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6年10月中旬的一个傍晚，哈丽雅特到达特拉华州的威尔明顿市。她需要筹集足够的资金，到东岸地区去营救一批奴隶。她直接去了托马斯·加勒特的办公室。托马斯·加勒特是一名白人、贵格会教徒，也是中转站站长，还在市区开了一家五金店。
“托马斯，上帝派我来找你，”哈丽雅特开门见山，连简单的问候都省掉了，“他告诉我，你可以为我提供资金。”
哈丽雅特的要求把加勒特逗笑了，于是他开玩笑地问道：“上帝是否欺骗过你呢？”
“从来都没有。”她斩钉截铁地答道。
“哈丽雅特，我对你一直都非常慷慨，我也希望能帮到你，”这位身为贵格会教徒的中转站站长哄骗道，“但我也不富有，没法给你太多钱。”
加勒特的话并没有让哈丽雅特退缩，她回击道：“上帝告诉我，你有钱给我，上帝是绝对不会骗我的！”
加勒特意识到哈丽雅特有些生气了，就直说道：“好吧，那你到底需要多少钱？”
塔布曼想了一下说：“23美元左右。”
这位上了年纪的贵格会教徒摇了摇头，感到难以置信。哈丽雅特要的数额居然差不多刚好就是他从一个苏格兰反奴隶制协会那里收到的资金数额，这笔钱就是专门为她准备的。随后，加勒特走向放现金的箱子，取出钱递给了塔布曼。
塔布曼笑着看着她的赞助者加勒特，拿了现金，猛地转身，大步走出他的办公室。
这事让加勒特非常震惊。后来，他对另一位废奴主义者透露，哈丽雅特“确实有些非同凡响”。“我不知道她是有一双千里眼，还是她心中能感知神谕，”他承认，“但我能确定一定有什么在冥冥中引导着她，且这东西不是书面文字，因为她从未受过教育。”
很多时候，塔布曼的举止，就算没有让人觉得她狂妄肆意，也会让人觉得她自以为是。但她认为自己是上帝选中的，要完成解放黑奴的特殊使命。事实上，她本人也承认过“感觉自己像是摩西”，《旧约》里的那位先知，因为“上帝让我到南方去解救我的同胞，把他们带到北方来”。有时候，她也会怀疑自己的能力，当她说出这种疑虑并建议上帝“另选他人”时，上帝会回答她说：“哈丽雅特·塔布曼，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带着这样一个神圣的使命，塔布曼坚信，无论自己的想法和行为在19世纪的社会准则下显得多么粗鲁，它们都会得到上帝的宽恕。托马斯·加勒特明白这一点。他和哈丽雅特一样热情地投身于人类解放事业，也一样致力于建立更高层次的法律制度——在宗教层面不同于《逃亡奴隶法》这类民事法律。加勒特一生都在与奴隶制做斗争。尽管他性情温和，但一旦有人质疑他反奴隶制的信念，这位上了年纪的贵格会教徒就会变得异常粗暴。简单说来，加勒特视奴隶制为“对神旨的信念”。这个词是一个贵格会用语，指苦难，那种对个人而言太过痛苦的苦难，要用一种近乎暴躁的冲动来打破它。
其他大部分白人废奴主义者看待奴隶制都只是从抽象角度或宪法角度出发。加勒特却与之不同，他能切身体会奴隶所受的苦难，从个人角度看待奴隶制。1813年，有个捕奴人绑架了一位在加勒特父母位于宾夕法尼亚州上达比的农场上工作的自由黑人女性。那次事件让加勒特觉得就像是自己的家人遭受到了奴隶制的侵犯一样。他立刻前去营救她。营救途中，加勒特深刻认识到，奴隶制是彻头彻尾的罪恶制度。他发誓要帮助所有逃亡奴隶，之后便加入了宾夕法尼亚州的废奴协会，并投身于“地下铁路”。这是一种神意感召。因而，在那些不了解他的人看来，加勒特在“地下铁路”的作为不过是自以为是罢了。
19世纪20年代，加勒特搬迁到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在那里开了一家五金店，还在第二大道旁的希普利大街安了家。他家也是“地下铁路”的中转站之一。19世纪50年代，哈丽雅特·塔布曼一直都是他家的常客，当时她常常带领逃亡奴隶北上，前往宾夕法尼亚州的东南部。加勒特多次为塔布曼提供住宿、食物、衣服、鞋子和资金。这两位“地下铁路”成员很快便成了亲密战友，一起策划各种行动。他们都拥有一个永恒的信仰——在他们拯救深受奴隶制束缚的非洲裔美国人时，上帝会帮助他们。
与加勒特一样，塔布曼也是受宗教信仰鼓舞，从而...
