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志英
2017年国家社科重大课题首席专家，云南大学特聘教授（二级教授）、云南省“云岭学者”，中国人类学、民族学与宗教学等学会理事，长期致力于中国西南到东南亚、南亚的藏彝走廊、“佐米亚”区域研究。先后承担上述区域国际国内科研项目30多项，出版专著十多部，发表学术论文60多篇。
摘 要：本文通过对独龙女文面图案的解读，揭示出独龙女文面的原始宗教信仰成因及其长期被遮蔽的社会因素，分析了文面文化主体在多重社会压力下不断顺势建构文面文化的生存智慧。这种不断被重构的文面文化，覆盖了文面的原初动因，是文面文化主体基于区域内不平等族际关系作出的一种文化选择与适应。
关键词：独龙女；文面图案；原始宗教信仰；文化建构
一、问题的提出
文面，是中国西南澜沧江、怒江流域一些族群久已有之的文化现象。早在唐元之际，傣族先民“百濮”（百越）、“金齿百夷”中就存在“绣面蛮”。他们与古代怒子分布地相近，“并在永昌、开南”之间，其地望北达怒江、澜沧江中上游。由于长期同处一隅，彼此交往互动不断，怒族在生产生活上多受傣族的影响，因而有可能受到傣族“绣面”习俗的习染。明代即已出现怒人文面的记载并延续至清代。贡山北部怒族与独龙族有着亲近的地缘族源关系，在一部分怒族因寻找经济资源与逃避异族压迫而迁徙至独龙江的同时，也把文面文化带到这里。
“妇女文面是两族同源的最大特征，据清人记载，当时贡山怒族妇女是文面的，民国初年仍然有文面的习惯，但至解放时已不见此俗”。随着与“绣面蛮”长期接触的怒族将文面习俗带到独龙江，文面成为独龙族与贡山北部怒族共享的区域文化。清雍正年间维西改土归流后，怒江北部地区受到内地文化影响，怒族文面习俗逐渐消失。文面习俗在封闭于独龙江流域的独龙族中保留下来，特别是在与外界接触相对更少的独龙江北部独龙族中得以存留，在承受异族压迫心理压力最重的独龙族女性群体中传承下来。清末民初及之后，该地区文面文化主体就只有独龙族女性群体了。
对于独龙族文面文化延续和变化相互交织过程的研究，在民国以来甚嚣尘上的“异族抢人说”基础上，近年则有民族审美、氏族与家族集团标识、成年礼仪、图腾标志、消灾避邪等不同观点。近来的这些见解，既有淡化阶级论背景下“防止异族抢掠”主调的趋势，也有试图论证抢掠者为傈僳族而非藏族的努力，还有的则认为是在借鉴其他民族的文面文身文化。总的来看，在研究视角上，有漠视文面图案及其变化的倾向；在研究方法上，更多依赖的是据文面主体碎片化的历史记忆而来的汉文献资料，对生成此历史记忆之“社会情境”及其变化则少有顾及，从而忽视了文面原初动因，忽视了文面文化被不断重构的历史过程。由此，出现了研究结论不断伴随顺势而变的历史记忆而变化的情况，从而使文面文化之谜长期未解。
人口只有7000多人的独龙族主要聚居于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皆极为封闭的独龙江流域，在清末仍被外界称为“宛若太古之民”。2003年以来，笔者一直深入独龙江流域进行调查，亲历了伴随外界文化的强力冲击，独龙传统文化越来越支离破碎的过程，目睹了最后存世的70多个文面女在近十几年里日渐衰老、去世的景况，深陷于文面文化主体的历史记忆越来越碎片化与文面文化不断顺势重构的困惑。
笔者认为，解开独龙女文面文化之谜的关键在于对文面图案及其文化意涵变迁进行阐释，对文面文化的不断顺势建构进行揭示，探究文面文化的原初动因与意义。
二、自然入画与灵魂化蝶
（一）自然入画
就独龙女文面图案而言，除杨斌铨“如飞蝶形”之说外，刘达成也坚持认为是“蝴蝶花纹”，独龙族学者罗荣芬同样认为是“张开双翅的蝴蝶”
