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信墓·韩侯祠·咏韩诗一一一李 淳

晋中有文化，又没文化。说“有文化”，是说晋中有深厚的文化积淀，有许多可供挖掘和利用的历史文化，特别是人文资源；说没文化是说社会有关方面，特别是有少数“用事者”，对这种文化特别是人文资源的开发、利用还很不够。晋中在利用晋商文化，主要是在开发若干个晋商大院作为旅游景点方面，在开发绵山等方面，做了有成效的工作，但在其他人文资源的开发、保护、利用方面则有明显的欠缺。

这个结论或许武断了些,或许是“以偏概全”,但这是从我几个月前在晋中看韩信墓、祁黄羊墓、罗贯中故里以及王允衣冠冢时感到的。话说得激烈点，过火点，只是“爱之深、求之切”而已，并非想抹*晋中各方面在文物保护开发方面所做的工作。说“没文化”，只是基于我的见闻有感而发或不得不发的。且不说，祁黄羊父子墓，那在学大寨前是很大的一块墓地，长满松柏林，墓堆很大，而学大寨时，竟动员全村老少车挖人担干了一冬天把它削平做了耕地，现在仅剩下了桌子大的“一抔土”，立了写有“祁奚父子墓”的一块小石头了事。祁即祁黄羊，他儿子即祁午。祁奚是晋国有名的贤大失，著名的“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就是他的典故(说的就是祁奚推荐他的一个仇人和他的儿子祁午各担任一个官职结果证明都非常称职的故事)。识人、知人，摒弃个人的亲疏好恶，一切从国家利益出发，公道地荐举人才，祁奚的这种高尚的政德和永垂青史的用人思想，成为留给我们的宝贵政治财富。且不说罗贯中故里只有一个罗家祠堂，而没有恢复任何罗贯中的遗迹，包括故居、必要的文物资料和介绍，甚至也没有打算要搞成一个让人参观的景点。也不说东汉司徒王允(曾定计*董卓，有名的戏剧《凤仪亭》说的就是这个故事，老人们几乎无人不晓)故里的衣冠冢，只有一块简单的墓碑(那还是原省委副秘书长田中仁为他的老家祁县要了五万元修的，修碑不过用几千元，余款也不知干了什么)，周围成了建筑垃圾堆放地，想过去看看都非常难走。至于前些年资寿寺的罗汉头因管理不善被盗，而后由香港爱国人士高价购回、转赠回寺的事也实在令山西人汗颜。这些且不详说，我这里只重点说说韩信墓。

韩信墓在灵石县城南10公里的韩信岭上。韩信岭，原名高壁岭，因纪念韩信而改名。历史上山西中部的南北之间以至通往陕西、河南的必经的大道即“官道”就是越此岭而过。“巨岭摩天断道路，路旁有祠祠后墓”，韩信墓就在岭上的官道旁边。我去看时，这里仅存一个大土堆，灵石县的同志说这就是韩信墓。墓周已挖作牲畜圈或柴草仓库，破坏严重。墓前边原有的几处祠宇已全部毁坏，地面上还可以看到一些残砖败瓦；祠墓前原有的“汉阴侯墓”的碑碣和曾有过的众多的题壁诗和诗碑已荡然无存，听说石碑已做了老百姓的住宅墙基或垒了猪圈。过去的官道因大运公路的修建早成历史，无人走了，但官道的遗迹还很清晰，使人想见当年“荒坟埋骨腰山路”(明朝于谦悼韩诗)的景象。韩墓、韩祠,全国解放后曾被定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今已快破坏无遗了，这不能不令人痛心。韩信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名人，对于有关他的古迹的保护意识，以及从此反映出来的对待古代文化的观念，难道能说这是有文化的表现吗?

为了探究韩信墓、韩侯祠作为文化古迹的深厚文化意义，笔者从韩侯其人、千古奇冤、汉为什么*韩信、韩墓小考、韩诗赏析、建议重修韩墓韩祠等几个部分来叙述。

一、韩信其人

韩信(?——前196年),汉初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战略家。淮阴(今江苏淮阴市西南)人。“始为布衣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常从人寄食，人多厌之者。尝从其下乡南昌亭长寄食。钓于城下，一漂田见信饥，饭信，竟漂数十日。”曾“胯下忍辱”于屠中少年。后参加项梁的起义军，无所知名。“项梁败，又属项羽，为郎中；数以策干项羽，羽不用”。遂亡楚归汉，为连敖；后经滕公推荐，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后逃走，萧何月下追回，劝刘邦筑坛拜之为大将军。公元前206—前202年，楚汉相争，逐鹿中原，韩信为汉朝的创建立下赫赫战功。他曾奉命击魏，虏魏王豹，定魏地，置河东、太原、上党三郡。北破代兵。继而韩信与张耳东下击赵(即著名的背水阵)，擒赵王歇。韩信发使使燕，燕闻风而靡。又奉命击齐，“东下齐城七十二”。韩信派使者向汉王“请作假王(代齐王)”以镇齐，遂有刘邦怒骂而张良、陈平蹑汉王足、附耳冻止的故事，汉王封韩信为齐王。楚项羽使大将龙且等击韩信，韩信大破楚军*龙且(“斩龙堰潍水”)。公元前202年，会战垓下，灭项羽，汉王刘邦即皇帝位。在韩信下魏、破代、取赵、平齐之后，汉王都“收其兵”或“夺其军”以拒楚；项羽已破之后，“高祖袭夺齐王军”，“徙齐王信为楚王”。不久,“人有上变事告楚王谋反”，高祖乃“伪游云梦，会诸侯于陈，楚王信迎，即因执之”，“封韩信为淮阴侯，分其地为二国”。韩信因此发出“生乃与哙等为伍”的慨叹。公元前197年8月赵相国陈豨反代地；公元前196年春，韩信舍人之弟告韩信与陈豨同谋造反。吕后与萧何定计，把韩信骗入长乐宫钟室斩首,夷三族。韩信著有兵法《韩信》三篇,今佚。

二、千古奇冤

司马迁在韩信本传中说韩信“天下已集，乃谋叛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在《高祖本纪》中说“淮阴侯信谋反关中，夷三族。”似乎韩信被*是罪有应得。我认为，这只是表面地肤浅地看问题。

作为汉朝的史官，司马迁不能、也不可能公然否定汉朝给下的与陈豨同谋造反的结论，他还得与汉王朝“保持一致”但司马迁作为以“秉笔直书”为“史德”的伟大的史学家，他要留给后人以真实的历史。所以，他又以高超的“史才”和“史识”，巧妙地从不同的角度来否定这个对他来说是违心的不得不作的结论。

首先，司马迁在韩信本传中，借萧何之口说韩信是“国士无双”,“必欲争天下，非信无所与计事者。”“国士”就是对国家有特殊重要意义的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才。一个“无双”，一个“非信无所与计事者”,突出了韩信作为争天下、创汉业的人才的独一无二性。这样的“国士”会谋反吗?

