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AshuraSJ@bigfun社区
·山海经原型：《山海经》
《山海经》
如果要说中国人最熟悉的奇幻神话书目，可能很多人都会第一时间想到《山海经》。这部成书时间不详、作者身份不详、记载内容多不详的书仅有三万余字，却构建起一个无比奇幻瑰异、玄之又玄的古代世界，以至于甚至年幼和成年后的鲁迅都对此书念念不忘（《阿长与山海经》）；书中记载的内容涵盖动物、植物、河川、山脉、神祇、矿产、祭祀、农耕等方面，被视为我国最早的博物志和地理志书目，甚至还有将书中的各种奇珍异兽抽出来就能组建“山海宇宙”的说法，足见此书所载内容之广博瑰异。
《山海经》之名最早见于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大宛传》，表明西汉建立以前《山海经》就已存在；根据传承来看，《山海经》应该在西汉之前很久就已成书了。明代杨慎认为《山海经》可追溯到奴隶制社会兴起的“大禹之世”，将禹铸九鼎认为是《山海经》最早的配图；而更广泛的看法则认为此书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先秦时代的诸多文人名士，如庄子、屈原、秦始皇等人，应该都读过这部奇书——尤其是秦始皇，一般认为其晚年热衷于寻仙求药，就是对《山海经》等古代典籍的深信不疑；
但司马迁之前的《山海经》内容、篇目、卷数皆模糊不清，之后可循的版本则是在西汉末年到东汉初年这个时期由经学家刘向（前77-前6）、刘歆（前50-23，后改名刘秀）父子共同编订的。这一版本《山海经》见于东汉班固（32-92）《汉书·艺文志》记载，提到《山海经》共有13篇，但也仅仅只有如此，其他内容均无记载；另有同时代的配图和图文本，也大多失传。目前我们能见到的最早版本《山海经》，一般是指两晋时期文学家郭璞根据刘氏父子校订本整理、作注后编成的《山海经传》，
郭本《山海经》特点是在刘歆作于卷首《上<山海经>表》后又写了一篇《注<山海经>叙》。相较于班固所载版本，《山海经传》包括了5篇《山经》、13篇《海经》共18篇内容，一般认为其中有14篇左右是先秦时代完成的作品，还有4篇是西汉初年续编加上的。后世各种版本《山海经》皆以郭璞版为祖。考虑到其两晋时代仍能看到两汉时代文献，郭璞作注的《山海经传》在内容上应该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原本内容；而郭璞对书中各山川异兽的细致注释、配图、《山海经图赞》，无疑能让读者更加直观地对书中内容形成深刻印象。东晋著名诗人陶渊明就曾读过完整版的郭本《山海经》，并写下一组13首的《读<山海经>》——能让五柳先生读得如痴如醉、还专门写读后感，足见此书图文并茂、精彩至极。
但遗憾的是，受两晋南北朝战乱影响，郭璞及之前的《山海经》古本插图均已散佚、无缘得见；之后的插图，则是南朝画家张僧繇绘制的10卷《山海经图》、以及北宋校理官舒雅重绘的十卷本，而这些插图也已无法复原汉晋时代的原貌，后来更是彻底消失在漫长岁月中。如今能见到的插图，大多来自明代蒋应镐《山海经》绘图本、王崇庆《山海经释义》，清代吴任臣《增补绘像山海经广注》、清代毕沅《山海经》图注原本、清代郝懿行《山海经笺注》等明清绘本；现代较重要的袁珂《山海经校注》，就大多引用吴任臣的插图。
清代毕沅《山海经》图注原本插图