1982年，蔡家麒通过文面过程的描述来解读文面图案（参见图1）：
双眉相会的眉心处刺一
；其下的鼻梁至鼻尖，竖刺以稍大的相连的菱形纹三个至四个；两侧舁翼贴着鼻孔的上方，各刺倒
型纹两个；紧接鼻翼两端的面颊，经颧骨向下至下颌汇合，刺以稍小的相连的菱形纹，组缀成一个较大的方圈；鼻下人中部分，沿上唇横刺
纹四个；贴近两侧嘴角的上方，各竖刺斜条纹三条；起止于两侧嘴角的下颌，在方圈以内，也竖刺条纹约十条；两眼以下，从鼻梁两侧止于双颧，以及下脸颊的方圈内其余空间，均横刺点状纹八九排。
2013年，丰卫祥也通过文面过程来展示文面图案（参见图2）：
先在下嘴唇下部文几条直纹，再顺下巴底部向两侧脸部文数个横状纹点，其下文一条连续波浪纹或菱形纹（独龙语“模该晓”）……最后，从鼻尖部向上文一条连续菱形纹，直至眉心或稍上一点（“斯那模国”），即告结束。
事实上，近代以来，文面图案是在不断变化的。其中，最为重要的变化是，眉心处
中的两个空心圆点或消失，或位移，或变为实心圆点。导致变化的原因，在于民国初年开始的外界力量干预：“现陈委员应昌，已严禁曲女刺面……违者处罚”，“清末夏瑚进俅江，曾下令禁止文面：文面者剥其皮，与人文面者砍其手。国民党统治期间，也曾下令禁止文面。声言若再文面，则罚款，其时有人就不再文面了”。随着文面女的减少，文面师实施文面的机会随之减少，其技艺也日渐不如前辈娴熟，由此造成文面图案出现代际与区域变异。
具体而言，上一辈的文面图案比下一辈的完整、复杂，北部地区的文面图案比南部地区的完整、复杂。而最为关键的是，受到文面技艺难度的影响，空心的蝴蝶眼睛图案发生变异或消失，一只展翅欲飞的蝴蝶图案由此失去了生气。另外，组成蝴蝶图案的其他元素也在逐渐减少，这样，一只栩栩如生的“蝴蝶”形象就越来越模糊了。在目前存世的42个文面女中，李文仕、黛齐儿、碧齐花与肯国芳四位老人眉心处有的图案，莲自仙老人眉心处有
的图案，莲自仙的图案是唯一一个眉心处有完整空心圆点的。不少人的两个圆点已位移到鼻梁两侧与眼角相接处，还有的空心圆点已变异为实心圆点。对此，文面女董翠莲说：
眉心处
的两点代表蝴蝶的眼睛。在妈妈那一代每一个文面女都有这
，只是到我文面时因政府不准文面，文面的姑娘少了，文面师的文面技术也不如以前的好，就不再文
图案，有的就随便文上一些别的。这样，蝴蝶的眼睛就没有（文）了，大家也就不知道文面文的是蝴蝶。以前文的蝴蝶眼睛都是空心的，技术要求很高，很像蝴蝶的眼睛。但现在只有莲自仙的是空心的，其他几个的是实心的，看不出来是蝴蝶眼睛的样子。
综合多年调查，笔者依据文面步骤对文面图案做如下解析（可参考图2）：
1.在下巴靠近下唇处文一排竖直线，一直文到嘴角两侧，独龙语称“玛该霄”，意为（水、人等）从上面下来。
2.在“玛该霄”下文一点状线，独龙语称“都依”，意为接住、集聚，也有增多之意。
3.在上嘴唇文一条波状纹，独龙语称“模过”，原意为乌鸦爪子，意思是盖住、围住、压下来。
4.在下巴处文的“都依”下边文菱形，一直上延到脸颊，并分隔于鼻梁中部的左右两侧，形成两个大小一样的菱形框，以嘴巴、鼻尖为中心，将“玛该霄”“都依”与“模过”都框进其中，独龙语称之为“当该玛腊”。脸颊上的菱形纹部分，独龙语称为“巴可度地柔”。
5.在“当该玛腊”内的上颌两边分别文三排大圆点，每一个大圆点独龙语称“独干”，原意为“雪片”（下雪，积雪）。
6.鼻梁上的菱形纹“玛该霄”和与之相连的菱形纹，将“独干”分为左右对称的两部分，独龙语称“巴可度模过姆”，意为框住，可引申为聚落、围拢。
7.在鼻翼两边脸颊上文三排横的小圆点“巴可度独依”，再将下巴上的“当该玛腊”延伸上来，将其围住，称“巴可度模过姆”，意为雨点（下雨，积水）。
