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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我对中国古代隐士是沉迷的。
当读到严子陵面对翠绿江水，坐于钓台之上，倚松烹茶，对月饮酒；当读到陶渊明头戴兰巾，手拄竹杖，采菊东篱，仰观南山；当读到伊水之滨，七位贤士相约，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当读到四十一位文人齐聚兰亭，流觞曲水，临流赋诗，我真是喜爱之极，向往之极。
那时候，在身心皆疲之时，我也曾幻想，我若是其中的一位，那该多么飘然和惬意。
这只是我最初的想法。在我深入追踪古代隐士多年之后，我才发现，完全错了，我过去看到的古代隐士太线条了，一味地往好处想了。
中国古代是个极力崇尚建功立业的社会，非常看重“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一个古代的知识分子，能够考取功名，攀龙附凤，效力庙堂，是绝大多数士子深深向往，并愿意终身拼搏。有了功名能怎样？当上了官又能怎样？往大讲，可以报效国家，服务民族；往小讲，可以雄展抱负，光宗耀祖，即使退一万步，当官最起码可以衣食无忧。然而，中国古代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隐士，为什么会出现人人都知道大有好处可取的事情，却偏偏有人不乐意占，偏偏离仕遁世，拒绝皇袖召引，愿意退避山林，隐逸江湖？
一个个好端端的，最初都希望学有所用的知识分子，怎么就会转变成一个个僦居柴桑，啸傲丛林的隐士呢？细心探究后，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二是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三是他们个人的性格和心理。
接受的教育 。
儒家的修身，道家的修心。
中国古代对自然科学的学习很有限，绝大多数的文人，把一生的精力都放在人文学科上，他们从启蒙始至长大成人，接受的教育主要有两大宗派，即儒派和道派。儒家的精神是欢乐、和谐、包容、入仕，效忠皇家，经营社稷。道家的精髓是尊重生命，遵循自然，讲究修心，提倡无为而为。学成儒派可以掌握治国平天下的本领，学成道派可以用道术关心生命，洞察幽微的心灵，从而使心灵保持在平衡的状态。一个人如果在这两大门派上学有建树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有可能会比较利害，在政治上进可攻，退可守，可以做到如古训所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所以，凡古代隐士者，都是这两大门派学有所成者。如庄子，他本身就是道派学说的重要人物。如《世说新语》中提到的东晋高僧于开法，他是精于“佛”和“道”的高士，隐居寺庙静心研究医术，他的医术远近闻名，去除四边百姓苦疾,他隐居是为了实现医术救人,宗教救心。谢灵运不是隐士，虽然也喜欢戴曲柄斗笠，写恬静优美的山水诗。但谢缺少道家的思想基础，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个大地主的身份，他为扩大自己的庄园，屡次侵占山泽和百姓耕地，与太守孟某闹僵后，竟敢提出颠覆朝廷的口号，最终被斩广州。
当时的社会环境 。
“遁”和“避”在戰爭頻繁的時代是必然的事情。
第二个原因，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国古代史，其实往深里讲，是一部部多灾多难史，一部部“家”史。多灾多难指战争频繁，民难安生，唯有山林江湖可逃伐戮,“遁”和“避”是必然的事情。而“家”天下的害处，是专制残暴，“裙带”复杂如硕网，容易产生一大群一大群的拍马钻营“奸竖”，容易滋生一大块一大块的腐败。虽然，皇帝也开设科场，提携新人，奖掖优秀。但是，你若是外人，即使你再优秀，恐怕也难进入政治核心，坐上重要位置。你只能永远是皇家的“灭火器”，皇家的“救卫队”.如果一个文人能成为“灭火器”，进入“救卫队”，也算是这个人的幸运了，可绝大部的人一生都难成这两支队伍中的一员，怎么办呢？没有办法，你即便有再大的学问，也只能在各级衙门内，做做杂事，人浮于事，毕恭毕敬地听从皇家的摆布。