《山海经》在古代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了解三代（夏商周）及之前风土人情的重要书目；其中对各地山川的记载，更是被作为重要地理著作加以对待。据《后汉书·王景传》，汉明帝因王景往昔治水有功，因此赐其钱财服饰，以及《山海经》、《河渠书》和《禹贡图》三部地图志，让他主持兴修水利（又以尝修浚仪，功业有成，乃赐景《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及钱帛衣物”），可见当时人们将《山海经》作为一种具有指导作用的地理典籍加以运用；同时，书中近五百座高山、二百余条河川，目前仍有不少能在现实中加以探明，侧面佐证《山海经》在地理方面的翔实程度——北魏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就是在《山海经》等著作的基础上加以实地考察，最后完成了全面而系统的地理巨著《水经注》。
除此之外，《山海经》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便是书中记录的各种具有奇特体征的物种。有人曾戏称《山海经》为“我国最早的野味食谱”，就是因为吃了书中各种动植物后都能带来不同功效（如出现即带来丰收，肉味酸甜食之能治癫狂的文鳐鱼、四翼独眼，食之能治腹泻腹痛的嚣鸟等）；而书中记载的许多动植物，在现实中也确实能找到对应存在（如“状如葵、臭如蘼芜”的杜衡、“状如鸮，青羽赤喙，人舌能言”的鹦鹉等）；不过，由于书中对生物、各地人种国家的记载过于魔幻，历来也有对其秉持怀疑态度者，如司马迁就在《史记》中说“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明确将《山海经》踢出其主要参考书目来源。书中有不少异兽，如符合五德的凤凰、能歌善舞的帝江、无首的刑天、填海的精卫，至今仍是大众耳熟能详的经典故事；但这些奇特存在到底是确有此物，还是仅为古代先民的想象，仍然有待研究者和史学家的不断追寻和探索。
作者介绍：诚如前文所言，《山海经》作者与成书时间皆不可考；其内容涵盖领域、地域之广，更不可能悉数出自一人之手。故本条目所介绍者为对《山海经》传承作出重大贡献的《山海经传》作者——郭璞。
郭璞（276-324年），字景纯，河东郡闻喜县（今山西闻喜）人，两晋时期著名文学家、训诂学家；不过他最为后人津津乐道的身份倒不是以上两个，而是其“风水学之祖”的身份。
清代任熊《列仙传》中所绘郭璞像
郭璞为寒门庶族出身，其父郭瑗曾任尚书都令史，官至建平太守，以为人公正著称。据说郭璞自幼博览群书，喜好学方术卜筮，有渊博学识却不善言语。据《晋书》记载，郭璞曾跟随河东一个叫郭公的人学习卜筮，深得郭公真传；后者授予郭璞九卷《青囊中书》，郭璞研读之后，能通晓阴阳五行、天数易理，甚至连古代著名的卜者京房、管辂也比不上他。
凭借着神乎其技的占卜算卦能力，郭璞得许多显贵敬重。他在庐江郡曾为太守胡孟康占卜，结果是“败”，劝说胡孟康渡江前往江南无果，于是自己离开，果不其然，不久之后庐*被战火所波及。到了江南，郭璞被宣城太守殷祐邀请出任参军，当时宣城城垣外出现一头水牛大小的异物，其遍体灰色，但胸前和尾巴皆拜，身材高大但有很小的象脚；殷祐请郭璞占卜，郭璞则说此物应捉拿，但神灵不会允许，即使伤了它也会回归本地。之后，殷祐布下的军士用戟刺向此物，刺进一尺多深后突然消失无踪，再去问城中的巫师，得知此物乃是“共阝（fǔ）亭驴山君鼠”，是被派往荆山途经宣城，不予理会即可，完全印证郭璞的占卜结果。
