溶洞之韵，古今之音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若论世界的喀斯特地貌，其精华皆在中国；若观中国的喀斯特地貌，其骄子则在贵州。”贵州这片土地，怀抱着全国73%的喀斯特地貌，由此孕育出它那“溶洞之乡”的美誉。
织金洞
这些星罗密布的溶洞，由大自然经过亿万年的风雨时光，用鬼斧神工般的技艺雕琢出来。它们是地球演变的见证者，也是人类文明历程的默默记录者。历史的洪流无情，过往的繁华与遗迹无数次在顷刻间化为灰烬，消散在风中。但这些溶洞却承载着时间的沉淀和变迁，历经了王朝的更替、岁月的洗礼、古今的喜怒哀乐，却依然以其几乎未曾更改的面容，向世人诉说着过往的风云变幻和沧海桑田。
修文的阳明洞，它是王阳明心学的起源，那一刻的悟道，仿佛使整个山洞金光闪耀、永恒定格；息烽的猫洞，它是革命先烈坚韧不拔精神的象征，那一抹血泪，仿佛在洞壁上刻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记；黔灵山的麒麟洞，它见证了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的囚禁岁月，那一份心酸，仿佛使洞内的岩石都滴下了沧桑的泪水。
然而，与这些蜚声遐迩的溶洞及其背后的历史事件相比，贵阳市云岩区的鹿冲关森林公园地母洞所蕴藏的一段故事，对于本地人来说似乎比较陌生。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掀起这尘封已久的时光帷幕，翻开那鲜为人知的一页，让光明再次洒满这个孤独的溶洞，让历史在此刻再度苏醒。
贵阳市鹿冲关森林公园
魔鸦降临，筑城悲歌
1939年2月4日，贵阳迎来了冬季难得一见的晴空。当时正值农历腊月十六，全市的商家都在忙碌准备着年终的货品，人们熙熙攘攘地走在大街上，享受着阳光，并期盼着即将到来的新春。
上午11时20分，阳光最为灿烂的时刻，喧嚷的贵阳上空突然响起凄厉的空袭警报，城郊的东山顶上匆忙升起了警示敌机接近的红灯笼。少顷，远方传来了急促的机翼振动声，无数双眼睛抬头仰望，只见一群黑压压的飞鸟，疾驰在天空中。那些飞鸟，不是带来春天的使者，而是装满死亡的金属怪兽——日本的18架轰炸机。接着，恐怖的炸弹如同雨点般落下，每一个落点都是一曲生命的悲歌。整个城市在震颤，犹如地狱之门无情地张开。建筑物在轰炸的冲击下摇摇欲坠，犹如古老的巨人在痛苦中咆哮。火光冲天而起，烟雾笼罩了整个城市，那原本处于抗战大后方的贵阳城瞬间变成了人间炼狱。
儿童在尖叫，老人在哭泣，街道上的人们惊恐而慌乱，在火海中下四散逃窜。血色染红了地面，无辜的生命在瞬间化为灰烬。那些熟悉的街头巷尾，那些曾经熟悉的面孔，都在轰炸中灰飞烟灭，只剩下满目疮痍的残垣断壁，以及抱着亲人尸体号哭的幸存伤者。
1939年贵阳市二月四日被炸地区略图
时至今日，这次空袭依然是贵阳建城以来遭受的最大浩劫——史称“二·四大轰炸”，空袭几乎笼罩了城市的核心区域，从西边的飞山街至东边的老东门，从北面的喷水池至南面的博爱路，无一幸免。然而，就当地的一些文化工作者而言，还来不及将心中的悲痛化为泪水，便已揪心于城北威清门外的张家祠堂是否遭遇了同样厄运，因为，这里秘藏着一批国宝——140箱文澜阁《四库全书》。
那么，这是怎样一段的故事呢？
国之重器 辗转入黔
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皇帝诏令举全国之力编纂一部人类文化史上规模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该丛书汇集了先秦至清乾隆中期中国历代主要典籍36,000余册，内容涵盖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各个方面，分为“经、史、子、集”四个大类。其内容之丰富，规模之宏大，卷帙之浩繁，亘古未有。《四库全书》耗时14年方才告竣，成书后共誊抄了七部，其中四部宛如磐石镇守着北方，称为“内廷四阁”，另外三部则如江河环流于南方，称为“江南三阁”。
文澜阁《四库全书》书影