8.以波状交叉而成的菱形文出鼻梁上的“森那模过姆”，意为高（峻峰、巨木）。
9.最后，在眉心处先文上草丛、树丛，其两侧加两个空心圆点成
。此圆点仍称为“独干”，意为蝴蝶眼睛。有的将“独干”下移与“巴可度独依”相连，有的不再文“独干”，有的在眉心文一朵花、几根草叶，或者一个小山峰。
从上述构成蝴蝶文面图案的水、雨、雪、山峰、树木、蝴蝶眼睛，以及附加的草、花、山峰等元素来看，当地人无疑是想通过生存环境中自然物的具象化来形象表达自然崇拜的心理。
当笔者询问文面女手臂或小腿上的文面图案时，大多数文面女说：
我的手上文的是太阳、星星。
独龙江常年阴雨绵绵，潮湿阴冷，太阳的光明与温暖必然是独龙民众所向往的，对太阳的崇拜由此而生。这与独龙族葬俗中死者头部面向太阳，盖房子喜欢找向阳之地是同样的道理。在早期，人类“起初是对周围的可感知的环境的一种意识……同时，它也是对自然界的一种意识，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于是人们把自然力人格化，产生了最初的神”。这样，通过“自然入画”的文面仪式表达了当地人对于各种自然力（神）的崇拜。
整个蝴蝶文面图案，比较显眼的是嘴边波形、菱形纹路与点、线、面结合成的四边形图案。有的图案因为独龙女尖下巴，或者年老齿落、下巴收缩而呈三角形。但所有图案都是将一列的竖线（从上面下来之意）与一排点状（意为接住、集聚、增多）框进其中，其含义就是来自“上面”的东西汇聚在一起，物品得以集聚，人口得以繁衍，氏族得以发展。事实上，这与独龙族的族源传说是十分吻合的：
相传，在遥远的古代，地上到处都是光秃秃的，没有森林，没有动物，也没有人类。有一天，天神格蒙在门德龙戛造人。他先取了一把泥土，放在石板上，捏呀捏，捏得很透细，捏上了嘴巴、鼻子和眼晴格蒙向泥人吹了三口气，泥人就慢慢地会说话、会走路了。……过了好多年，这对男女成了夫妻，生儿育女，繁衍后代，地上就开始有了成群的人类。
在独龙族另外一些有关天（神）的传说中，也说世间万物，包括人、动植物、精灵、鬼魂等都是由高居九层天界之上的天神“格蒙”所造所管，人类与动植物、精灵、鬼魂，以及天神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独龙族还有这样的传说：
很久以前，独龙人吃的是兽肉、树皮、草根，穿的是兽皮树叶。天神为了使独龙人摆脱饥寒侵袭的痛苦，把其女茂木奖下嫁给独龙人乓根棒，教独龙人耕织之法，陪嫁了五谷种子……
天神既是独龙人的高祖，也是造物主，天神还主宰着刀耕火种地的丰廉，因此在每年收割完毕之后进行家族性的祭天神仪式。这个文面中竖线图案所包含的“上面下来”的意涵在于，人与世间万物乃至精灵、鬼魂等皆是天神所主宰，在脸上文上竖条纹就是独龙人表达其天神崇拜及祖先崇拜的一种仪式。
菱形纹在独龙女文面图案中很突出，有沿鼻梁而文的大菱形纹；有从下巴上伸到脸颊，再从鼻翼到鼻尖的小菱形纹。菱形文比之其他图案抽象，当笔者再三询问其意义时，除了获悉“围住”“框住”的意思外，难以深究其余。不过，恰恰是这个“框住”蕴含着深意：封闭于独龙江峡谷的独龙人不正是被独龙江两岸高峻的高黎贡山与当担力卡山“框住”而与外界隔绝的吗?这种隔绝，不仅仅是自然地理空间的隔绝，也包含与外界社会文化空间的隔绝，是其冲破自然与社会双重阻隔期望的抽象化表达。另外，也不能忽视菱形纹所代表的含义。
“菱形纹与鱼纹有割不断的联系，这联系很明确，也很紧密。……可以认定菱形纹所指代的就是鱼纹”。而鱼纹在早期人类中的象征意义，有认为是图腾，有认为是从崇拜鱼类到生殖崇拜，目的是祈求人口的繁盛。那么，脸上所文的菱形纹，则有可能是“围住”“保护”“增加”之意，也有可能是独龙先民生殖崇拜观念的一种具象表达。自然崇拜与生殖崇拜意义在独龙女文面中是相通的，表达的不外乎就是恩格斯所说的早期人类对于人口与生产生活资料再生产的期盼。
