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泉州何以汇聚“市井十洲人”

公元1271年（南宋咸淳七年），意大利商人兼学者雅各·德安科纳抵达被称为“刺桐”的泉州，感叹在遥远的东方竟然真的有一座超过埃及亚历山大的港口，“这里至少停泊着15000艘货船，装满香料、丝绸、瓷器以及其他奇珍异宝的货船从这里出发，运往世界各地”。

750年后，“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连接宋元泉州城市、港口与腹地的22处遗产点，在经历了历史的沉淀、考古的挖掘、文化的研究与叙事的重构后再度获得全世界瞩目，成为中国海洋文明和世界海洋商贸发展的重要见证。

“涨海声中万国商”

泉州位于福建东南沿海，宋元时代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漫步这座千年古城，红砖古厝之间，“半城烟火半城仙”是岁月沉淀后的暖意；人来人往之中，“爱拼才会赢”是海洋商贸激荡的独特气质。

美国加州学派领军人物彭慕兰在其与人合著的《贸易打造的世界：1400年至今的社会、文化与世界经济》一书中，曾以“沧海遗珠：重新发现泉州的黄金时代”为题，专门介绍了泉州作为贸易港口的历史兴衰，称“没什么港口能比福建沿海城市泉州的历史更为丰富多彩”。

实际上，早至唐中期安史之乱后，随着陆上丝绸之路由盛转衰，海上丝绸之路迅速崛起，泉州就已经与扬州、广州、交州并列为当时中国四大贸易港口。

公元1087年（北宋元祐二年），在泉州海外贸易史上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份。是年，应泉州知州陈偁的奏疏申请，朝廷在泉州设立福建路提举市舶司。这一类似海关的机构，主要负责“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

此时，通过泉州港口与中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国家已达40多个，包括大食（今阿拉伯）以及东南亚诸国。纵观整个宋元时期，泉州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现通商贸易，呈现“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荣景象。

宋廷南迁，为泉州海外贸易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推动。公元1129年（南宋建炎三年），南宋大批官绅士庶来到泉州，泉州人口急剧增长，手工、农业、商贸随之不断发展，对海外商品的消费需求也空前提高。由此，泉州的海外航线网络进一步得到拓展。

相关研究显示，这一时期的泉州对外交通航线主要有四条：从泉州到爪哇岛或苏门答腊岛；从泉州经广州，再经南印度前往大食；从泉州经大食中转亚丁湾进入东非沿海；从泉州经大食往西抵达地中海沿岸的欧洲地区。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两艘古沉船的发现，更为生动地折射出泉州港的海外贸易图景：

一艘是1974年8月在泉州后渚港发现的自印度洋或东南亚返航沉没的南宋海船，船上载有来自东南亚的香料、药物、木货牌/签、陶器和瓷器等14类物品。其中，香料作为皇室贵族的专享物数量最大，包括降真香、沉香、檀香、乳香及龙涎香等。

另一艘是1987年8月在广东阳江海域发现的目的地可能是南亚或东南亚的“南海一号”失事沉船，清理出的船载文物包括大量的瓷器、钱币、丝绸等。一般认为，泉州是此船的始发地，其中的一大证据是船上发掘出大量泉州生产的青白瓷。

“市舶之利，颇助国用。”以泉州为起点，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与海洋贸易的繁荣，为政府财政提供了挹注。公元1128年（南宋建炎二年）至公元1134年（南宋绍兴四年），泉州一地所交的税金就相当于当时全国收入的1/10。

随着海运交通的兴盛，万寿塔、六胜塔等航标塔相继兴建，成为镇守海口、护佑商旅的地标。同时，每年的四月、十月，市舶司官员、泉州当地官员及南宋宗室成员，会在九日山下向海神祈风。在九日山所留存70多方题刻中，有10方是宋代航海祈风题刻。其中，最早的是公元1174年（南宋淳熙元年）祈风时所刻。

宋末元初，拥有三湾十二港的泉州港逐步取代广州港，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商贸港口。公元1292年，马可·波罗从泉州离开中国，盛赞刺桐是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于此，货物堆积如山，买卖的盛况令人难以想象”。

公元1346年，旅行家伊本·白图泰经由海上丝绸之路抵达中国。在游记中，他是这样记载的：我们渡海到达的第一座城市是刺桐城，“这个港口是一个伸入陆地的巨大港湾，以至与大江会合”。该城的港口是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