有人不愿意受这份罪，有人不愿意就这么熬日月，谁？晚唐有个叫司空图的人，他的隐居就是因为当时有黄巢乱唐，加上自己不满足整日碌碌无为，主动悬车告老，却扫闭门，隐居中条山王官谷的庄园里，举笔缘兴，潜心研究，完成了文艺理论兼评论《诗品》二十四则。我们现在评论谁的作品属于雄浑、豪放，谁的作品属于婉约、清丽，最早的起源，就是从他那里来。他名气虽不是很大，但他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却是重要的文艺理论家诗评家。
个人的性格心理 。
文人的性格和心理有點怪。
决定一个人当隐士的第三原因，就是个人的性格和心理。文人绝大部分都有点怪。这怪，有时候是褒，有时候是贬，要看什么人说，在什么场合说，因人而异，因地而异。文人之所以会怪，是因为有特立独行的言行，卓尔不群的思想。与一般人有不同的想法，才会产生与一般人不同的行为。这类人，一般来说在世俗生活中不会装糊涂、耍滑头，不会见人说人话，见鬼讲鬼语，不太容易受世俗的控制，不愿屈心抑志。像唐朝大诗人王维，他没有什么更复杂的原因，做官做得好好的，突然觉得自己的学识和性格不适合在官场久留，便隐居辋川别墅，效仿陶渊明，寄情田园山水，终老山林。王维的这种做法己经很有个性了，但唐代的诗僧寒山更加与众不同。他隐居浙江天台的寒山岩，自号寒山子。他不愿住进寺庙，拒绝受人供养，他爱在自然界中体悟佛法，他就像星星、月亮。他说，星星不会受凡界影响，月亮永远不会腐败。他常常戴一顶桦树皮做的帽子，脚上一双木屐，穿一件衣不遮体的破衫，行为怪僻，在山林沟壑之间四处漫游，来无影，去无踪。他是真正的隐士，拿现在话说，他在用他的行为艺术，向世人证明，自己的心是“佛心”，“自然心”，从而反证世人的心是“名利心”，“烦恼心”，是虚幻世界里的浪子。
中国古代历史，几乎在每一个朝代，都有大隐、中隐、小隐之士，虽然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离仕遁世的缘由不同，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境界还是大约相同。他们中有终身不仕者，有先仕后隐者，亦有半仕半隐者。
终身不仕者，最著名属庄子。其实，庄子也当过小吏，在安徽蒙城管理过漆园，这个身份算不算干部编制,当时的“组织部门”并没有明确的说法。庄子“处穷阎轭巷，因窘织屦，槁项黄馘”。也就是说，庄子曾靠打草鞋为生，困难时向监河侯借过米，但被拒绝。楚威王还是喜欢庄子的，派人送来厚礼，并想聘他相国。庄子对使者说：黄金和卿相都是好东西啊，你见过养了多年被拉去祭祀的猪和牛吗？人也一样，一旦牵入宗庙作牺牲品，以后再想成为活猪活牛，哪怕是最弱小的都不可能了，你走吧。
庄子对入仕根本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那扶摇直上九万里的大鹏，是那结绳葫芦在江海中畅游的隐者；是那将自己变成蝴蝶,不知物我的庄周,是那饮甘露，吸晨风，不食五谷的真人。他追求的是人应该不为物、我所役，生动活泼地活在世上，充分感受天地之心，之道。
像庄子这样的人物，各个朝代也有一些，尧时代有巢父、许由，夏有务光，汉有严子陵，魏有苏门先生孙登，唐有“傲大君者”卢鸿，宋有“梅妻鹤子”的林逋……
这些人都有精彩的有关隐逸的故事。比如巢父、许由，传说尧任命许由为九州长，许由便跑到河边去洗耳朵，有人问他：干吗洗耳朵？回答：尧的话玷污了我的耳朵。后来，巢父牵牛到河边，听说此事，为怕洗耳水污了牛嘴，便带着牛去了上游。
终身不仕者像庄子、巢父、许由这类人还是少数，绝大多数人还是想当官的，只不过机会不好，或屡试不第。五十一岁时和边塞派诗人王昌龄喝酒食鲜引起病发的孟浩然，他并不想真正隐居，心里还是想腾达理想的，只不过他的心是“诗心”，不适合科试。
先仕后隐者，像东晋陶渊明，明朝袁宏道都是这方面的代表。前文说了，当官是有好处的，好端端地当你的干部，能签字又能消费不是挺好嘛，干吗非要视乌纱如桎梏，弃印绶如敝屣。陶渊明是厌恶当时浊乱的政治环境。袁宏道是深深感叹官场“苦哉，毒哉”。他俩都是因为在官场吃了苦头而豁然醒悟。“陶县长”说：没有‘五斗米’，日子是苦了点，但我挣脱了‘樊笼’，把自由留了自己。“袁县长”说：拜迎上级，我像个NC，接待各路过往大人，我又像个NJ。对上要笑脸相迎，对下又要看人对汤。看管钱粮，自己像个老看守一样细心周到，宣传政策，自己又像老保姆一样苦口婆心，喋喋不休。做官真叫我做的人格纠结，苦哉，毒哉。
老陶和老袁就这样炒了皇上的鱿鱼,和当时的“上层建筑”，挥挥手，告别了。做隐士类似他俩的还有石涛、八大山人，黄宗羲等等，都是因为和当时的官僚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当真古代社会的政治制度都这么险恶吗？那也不是，所以，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上，像陶、袁这种类型的人毕竟不是很多。像范蠡隐居太湖，是为享受清闲，像贺知章隐居稽镜湖，是“鬓毛衰”，八十多了，还能干什么。
