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秦子书里，《列子》是争议比较大的一部，他的作者一直是个谜。《汉书·艺文志》记载先秦时有一本《列子》，作者是圄寇，生活年代比庄周还早。明朝人宋濂则在《诸子辩》中提出质疑，认为《列子》可能是魏晋时期的伪书。无论《列子》的成书年代在何时，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它的思想价值都不容轻视。先秦子书大多以政治、修身为中心，独有列子杂糅神话传说，并提出了一套特别的人生观， 它尝试解答这么一个问题——“既然人到头来都会死，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活着呢？”
传说中的列御寇
《列子》对人生价值的追问在《列子·杨朱篇》中记载了这么一则对话：
孟孙阳问杨朱说：“有些人贵生爱身，迷恋生命，惧怕死亡，因而追求长生不死，这么做是否现实呢？”
杨朱回答说：“所有人都是会死的，从来就不存在长生不死的道理。”
于是孟孙阳又继续追问：“那么是否可以通过养生来活得更长远一点呢？”
对此，杨朱质疑了他的价值观，问他“久生奚为？”为什么会认为活得越久越好呢？你活那么久到底想干什么？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人的性情好恶，古今如一；手足四肢，变化也不大；人世间的苦乐总量从来如此，现代人并不比古人更感到满足，基本*也不过那几种。人活一辈子，所见所闻所感已经足够多，再活下去都要腻烦了，为什么非得追求长生不死呢？况且人生中充满着痛苦，老年之后，肢体退化、浑身病痛，多活一天不过是多受一天罪罢了！在杨朱看来，人生的常态是单调乏味并且痛苦的。
孟孙阳并不认可，他对杨朱进行了诘难，说：“按照你的人生观，可以推论出‘速亡愈于久生’的结论。那么人生既然毫无价值并且充满痛苦，为什么你不践锋刃、入汤火，早死早解脱呢？”
为此，杨朱提出了“废而任之”的人生哲学。他说人生虽单调乏味、痛苦多多，但我们既然已经生下来了，就应当“废而任之”，穷尽所欲，尽量享乐，以待死亡；既然已经死掉了，也应“废而任之”，回到虚无中去，湮灭无闻。我们对人生的认识应一分为二，在生时尽情享受，在死时毅然撒手。而不是妄想抓住生命，挣脱死亡；或者目空人生，速求寂灭。生死既然已经注定，何不“废而任之”，顺其自然呢？为何非得走向长生不死和自*谢世这两个极端呢？
“废而任之”其实就是老子的“无为”以及庄子的“安时而处顺”，而杨朱便是战国时期与墨子齐名的道家人物。
先秦思想家杨朱
杨朱与老子的哲学关系杨朱是一个存在于先秦子书中的人物——《孟子·滕文公》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可见杨朱是一个跟墨子分庭抗衡的思想家，他的核心观点是“为我”；《庄子·徐无鬼》说：“儒、墨、杨、秉，与夫子为五，果孰是邪？”说明战国时，杨朱的学说与儒墨、惠施、公孙龙齐名；《吕氏春秋·不二》说“杨生贵己”；《淮南子·氾论训》认为“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
从这些资料大致可以描绘出杨朱的轮廓来：
- 他是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可能比墨子略晚，但生活在孟子和庄子之前；
- 他的核心思想是“为我”、“贵己”和“全性保真”；
- 他的思想应是从《老子》中演绎出来的；
《庄子》中记载许多杨朱会见老聃的寓言，老聃一般以师长的身份来作答，这至少从侧面反映了老子的思想与杨朱的关系。
《老子》里说“非以其无私耶？故能成其私”，将“无私”与“自私”联系起来，肯定了追求“私”的权利，不像墨家那般一味的讲究兼爱无私。《老子》又说：“贵以身为天下者，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者，若可托天下。”把身置于天下的前面，认为只有爱惜自己身体的人才会爱惜天下，这是“贵己重身”的思想。《老子》还说“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这便是杨朱“全性保真”理论的来源。
不过在人生观上，老子没有明显的倾向，而杨朱却有浓重的悲观色彩。
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老子告诉我们：“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于死地，亦十有三。”在世上，寿命短的人和因意外而死的人占了“十有六”——能活下来已是如此的艰难。