后来，东晋重臣王导（276-339）听说了郭璞的才能，十分敬仰，便拜请他担任自己的参军。有一次，王导请郭璞帮自己卜卦，郭璞告诉王导“你有被雷击的灾厄，请起驾往西走数十里，找一棵柏树截取等身大小放置在就寝之处，则可消除此劫”（公有震厄，可命驾西出数十里，得一柏树，截断如身长，置常寝处，灾当可消矣）；王导依照郭璞所言照做，几天后果然发生雷击，将柏树打的粉碎。躲过一劫的王导因此更加信任郭璞，将他引荐给司马睿（后来的晋元帝）；郭璞为司马睿占卜，认为他有圣王之命，加上本身学识渊博、文辞壮丽，因此十分得司马睿重视，后者登临大统后引其为著作佐郎。元帝年间，多出异事，郭璞多上疏进谏，对朝政有所匡益；后又与元帝太子司马绍交好，与温峤、庾亮等名流显贵同列，时人盛誉之。但郭璞为人放浪形骸，不修边幅、嗜酒好色，友人加以规劝时，郭璞则说“我寿命有限，纵情享受都还担心达不到定数，您难道还担心酒色会为我带来灾祸吗”而辞谢（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恒恐不得尽，卿乃忧酒色之为患乎）。
后来，郭璞为王敦起征为记室参军，郭璞认为必有灾祸；果不其然，王敦后来以讨伐镇北将军刘隗的名义起兵作乱。起兵前，温峤、庾亮来请郭璞占卜战事结果，郭璞说不能断言；二人又亲郭璞为他们占卜吉凶，郭璞言“大吉”。温、庾商量认为，郭璞说“不能断言”，实为其身处王敦幕府而不敢明言，对二人说“大吉”，乃是二人为国办事，必定成功，于是回去劝说司马绍即位讨伐王敦。王敦又找郭璞占卜，郭璞说不会成功；王敦遂疑心郭璞将风声走漏，又让郭璞为她算一卦寿命长短。郭璞说“君若起兵，则将有大灾；若居武昌，则寿长难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祸不久。若住武昌，寿不可测），王敦听罢大怒，反问郭璞“那你知道自己的寿命吗？”（卿寿几何），郭璞淡然答道“我将死于今日中午”（命尽今日日中），之后便被恼怒的王敦下令押往南冈处死，年49岁。
尽管只活了不到50年，但郭璞凭借世不二出的才华和玄之又玄的占卜术，在历史上留下了极高评价，被后世人评价为“晋世第一流者”（清代李慈铭语）。其生前所著诗赋众多，文采斐然，被《晋书》称作“词赋为中兴之冠”；其中又以14首《游仙诗》为代表，借游仙以咏怀，词采绚丽，境界悠远，郭璞因之被视为游仙诗体鼻祖。除此之外，郭璞的才华更多体现在对古籍的补注释疏上。他一生为《周易》、《山海经》、《穆天子传》、《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西汉扬雄著，通称《方言》）、《楚辞》、《水经》等书目作注，为后人对古籍的解读做出了重大贡献，使其在后世因对训诂、算学的贡献而三次收到追封，世人称其为“郭弘农”；其作注的《葬经》（一说为郭璞本人著作）为后世风水葬仪所沿用，郭璞也因此被尊为“风水学之祖”。
从两个流传已久的故事中，可以窥见郭璞在后人心目中的地位。第一个故事与郦道元有关，传说郦道元曾得到郭璞作注的《水经》，反复研读、手不释卷，因过于沉迷而不慎睡去。在梦中，郦道元遇到一老者，后者自称郭璞，告知郦道元自己当初作注时仅注释南方河流，而北方河流碍于战乱而难以前往，今若郦道元有意，自己当以笔墨相助，说完便消失了。郦道元醒后便下定决心注明天下河流，最后写成巨著《水经注》；
第二个故事则见于南梁钟嵘《诗品》。据载，以文章才思闻名的南梁文学家江淹被罢官前往宣城郡时，到一个凉亭下休息，在梦中遇到一个自称郭璞的人。郭璞对他说“我有一支笔放在你这已有多年，现在是时候还给我了”；江淹往怀里一模，竟真找到一支五色笔，于是将其还给郭璞。结果在那之后，江淹的文采再不如从前，才气尽失，是为“江郎才尽”——从这两个故事可以看出，郭璞的传奇人生和惊世文才，在后世几乎被传得有如神明；如同那本经其手重获新生的《山海经》一样，郭璞也成为了后人眼中的一个传说。