半仕半隐者，比例相对更大些。这类人心态比较平和，入仕努力做官，出仕坦然对待，不浪费光阴，潜心学术，修身养性。汉代司马相如早年在汉景帝时，就做过武骑常侍，后因病免官，官不当了，他便静心读书，客游各地，使自己的学问大长，写了著名的文辞宏丽的《子虚赋》。司马相如那会儿非常出名，尤其在汉庭后宫有很多“粉丝”。曾经文学青年,也写过“秋风起兮白云起”汉武帝对司马相如也十分欣赏，司马相如再度出仕，是因一次巧合：司马相如有一个同乡，叫杨得意，汉武帝的狗监。有一次，汉武帝在读了《子虚赋》后，十分喜欢，以为是古人之作。杨得意这时恰好陪侍，进言：我的同乡司马相说这是他写的。于是，武帝立即召见，后任孝文园令。据说，司马相如死后，汉武帝曾派人去找他的遗作，并叮嘱不能让他把文赋带进棺材。
还有一个，唐代大历十才子之一的韩翃，韩考取进士之后，一直没有任命，在家隐闲十年。他有一首《寒食》在长安人人皆知：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唐德宗李适听说后，便要聘他为机要的秘书。聘书上写着韩翃的名字，传令官犯难了，因为当时朝庭中还有一个人叫韩翃，不知该给谁。斗胆问：圣上召的是哪一个韩翃？这时，唐德宗才不耐烦地说：就是那个写‘春城无处不飞花’的小子。我估计，唐德宗当时可能还会开玩笑：靠，你这厮连这都搞这不清，傻猫！
可见聘请名人当官，古代就非常流行。
应该说，半隐半仕是绝大多数文人都能接受的，它与前两种隐士相比，更显得积极一些，不走极端。如果用现代人的道德标准来评判，这类人对待出仕入仕比较睿智，有机遇仰观山，没机会就俯听泉，没有必要整天累兮兮地去跑官，更没必要自己主动“拔毛”上贡。
中国古代隐士，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特殊产物，每一个朝代中每一位隐士的产生，都有其非常复杂的社会原因和个人原因。隐士，作为贯穿中国古代史的一个名词，非常值得研究和探讨，分析和研究古代隐士，可以帮助我们看清古代历史，看清古代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必须承认，绝大部分的古代隐士，都是古代优秀的知识分子，虽然从表面上看他们的生命乐章，可能不如历代名臣嘹亮，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成为中国古代人类文明建设的支柱。他们的思想和艺术作品不仅名冠当朝，而且深深地影响着后世，让一代又一代人享受，启迪着一代又一代人。
读书的境界有三种，下等求富贵，中等求功名，上等求道德。也许，他们的确达到了求道德的境界，他们才竭力向往恢复自由之身，享受独立人格。所以，富贵和功名对他们来说无所谓了。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是不是可以说--哪个朝代的隐士越多，也就说明那个朝代肯定不怎么样呢？没有一个人，是因为当了隐士真正闲着的。
隐士己经走远了，在我们现代这个社会，你即使站在摩天大楼之巅，你即使坐上幻影飞机，也无法眺望和追踪他们的背影，哪怕是芝麻大小的背影。虽然现代也有向往山林的读书人，也有到山林暂住的读书人，但若要长久地隐居，亦是不大可能的。隐士不再属于我们这个时代，这是否说明我们这个社会非常优秀呢？回答肯定，我们现在所有的人能生活在这个时代，是一种幸运。不过，我们这个社会也并非一点瑕疵都没有。
现代这个社会，是人人都有机会的时代，是追求价值最大化的时代，只要你有本领、智慧，你尽可以在你的疆界里大显身手，纵横驰骋。这当然是极大的好事，这样，至少可以使社会充满活力，进步更快。但是，如果一个社会人人都在争搏，人人都非常现实，到处都是“钢对钢”竞争，那么，这个社会恐怕也太急功近利了。如果一个社会在大力发展物质文明的同时，也极度重视对人类精神领域的开发，重视优秀文化艺术对人类的作用，可能留下的后患就会小些。
古代隐士的生活方式，现代社会的确不需要了，但他们的部分思想还是有借鉴意义，比如他们的傲骨，他们的洁身自好，他们的道德品质，以及坚守的操守。我们每一个人，在一心奋力向前冲的同时，思想也应该再哲学一点，思路再宽一些，不是有一句话吗：退一步，海阔天空。退一步，是为了更好地整理思想，更好地提升雄心，更好地前进。
作者丨震爷
图片丨震爷 华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