总之，文面文化主体首先崇拜的是自然环境，由此从两种再生产的诉求出发，衍生出祖先崇拜与生殖崇拜意识。这应该是独龙文面图案中“自然入画”的意义。
（二）灵魂化蝶
一般而言，万物有灵论是宗教思想发展的最初阶段。人们对于生老病死与梦境不解所引发的灵魂观念泛及自然万物之后产生了自然崇拜。独龙女文面中的“自然入画”是万物有灵观念的具象表达，灵魂观念是“自然入画”的基础。蔡家麒的相关调査就曾关注过独龙族独特的灵魂观念：
人一旦死去，紧接着出现第二个灵魂“阿细”，是死后的亡魂。各“阿细”年限一到，遂变成各色蝴蝶，先后飞向人间，靠采食花蜜和露水生活，漂亮的花蝴蝶是妇女们的“阿细”所变，红、兰、白色的蝴蝶是男人们的“阿细”所变。蝴蝶死了，对于人的灵魂来讲，就再也没有什么了，永远不复存在。
在独龙族中，存在人死后变亡魂，但魂并非不灭的观念。他们需要在人死变亡魂，乃至亡魂完全消失过程中有一个承载亡魂的象征物，并笃信飘飘忽忽、飞来飞去的蝴蝶是人死之后的灵魂所变。“每当峡谷里飞起美丽的蝴蝶，他们便认为这是人（死后的）灵魂的化身”。
人死后会变成蝴蝶，所以独龙人在家里看到蝴蝶是不会驱赶的，因为这是已故亲人的亡魂来看望亲人。
在独龙人的传说中，蝴蝶是人死后的魂变成的。当魂走向死亡的墓地时，倒下后就有只蝴蝶会飞出来。是人的亡魂变成了蝴蝶，是亡魂的化身，所以从古至今独龙人都不*害蝴蝶。
相传，人死后就变成亡魂而存在，并留在人（亲人）的身边，只是人类看不见它的存在。也就是说，人的背后就是阴间，人与亡魂就是一个转身的距离。当亡魂经历了他生前所经过的重重历程后，就要又一次逝去。亡魂走着走着就到一个没有出口的地方，像鱼篓的底部一样没有出口，于是就转化为蝴蝶，游弋在人间。蝴蝶的生命很短暂，轻轻一碰就死了。蝴蝶一死，这个人也就永远死了。因此，人死后，会变成蝴蝶（亡魂）三次，最后这次就到一个没有出口的底部，就变成蝴蝶在人间与亲人相伴，就可以被人们看到，也就知道人死后的魂已转化成蝴蝶，也知道蝴蝶很快会死去，这个人也将永远不复存在。
在独龙人看来，蝴蝶的来与去都是突然而神秘的。蝴蝶在自由自在地飘飞与栖息中，有一种恋恋不舍之态，但只要受到轻微干扰就会惊怵而逃，这与独龙族心目中的灵魂形象是非常吻合的。与其说独龙女脸上展示的是撷取独龙江众多自然物而构成的一幅蝴蝶图案，还不如说烙印的是灵魂崇拜与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生殖崇拜等多重意义的文化符号。这个符号是“引起该集体中每个成员对有关客体产生尊敬、恐惧、崇拜等等感情”的“集体表象”，因而得以长久相传。
长期以来，独龙社会一直以极为分散的小型村落居住方式与极其简单的生产关系繁衍生息于自然资源十分富足的独龙江峡谷。因独龙江有着周围其他地方、其他民族所短缺的名贵药材与山货，独龙族就不可能永远隔绝于近代以来日益扩大的区域经济圈之外。至迟在清雍正年间，独龙族就与其他民族发生了经济交换关系，其竹器与野麻所织麻布就有“麽些（纳西族）不远千里往购之”。之后是傈僳“强人”、维西纳西土司、察瓦龙藏族土司与内地汉族商人等接踵而至，独龙族遭受多重盘剥。“曲民之于察蛮，有畏若虎狼，敬如祖宗之概；而擦蛮之视曲民，直奴隶犬马之不若也”。独龙族在原先自然规律引起的死亡压力基础上，又加上了族际关系的压力。他们将精神寄托于承载其灵魂的有着自由而短暂生命的蝴蝶，以此来寻求暂时的解脱。