贵格会教徒相信人人生而平等和更高层次的法律原则，这种信念促使许多教徒成了积极的废奴主义者。整个宾夕法尼亚州，尤其是费城，有着悠久的废奴主义历史，其废奴主义运动随着17世纪时期贵格会在此地成立就已开始。早在1688年的日耳曼敦会议上，贵格会教徒就起草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份废奴请愿书。贵格会崇尚“灵光”，即上帝存在于每个人心中这一最基本的信念，据此日耳曼敦会议的参会贵格会教徒得出这样的观点：如果上帝在每个人身上都保留了神性，那么，在他眼里，所有的人——无论任何种族——都一律平等。因此，他们也鼓励贵格会的兄弟们“反对将奴隶带到美国，或是违背奴隶的意愿将他们出售等。”然而，直到1759年，位于宾夕法尼亚州东南部的贵格会管理机构“费城年会”才明确禁止贵格会成员继续参与奴隶买卖。17年之后，即1776年，拥有奴隶者被视为放弃教友身份，与贵格会脱离关系。之后，有些贵格会教徒通过唤醒蓄奴者道德良知的方法将他们的废奴运动扩展到了更大的非贵格会社区。
贵格会教徒中只有少部分人是废奴主义者，属于“地下铁路”成员的就更少了。事实上，宾夕法尼亚州贵格会的教徒们在神学、社会改革和政治立场方面都存在着分歧，这些分歧导致了“费城年会”与更为激进的废奴主义者的分裂，后者于1853年成立了“进步贵格会宾夕法尼亚州年会”。在这个分裂出来的小派别中，有几名活跃的“地下铁路”东线成员。这些人包括加勒特、伊莱贾·彭尼帕克和来自费城的柳克丽霞·莫特。进步贵格会的成员都投身于即刻废除奴隶制的运动中，他们在自己的使命里清楚明确地阐述了这一方针：
在对付奴隶制这一罪恶制度时，我们绝不能采取不彻底的解决措施。真理必须得到全面彰显，不能隐藏、不能妥协。任何要求我们支持或认可奴隶制这一罪恶行径的教会、政府、宪法和联盟，对我们的良知都不具有任何约束力。我们不仅要阻止继续推行奴隶制，还要将其立即消灭，让它从美国的每一寸土地上都消失。
进步贵格会的教友还认为，非洲裔美国人一旦被解放，就应当享有与白人同样的自由权利。在一个又一个的声明中，进步贵格会不断谴责“等级制度的邪恶精神”，因为这种制度“甚至使身为自由民的黑人也被贴上低人一等的标签。这导致他们无论是在轮船上、火车上，还是在其他任何公共场所，都会遭到侮辱，即使在教堂也不例外。”他们坚称，比起种族，人的“能力”和“努力”才更为重要。因此进步贵格会主张黑人应该与白人获得同等的受教育机会，并享有全部的公民权利，包括选举权和担任公职的权利。
同样使进步贵格会备受争议的还有他们对“地下铁路”行动的参与。1850年，《逃亡奴隶法》通过后不久，一位名为托马斯·惠特森的进步贵格会教友，解释了进步贵格会参与“地下铁路”这种非法运动的合理性。他坚称：“大多数人都认为，无论政府提出什么要求，大家都只能一味遵守执行，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神法高于国会法案，特别是当神法即是废除不公平法规时。”另一位进步贵格会教友柳克丽霞·莫特赞同了他的观点，她说：“改革家们就是得推翻不公平的民法。如果我们只想当‘有利齿的打粮器具’1，那就不能自称是‘改革家’。”