第二,司马迁浓墨重彩地极写韩信下齐封王之后，一再不听项羽说客和蒯通背汉自立、三分天下的建策，反复申述汉王对他有登坛拜将、解推义重、言听计用、封王赐爵的知遇深恩，自己绝不能“向利背义”，并表示“虽死不易”。又极写韩信封王之后，以千金酬报漂母的一饭之恩。司马迁的这些记述，就是暗示韩信讲究信义、品德高尚，没有背汉造反的心理基础，从而让后人得出“谁道异谋萌末路，君侯心迹自分明”(清人朱绍曾诗)，“侯果欲反奚不早，解推义重非忍忘”(祁韵士诗)，“不忘漂母饥时饭,汉后如何却少恩”(明人杨美益诗)的结论,进而否定司马迁自己不得不写的韩信“天下已集，乃谋叛逆”的违心之论。

第三，写韩信的反状，是韩的舍人之弟“夜半告变”,而这个舍人曾“得罪于信，信囚，欲*之”；所告谋反情节，是陈豨出任赵相国(受权监赵、代边兵)时来韩信处辞行，“侯(韩信)执其手,辟(屏退)左右与之步于庭”，约定里应外合造反。告状人并未提出任何具体旁证。这自然会引起后人“中庭握手谁闻见”的疑问，看清谋逆罪的“莫须有”性质。

第四，在写高祖“伪游云梦”,械系韩信时,记述韩信当时愤慨而沉痛的抗议：“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而面对韩信的质问，高帝的回答仅是一句“人告公反”，提不出任何具体罪状。接住，就是“赦信罪，以为淮阴侯”，“分其国(楚国)为二”。这样不明不白地抓，又不明不白地放，说明“伪缚云梦”只是以莫须有罪名削夺、谋害韩信和其他开国功臣的第一步。有了这第一步，就会有长乐宫*韩的第二步。只可惜身经百战、所向披靡的大将军却不懂自保之术，如祁韵士诗所说，“不学无术终未悟”，落了个“一旦就擒若驱羊”的下场。

第五，在其他人的传记中，司马迁借他人之口，明显地揭露高帝、吕后强加罪名*害功臣的大量事实，侧写、补写韩信被冤*的实质。在彭越列传中，写高帝征陈豨，征兵于梁王彭越，彭称病，派将领带兵跟刘邦出征。高帝怒，责让梁王，梁王欲往谢(认错)，部将扈辄说“往则为擒矣，不如遂发兵反。”梁王不听，遂称病。此前，曾有“梁王怒其太仆，欲斩之”的事，这时，太仆告梁王与扈辄谋反。高帝立即派人以突袭的办法捕梁王,“有司治反形如法”，上赦以为庶人。对彭越的办法，同对韩信的办法如出一辙，都是强加之罪。即使经过“有司”(司法机关)，也是按皇帝老儿的意见办。下一步，更露骨了，彭越被发配到西蜀当老百姓，从洛阳西行，碰到吕后从长安来，“彭王为吕后泣涕，自言无罪，愿处故昌邑，吕后许诺，与俱东至洛阳。吕后白上曰：‘彭王壮士，今徙之蜀，此自遗患，不如遂诛之’。于是吕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复谋反。廷尉王恬开奏，请族之。上乃可,遂夷越宗族，国除。”

这里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彭越根本没有造反的意思,太仆“告密”纯属挟嫌报复，而且是摸清了汉朝延*害功臣的意图才投其所好，公然诬告的。诬人造反是要反坐的，但这个太仆知道不久前韩信被*，就是这么罗织了罪名的，有先例在，诬彭谋反就没有什么风险。果然，一告就中，梁王彭越被废为“庶人”；但彭越想当老百姓也不行，吕后把他从迁蜀路上骗回洛阳，请示了高帝后“令其舍人告彭越复谋反”，再指令管刑狱的廷尉“开奏，请族之。”你看，制造冤案的程序，如告彭谋反的人证、司法程序、批准程序(“上乃可”)都不缺少，但罪状却是假的。而*害彭越的真正原因，吕后说得明白：“彭越壮士，今徙之蜀，此自遗患。”对“壮士”犹且不放过,对韩信这样的无双“国士”，当然更不能放过，而且要首先开刀。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你部下有人挟嫌诬告，正中下怀，立即认可；没人诬告，我指令、唆使人诬告，反正我不叫你活，你就必死无疑。这就是高帝和吕后的*人逻辑。

再看看淮南王英布是怎么死的。《英布列传》载,汉四年(前203年)立布为淮南王；六年，布举九江兵与汉击楚，破之垓下。布遂剖符为淮南王。十一年，汉诛淮阴侯，布因心恐；夏，“汉诛彭越，醢之(做成肉酱)，遍赐诸侯，布见醢大恐，阴令人部聚兵，侯伺旁郡警急”(很显然，这属于被迫的准备自卫的性质，并非主动造反)。布怀疑其所幸姬与中大夫贲赫有不正当关系,贲赫恐,诣长安告布“谋反有端”,“可先未发诛也”。萧相国以为“恐仇怨妄诬之(*韩信时,萧何连这么一句话也未曾说过，大概是知道说了也没用；他如果为韩说情，还很可能会引起怀疑，加以与韩同谋为逆的罪名，因为韩信本是萧何推荐为大将的。所以唐人殷尧藩诗说：此日(*韩信之日)深怜萧相国，竟无一语到金闺”)，使人微验淮南王。布恐,遂族贲赫家,发兵反。

很显然，英布是被逼而反的。对于英布反的原因，史记特意记载了一段很有弦外之音的耐人深思的对话。汝阴侯滕公召故楚令尹问之。令尹曰:“是固当反。”“往年*彭越,前年*韩信，此三人者，同功一体之人也。自疑祸及身，故反耳。”