岁月变迁，接下来的一百多年，中华大地饱受内忧外患的重创，战争的硝烟几乎未曾消散，整个社会如同暴风骤雨中的孤舟，陷入了汹涌澎湃的漩涡之中。《四库全书》也经历了同样坎坷曲折的命运，七阁藏书楼被毁掉三阁，《四库全书》只余三部半。其中，文澜阁《四库全书》也因内乱遭受了阁毁书散的厄运，幸得有志之士全力收罗残篇，花费了约半个世纪的时间进行补抄，方将其修为完璧。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存放于浙江省立图书馆的文澜阁《四库全书》受到严重威胁，为保护这一文化瑰宝，1937年8月4日，140箱库书从杭州出发向西转移，经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五省共2,500多公里的漫长路程，于1938年4月30日深夜抵达贵阳，指定存放于贵州省立图书馆（今贵州省图书馆），由于当时图书馆（今贵阳市科学路）馆舍简陋，不宜保藏珍贵古籍，国民贵州省政府下达训令，省政府购买了贵阳市威清门外张家祠堂用于储藏库书，1838年9月28日，阁书转藏于张家祠堂。
贵州省立图书馆外景
华夏文脉 溶洞秘藏
时间再次回溯到1939年，来到“二四大轰炸”后那个满目疮痍的贵阳城。当众人急匆匆赶往张家祠堂时，眼前的一幕让他们都松了一口气。祠堂依旧，而那藏于其中的文澜阁《四库全书》也完好无损，这在所有的不幸中，无疑是最大的幸运了。但有了这一次空袭，就难保没有下一次，显然这里已经不再是国宝最为安全的避风港了。
在此非常时期，贵州省立图书馆的一名职员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贵阳北郊金鳌山有一处溶洞，洞内宽广、洞外隐蔽，可暂为这批珍贵典籍提供藏身之所”。于是，实地勘察、清理修缮的工作随即展开，而这批代表着中华文化精髓的国宝，终于1939年4月8日紧急转运到了这深林绿幕掩盖下的溶洞中。而这个在战火硝烟中显得格外安静的地方，正是我们今天所知的贵阳市鹿冲关森林公园的地母洞。
贵阳市鹿冲关森林公园地母洞
“鹿冲关森林公园”由贵州省林业厅于2001年正式批准命名，位于贵阳市云岩区。“鹿冲关”原名“六冲关”，为贵阳“九门四阁十四关”之一，同时也位居中华百关隘之列，名字来源于园区附近六个连绵相继的山冲，而在贵阳方言中“六”和“鹿”为同音，故“鹿冲关”由此而来。（以上仅为一种说法）
如今位于贵阳市云岩区的鹿冲关森林公园，交通便利、步道规整、公共设施齐全，园区环境优美、空气清新，花草树木相得益彰，已然成为贵阳市居民休闲娱乐、健步吸氧的绝佳场所。然而80年前，这里却是实实在在的荒山野岭，别说游客，就连山民都寥寥无几，当时存放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地母洞，据资料记载，有女尼在此长期居住，说明这个溶洞在此之前，确是一处烧香祈福的场所，承载着当地居民的精神寄托。然而，当这批珍贵典籍到来以后，这个溶洞将肩负着更为任重道远的责任——守护着中华民族的文脉存续。
就当时形势来看，七部《四库全书》，三部毁于战火，北方现存的三部（文渊、文溯、文津阁《四库全书》），其藏书地也已落入日占区，后路不明。这就意味着地母洞所藏的文澜阁《四库全书》很可能成为了孤本，那么，这批书籍承载的意义与价值就更加非同小可。当年贵阳北郊这个山野溶洞所藏的140箱典籍，很可能就是千年华夏中硕果仅存、最为完整的民族之魂、文化之根、文明之火种。
岁月守望 六载春秋
文澜阁《四库全书》自1937年8月4日离开杭州，到1946年7月重返西湖孤山藏书楼，漂泊近9年，而在地母洞秘藏时间长达5年零8个月，约占其总时长的三分之二。
令人叹为观止的是，这批不可估价的文化瑰宝，在这样一个条件简陋的地方，竟然能够安然度过了六载春秋。即便是当时为军政事务所累的蒋介石，也对文澜阁《四库全书》的藏匿点表示关注和担忧，并密电贵州省政府：“以文澜阁库书，藏置贵阳附近洞内，恐空气潮湿，日久霉烂，宜移往离筑较远之干燥安全地点妥为保管。”
然而，浙黔两省的护书人却用他们兢兢业业、科学严谨的工作态度和实际行动，回应了所有的质疑，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国宝敝居溶洞期间，没有遗失或损毁一卷、一册、一页书籍，前方战事吃紧、护书经费拮据、生活条件恶劣、心中恐惧蔓延，所有的现实问题和困难，都被这群怀揣着坚定信念和理想的青年人一一化解，这是一种来自他们内心的、至高无上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也是渗入到中华儿女血液和骨髓中的——对文化的坚守、对侵略的无畏、对民族的自信！
地母洞内景