进步贵格会在切斯特县肯尼特市附近的朗伍德建了一个教徒聚会所，这里很快就成了激进废奴主义者的聚集中心。这个聚会所曾多次成为全国著名的废奴主义运动领导者的集会场所，他们从全国各地来到此地发表演讲，废奴主义者也蜂拥而至，来这里聆听户外演讲。演说者都是杰出的废奴主义者，包括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威廉·劳埃德·加里森、托马斯·加勒特、约翰·格林利夫·惠蒂尔、索杰纳·特鲁斯和苏珊·B. 安东尼。进步贵格会还举办反对奴隶制的义卖会，为北方的反对奴隶制社团筹措资金。同时，进步贵格会从不公开赞助“地下铁路”，因为他们意识到这样做不仅会威胁到他们自身的安危，还会给那些他们试图营救的奴隶带来危险。
长老会、浸信会和卫理公会内部在奴隶制问题上也都存在着分歧，所以贵格会也像他们一样，非常谨慎，同进步贵格会以及那些参与“地下铁路”非法行动的贵格会其他成员保持一定的距离。然而，塔布曼在参与“地下铁路”活动的11年中，都是依赖这些来自贵格会的乘务员和中转站站长提供帮助，而这些人都是激进派成员。
哈丽雅特非常相信贵格会教徒，这倒是有点不同寻常。虽然她本人非常聪明、睿智、精明，但是她与不了解的人打交道时，还是会十分谨慎。她判断某些“地下铁路”成员是否可信的一个方法，就是给他们看她朋友的照片。如果他们能认出她的朋友，就是可信的；反之，她就会立刻离开他们。她带领逃亡的奴隶们奔走于各个安全的藏身之所，有时她会先于其他人到达安全的藏身之所，有时又会跟在他们后边，尤其是当她不熟悉那位中转站站长时，就会这样做。例如，1856年5月，哈丽雅特从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解救了4个奴隶，并将他们带到托马斯·加勒特家。接下来，加勒特便将这4个逃亡奴隶转移到了一个非贵格会教徒的中转站，该中转站位于宾夕法尼亚州切斯特县。塔布曼在第二天跟了过去，以确保他们的安全。
加勒特不仅是哈丽雅特的朋友、为她筹措资助，同时他还无意间成了哈丽雅特所有活动的记录者。虽然这位威尔明顿市的贵格会教徒销毁了所有其他“地下铁路”成员寄给他的信件，以避免自己和这些“地下铁路”成员因此受到牵连被定罪。但是威廉·斯蒂尔和其他废奴主义者意识到了加勒特这些信件的重大历史价值，就把它们留了下来。这些通信记录了塔布曼19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的活动，她最后一次去南方就是在这段时间。能得以了解哈丽雅特营救任务的许多具体细节也都是因为有加勒特的这些信件。比如，加勒特曾在1854年12月29日的一封信中写道：
昨天晚上我们已经安排好了，把哈丽雅特·塔布曼、6名男奴和1名女奴送往艾伦·阿格纽家。他们将经由此县被转送到下一个城市。哈丽雅特和同行的1名男奴的鞋都磨掉了，于是我给了他们两美元让他们置办鞋子，并掏钱安排再雇一辆马车将他们带出肯尼特。
这封信透露了很多内情，展现了几个至关重要的事实：跟着哈丽雅特一起逃跑的奴隶的数量（7人）；她到达加勒特的中转站的时间（1854年12月28日晚上）；加勒特给塔布曼的钱的数额（两美元）；给她钱的原因（买鞋）；加勒特为这群人准备的交通工具（马车）；哈丽雅特一行人被送往的中转站（艾伦·阿格纽是一个长老会教徒，住在肯尼特，务农。肯尼特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切斯特县，就在梅森－迪克森线以北）；以及他们一群人的终点站（费城）。历史学家们还确定了其中3名男奴的身份，分别是本·罗斯、罗伯特·罗斯和亨利·罗斯，他们都是哈丽雅特的兄弟。这次营救，是哈丽雅特最著名的几次营救行动之一。