需要注意的是，灵动的翅膀、生动的眼睛，在蝴蝶造像中都是至关重要的。独龙女文面所文的不是静止状态的蝴蝶，而是“飞蝶”。这是因为这一双飞翔的翅膀更能寄托独龙族力图挣脱独龙江封闭的自然环境与周围强势民族压迫的愿望。当然，这种自由，也只是一种精神上的自由，如蝴蝶生命般短暂。
总之“自然入画”与“灵魂化蝶”是独龙族在自然与社会双重压力下渴望自由的一种表达。从人类最早面对的是自然压力而非社会压力来看，可以肯定，文面较为原初的动因是其自然崇拜与独特的灵魂崇拜。
三、近代以来独龙女文面文化的顺势建构
如果说由于长期忽略文面图案中蕴含的自然崇拜与灵魂崇拜而导致独龙女文面之谜长期悬而未解，那么，将文面动因彻底遮蔽的则是近代以来文面文化的不断顺势建构。
（一）因异族侵凌而文面
尽管文面源于异族侵凌的历史记忆到民国初年才见诸文献，但早在独龙族族源历史传说中就能看到外部力量影响独龙社会的影子，文面文化的顺势建构由此而展开。
从怒族分化出来的那部分独龙人，从独龙江由北向南迁徙，出现了北部“文面部落”、中部“文颌部落”与南部“不文面部落”的空间分布。
三乡（孔目）以下不归藏族管，所以那里的妇女是不文面的。
清雍正之后，藏族土司对独龙族的统治区域（从今迪政当村的腊卡塔向南达巴坡村的斯拉旺）与此是相互对应的，由此一些独龙族民众（包括一些独龙文面女）与学者将文面与藏族土司压迫独龙族的史实进行勾连，防止藏族土司掳掠的“毁容说”应运而生。
若复原该区域族际关系的演变历史可知，傈僳族也许是更早与独龙族发生冲突的群体。明嘉靖年间，傈僳族大规模西迁怒江中游福贡与贡山南部之后，再向北推进到贡山北部，沿途大部分怒族融人傈僳族中，而更北之怒族（包括独龙族）则于雍正间远赴维西求“内附”：“……性怯而懦，其道绝险，而常苦栗粟之侵凌而不能御也。雍正八年，闻我圣朝已建设维西，相率到康普界……求纳为民，永为岁例。”当时，贡山怒族不断被“傈僳化”，还日益受到内地汉文化的影响。在外界看来，属于“见之令人骇异”的文面习俗的逐渐消失是可以想见的。
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傈僳人则向西翻越高黎贡山到达独龙江中南部：“……每年由怒子之能事者到俅江征收门送解，其子孙世代相沿，至清末，仍照旧征收。所谓怒子管俅子，迄今尚相传以为口实也。”维西改土归流使得与维西及其更靠内地的丽江纳西早有经济交往的贡山怒族与独龙族以求“内附”来抵制傈僳之侵凌。结果是由笃信藏传佛教的维西纳西女土司禾娘将其属地贡山北部与独龙江赠送给察瓦龙土司作为香火钱粮。于是，就以今独龙江中南部斯拉洛为界，其北成为察瓦龙土司势力范围，同时维西土司也派傈僳收税官以收纳土物方式进行统治；而独龙江南部则每年有傈僳“强人”侵入：“此项吉匪（怒江傈僳“强人”），常为江尾傈僳勾结，入境为患，恒有旦夕难安之势。”
1929年，杨斌铨的调査报告就首次呈现了文面与异族侵凌独龙史实的关联：“细询此种原由……因受害不堪，少有知觉者，将女子十二三岁时以针刺其面部，涂蓝色。傈僳、怒子见其文面，多不抢劫，相沿成风。”“未开化前，傈僳时去怒江抢劫俅民妇女以为奴婢。有女子年至十四五岁时，以青色涂面如飞蝶形，用针刺之，使黑，傈僳即不抢劫”。这是清末多民族欺压独龙族，导致独龙女文面的文化建构之肇始。至今，一部分独龙女仍坚持文面源于傈僳抢掠：
我们独龙妇女好看，傈僳就把独龙男人女人用绳子一串拴起来拉到怒江，男人就咔咔砍头*掉，女人就给他们做老婆，给他们改良种子了嘛。妈妈害怕我被傈僳抢走，就让我文面了，文了面他们就不要了。
傈傈“强人”不仅最早在独龙江独大，并且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统治者，所以傈僳族在独龙女文面的历史记忆中也是最为深刻的。