这就不难看出，汉*韩信、彭越、英布，都是以罗织罪名的手段冤*或逼其谋反而诛*的。司马迁在《高祖本纪》和韩信本传中都按汉的结论说韩信、彭越、英布是因谋反被*，而在彭越、英布列传中，则以多个侧面记述和揭示三人被冤*、逼*的内幕。所以后人的咏韩诗说：“太史公笔自沉痛”(清人刘大观《韩侯庙怀古》诗)，“不负君(指韩信)惟太史公”(清人何绍基《韩信岭》诗)。这是说司马迁以沉痛的史笔为韩信的冤案鸣不平，是真正对得起韩信了。

曾留学伦敦大学皇家矿业学院,后任山西农矿厅长的灵石人耿步蟾(1886-1961)，写过一首《过韩侯岭》的诗，诗中说：

专制流毒何太酷，功臣十九遭诛戮。

鸟啄寡恩文种亡，枭雄负德韩侯族。

汉家帝业基侯手，微侯未必归汉有。

只因明哲输留侯，致令钟室丁阳九。

刘季雄猜千古无，司晨更有吕雉奴。

彭王俎醯淮阴族，英雄血泪交模糊。

独怜尔时萧相国，竟将谈笑恣罗织。

耿步蟾受过现代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教育和影响，所以他比以往的历代诗人高明，诗作一开始就谴责封建专制主义的残酷，这就抓住了汉*韩信等开国功臣的根本原因。

三、汉为什么*韩信

韩信之死是吕雉擅*，还是刘邦旨意？从正史记载看,吕雉*韩信时,刘邦在东垣前线，但吕雉*韩是叫来萧何商议的，萧何是刘邦的老乡、老搭档，又位居相囯，他为什么一句不同意见也不提？难道他不怕刘邦回来怪罪他不阻止吕后？显然是因为萧何深知刘邦对韩信的态度和将要采取的措施。后来的事实是：高祖从东垣回到长安，听吕后说韩信已死，高祖“且喜且怜之”，首先是“喜”；联系到不久以后*彭越的经过，就不难看出，吕后与刘邦在*戮有大功、有大才能的异姓王时，意见本来是统一的，因为这样做都是为了汉家天下的长治久安。而且在*韩时还不存在或没有发展到如王士槙所说的“势已归诸吕”的情况，也不是什么“厄逢吕雉有余哀”，*韩只代表吕后个人的意见。正因为吕后深知刘邦对韩信有*灭的意图，所以才在刘邦不在时*掉韩信；或者事先刘吕二人已有约定，也未可知，只是史书不好记载，或不知内情而无从记载而已。清乾整帝在《中国历代皇帝御批通鉴辑览》中写的批注说：“韩信之冤与否，姑弗论；然高祖在外，而后(吕后)公然族诛大臣，牝鸡司晨，成何国政？人寰之祸，肇于此矣。”乾隆的这个结论显然并不符合实际。

汉高祖、吕后为何*韩信，为何第一个拿韩信开刀？这是有深刻而复杂的原因的。

首先，韩信是汉朝开国元勋中能力最强、功劳最大的。因此，在刘邦、吕雉看来,韩信是对汉王朝的最大威胁。刘邦自己在与群臣讨论为什么汉胜楚败时说过，韩信与萧何、张良此三者,乃人杰也”，而“吾能用之，此吾之所以得天下也”；“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在楚汉相争中,使刘邦由弱变强、由败转胜，主要靠的是韩信的政治谋略和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刘邦在萧何追回因不受重用而逃走的韩信，听从萧何的意见，对韩信举行了登坛拜将的大礼之后，曾同韩信有过一次深入的交谈。韩信对天下大势的分析非常精辟，给刘邦提出的对策建议也极具战略意义。韩信分析项羽的匹夫之勇、妇人之仁、任人唯亲，以及建都彭城而失地利，所过残灭而伤百姓等致命弱点，得出项羽“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故其强易弱”的结论；分析汉王入武关，秋毫无所害，除秦苛法，与秦民约法三章等得民心的重大举措，并进而提出反项羽之道，任天下武勇，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并先定三秦而后统一中国的战略方针。我看这不亚于诸葛亮在刘备“三顾茅庐”之后的“隆中对”。诸葛亮是“未出茅庐，三分决策”,而韩信是“甫登将坛,一统天下”。韩信决不是只会打仗的“一介武夫”,他攻城掠地的赫赫战功也绝不是凭什么“匹夫之勇”。“逐鹿中原汉力微,登坛频蹙楚军威”(明代骆用卿诗)；“蹙项方成皇帝尊,功劳一半属王孙(指韩信)”(清人罗筠诗)；“权归大将惊雄敌”“登坛转战疾如雷”；“君侯节概比岭高,论功岂值萧与曹”(清人张崇型诗)；“当时若少无双士,纵有萧张未必多”(清人谢均诗),这些评价都是实事求是，丝毫没有夸大的。司马迁在韩信本传中说韩信“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把韩信的功劳比作创建、兴起西周的周公、召公、姜太公，可以说是无以复加了。“功高震主易生疑，鸟尽弓藏悲晚语”(清人章庭珪诗)，“不是奇才身不死,功高原有汉王知”(清人谢玉彩诗)。功高震主，才高忧主，而韩信功最高，才最奇。卧榻之旁岂容他人安睡？这是汉*韩信的第一个原因。

其次，有韩信本人的原因。尽管韩信深感汉高祖的知遇之恩(清人张崇型诗：“委任权专上将坛”；祁韵士诗：“解推义重非忍忘”)，不听蒯通的“三分之策”，这于国于己，都是正确的(“不听剧通非自误”)但他缺少对自身危机的敏感，自恃功高旦忠于刘邦，而不懂得韬光养晦。“蹶足危机肇子房,将军不解避锋芒；功成自合归真主，守土何须乞假王”，于谦批评得对。韩信是请求封王的第一人，也是刘邦封异姓王的第一人。在刘邦，他是怕韩信不听指挥甚至造反而不得已封的，但韩信开了封王的头，以后才有封彭越、英布等六将为王之举。韩信是请封王的“始作甬”者，刘邦早就对此忌恨在心。所以,在楚汉战争的关键时刻，刘邦几次夺去韩信的军队归自己指挥；而楚汉之争刚结束，刘邦就改韩信的齐王为楚王，缩小他的地盘和力量，接着又以“人告公(韩信)反”的罪名，“伪游云梦”，在陈这个地方擒拿了韩信。清人褚相诗云：“伪缚先含列国颦”,说的就是汉高帝及吕后从韩信开刀,开始了*害异姓王的行动。从公元前196年开始，大约只用一年的时间，就把韩信、彭越、英布都*灭了。