塔布曼提前数周就开始筹备营救行动，她首先通过口授的方式让别人给住在马里兰州多切斯特县的自由黑人雅各布·杰克逊写了一封信。她相信雅各布会将话传到她兄弟们耳中，在信中她表明了要营救他们的意图，但她是用密文表示的，即用《圣经》里的话来暗指。为防止这封信被当局拦截，她落款写的是雅各布养子的名字——威廉·亨利·杰克逊。虽然在邮局工作的白人终究还是发现了这封信，并质问雅各布这封信的内容，但是雅各布坚持说这封信写错了收信人，因为他也不清楚到底是谁写的，况且他也没有兄弟。然而，雅各布一被释放，就去把哈丽雅特的营救计划告诉了罗斯三兄弟。
信中，哈丽雅特让罗斯三兄弟于圣诞节当天在位于加罗林县的父母家与她碰面。圣诞节是最方便安排逃亡的日子，因为她这几个兄弟的奴隶主允许他们和家人一起过圣诞。对于亨利·罗斯而言，要做出逃亡北方的决定相当困难，因为当他准备前往父母家时，他的妻子临盆在即。虽然他为了可以亲眼看到孩子出生而推迟了离开的时间，但却没有告诉妻子他的逃跑计划。当手足四人在罗斯家会合后，哈丽雅特意识到他们逃跑后父母就可能会被盘问，因而她一直没有与母亲联系，同时还蒙住了她父亲的眼睛，这样父亲就可以问心无愧地说，自从五年前女儿逃亡北方之后，他就再也没有“看见”过她。计划进行得非常顺利而且非常及时，因为三兄弟马上就要被卖到其他地方了。
联邦政府当时正试图扼*“地下铁路”组织的行动，毫无疑问加勒特这些信件中的内容非常敏感。同时，这些信件还证实了塔布曼和加勒特有联系，证明了加勒特这些行动的性质，并为哈丽雅特赢得了带领奴隶逃向自由的名声。还有一些信件指出了其他资助哈丽雅特逃亡行动的人。例如，在1856年9月12日，加勒特给苏格兰的爱丁堡妇女解放协会的两位女教友伊丽莎·威格姆和玛丽·埃德蒙森写了一封信。这两位都是贵格会教徒，同时也是美国一些最著名的废奴主义者（包括反对奴隶制报纸《解放者报》的编辑威廉·劳埃德·加里森和来自辛辛那提身为贵格会教徒的商人利瓦伊·科芬。据称科芬还是“地下铁路”西线的非正式主席）的朋友。他们为“地下铁路”秘密网络筹集和捐赠资金，并经由托马斯·加勒特转交。
在1856年9月的那封信中，加勒特回复了两位女教友之前提过的一个问题。她们想知道加勒特是否了解一位“有色人种女性”英雄般的事迹：她在夜晚赶路去南方，藏身于树丛之中，带领奴隶们逃往北方摆脱奴役，获取自由。如果他认识这位女性，她们想捐一些钱—5英镑——给她，资助她的营救任务。尽管加勒特在回信中承认，他不太确定这位“有色人种女性”是否指的就是哈丽雅特·塔布曼，但他还是对哈丽雅特进行了以下详尽的描述：
她（哈丽雅特）说她大概四个月前带领两个奴隶去了加拿大，然后在那里病倒了，但她说她现在已经可以继续开展营救行动了。近期她会前往巴尔的摩，去营救两个儿童奴隶。如果她能顺利从南方回来，那她就将前往马里兰州海岸——她法律意义上的奴隶主的现居地附近，去营救她妹妹和（她妹妹的）两个孩子。哈丽雅特身体还是很虚弱，去年冬天她感冒了一次，严重影响了嗓子。我担心感冒可能对她的肺部造成了永久性的损害。
她告诉我，如果她可以成功营救出巴尔的摩的两个儿童奴隶、在东岸地区的妹妹和（妹妹的）两个孩子，那么之后她将很乐意待在家中，直到自己的身体康复。这位伟大的女性名叫哈丽雅特·塔布曼。她要我转告你们，你们可以将这5英镑寄过来帮助她的奴隶解放事业，她一定不辱使命。
贵格会女教友们对加勒特的回复深表满意，于是将资金寄给了他。数日后，塔布曼来到加勒特的办公室，说：“托马斯，我又来了，因为我缺钱，连鞋子都没得穿，所以上帝就让我来找你要我需要的东西。”
“哈丽雅特，”加勒特回答道，“我可没办法筹到足够的钱，来帮助所有上帝要帮助的穷人。上周我才刚接待了5名逃亡奴隶，还不得不花8美元给他们买衣物并转送他们到其他地方。”