设定要素：-山海经角色的名字是“招摇”，这个名字出自《山经》，是《山经》第一部分《南山经》提到的第一座山脉——䧿山中最重要的山峰“招摇山”。
《山海经》在方位上有个很奇怪的处理，书中以地理方位对山川河流进行划分时，并非采用惯用的“东、南、西、北”或“东、西、南、北”顺序，而是先从南方开始，其次是西、北、东、中，因此一度有《山海经》为古代南方巴蜀或楚地人士所作的说法，但如今此说已基本被推翻。《南山经》卷首䧿山、招摇山部分原文如下（参照岳麓书社本《山海经》）：
《南山经》之首，曰䧿山。其首曰招摇之山，临于西海之上，多桂，多金玉。有草焉，其状如韭而青华，其名曰祝余，食之不饥。有木焉，其状如榖而黑理，其华四照，其名曰迷榖，佩之不迷。有兽焉，其状如禺而白耳，伏行人走，其名曰狌狌，食之差善走。丽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海，其中多育沛，佩之无瘕疾。
这段话中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招摇山濒临西海上端，山上多桂树和矿石，有名为“丽”（也作“麂”）的河流从此发源，向西注入大海。1986年由中国《山海经》学术研讨会编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的《<山海经>新探》中，收录了已故徐南洲先生（1929-1999）的论文《试论招摇山的地理位置》；在这篇论文中，作者通过多方查证考据，认为名为“丽”的河流就是漓江，“䧿山”即位于今天广西境内的海洋山，“西海”可能是当时位于桂林一带的大湖，而“招摇山”则是指“华南第一高峰”猫儿山（也称苗儿山）。
《试论招摇山的地理位置》部分内容
-从两张立绘可以看出，山海经的角色服饰带有较强的巫祭图腾色彩。角色的赤色叶状头冠、带有动物特征的衣摆和装饰，都与《山海经》中多次提到的祭祀传统有一定关联。
“巫”类似于萨满教，是原始宗教的一种，是宗教信仰体系形成的一种崇拜的集合；其崇拜对象类型繁多，偶像崇拜、生殖崇拜、图腾崇拜都是个中例子。行使巫术、传授天意、占卜凶吉、予以医疗的原始宗教神职人员，男性称“巫师”，女性称“巫女”；在母系氏族特征鲜明的早期氏族社会，大多数巫都是由女性担任，这似乎也暗合了山海经角色的服饰特征。
《山海经》中记载了多处祭祀不同神祇（主要是各大山系的山神）的仪轨，各神祇的祭礼繁简不一，所用祭品也大不相同。如《南山经》中，䧿山山神多为龙首鸟身，祭祀时将牺牲璋玉一同掘土深埋，以糯米、玉璧和稻米为贡，置于一块茅草编成的草席上（毛用一璋玉瘗，糈用稌米，一璧，稻米，白菅为席），而《西山经》记载第一列山脉中的华山和羭次山，祭祀流程就复杂繁琐得多：华山以太牢之礼（牛、羊、猪各一头）祭祀，羭次山则要先燃起火烛照亮庙堂、斋戒百日，以牲畜百头、美玉百块同葬，并陈设热酒百杯，每杯各系玉圭、玉璧一块（华山冢也，其祠之礼：太牢。羭山神也，祠之用烛，斋百日以百牺，瘗用百瑜，汤其酒百樽，婴以百珪百壁）。一般来说，举办祭礼目的多为求丰穰、消灾、祛病，也有一些祭礼仅仅是为防止山神影响人类社群的活动。
-山海经立绘中，最显眼的莫过于其身后巨大的不明生物。这个生物浑身滚圆，长着血盆大口和一对翼，身后还拖着鱼尾；虽然从滚圆、看不出眼睛和通身赤红来看有点像帝江，但如果结合两张立绘中都出现的食物来看，其原型应该是传说中暴食的凶兽——饕餮。有意思的是，民间流传的饕餮形象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而在《山海经》中，它的属性其实并没有那么丰富，甚至和人们熟知的形象大相径庭。