“前此请作假王时,蹑足已伏祸机张,不学无术终未悟,鞅鞅缺望徒慨慷”，“自言羞与哙等伍,老将失意语倔犟。”韩信功名心重，眼前有“买宅自污萧相国,学仙辟谷张子房”的榜样,他不学；蒯通告他“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的历史教训，他不听；他还在被降为淮阴侯之后，发出“生乃与哙等为伍”的怨望、牢*之语。韩信胸无城府(从正面讲,也可称直率,不设防),不知养晦韬光。司马迁在《淮阴侯列传》中记载了一个细节：高帝在“伪缚”并降韩信为淮阴侯之后,高帝问他“如我能将几何？”韩信回答说：“陛下不过能将十万。”高帝问：“于君何如？”韩信回答说：“臣多多益善耳”。这种直来直去的话本来不错，但却使皇帝相形见绌，大失面子，这种言行只能让刘邦疑上加疑，忌上加忌，并进而加快了韩信自身的危亡。

第三，更为重要的，是刘邦、吕后的原因。“鸟喙哪可共,良弓久自藏”。从人格上说，刘邦是猜忌心强、不讲信义、不择手段，带有无赖气息的流氓无产者，对此，《史记》是采取了“春秋笔法”,有所褒眨的。比如，在需要将军们为“造汉”卖命时，他发誓说：“使河如带，秦山为厉，国以永宁”，表示封王封国是永不改变的；但曾几何时，他的信誓旦旦，就变成了磨刀霍霍，*人如麻，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七个异姓王全部除掉，一个都不能幸免。而且对没机会逃走的,都来一个“夷三族”。“尚令黄河羞汉带，日夜崩涛夺征鼓”(王世贞诗)，就是中肯的批评。

但话说回来,我们还是不能简单地“以*无罪罪汉高”(王世贞诗)的。应该从历史的高度，更宏观、更客观地看问题，而不能单纯以个人道德高下来评判封建君主的功过是非。刘邦统一中国之后，他年龄已偏高，自感生命难以持久(他在*韩信后不到两年就死了)，而他和吕后所生的儿子即皇太子刘盈为人“懦弱”(刘邦自己就这么说过),刘邦想让气质像他的一个小儿子赵隐王如意(戚夫人所生)继位，而吕后又坚决不答应，并采取手段保住了刘盈的太子地位。在天下甫定，人心不稳，百废待举之际，如果主少且懦，怎么能统治得了那些功高才奇的异姓王？其实，靠不住的，何止异姓王，就是同姓王也靠不住，汉初的吴楚七国之乱，西晋的八王之乱等等，不都是大封同姓王的恶果吗？*诗云：“祖龙虽死秦犹在,历代都行秦政制”(就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多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这是极精辟的。刘邦所封的七个异姓王在无明显造反行动时被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灭，固然是历史的冤案，是刘、吕的不道德不合法行为，但从汉朝的“家天下”连及国家的长治久安计，又不能不为之。当然，采取什么方法可以考虑，是不是可以和缓一点至少不以*灭的办法解决问题？赵匡胤用“杯酒失军权”的办法对付开国将领石守信等就比*灭略好一点。但要看到，历代封建开国皇帝中以丹书铁劵表示封王封侯永久不变的,大多不算数,事实倒是“往往铁券埋膏斧”(明代王世贞诗)。“鸟尽弓藏剧可哀,古今一辙劫成灰”(清人周贻祖诗)，鸟尽弓藏，古今一辙。这在封建专制国家,是既堪痛惜又难以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不应该从个人道德的角度，去苛求古人特别是去苛求统治一个国家的封建君主。唐太宗为夺君位*兄戮弟，不失其为封建英主，舍此即无著名的“贞观之治”。同样，我们也不能因刘邦*韩彭等异姓王，而否定他的杰出的封建政治家的地位。反过来，倒应责备他，一开始就不该封异姓为王，也不该封同姓为王，在封同姓王之后未采取限制和取缔措施，以致为后来景帝平定吴楚七国之乱造成了大难题，付出了大代价。

对此，有见地的古人是不乏正确判断的。清人周贻祖诗云：“代北平来备远谋,只期炎鼎铸千秋”，这就是说，汉高祖*功臣是出于汉室江山长治久安的深谋远虑。事实上，“家天下”的封建君主在“求贤才”和“容贤才”问题上也是进退两难的。清代代州女诗人冯婉林说“慷慨歌风怀猛士，白登一困少韩彭”，就是说汉高祖一面慷慨悲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表示求贤若渴之意,一面又*掉韩信、彭越这样的能征惯战的老将,使自己被围困于匈奴，以后在一个时期内不得不采取对匈奴的“和亲”之策。这对封建开国皇帝来说，几乎是一种不可解决的矛盾。这既是封建制度的悲哀，这也是专制主义的必然。

四、韩墓小考

韩信墓所在的山西省晋中市南山的韩信岭，海拔1200米。现存韩信墓冢高约10米，底周围约30米。

《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正史均无韩信被*后埋于何处的记载。对于韩信岭韩墓、韩祠的来历,现在的根据主要是地方志。中国社科院地理知识编辑部对晚唐诗人殷尧藩(曾任山西永乐县令)所作《韩信庙》的诗注中说：“唐时或有韩信庙建于此处”。此说待考证。但明万历29年《灵石县志·古迹·丘墓》篇明确记载：“韩信岭在县南二十里。汉高帝远征，吕后*信未央，乃遣人函首送帝，值帝还兵此处，葬其首级于岭上，后人即其墓立庙祀之”。此后，《霍州志》《平阳府志》《山西省通志》《大中华山西地理志》《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等志书典籍均有类似记载。

元代至顺到至正年间曾任监察御史、翰林直学士、集贤学士的归阳根据他看到的碑记，说此地韩庙始建于金明昌年间(1190-1196)。以后曾三次复修：分别为元大德二年(1299年),由归阳撰《重修汉淮阴侯庙记》；明万历二十九年(1602年)，由知县路一麟撰《重修淮阴侯庙记》；清乾隆二十九年(1765年)，由邑令张学洙撰《重修韩侯庙记》。经三次复修，庙南北长18丈，东西宽8丈，占地1.2亩。有戏楼并轩楹一处，钟鼓楼各一，东窑房三间，茶房一间，槛栏阶级焕然一新，有僧人、尼姑住持，香火不断。新中国建立后，被定为省文物重点保护单位。以后被破坏。我去时，还看到原有建筑的图样及元朝时墓碑的拓片。