“那么，给我买双鞋的钱以及供我和我的朋友从马里兰州去费城的路费，你总该有吧？”她反问道。
如同往常一样，加勒特最后还是松了口，给了哈丽雅特一笔钱资助她的行程。从加勒特那里拿到钱后，哈丽雅特向他表示了感谢，然后回到马里兰州，这次她要去营救一名叫作蒂莉的年轻女子。
蒂莉的未婚夫恳请哈丽雅特去巴尔的摩营救蒂莉，在她被卖到南方腹地之前，将她带到加拿大。加勒特指出“这次营救可谓异常惊人”，彰显了塔布曼的“英明神勇”。乘轮船去巴尔的摩时，哈丽雅特从船长那里购得了一张船票以示自己是居住在费城的自由黑人。当她从巴尔的摩接到这名年轻女子后，为了避免引起怀疑，她乘坐了另外一艘船，南下去特拉华州的锡福德。在锡福德，她大胆地走进一家酒店，为自己和蒂莉点了晚餐，还安排好了住宿。第二天早上，她们准备离开时，一个捕奴人企图抓住她俩。
但是哈丽雅特向这名捕奴人出示了轮船长的船票“证明身份”后，捕奴人便放她和蒂莉离开了。
接下来，哈丽雅特买了火车票，她们一起乘火车北上，前往特拉华州卡姆登市。在那里，她们获得了“地下铁路”成员威廉·布林克利的帮助，并乘坐“私人交通工具”到达了加勒特的家。加勒特问哈丽雅特她是否感到害怕。“一点儿也不，”她回答道，“我知道我会安全脱身。”
1856年11月，为了营救妹妹蕾切尔，哈丽雅特再次回到了南方。她安排好了要与妹妹见面，但是等了10天之后，蕾切尔决定不能抛下孩子独自离开。她的两个孩子阿尔杰林和本是另一名奴隶主的财产。在圣诞节期间，她的妹妹就能和孩子们短暂地相聚了，于是哈丽雅特计划到那时再回来营救他们。在接下来的4年间，哈丽雅特曾两次再度尝试营救蕾切尔和她的孩子们。但遗憾的是，哈丽雅特还没来得及把他们全家救出来，蕾切尔就去世了。哈丽雅特只得留下妹妹的这两个成了孤儿的孩子继续当奴隶了。
当其他一些想获得自由的奴隶们得知塔布曼就在东岸地区，而她的妹妹不愿意抛下孩子同她离开时，都急切地想要寻得她的帮助，想让她带领他们逃往北方。就这样，塔布曼整个营救生涯里最著名的一次行动开始了。这次同塔布曼一起逃亡的是约西亚·贝利（昵称为“乔”）、乔的兄弟威廉·贝利（昵称为“比尔”）、彼得·彭宁顿和伊丽莎·马诺基。乔是最近才被威廉·休利特买下的奴隶。休利特是一位有名的种植园主，他拥有大约40名奴隶，在查普唐克河沿岸还有成千上万英亩的土地。乔是一名技术非常娴熟的奴隶，因而休利特花了近2,000美元的高价才将他买回家。但休利特会用一种方式来加强自己作为主人的权威，那就是不断鞭打奴隶。乔曾亲眼看见过其他奴隶被打，并且清楚他们反抗的后果是什么。他恳求主人放过他，并提醒他的主人他一直都在忠诚地为他效劳。“您对我有什么不满吗？”他问主人。
“没有，乔，”休利特回答道，“我对你并没有什么不满。你是一名优秀的黑人，总是好好干活。但是做我的奴隶必学的第一课就是要认清我是主人。只要是我让他们去做的事情，他们都不能反抗或是拒绝服从。因此，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接受我的鞭笞。如果他们反抗，就会被打得更惨。但是最终他们都会放弃反抗，并认识到我才是主人。”
乔受了他的鞭打，但那晚他便决定，这是自己最后一次遭受这样的鞭笞。不久之后，他与兄弟比尔、彭宁顿和马诺基一起，跟着塔布曼逃跑了。
当休利特发现他的奴隶乔不见了以后，就悬赏了1,500美元进行捉拿。此外，约翰·坎贝尔·亨利悬赏300美元抓捕他家的奴隶比尔·贝利；特平·赖特悬赏800美元抓捕他家的奴隶彼得·彭宁顿。休利特或许把乔的此次逃跑当成了对自己的侮辱，因而他与亨利和赖特一样，坚决要抓回自家逃跑的奴隶，否则誓不罢休。然而奈何哈丽雅特足智多谋，又对地形了如指掌，让他们安全地避开了追捕的人。