对此，杨朱也说“寿之大齐，得百年者千无一焉”，人生在世，能活到百岁的寥寥无几。对于一个百岁的人来说，夜晚睡觉要占去一半时间，疾病痛苦、亡失忧惧又占据了四分之一，因此人生真正能用来享受的时光只有十几年而已。那么在这十几年中，人们究竟该怎么度过的呢？是为了财富、为了名声抑或是为了美色？需知钱财不可强取，名誉不可强获，美色也不能强夺，故而要用严刑厚赏、道德舆论来规范人的行为，遏制其不良*。人们活着世上，或者竞争一时的虚誉，或者追求死后的余荣，慎耳目之观听，惜身意之是非，折腾之下，“徒失当年之至乐，不能自肆于一时”，无法在活着的时候享受生活。所以才会感觉到时间不够用，进而渴望长生不死，以便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杨朱说：“万物所异者生，所同者死也”，人活着有贤愚贵贱之分，死后则同归于枯骨。活着做尧舜，死后为尘土，活着是桀纣，死后亦归尘土；活十年是死，活百年也是死；腰缠万古是死，一贫如洗也是死；功名盖世是死，默默无闻也得死。既然大家都同归一死，那么人生的价值究竟在哪里呢？
有人说人们虽然最后都会死，但死后的名声却不一样，有的人流芳百世，有的人遗臭万年，还有的人被历史完全忘记。从死后的名声中便可断定每个人的人生价值，对此杨朱进行了反驳。
《列子》，又名《冲虚真经》
死后的名声不是衡量价值的标准在历史上，舜禹周孔的美名代代相传，而桀纣的骂名却万世不绝。然而人们或许没有仔细思考过，舜活着的时候躬耕于野，父母不爱、弟妹不亲，受尧之禅后，又得为国事操劳，最终死于南巡的路上；大禹则更辛苦，他的父亲被朝廷诛*，自己却还要为国家奔波得大腿不长毛、小腿不长肉，三过家门不能入。受舜之禅时，年事已高，戚戚然以至于死；周公辅佐成王，战战兢兢，*兄放弟，受尽谣言，整日担忧成王是否猜忌自己，活着不能得志；孔子就更惨了，他生前不受重用，伐树于宋、削迹于卫，惶惶如丧家之犬，受屈于季氏，见辱于阳虎，老迈之年才在凄惨中死去。
相比之下，桀纣生前大部分时间都在享乐，肆情于倾宫，纵欲于长夜。虽然背负万世骂名，却也跟圣贤们一样，同归一死而已。
那么究竟是生前凄惨痛苦、死后流芳百世好，还是生前穷尽所欲、死后遗臭万年更好呢？杨朱认为这两者是半斤八两，都不值得颂扬。那些邀名于后世的人不明白名声不足以润枯骨，而那些肆意欲狂欢的人又不懂得纵欲足以速亡。前者加剧人生的痛苦程度，后者缩短人生的享乐时间。正如放纵情欲有害身体，追求名誉也会导致虚度此生。它们都是两种极端的做法，人生的价值不能用生前的享受来衡量，也不能用死后的名声来说明，而是要上升到“废而任之”的精神境界，从容不迫、顺其自然的安排我们的生活。
《杨朱篇》阐述了道家“顺其自然”的人生观
活着就是为了享受人生《杨朱篇》中有一个寓言说子产治理郑国三年，民风为之一变。但是国中有公孙朝和公孙穆兄弟不服教化，他们一个喜欢喝酒，另一个则好色。于是子产登门拜访他俩，想劝他们不要耽于嗜欲，否则有害健康。不料公孙兄弟却回答说自己已经权衡过利弊了，人这一生活着艰难、死掉容易。要是像你们那样“尊礼义以夸人，矫情性以招名，吾以为弗若死矣。”人活着就是为了享受生活，要尽一生之欢，穷当年之乐，否则死后一切都化归虚无，岂不可惜？
杨朱认为子产善于治理万物，却不懂得安排自己的内心。他说“丰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于外？”人的本性是贪得无厌的，公孙兄弟看似耽于嗜欲，但他们只是在享受基本的*，满足于自己的内心；而子产却求之于外，他遏制住基本的*，却去追求无穷无尽的道德名声，“以治国能夸物”，迷恋权力、追求财富，反而不懂得享受人生了。
因此，在杨朱的人生哲学里，首先他认为生命只是一个暂时的过程，所谓“知生之暂来，知死之暂住”，长生不死是不可能的；
其次，他认为既然明白了人生的暂时性，就应当从心而动、顺其自然，“不违自然所好”。“丰屋、美服、厚味、姣色”是人的自然*，应当尽量满足它们，以便享受到生活的快乐。享乐并不等于纵欲狂欢，因为纵欲违反自然，会加速人的死亡。“忧苦，犯性者也；逸乐，顺性者也”，人活着就要享受生活，不要为了名声而损害基本的欲求，也不要为了一时的狂欢而导致寿命缩短。
最后，我们怎样看待生也就应怎样看待死，要顺其自然的活着，要在生活中享受人生，也要毅然而然的接受死亡，将自己化归于大道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