造船航海技术精进

早在唐代，中国造船业就比较发达，其中以福州、泉州为盛。

据泉州当地望族清源留氏族谱记载，唐末五代，泉州当地建造的远洋船舶，可运载大量当地生产的陶瓷及铜铁制品等“泛于番国”。

到了宋代，泉州的造船技术更上层楼。当时发明并得到广泛应用的水密隔舱安全技术，堪称世界一流水平。对此，马可·波罗进行过介绍：“中国比较大的一些船，在船身里面也有13个池子或舱房，是用很坚固的木板，很紧密地钉在一起，有很好很坚固的隔板把它们隔开。”这一看似简单的技术，被誉为人类航运史上的伟大发明。

1974年发现的南海沉船，就采用了这一工艺技术——整个底部分成13个水密隔舱，船底板为厚达12厘米的两重木板，船舷板为厚达18厘米的三重木板。

宋元时期，泉州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造船基地。除了官营造船场之外，民间造船业也蓬勃发展，朝廷常遣使到泉州雇募客舟。在北宋《太平寰宇记》记载的泉州特色产品中，“泉舶”就是其中一项。

这也与泉州的地理自然条件有关。北宋谢履在《泉南歌》中提及：“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地辟，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史料记载，仅公元1280年（元代至元十七年）一年，泉州造船就达3000艘之多。

伊本·白图泰在游记中，将中国船舶分为三类：大船称之“艟克”，中船称之“艚”，小船称之“舸舸姆”。其中，“艟克”有十帆，至少是三帆，只在泉州、广州两个城市制造。

他还详细记载了“艟克”的制造工序：“先建造两堵木墙，两墙之间用极大木料衔接。木料用巨钉钉牢，钉长为三腕尺。木墙建造完毕，于墙上制造船的底部，再将两墙推入海内，继续施工。”

与造船技术改进相伴的是，泉州人的航海技术也不断精进。宋时，泉州舟师已经能够制作和熟练使用刻有星宿宫度的“量天尺”。同时，在海上航行时，还会利用季风开辟航线、规划航期等。南宋泉州官员王十朋诗云：“北风航海南风回，远物来输商贾乐。”

在泉州商人的航海中，指南针技术也得到了广泛采用。主管泉州市舶司的赵汝适所撰《诸蕃志》称：“舟舶来往，惟以指南针为则。”而与阿拉伯世界频繁的海上贸易，又促进了指南针技术向全世界的传播。

“大舶高樯多海宝”

泉州海上贸易的发达，吸引了来自波斯、印度、锡兰乃至非洲一些国家的人在此汇聚，形成了“市井十洲人”的开放包容格局。

在泉州，道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印度教、摩尼教等，都可以找寻到历史痕迹。外来宗教与本土信仰，在泉州得到了很好共容，并与海洋贸易相得益彰。明代僧人释宗泐在《清源洞图为洁上人作》中感叹：“泉南佛国天下少，满城香气栴檀绕。缠头赤脚半蕃商，大舶高樯多海宝。”

唐宋时期正值阿拉伯帝国的黄金时期，后者在与中国经由海上丝绸之路进行贸易时，登陆点之一就是泉州。坐落于泉州城区的清净寺，初建于公元1009年（北宋大中祥符二年），并在元代武宗时期得以重修，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伊斯兰建筑，见证了中国与阿拉伯世界跨越千年的友好往来。

位于华表山南麓的草庵寺，是我国仅存的最完整的摩尼教寺庙，同样见证了中华文明与波斯文明的交流。在宋朝，摩尼教还有一个称呼，那就是金庸先生在小说中所写的明教。弘一法师曾数度入住草庵寺意空楼，并为摩尼光佛撰书楹联：“石壁光明，相传为文佛现影；史乘记载，于此有名贤读书。”

费孝通先生在考察泉州时曾指出，泉州的海外交通史研究很重要，特别是宋元时期更有中外文化接触的问题值得关注。确实，在西方发生十字军东征的11世纪末至13世纪末，东方中国的泉州却实现了多元宗教文化的和谐共生，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在此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这也为推动建设“一带一路”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依托和启示。陈旭东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研究院、高等研究院副研究员）

来源： 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