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都不得不缓慢行动，一路躲躲藏藏。从马里兰州的东岸地区到威尔明顿市的行程，一般来说4天就够了，但是这次却花了近两周的时间。有一次，捕奴人就近在咫尺，他们一行不得不躲到储藏土豆的洞穴中。哈丽雅特到达威尔明顿市郊区时，并没有急着过河，反而非常谨慎地在克里斯蒂安娜河对岸等待加勒特的援助。休利特、亨利和赖特已经赶在他们之前到达了威尔明顿市，还到处张贴布告，重金悬赏抓捕他们。尽管自由黑人们尽力将这些布告撕毁，以帮助哈丽雅特，但是整座小镇的桥都在被严密监视着。就连加勒特自己也处于严密监视下，尽管如此，他还是成功雇了三名自由黑人，让他们在马车上装满砖头，伪装成砖瓦匠，打算这样过桥。第二天早上要过桥的时候，他们想到一个好办法。他们放声高歌，开怀大笑，向驻守大桥的警察问好。傍晚回威尔明顿市的时候，他们又做了同样的事情。只是这一次，哈丽雅特和同行的三名逃亡奴隶躲在马车的秘密隔层中。加勒特安排了另外一名“地下铁路”中转站站长与他们会面。转天，哈丽雅特将他们安全带到了威廉·斯蒂尔位于费城的办公室。
整个逃亡途中乔都胆战心惊。他知道休利特会将所有反抗他的奴隶“鞭打致死”，而逃跑则是所有反抗中最为严重的一项。当哈丽雅特和三名逃亡奴隶来到纽约废奴协会的办公室时，该协会的秘书奥利弗·约翰逊立刻认出了乔就是悬赏布告中的人。乔由此得知自己目前的处境仍然危险，便做好了向当局妥协的准备。就在那时，塔布曼向他下了最后通牒：要么去加拿大，要么她就毙了他。“打那时候起，乔就变得异常沉默，”哈丽雅特说，“他再也不唱歌了，也不说话了。他就那么坐着，用手托着头，没人能让他开心起来，也没人能让他对任何事情产生兴趣。”
最终，塔布曼带着他们仨来到了尼亚加拉瀑布吊桥，吊桥的另一头便是加拿大。路程走过一半，三名逃亡奴隶终于可以看到桥对面的“应许之地”了。哈丽雅特急切地让他们往窗外看看，观赏这壮观的瀑布之景。所有人都照做了，唯独乔没有。他仍旧坐在那里，用手托着头，一动不动。“乔，过来看瀑布啊，”哈丽雅特催促道，“乔，你这个傻瓜，快来看大瀑布啊！最后一次机会了。”但是乔仍然一动不动地坐着，甚至头也不抬。当哈丽雅特确定他们已到达加拿大境内的时候，便抓住乔，用尽力气摇他，激动地叫道：“乔，你已经脱离虎口了！你自由了！”乔顿时喜极而泣，并放声高歌：“荣耀再一次归于上帝和耶稣，又一个生灵获得了自由。”
乔的双脚一踏上加拿大的自由土地，就像疯了一样地不停唱歌、跳舞，吸引了大批人围观，以至于塔布曼都看不到他了。乔的兄弟和彭宁顿费了一番功夫才在人群中找到他，这时，这位欣喜若狂的逃亡奴隶才终于冷静了下来，说道：“天啊，我觉得如果我现在还在南方的话，起码要九个人才能抓住此时的我。对我而言，此生就只剩下最后一段旅程了，那就是去天堂。”听完他的话，哈丽雅特回道：“哎，你这个大傻瓜，你怎么就不先看一眼瀑布再去天堂呢。”