“饕餮”一词，最早并非见于现存版本的《山海经》，而是出自《左传》。《左传·文公十八年》提到“八恺”、“八元”和“四凶”，“八恺”是高阳氏（颛顼）的八个儿子——苍舒、 隤岂、梼戭、大临、尨降、庭坚、仲容、叔达，“八元”则是高辛氏（帝喾）的八个儿子——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这十六人皆以德行而为人称道；“四凶”则是帝鸿氏、少皞氏、颛顼氏和缙云氏的四个不孝子，前三者分别为混沌（浑敦）、穷奇和梼杌，最后的缙云氏之子，则因“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而被天下之人与前三者“三凶”相提并论，谓之“饕餮”，从而组成“四凶”。同样说法在《史记》中也有记载；东方朔《神异经》则说，饕餮是西南之地一群恃强凌弱的贪婪匪徒，身上毛发茂密，头上戴着猪首形冠，专门抢人财物、抢来又不用——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饕餮”的原始面貌应该是一类贪财贪食、德行不佳的不义之人，这些人大多性情贪婪，任何东西到他们手中就无法再拿回，有如无底洞般贪得无厌；
而根据郭璞注疏，在他看来，《左传》等古籍中提到的“饕餮”，实际上就是《山海经·北山经》中提到的狍鸮。《北山经》原文提到，“（敦头山）又北三五十里，曰钩吾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铜。有兽焉，其状如羊身人面，其目在腋下，虎齿人爪，其音如婴儿，名曰狍鸮，是食人”，说在敦头山以北三百五十里的地方有座钩吾山，山中有一种身形似羊、长有人脸的怪兽，它的眼睛长在腋下，口中生虎牙、爪子像人手，叫声像婴儿啼哭声，是一种能食人的凶猛之物。但到目前为止，《左传》说这玩意儿“贪于饮食”，《山海经》则言此物“是食人”，和大众认知里的饕餮还是存在不小差距；
一般认为，有关现代大众最熟知的饕餮的最早文字记载，是在成书于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其中提到，“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说周代青铜鼎尚刻有饕餮的图案，这种东西只有脑壳冇得身子，吃人还没咽下去就危害到自己的身体，以此来言说报应的道理——这个版本就和大众印象里的饕餮较为接近了。之后的漫长演化中，饕餮原本“食人未咽害及其身”变成暴食贪吃、甚至吃掉自己的身体只剩个头，其形象也不再那么纯粹的负面，如明代杨慎《升庵外集》就将其纳为龙生九子之一、一种近似瑞兽的存在；但其贪食不知餍足的特征仍然得到了保留，杨慎就称其“好食，立鼎盖”，说各种鼎器上都有饕餮的形象；文学领域则常以“饕餮”比喻一个人贪欲或食欲得不到满足。
商周的许多青铜器上都有饕餮的形象，一是借助猛兽之力祈求风调雨顺，二是将其刻在食器上，希望人们能吃得更多——但这个说法并不怎么准确。因为按照近现代研究，青铜器上的兽面纹并非只有一种；以饕餮这种凶兽为礼仪器纹样，也不符合商周时期的社会礼仪体系。现在在器物学角度，“饕餮纹”这个名称相对用得较少，但大众还是习惯以“饕餮”相称——你绝对见过这种纹路，因为在现行的20元人民币钞票正面，就印着这种源自青铜器的“饕餮”纹。
20元人民币纸币上的“饕餮”纹