历史上有些诗人在诗作中记载了韩信祠、墓和诗壁、诗碑等的情况，也为今天了解、恢复韩信祠墓提供了依据。

寿阳人祁韵士，曾写过一首著名的《韩信岭怀古长句》,其中说：

淮阴死汉近未央，

无端藁葬霍山旁。

云昔传首欲送代，

高帝还师驻此冈。

头虽可砍魂不灭，

启筍隐隐须眉张。

遽命掩以一抔土，

英风万古悲白杨。

后人增筑作马鬣，

留镇巨岭摩天扬。

重垣缭绕起祠宇，

题诗壁上遥相望。

这首诗对韩信岭上韩信祠、墓、诗壁等的来历和当时的规模写得相当明白。曾任山西巡抚的伯麟在其诗中说:

磊磊岭上石，

郁郁涧边树。

寂寂空山中，

兀兀韩侯墓。

殒首长乐官，

瘞衣灵石路。

诛矛丹雘开，

粉壁多题句。

溯自汉唐来，

议者难更数。

这首诗对韩信祠、墓的来历，所在环境和诗壁及咏韩诗之多也作了描述。王琐龄的诗说“唯有庙前三尺碣，冷风凄雨自千秋”，则记述了当时的墓碑情况。他的诗说“曾从淮市瞻遗庙，又向汾山拜古丘”，则如实记述了江苏淮阴韩信老家也是他被降封为淮阴侯的地方，只有庙而无墓，而韩信岭(所在的山，他称为汾山，祁韵士称为霍山)有韩墓的情况。“路转山回行复驻，下马来拜韩侯墓”(清平阳知府章庭珪诗),“五年重过岭，下马拜韩侯”(清人林芬诗),以及“至今过客犹感伤”，“哀尔王孙空断肠”(祁韵士诗)，“于今世受簪缨拜”(明代霍州知州褚相诗)等等有关记述，透露出历代官员、文人祭拜韩信的虔诚和韩信祠墓作为文化古迹的重要地位，同时也寄托了对韩信遭遇的深切同情和不尽哀思。

韩信岭的韩信墓，究竟里边埋的是韩信的头，还只是衣冠冢，或者是别人的墓，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在韩信岭写悼韩诗的大多数历代官员、文人，是把这里当作埋骨或埋头之地的；有的诗说“剩有衣冠营旧冢，长留祠宇伴青山”，其中说的“衣冠”也是指骨头或头，而不是一般讲的只埋衣冠的“衣冠冢”。但也有极少数文人在诗中透露了对韩墓真实性的怀疑以至否定。如清霍州知州黄复生的诗说：“俎醢祸深骨肉尽，哪有衣冠能葬此”，意思是说,韩信被以造反罪*害并做成了肉酱,怎么可能把他的头或骨头埋于离长安这么远的灵石山中呢。另一首诗，即清末洪洞人王轩(曾着手编《山西通志》)，则进一步说：

夜半告变祸初起，

钟室深藏未央里，

只应传首行东垣。

哪有衣冠曾葬此。

查阅《史记》本传和《资治通鉴》的有关记载，*韩信的时间是公元前196年，当时汉高祖正在东垣讨伐陈豨部将赵利的叛军。东垣在现在的石家庄北面，平叛之后，汉高祖把东垣改名为真定，即今天的正定。在王轩看来，吕后送韩信的首级不可能送到山西中部的灵石县境内的高壁岭，要送也只能送到东垣去。笔者以为，王轩是把“云昔传首欲送代”中的“代”与“东垣”对立起来了。

其实,“传首东垣”与“传首送代”完全可以是一回事，因为东垣当时也属代，刘邦亲征东垣，平定的也是先为赵相(辅佐赵王并监管赵代边兵的高级官职)，后自称代王的陈豨的部将。“传首送代”也就是“传首东垣”。这似乎说明，王轩并未把东垣看作代地，这是不对的。另外，王轩可能还认为汉高祖从东垣班师不会经过灵石的高壁岭而遇到吕后派出的传首使者，所以不会藁葬于岭上。这也不对。东垣即今石家庄稍北一点的正定，从那里班师回长安，走井陉口(韩信早年攻赵，走的正是井陉)过太行山，经晋中走灵石高壁岭官道，再南过风陵渡、潼关，这是必经之路。

正史上既然没有关于韩信被*后在何处埋葬的记载，现在不好猜测。但是，淮阴有韩信的祠、韩信母亲的墓(司马迁亲自去看过这座墓)，却没有韩信的墓；西安市城东七八里处(今灞桥区新筑乡龙王庙村西)曾经有过韩信的墓，而当地传说，掩埋韩信时，韩信的头化作火球滚动而去，以至烧了附近的13个村庄，至今还有雾庄、火烧村等村名，这传说当然被加上了神话色彩，但这似乎说明长安的韩墓原来就没埋过韩信的首级，而是只埋了躯干。那么,韩信的头哪里去了呢？会不会有忠于韩信的老部下乘月黑之夜冒死偷走了韩信的头移葬到灵石官道旁的高壁岭上，这也不无可能。因为韩信本来是杰出的三军统帅，在军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灵石历代相传，说汉高祖在岭上见到“须眉俱张”的韩信首级时，是“遽命掩以一抔土”也就是草草掩埋的，结果战士们用自己的头盔运土，很快就埋成了小山丘一样的大墓堆，这也为偷移首级埋于灵石的可能提供了侧面佐证，并不一定会因“俎醢祸深骨肉尽”而“有何坟墓额丰碑”的。

《史记》中表明吕后并未“传首送代”的唯一记载是高祖征东垣后回到长安，闻韩信死，“且喜且怜之”。“且喜”,表明他对*韩是由衷赞成的，说明*韩之心他早已有之；“且怜”，表现出他对灭楚兴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韩信之死还多少有那么一点惋惜，当然也可能是“鳄鱼的眼泪”。这且不说。但到长安后才闻信死，才表示“且喜且怜”的心态,这就否定了“传首送代”、埋骨汾山之说。但是,如果吕后半夜里秘密*害韩信，罪名又是“莫须有”的，为防止引起动乱(特别是在刘邦领兵在外,尚未回来的情况下)，秘密送首前方而不予公开，待到刘邦回长安才正式宣布韩信因造反罪被处死之事，那么《史记》记载这个事件时,也只能把刘邦得知*韩及表示态度的时间由前推后。如果真是这样，《史记》的这条记载也就不能成为否定“埋首汾山”的根据。