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贵州不仅作为大后方庇护所和迁徙辗转的交通枢纽，成为国家科技进步、教育推进和文化延续的中转核心地，更先后组织了12个师、70余万子弟义无反顾、英勇无畏的奔赴前线，浴血沙场，他们大多长眠异地、客死他乡，用生命诠释了那句古诗：“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在国难当头的岁月中，同为华夏儿女，将士官兵捍卫国土家园、文人平民守护文化存续，他们分别以自己的方式报效祖国，同样荡气回肠、同样可歌可泣，同样有着存亡继绝、共赴国难的意志与勇气。
青山为凭、溶洞为证，贵州这片土地自古以来从不是文化胜地，但这里的人民却始终坚定着一颗朴质的守护传统文化之心。
文澜阁《四库全书》秘藏贵阳的这段岁月中，黔地人民用自己的坚韧努力和默默奉献，在国难当头的历史背景下，担负起守护中华文脉之重任，展现出华夏儿女的担当，谱写出一曲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赞歌。
贵州山地护佑了文化根脉，文化之花也在这块土地上盛开。抗战时期的文化西迁， 让贵州获得一次文化教育大发展的契机，省内多所高校由此创立，高等教育开始发展，各种学术科研活动蓬勃展开，诸多地方文献得以汇编，贵州文教事业由此得到极大发展。文澜阁《四库全书》在地母洞保存期间，贵州文化精英借此良机，到地母洞抄录库书中贵州风土人情相关记载，用于修纂民国《贵州通志》，填补部分史料空白，丰富了贵州文献，厚植了本土文化。
火种燎原，文脉生根，从纂修《四库全书》时贵州的无书可献，到今天各种图书文献出版的层出不穷，全球首部大数据标准术语多语种专业工具书《数典》也在黔地问世，贵州与世界发生着越来越紧密的联系。地母洞见证了文化典籍的磨难与新生，也见证了贵州文教的萌发与勃兴，它和那段历史一同载入史册。
国宝守护的意义，不仅是器物书卷的保存流转，更重要的是，它承载延续着历史文脉和中华文明，构成我们坚定的文化自信。地母洞作为珍贵的历史遗址，它的存在令人警醒，它让我们回眸过往的同时展望未来，提醒我们牢记历史，立足当下，守文化之重，创时代之新。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2017年10月18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浴火文澜 战时书库
故事讲到这里，也许有朋友会好奇：“为什么如此精彩的事件和重要的遗址，作为老贵阳人，甚至在云岩区生活数十年，此前都没有听说过呢？”这是因为，当时文澜阁《四库全书》的运迁和存放是非常机密的行动，加之藏书处（地母洞）十分隐蔽，时隔半个多世纪之久，当事人基本已不在人世，虽有相关文字资料记载，但遗址始终难以确定，毕竟贵阳有着不计其数的溶洞，到底哪一个是当年国宝的存放之所，始终难下定论。直到本世纪，浙大校史馆的一张照片公之于世，通过仔细比对，方才确定无疑当年的藏书处为贵阳市鹿冲关森林公园地母洞。2015年9月，地母洞遗址正式列为贵阳市文物保护单位。
1942年5月10日地母洞洞口留影的珍贵照片
为了向社会大众全面展现这段可歌可泣、波澜曲折的重要史实，更好的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弘扬抗战爱国主义精神，在省、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通过市林业局的统筹规划、省内外多方文化单位的通力合作，最终打造完成了“浴火文澜 战时书库”项目，其主要组成部分文澜院于2021年12月9日正式面向社会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通过展板、展品、多媒体配合讲解员的介绍，更加详细、全面的了解到这段由我们贵州人民作出巨大贡献的抗战故事。
贵阳市鹿冲关森林公园文澜院全景
放眼世界，中华民族应该是“记忆力”最好的民族，因为我们的文明从未间断，因为我们的历史传承有序，因为我们的精神一脉相承，因为我们的文化绵延至今。即便有一些记忆因为种种原因，会被暂时的淡忘，但终有一日会被人们记起，因为曾经的那些人、那些事、那些地方，值得被后世子孙记起。
撰稿：朱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