-最后再提一个有趣的立绘内容——在两张立绘中都出现的包子。这部分和《山海经》并没有太大联系；但考虑到包子的起源，说不定可能还真有那么一点点的渊源。
根据古人记载，“包子”这个说法，是这种有馅儿面点传入北方后才出现的称呼，南方一般称其为“馒头”——比如成书于元末明初的《水浒传》中，武松来到大树岭十字坡孙二娘开的黑店，要了三二十个“好大馒头”来做点心，之后拿一个馒头“拍开看了”，叫道“酒家，这馒头是人肉的，是狗肉的？”。除情节需要以外，至少可以说明在出生于江苏兴化一带的施耐庵的意识中，“馒头”就是指蒸出来的有馅儿面点；现在，仍然有部分南方地区将有馅儿的包子称作“馒头”，而北方俗称“馒头”则指无馅儿的发面馒头，古代称“饼”、“蒸饼”、“笼饼”，也有说法认为武大郎挑着叫卖的“炊饼”就是馒头。宋人王栐《燕翼诒谋录》曰“今俗屑面发酵，或有馅，或无馅，蒸食之者，都谓之馒头”，表明唐宋时已出现无馅儿馒头，但有馅儿无馅儿尚无明显区分——反正吃下去都没区别，叫不叫馒头问题不大；
包子
馒头
到民国时，徐珂编成的清代掌故遗闻集《清稗类钞》就提到，“馒头，一曰馒首，屑面发酵，蒸熟隆起成圆形者，无馅，食时必以肴佐之，南方之所谓馒头者，亦屑面发酵蒸熟，隆起成圆形，然实为包子”，说（清代）南方说的所谓“馒头”，其实应该是有馅儿的包子，说明大概在清代，“馒头”和“包子”才被细致区别为两种完全不同的面点；清代以前，“馒头”这个称呼是怎么来的呢？据宋代说法，这种面点与诸葛亮南征有关。宋代高承在他的《事物纪原·酒醴饮食·馒头》里，提到这样一个故事：
“稗官小说云： 诸葛武侯之征孟获 ，人曰：‘蛮地多邪术，须祷於神，假阴兵一以助之。然蛮俗必*人，以其首祭之，神则向之，为出兵也。’武侯不从，因杂用羊豕之肉，而包之以麪，象人头，以祠。神亦向焉，而为出兵。后人由此为馒头。”
说诸葛亮南征孟获之时，有人向他进言称南蛮多用邪术，若想征伐则必须以其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但按南蛮习俗，施法必用人头祭神。诸葛亮不愿多犯*戒，为此用面粉制成面皮，内裹羊肉或猪肉，捏成类似人头的形状，以求偷天换日、鱼目混珠；之后以此物假冒人头祭神，不想神明亦相助，因而得以出兵。后人为表纪念，便将这种食物称为“馒头”；同一说法在明代《三国演义》和明人郎瑛《七修类稿》中也有记载。不过郎瑛还补充了一点，“馒头本名蛮头，蛮地以人头祭神，诸葛之征孟获，命以面包肉为人头以祭，谓之‘蛮头’，今讹而为馒头也”，说“馒头”这个说法是一开始“蛮头”的讹传——大概是武侯出于人道主义的改良云云。
在我国古代，“南蛮”是对中原文化区以南少数民族的蔑称——这个“南”，是一个相对方位，判断基准在于“中原文化”位于哪个地方。从诸葛亮主政的季汉据于巴蜀一带来看，他征伐的“南蛮”，应该是古代位于中国行政区划之内、但始终与中原王朝联系不甚紧密的川渝南部、云贵高原等区域区域，也即现在西南地区云贵川一带。本条目下第一条“招摇”提到，招摇山被认为位于今天广西省境内，广西一地在三国时大部归吴、西部西北部归蜀；再加之过去曾有《山海经》以南为首、出自巴蜀等南地人士之说，立绘中的包子，说不定和武侯征南确实有如丝若缕的联系。
当然，就算没有联系也无大碍。武侯征南发明“馒头”后，这种面点很快作为一种宴会祭享的陈设菜品传播开来。晋代束晰《饼赋》有云，“三春之初，阴阳交至，于时宴享，则馒头宜设”，将“馒头”描绘为祈祷风调雨顺的宴享祭品；现在，寻常人家大多已不会有繁琐细致的祭祀习俗，但年关佳节吃一吃热气蒸腾的包子，或许也是对美好生活和未来的一种祈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