出行游猎的场面，出宫苑入林郊，丘壑纵横、溪水潺潺、树茂花繁、飞鸟走兽成双结对的场景就是明初南海子景致的真实写照。经过明朝历代建设，南海子已成为颇具规模的皇家御苑。然而，由于海户制度的不完善，明后期南海子日渐荒废，一派“荒莽沮湿，宫馆不治”的衰败景象。
图8：乾隆皇帝射猎图（故宫博物院藏）
六、大清
清朝入关后，全面继承明代的宫殿、园林遗产，顺治十三年（1656），顺治皇帝曾有谕：“思物力之限，罔敢过用，轸民生之疾苦，不忍重劳。” 满族是一个悠久的渔猎民族，起源于东北白山黑水之间，行围骑射是满族人不可缺少的生活内容，但此时朝廷尚无财力新修皇家猎场以供行围。于是，顺治帝将明代凋敝的南海子重加修葺，作为猎苑，改称南苑：“仰惟开国以来，若南苑则自世祖肇加修葺，用备蒐狩。”并在此长期驻跸、理政，使之成为与紫禁城互补的政务中心。历经康乾两朝的持续增华，南海子全面复兴了中华民族先秦以来大型皇家苑囿的意向与历史功能，在清代北京的城市生态、政治、文化、宗教、经济、军事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图9：凤泉凉水河图（国家图书馆藏）
从城市生态角度看，作为京南重要水源地，南海子水利工程承担了养源、清流、济运、蓄洪、均沙的综合功能。乾隆时期通过对南海子内主要河流上下游泉脉、水道的梳理、调节，使得凉水河与通惠河共同构成了京城潜运的“双保险”,保证了京城生命线—京杭大运河的通畅无阻，南海子是当之无愧的北京运河文化带上的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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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同治朝《南苑全图》中的关帝庙 （国家图书馆藏） | 图11：顺治皇帝南苑接见五世达赖 （布达拉宫西平措大殿壁画） |
在政治与宗教信仰上，面对自明代以来日益兴盛的岳飞信仰，顺治皇帝采取存而不论，回避矛盾的策略，加封关公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在全国推行关公信仰，此涨彼消，弱化了不利于民族团结的舆论。南海子在清代曾出现过6座关帝庙（图10），它们就是清代化解民族矛盾的政治智慧的见证。事实上，南海子内共有寺庙22座，堪称北京城南郊的宗教信仰中心。其中，南苑德寿寺的营建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休戚与共的见证。顺治九年（1652），五世达赖喇嘛首次入京朝觐，顺治皇帝于南苑设宴接见，并修德寿寺以表纪念。乾隆四十五年（1780），六世班禅自西藏赴京祝釐，于德寿寺拜谒乾隆皇帝。藏族宗教领袖的朝觐使得藏族文化对中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德寿寺正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中华民族认同的重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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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圆明园四十景之洞天深处 （圆明园四十景） | 图13：晚清《南苑全图》中的新宫 （国家图书馆藏） |
礼乐复合是中国传统政治社会生活模式，荀子说：“乐合同，礼别异。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矣。”宫殿、坛庙是礼的场所，等级森严的礼制在传统建筑上体现为：金碧辉煌、格局严整，屋顶多为庑殿、歇山顶；园林、行宫是乐的场所，乐旨在陶冶情操，因而园林建筑一般采用白墙灰瓦、简洁朴素，屋顶多为硬山、悬山顶。目前，关于新旧衙门、南红门行宫的复原研究，受部分南海子总体性舆图中写意性建筑形式的影响，误以为其主要殿堂为歇山和庑殿顶。乾隆二年（1737）修缮档案中载：“南海子各行宫各主殿均为硬山顶”，其空间氛围与圆明园四十景之洞天深处相仿，这也比较复合中国传统园林的高尚文雅之风采。
《孟子》曾言：齐宣王苑囿方四十里，因独享，则大；文王苑囿方七十里，与民同乐，则小。这种以民为本、与民共享的理念，直接影响了清代南海子的营建。“衣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南苑内设海户地，海户每人分田24亩进行垦荒耕种。为顺应农时，方便海户耕作出入，康熙皇帝曾下旨在苑墙上开洞14处，随开随堵。乾隆朝苑墙包砖时，将这些必要的临时洞口改为角门。这些角门正是“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这一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体现，也是流贯中国政治思想的主流精神。
综上，南海子在持续的经营过程中，多民族文化相互碰撞、融合，共同铸就了中华民族“与天地参”的生态观、“礼乐复合”的社会观、“多元一体”的民族观，“以民为本”的民生观，这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赖以存在与发展的核心精神。
[1]《辽史·营卫志》：“居有宫卫，谓之斡鲁朵；出有行营，谓之捺钵。”
[2]《辽史·食货志》：“皇帝正月上旬起牙帐，约六十日方至，天鹅未至，卓帐冰上，凿冰取鱼。冰伴，乃纵鹰鹊捕鹅雁，晨出暮归，从事弋猎。”
[3]《金史·世宗下》：“大定二十三年（1183）正月，辛巳，广乐园灯山火。壬午，如春水，诏夹道三十里内被役之民与免今年租税。”
[4]《金史·列传》：“本朝与辽室异……我本朝皇业，根本在山南之燕，岂可舍燕而之山北乎？上京之人，栋宇是居，不便迁徙。”
[5]《金史·章宗二》：“（明昌）五年春（1194）正月……幸城南别宫。”《金史·章宗三》：“（承安）三年（1198）春正月……如城南春水……以都南行宫名建春……二月幸建春宫。”
[6]《帝京景物略》：“城南二十里，有囿曰南海子。方一百六十里，海中殿，瓦为之。曰幄殿者，猎而幄焉尔。不可以数至而宿处也。殿傍晾鹰台，鹰扑逐以汗，而劳之，犯霜雨露以濡，而煦之也。台临三海子，水泱泱，雨而潦，则旁四淫，筑七十二桥以渡，元旧也。”
参考文献
[1]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9年
[2]（东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3]（元）脱脱等撰：《辽史》，中华书局，2016年
[4]（清）焦循：《孟子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
[5]（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
[6]阴法鲁主编：《古文观止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
[7] 王晶：《绿丝临池弄清荫，麋鹿野鸭相为友——清南苑研究》，天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
[8]《清实录》，中华书局，1991年
[9] 侯仁之：《北京城市历史地理》，燕山出版社，2000年
[10] 侯仁之、邓辉：《北京城的起源与变迁》，中国书店出版社，2001年
[11] 王茹：《立于礼，成于乐——礼乐精神对中国传统居住建筑室内环境艺术的影响》，《建筑师》2006年05期
[12] 张鲁原编著：《中华古谚语大辞典》，上海大学出版社，2011年
[13]（明）王圻、王思义编集：《三才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