但传说归传说，可能归可能，没有确凿的史*载或文物考古证明，是不能轻易下结论，说韩信墓究竟是真是假的。正因为如此，祁韵士在其诗中巧妙地说“无端藁葬霍山旁”，“云昔传首欲送代”,这个“无端”、“云昔”，就是表明事情有传说性质，因为他是国史馆总纂官，理应知道正史对韩首埋于汾山是没有记载的。

但退一步说,即使韩信墓纯属传说，或只是一个“衣冠冢”，这也不一定就没有文物价值。这种历史传说，与“白蛇传”那样的传说还有所不同。西安的黄帝陵，浙江的大禹陵，实际上都是没有也不可能有文字记载的传说；陕西韩城县的司马迁墓，墓碑就明明写着是“衣冠冢”，但这些并不影响它们作为文物古迹的重要意义。

何况，有些历史传说未必不是事实，而只是有待证明。如尧都平阳，也是传说，那时连文字记载都没有，以前考古也未证明过，但近年来山西临汾发现了陶寺遗址，据初步考证，这很可能就是尧都城的旧址，如果能进一步确定，“尧都平阳”的传说不就成为确凿的历史了么？

韩信岭上的韩墓、韩祠、韩碑，至少从元朝起就有了，它能存在近千年，当地又有代代相承的传说，难道这些只是凭空杜撰，空穴来风？

五、咏韩诗赏析

由于韩信墓和祠在“官道”旁边的高壁岭上,所以历来过往官员和文人墨客都要下马或下车祭拜，不少人还要作诗纪念。我现在能找到的永韩、悼韩诗就有五六十首，还有楹联七幅，散文十四篇。其中绝大部分是在祭拜祠墓时写的。许多诗或题于诗壁，或刻于石碎之上。这些诗、联、文的内容，大多是记述韩信的功绩并为他的被冤*表示同情的，也有同时责各汉高祖、吕后以至萧何、蒯通的，也有批评韩信不懂得“功成身退”，“不避锋芒”的。有些诗还从中总结历史教训。这些都能给后人以深刻的教育和启迪。这些诗的作者，有不少是历史名人,如明代兵部尚书加太子少保于谦(曾任监察御史，河南、山西巡抚)，明代大理寺评事常伦(山西沁水人)，明代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后七子”首领，官至刑部尚书的王世贞，清代诗人、刑部尚书王士禛，清康熙时武英殿大学士、太子太傅王琐龄，清国史馆总纂官、曾与纪昀复校《四库全书》的祁韵士(清大学士、军机大臣祁寯藻之父),清太子少保、军机大臣、户部尚书黄钺，清山西布政使、湖北巡抚罗绕典，清江苏巡抚陶澍，清道光年间国史馆总纂官何绍基，清翰林、云南道监察御史芦秉纯，清山西巡抚伯麟，清山西按察使朱绍曾，清山西巡按御史杨美益等等，此外还有知州、知府、道员、知县和诗人、文人等数十人。

本文的第四部分，已引用了不少名人、诗人的咏韩诗，用以剖析历史，评判人物，考证祠墓。其实，这已经是一种对咏韩诗的赏析。下边再摘抄几首作点分析。

晚唐人殷尧藩(780-855)，元和进士，当做过永乐县(今山西芮城县西)令。他的《韩信庙》诗云：

长空鸟尽将军死，无复中原入马蹄。

身向九泉还属汉，功超诸将合封齐。

荒凉古庙惟松柏，咫尺长陵又鹿麋。

此日深怜萧相国，竟无一语到金闺。

首联说，逐鹿中原，汉胜楚败，汉王朝刚刚建立的第二年(前201年)就导演了“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悲剧，韩信被“伪缚”于云梦，降为淮阴侯，接着于前196 年被*于长乐官。颔联说，韩信虽然被冤*了，但他对汉的忠心是“虽死不易”的，谋反作乱只是强加的罪名；他率军攻下齐国后请求做代齐王以镇齐，并不过分，他功超诸将,是应该封王的。换另一位诗人的话说，就是“以此(大功)封王韩应得，无端削爵汉先欺”(清霍州知州黄复生诗)。颈联说，韩信的祠墓已荒凉得只剩了松柏树，而冤*功臣的一代枭雄汉高祖刘邦，他的坟墓长陵早已不复存在，成为麋鹿出没的地方。尾联说，汉王朝罗织罪名在长乐官*害韩信，作为曾推荐韩信立下创汉大功的丞相萧何，竟然不替蒙冤者辨白一句，反而与吕后同谋，把韩信骗入宫中*害，这多么值得遗憾和痛惜啊。诗人对汉冤*韩信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同时也对保官卖友的萧何表示了鄙视和谴责。

明代正德进士、散曲家，曾任大理寺评事的山西沁水人常伦(1493-1526)，写过一首在明代被广泛传诵的《和王公济过韩侯岭》的诗：

汉代推灵武，将军第一人。

祸奇缘蹑足，功大不容身。

带厉山河在，丹青祠庙新。

长陵一抔土，寂寞亦三秦。

诗人说韩信是造汉英雄中的第一元勋，他的*身奇祸是从请作假王(代齐王)、良平蹑附开始的，而根本原因在于他功高震主，因而不能容身。汉高祖在封王时以泰山黄河为誓，但他言犹在耳，就开始*戮功臣，真是背信弃义之至；但他的长陵也早巳在三秦之地变得无比寂寞了，反倒比不上韩信还有后人怀念和吊祭，还把祠庙修葺得焕然一新。诗人颂韩责刘,爱憎分明,是非分明。

清诗人张应宸《淮阴侯祠》诗云：

垓下谁收逐鹿功，将军旗鼓失重曈。

但看从楚酬漂母，岂忍乘危听蒯通。

百战河山秋草外，千年祠庙夕阳中。

可怜国士成弓狗，底用登台唱大风!