在加勒特看来，塔布曼坚定的决心也是她最吸引人的特质之一。对于那些因为害怕而恳求回到南方或屈服于当局的逃亡奴隶们，她从不手软，这一点令加勒特钦佩不已。加勒特在为废奴事业辩护时，也是从不屈服、永不妥协。1848年，加勒特为一家子逃亡奴隶提供避难所的事暴露了，被判有罪，他因此被处以高额罚金，法庭还警告他“不要再去管奴隶们的闲事”，但他对此置之不理。“在过去的25年，我已经帮助了1,400多名奴隶逃往北方，”他告诉联邦警察局长，“而现在，我将把我的这笔罚款看作是余生可以继续帮助奴隶的一份许可证。”加勒特转向参加庭审的观众，索性破釜沉舟。他补充道：“如果你们知道任何需要帮助的奴隶，都可以将他带到我这里，我现在公开保证，我加勒特将加倍努力，绝不会白白放过任何一个能够帮助奴隶获得自由的机会。”当奴隶主试图威胁他时，加勒特也能冷静地与其对峙，从不否认自己曾经帮助过逃亡奴隶的事实。如果他们用武器威胁他，他则会选择无视，然后评论道：“只有懦夫才会诉诸暴力。”有一次，他被一群南方的白人暴打了一顿并扔下火车。但是这件事并没能阻止他继续参与“地下铁路”的活动。事实上，加勒特总能以一种幽默的方式来应对这些冲突。当一位奴隶主威胁他说，倘若他胆敢再到南方去，就一枪毙了他时，这位脾气暴躁又上了年纪的贵格会教徒却这样回答：“好吧，我想我不久后就会去南方，到时我定会亲自上门拜访。”
加勒特对自己的行动都表现得非常直率，但当然了这种直率并不是鲁莽。在参与废除奴隶制的事业中，他从不诉诸武力，所以对塔布曼随身携带左轮手枪且不惧怕使用它一事，他可能还很惊讶。对塔布曼来说，奴隶一旦答应要逃到北方，就绝无回头之路。塔布曼曾威胁奴隶们说，谁想回去继续被奴役就开枪打死谁。哈丽雅特曾经提到过某次逃亡，当时大家的士气非常低落，低到甚至有一位逃亡奴隶坚持要回种植园去。
哈丽雅特非常气愤，于是掏出了左轮手枪指着这个奴隶的头说：“你是继续走，还是选择死。”这名逃亡奴隶恐惧万分，于是再也不提要回南方继续当奴隶了。数日后，他就和队伍中的其他人一起到达了加拿大。
让哈丽雅特最终实现营救父母这个夙愿的，同样是她坚定的决心。
1857年3月，哈丽雅特得到消息：她的父亲本杰明·罗斯因帮助了八名从特拉华州多佛市越狱的奴隶而即将被逮捕。八名奴隶中包括六名男奴和两名女奴，在他们从马里兰州多切斯特县出逃的途中，罗斯为他们提供了住宿，或许甚至还为他们准备了枪和刀用于防身。这八人刚到达特拉华州的边境，就雇了一位自由黑人做向导，带他们去“地下铁路”位于多佛附近的下一个中转站。这位向导名叫托马斯·奥特韦尔，居住在米尔福德附近。虽然奥特韦尔曾与哈丽雅特一同行动过，是一名非常有经验的乘务员，但是这次为了赏金，他伙同一位名叫霍利斯的捕奴人要将这些奴隶交给当局。3月9日清晨，奥特韦尔和逃亡奴隶们到达了多佛，与假扮成另一名乘务员的霍利斯会面。见面后，奥特韦尔告诉霍利斯这些逃亡奴隶是自己的“朋友”，然后将这群奴隶转交给了他。霍利斯将奴隶们带到一幢用途不明的大楼前，带他们进了楼上的一间屋子。点燃煤气灯之后，一看到窗户上的铁栏杆，奴隶们就意识到自己被出卖了。治安官赶到，要将他们所有人都关起来时，他们便开始激烈反抗，打算伺机逃跑。治安官跑到楼下卧室拿枪，逃亡奴隶们紧随其后。其中一个名叫亨利·普拉多的奴隶迅速抓起壁炉内支木柴的柴架，把治安官困住，而其他人则砸碎玻璃窗，准备逃跑。随后，普拉多又将烧着的炭撒在卧室地板上，这样治安官就无法追捕他们了。逃亡奴隶们继续北上，前往威尔明顿市，并在途中追上了奥特韦尔。他们对奥特韦尔的背叛感到异常愤怒，威胁奥特韦尔说要*了他。但奥特韦尔说，他能带领他们去另一个中转站，在那里他们一定能得到庇护。于是他们就暂且饶了他一命。尽管加勒特只收留了八人中的两人，但他听到这群人到达威尔明顿市的消息后，就马上为所有人都安排好了跨过梅森－迪克森线并进入切斯特县的安全路线。加勒特随即给威廉·斯蒂尔写信，询问哈丽雅特·塔布曼的行踪：
威尔明顿市，1857年3月27日，
威廉·斯蒂尔，我敬爱的朋友：