（二）因土司强迫而文面
1935年陶云逵进独龙江调査时发现，“促使”独龙女文面的对象中又增加了藏族：“俅女至十二、三岁即文面，据说是怕被察蛮拖走用以偿还牛债，怕傈僳拖去当尸骨钱粮（恐另有他意）。”这种文面主体的历史记忆从防止傈僳掳掠到防止藏族与傈僳掳掠并存的变化，是当时藏族土司步傈僳“强人”后尘、欺压独龙，导致独龙族文面历史记忆再次出现文化建构。除了藏族土司强迫文面的历史记忆外，还有活佛强迫文面的传说：
解放前察瓦龙土司对独龙族说，你们的妇女要画脸，男子不要剪头，否则不是独龙人了，就同傈僳人和怒人一样了等等。
很早时候……据说西藏有个活佛在卜卦时说：我统治下的百姓，一定要有人文面。于是，文面就要轮到独龙族身上。
在此，是否是藏族土司逼迫文面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藏族土司与汉族官员在独龙江争夺统治范围这个史实。活佛之口所言的文面“神圣性”，事实上亦即其统治的合法性象征。文面与否事实上成为察瓦龙土司与内地官员管辖区的文化分界。跟踪调査的70多个文面女大多说是主动文面，也有的说是父母、公婆让其文面的。在笔者看来，这些都是应对藏族土司统治“社会情境”的一种生存策略。
另外，烙印于文面女历史记忆中的，还有藏族帮独龙族文面之说：
搞文面是从西藏传过来的。文面是西藏人最喜欢的，文面代代传，是独龙人的标志。盐巴也从西藏来，要用独龙毯换。
还没解放时，察瓦龙那边让我们文面。我当时是愿意文的，还没解放，不能不文。……独龙族一直都听察瓦龙土司的话，盐巴也是藏族人（卖）给的，这是传统。
可以看出，正是基于经济互补的不平等族际关系，使弱小的独龙族对藏区盐巴等稀缺必需品的依赖而深陷于藏族土司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多重压迫之下。因此，无论是藏族土司逼迫文面，或者是为逃避其他民族抢掠而主动文面，都不过是外界力量在独龙江进行博弈的历史在独龙女文面上的一种映射而已。
（三）因遭抢掠而文面
伴随维西纳西土司势力不断深入独龙江，还有来自汉商（实际上多数是接受汉文化较多的纳西族、白族商人）不等价交换的经济剥削：“（汉商）每以少许之针、线、盐、米，易其大量之药材。……汉商利用弱点，尽力放‘款’，即是放给俅子所需物品。约期偿还，及期不还则利上加利。所谓利上加利即是需要多量之药品。如是一年不能偿清必至数年，一世不能偿还，则连及后代。于是一蹶不振，万劫不复，汉商复以政治武力等威吓之。”内地政府势力的深入，方便了汉商与国民党地方政府官员的勾结，最终使独龙族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之中。于是，文面为防止汉人掳掠的历史被建构出来：“国民党时期，军政人员苛虐独龙族人民，为察瓦龙土司提供了借口。他们大肆宣扬，不文面的人，汉人要抢去。于是为防汉人来抢，文面一直延续下来，且多在少女时代便文上面。”
伴随内地政治势力与汉文化的逐渐深入，一方面不断出现文面“形如鬼怪”是“陋习，而严禁，另一方面也存在因“不刺者即非美观”而“相沿成风”。独龙族逐渐对强势民族文化产生趋同感而加以“攀附”。
独龙族模仿汉族、藏族用笔写字，首先在手和腿上乱画，后来变成文身，以致发展成文面。
大哥大姐……成了汉族。临走时，由于他俩把书本带走了，他们的后代都能读书识字，管理天下；二哥二姐赶着羊群，带着经书走了，来到澜沧江边定居，成了藏族，他们会放牧，也会念经。
将文面动因附会于模仿汉族与藏族写字，实际上是对藏文化与汉文化的一种攀附心理，其背后仍是因社会经济发展差异所带来的区域族际关系的不平等，是清雍正以来藏文化与汉文化强力渗入的“社会情境”下所沉淀的一种“历史心性”。在独龙创世神话中，则可看到汉人地位后来居上：