垓下项羽败亡，逐鹿功成，主要是韩大将军决定性的军事胜利。但是不是功大就不安分，就要生谋夺天下的野心？你只要看韩信被改封楚王后以千金酬报漂母一饭之恩的事实，就能得出结论：韩信这么讲信义，怎么会忍心在汉王刘邦处于被围困的危险时刻，听从蒯通的背汉自立，三分天下的邪谋呢？“微时尚感母恩深，达后岂负君心注”(章庭珪诗)。韩信的忠心，有他百战过的河山为证，也有他身后千百年来吊祭他的祠庙为证。可叹可怜啊，汉帝把韩信这样的无双国士当作鸟兔已尽而废弃不用的良弓和走狗而加以诛戮，还哪里用得着登台唱那“安得猛士今兮”守四方的《大风歌》呢!诗人赞颂韩信知恩报恩，功大不居的人格，揭露汉高祖为汉朝家天下的长久既忌贤仇功、*害功臣，又担心江山无人守卫的矛盾心情。尾联与清代代州女诗人冯婉林的“慷慨歌风怀猛士,白登一困少韩彭”有同样深刻的内涵。

唐代贤相王珪《咏淮阴侯》诗云：

秦王日凶慝，豪杰争共亡。

信亦何为者，剑歌从项梁。

项羽不能用，脱身归汉王。

道契君臣合，时来名位彰。

北讨燕承命，东驱楚绝粮。

斩龙堰潍水，擒豹熸夏阳。

功成享天禄，建旗还南昌。

千金答漂母，百钱酬下乡。

吉凶成纠缠，倚伏难预详。

弓藏狡兔尽，慷慨念心伤。

王珪本人并没有受到朝廷的不公正待遇，他的诗并无借韩信之不幸遭遇发泄个人不满的背景。他写这首诗只是奉劝唐太宗能够正确对待开国功臣，不要做鸟尽弓藏，令人慷慨心伤的事。

明代进士、代州人尹耕《韩淮阴侯庙》诗云：

背水空留阵，良弓早见收。

身危缘震主，面相止封侯。

落日荒祠道，西风涧水秋。

君臣终始义，为尔泪长流。

诗的尾联,与王珪的诗意一样,痛惜汉高祖不能使他与韩信的君位关系善始善终。尹耕曾任知州、知府,河南按察使兵备佥事，颇有政绩，因为人忌恨而被劾奏，遣戍辽东终身。诗人借题发挥，为自己的遭遇鸣不平。

清人曹文棣《谒淮阴侯庙》诗云：

领取微文太史书，

当年建策几人如?

君侯非尽忘谦让，

东向曾师李左车。

《史记》韩信本传载,韩信以数万兵东下井陉击赵,赵王歇、成安君陈余聚兵井陉口，号称20万。广武君李左车建议成安君深沟高垒不与战,而派3万人绝敌粮道。成安君不听。韩信侦知,乃敢引兵过井陉口，攻至城下，设背水阵，以奇计破赵，擒赵王歇、斩成安君陈余。韩信令军中勿*广武君，有能生得者购千金。缚至，信亲解其缚，东向坐，师事之。韩信听从李左车的建议，发使使燕，燕从风而靡。诗人以史实为韩信辩护，说他并非不懂谦让，是自伐己功，自矜其能之辈。韩信战必胜、攻必取，也是得军心，得人心的结果；难道有哪一个自矜自伐的人能所向披靡吗？司马迁说韩信没有做到学道谦让，不伐已功，不矜其能，这样写自有其隐微的深意，自有其难言的苦衷，这是不能从字面上、表面上来理解的。司马迁记载“东向曾师李左车”的故事，就是要证明韩信是“学道谦让”的。从《史记》的记载看，韩信自许将兵“多多益善”，只是坦陈事实，难道让他说“陛下您将兵是多多益善，而我只能指挥十万兵马”这种拍马屁的话,就叫“学道谦让”吗？至于他“羞与哙等为伍”“羞与灌降同列”的牢*话，其实也不过分，本来韩信就是三军统帅，灌婴、周勃、樊哙都是听从他指挥的部下，在创汉大业中的功劳根本不能同韩信相比。皇帝老儿不公正，伪缚降封，让韩信与部下处在同一个等级上，这怎么能让人心服口服呢？陈云同志说过，要正确看待“骄傲”，骄傲的人往往有点真本事。像韩信这样的有大本事的人说句“多多益善”，“生乃与哙等为伍”，这算不上是什么“骄傲”，更不是什么“跋扈”。王世贞诗说“借口跋扈扈臣予”，实际上也就是说，跋扈只是借口,我说你跋扈你就是跋扈，说你骄傲就是骄傲。退一万步说，就是有点不服气，有点骄傲，难道可以因此而加以诛戮么？

明人骆用卿《韩侯庙》诗说：

逐鹿中原汉力微，

登坛频蹙楚军威。

足方蹑后犹封土，

心已猜时尚解衣。

毕竟封侯符蒯彻，

几曾握手到陈豨。

英魂漫洒荒山泪，

秋草长陵早落晖。

诗人说，韩信登坛拜将之后才使项、刘军事实力强弱悬殊的局面得到改观。在“蹑附启嫌”之后还要封韩信为齐王,在已对韩信有猜忌之心时还要施之以“解推”之恩,这说明汉高祖的虚伪和政治权术。“鸟喙哪可共,良弓久自藏”(清王士禛诗)，由猜忌到削爵,到加以谋反之罪*害，对汉高祖这样像勾践(口如鸟喙)的人来说，那是“顺理成章”的事，哪里有与陈豨中庭握手，密谋为逆的事情呢。这是对刘邦的诛心之论。

前边我已引述过祁韵士《韩侯岭怀古长句》的前半部分,现在把后半部分抄录如下：

我来吊古三叹息，莫须有事殊难详。

侯果欲反奚不早，解推义重非忍忘。

垓下功成经百战，伪游云梦何太忙!

自言羞与哙等伍，老将失意语倔犟。

前此请作假王时，蹑足已伏祸机张。

不学无术终未悟，鞅鞅缺望徒慨慷。

积此已成缚虎势，一旦就擒若驱羊。

君不见，

高鸟尽，良弓藏，越王灭吴范蠡亡。

一叶扁舟五湖去，网罗脱却随翱翔；

又不见，

买宅自污萧相国，学仙辟谷张子房。

胯下能辱无赖子，老死何必诸侯王!

噫嘻乎!

山苍苍，土茫茫，至今过客犹感伤。

千金漂母真知己，哀尔王孙空断肠!