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很想知道哈丽雅特·塔布曼的境况。上次有她的消息，还是去年秋天。当时她在纽约州，正准备同几位朋友一起前往加拿大。近期你是否见过她，或是听到过有关于她的任何消息？如果“地下铁路”损失了她这样一位英雄，那该是一件多么令人扼腕痛惜的事啊！如果你及时收到我的来信，并知道一些有关她的消息，请于明天给我回一封短信，我最晚在后天早上就能收到了。
托马斯·加勒特
斯蒂尔收到加勒特的上述来信之后，回信告诉他，塔布曼一切都好。“得知塔布曼身体健康，并且能够随时参与行动，我非常高兴。”加勒特再次写信给斯蒂尔，感谢他提供消息：“但我认为目前的情形比以往还要危险，毕竟8名奴隶逃跑一事引起了轩然大波。”加勒特给斯蒂尔写第一封信可能是出于对本·罗斯安危的担忧，对于罗斯卷入多佛8名奴隶逃亡一事，这位身为贵格会教徒的中转站站长或许已有耳闻，他希望借此机会告诉塔布曼，她父亲目前的处境可能很危险。
尽管本·罗斯是一位自由黑人，但他和妻子丽特·格林的日子并不好过。他继续在为前主人的儿子安东尼·汤普森博士工作，汤普森就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据罗斯说，虽然汤普森自称是“虔诚的卫理公会教派教徒”，但他实际上是个“心狠手辣的家伙”，竟无故克扣他的薪水。罗斯和妻子还饱受和几个孩子分离的痛苦，他们这几个孩子都被卖去了南方腹地。尽管早在两年前，本就已经花了20美元从伊丽莎·布罗德斯那里买回了妻子的自由，但这一对已至耄耋之年的老人却发现当前处境正变得愈发危险，他们感到很不安。若是哈丽雅特的父亲已经因帮助多佛的8名奴隶逃跑而获罪被捕，那哈丽雅特再想做什么就晚了。因此，罗斯即将被捕这件事迫使哈丽雅特必须采取行动。
6月初，哈丽雅特去找加勒特要钱，让他提供她去东岸地区的资金。加勒特给了她30英镑。哈丽雅特用这笔钱买了一匹“戴着个草颈圈的老马”，还买了一辆木制旧马车，用来运送父亲去北方。哈丽雅特见到本时，本“似乎非常开心，一想到自己可以去一个自由国度”，像加拿大这样的，但是他拒绝抛下妻子一个人逃跑。当时他的妻子居住在离他20英里远的一个种植园。找到丽特之后，哈丽雅特一行三人坐上这辆老旧马车逃亡。他们夜间才会在路上走，在行进了80英里后，哈丽雅特终于将她父母运送到了威尔明顿市。他们一到达加勒特的中转站，这位身为贵格会教徒的“地下铁路”成员就为哈丽雅特和她父母提供了资金，让他们坐火车去往安大略省的圣凯瑟琳斯市，那里有一个社区，在那里居住的人曾经都是奴隶。就在这个社区里，哈丽雅特的父母与他们的5个儿子——罗伯特、詹姆斯、艾萨克、威廉·亨利和本杰明团聚了。由于害怕会上逮捕令，本和丽特决定不再姓罗斯，改姓斯图尔特。他们的儿子们当初到达加拿大时也是这么做的。父母在加拿大安全定居下来后，哈丽雅特便计划回东岸地区去营救妹妹蕾切尔和她的孩子。
尽管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塔布曼回到南部的次数并不算太多，但她已经树立了自己作为“地下铁路”传奇人物的声誉。她永远不知疲倦地带领大批奴隶逃跑的事迹使她享誉海内外。美国、苏格兰和英格兰的废奴主义者都赞颂她的丰功伟绩，并为她的事业提供资金。塔布曼的正直和独立自主激励着那些与她一样反对奴隶制的人。
注释
1 出自《以赛亚书》第41章。（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