大的一对……为藏族人之祖先。第二对……为俅子祖先。当时，此四人赛射弩箭，以一块钱为目标。言明射不中者向射中者征税。……故至今俅子纳税给藏人。……但此九对中，有一对是汉人的祖先。
九男九女成人后大哥大姐虽然未*弟妹们，但却把弟妹们的粮食、种子统统背走，到江东去当皇帝，变成了汉族。留下弟妹们住在江西，当老百姓，年年要给官家上税。官家怎么吩咐，弟妹们都要照办。
第一个神话中，藏族是大哥大姐，而汉人形象还是模糊的，且排在独龙与怒族之后；但在第二则神话里，汉人已升格为老大，而藏族则降成老二。可见兄弟神话中的兄弟排序并非是随意的数字罗列，而是各民族社会地位高低的折射。独龙族神话中，汉人地位的提升既是内地政府势力的深入，也是汉文化在独龙族生产生活中重要性的凸显：“俅民，日用饮食起居器具，皆赖汉人供给。所出山货药材，亦皆售之汉人。”在承载独龙族思想意识的文面文化背后，是对汉人越来越强烈的经济依赖。因此说，此时期文面历史的再次建构，其实是近代以来独龙族被纳入弱肉强食的区域政治、经济与文化圈下的“历史心性”变化。与为迎合藏族所好而文面一样，防止汉人抢掠心理下的文面习俗的存续，也不过是不平等社会下弱势民族不得已的一种生存选择。
上述文面成因从源自傈僳“强人”到藏族土司，再到汉商与官员抢掠之说的演变脉络，与其说是一部文面文化的重构史，还不如说是独龙族族际关系的演变史。在此过程中，文面古老成因被一次又一次覆盖，文面实际上已成为附载雍正以来独龙受周围强势民族压迫史实的工具。
清代“怒人”男女皆文面到清末独龙仅女子文面的变化，是独龙族文面文化中的另一个未解之谜。众所周知，女子与外界接触相对较少，受外界文化影响相对迟缓，是更能固守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群体，其文面所寓含的传统文化成分也更为厚重，因而难以在短期内消失。另外，文面可能与女性身份有关：
我们独龙男人是不文面的，女人才文面的。文了面就（从女孩）变成女人了嘛。
以前男孩女孩的头发、衣服没有明显差别，文面成为区分男女的东西，所以我们更需要保持嘛。
更为重要的是，清末以来当文面承载了不平等族际关系下的“社会情境”时，女性群体在外界暴力面前的无助更甚于男性群体，性别挤压下的独龙族女子将文面习俗保留下来，甚至进行强化，体现了面对多重压力的弱势群体的一种生存智慧。由此，也造成了基于不平等族际关系而重构的文面文化对于文面古老动因的再次覆盖。
四、结论
在某种意义上讲，无论是傣族文面、怒族文面，还是独龙族文面，首先都是人类处理与自然关系的一种产物。在不平等的族际关系影响下，独龙女文面还承载着沉重的社会压力。清末以来，独龙女文面出现了代际递减的情况，文面女数量逐渐减少，文面图案也由繁到简。同时，也出现了独龙女文面文化的不断顺势建构。这种不断被重构的文面文化，与其所处的“社会情境”相吻合，体现出文面文化主体基于区域内不平等族际关系做出的一种文化选择与适应。由此可以想见，即便在不远时间内所有文面女全部离世之后，有关文面文化的重构（同时也是对古老成因的覆盖）将一直继续下去；而且，其重构的文化将会吻合于文化主体所处的“社会情境”。这或许就是陶云逵在20世纪30年代所言的文面动因“恐另有他意”之深意所在。
【注】文章原载于《民族研究》2015年第6期。为方便手机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责编：李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