这首诗历史地、逻辑地推演了韩信被*的过程，有理有据，令人信服，是咏韩诗中持论最为全面和公正的。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诗人在诗中揭露汉*韩信的“谋反”罪名，同南宋高宗*岳飞的罪名一样,都是“莫须有”的，汉高祖“伪游云梦”就是急于过河拆桥，谋害百战功成的元勋。诗人在称赞韩信的功劳、诚信并为之辩护的同时，也批评了他失意时出语倔犟，鞅鞅缺望，自言羞与哙等为伍的不满情绪。不仅如此，诗人还进一步剖析韩信走向危亡的深层原因：在请封蹑足、徙齐封楚、伪缚云梦、降王为侯，汉帝已步步进逼，“终成缚虎势”之际，韩信却是“不学无术终未悟”：他不仿效范蠡泛舟五湖，也不懂得萧张明哲保身之术；再进一步,诗人深挖他之所以如此的思想根源，就是功名心太重,“胯下能辱无赖子，老死何必诸侯王!”你既然能在落拓淮阴时，甘于忍受无赖子的“胯下之辱”，为什么在大功告成、平安度日、行将老死的时候还非要做个诸候王不可呢？为什么当个淮阴侯就要发牢*呢？诗人这样写，当然不乏“说反话”的用意；但就正面理解，也对今人有重要的教育意义：不少同志大半生为革命和建设事业无私奉献，忍辱负重，而在年近老大时却非要为一个厅局级、省部级、副国级的名分,孜孜以求，斤斤计较，甚至气得患上癌症或导致心脑血管病突发呢？对功名利禄看得淡一些，不要“执迷不悟”，这样于公于私，都不无益处。

明朝兵部尚书、少保于谦(1398-1457)曾任山西巡抚，他路经韩信岭祭拜时写有《过韩侯祠》：

蹑足危机肇子房，将军不解避锋芒;

功成自合归真主,守土何须乞假王。

汉帝规模应豁达，蒯生筹策岂忠良。

荒坟埋骨腰山路，驻马令人一叹伤!

首句批评张良蹑附启嫌，无中生有，挑拨刘邦与韩信的君臣关系；第二、三、四句批评韩信不避锋芒，居功自恃，乞封假王；第五句批评汉高祖胸怀不宽广，容不下韩信；第六句批评蒯通不该为韩信出那“三分天下”、有背“忠良”之道的馊主意。诗的意思,是说韩信的悲剧是上述三方面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不能片面地只责备韩信或汉高祖。这显然有点不分是非曲直，“各打五十大板”的味道。这是否体现了官场上的某种“圆滑”、世故呢？但如果从正面理解，于谦这样看问题也确有一定的道理。在于谦看来，假如张良陈平不挑拨，韩信不居功、不自矜自伐，汉高帝能容人，蒯通不建策，事情也许会好一点，或许不会出现这种“荒坟埋骨腰山路”的悲剧。但在笔者看来,“汉帝规模应豁达”是做不到的，理由如前所述，关键是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加上汉高祖个人的性格、气质所致。于谦本人，也没有遇上“豁达”的君王，他也被明英宗以“谋逆罪”(也是冤案)*害了。但一般说来，重大的政治或社会事件，其成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当然有主次，但不会单一；只有从各有关方面都做好工

作，才能因势利导，做成大好事，尽可能避免大坏事。这也是今天我们提倡建设和谐社会的必要途径之一。

末了，谈谈另一种咏韩诗，就是在为韩信鸣冤前提下再超脱出来，从历史长河的角度说明：不必对韩信问题“称冤责过”，应回到“是非成败转头空……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境界。

如清朝人刘大观巜韩侯庙怀古》：

称冤责过剧纷纭，至竟何说为真是。……

书生泥古发迂论，聚众筑室应寒齿。耿耿千古一疑狱，谁略其迹究其理？井陉白骨化青磷，垓下红颜沉碧水。诛戮过多古所戒，自来名将多如此。责侯而侯未必怒，称侯而侯未必喜。平生饮酒读汉书，抑扬赞叹多微旨。太史公笔自沉痛，萧何曰信是国士。安刘者勃尚牍背（遭冤狱不得剖白），隆准（指汉高祖）儿孙亦委靡。

云梦烟霞属魏晋，未央宫阙埋沙滓。

……

明朝人王世贞《淮阴侯庙歌》先批评汉高祖封王不算数：

骊山刑客布平王，长安彻侯（指韩信）哙等伍。

微时犹营万家墓，贵日翻悭一抔土。

尚令黄河羞汉带，日夜崩涛夺钲鼓。

作者希望这种事今后不要发生：

宁可吾辈设瓣香，莫令儿孙陈牲牯。

作者最后落脚到：

五陵王气横亘天，亦复寂寞成今古！

这最后两句是诗眼，颇令人回味。这两首诗中，“云梦……埋沙滓”两句体现了把历史事件、人物，是非功过，以至兴亡成败，都看淡、看透的道家思想。而“井陉白骨……自来名将多如此”则杂入了佛教因果报应思想。这表现了中国文化中儒释道的融合与广泛包容。

六、关于修复韩祠、韩墓的建议

如上所述，韩信是中国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也是为历来人们所关注的人物；韩信岭上的韩信墓、韩侯祠存在已近千年，又是新中国建立后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代名人，包括高官和文人学士，在韩信岭的韩祠、韩墓多有题咏，这些诗词有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底蕴。总之，从韩信其人，他的成功，他的被冤*及其深刻的阶级社会根源，以及历来史家、社会各方面特别是文人诗人对他及其相关事件的评判、经验教训的总结等等，都对今人有重要的教有意义。为此，我建议尽快修复韩祠、韩基，在原有建筑图样的基础

上，略增旧制，请当代书法名家书写历代咏韩诗并刻石树碑，同时加大宣传力度，培训合格的解说人员，使之作为重要的人文景点尽快开放。远的不说，仅把参观灵石王家大院和资寿寺的游客吸引过去，就可以扩大文化影响，增加旅游收入。估计先有数百万元的投资即可完成拆迁(有几户居民)和初步修复祠墓和树立诗碑的工作，而后再加以完善。希望文物部门和灵石县政府能主动积极地做好这件事；也可采取股份制方式，请社会方面投资，但地方政府要帮助解决拆迁等有关问题。

我很感谢晋中市政府秘书长温毓诚、灵石县副县长牛宝英特别是原政协副主席李仁海等同志，他们热情地领我看祠墓现场，给我介绍情况和提供一些资料。他们热切希望能尽快修复这处很有意义的文物古迹。我相信他们的愿望一定会尽早实现。

（补记：此文写出后蒙山西日报专版刊发，蒙黄河文学全文登载，在此表示感谢。

此文送当时晋中市委*王雅安同志阅后，他不讳本文开头对晋中“没文化”的尖锐批评，毅然批示，让晋中日报以八个版面全文刊出。体现了他谦虚纳谏有过必改的为政风格，非常值得赞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