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是在我国民间宗教信仰、神仙观念与长生追求的基础上，杂糅黄老之学，神化老庄，迎合世人尤其是统治者长生不老欲求的产物，是民族意识和民族心理的内核，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和行为，从而成为中国文化的根柢，对我国古代的政治、文学艺术、学术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
汉水流域全图
周至楼观台
纵观道教发展历史，汉水流域道教的发展皆得益于为该地区独具的文化地理因素。除东汉末年战乱四起，人民渴望精神慰藉这一外部原因之外，汉水流域道教的产生也与该区域自古有之的文化地理因素直接相关。汉水流域受秦陇道家文化熏陶、巴蜀荆楚巫鬼仙道文化孕育所形成的政治教化、民情风俗、人物才性是汉水流域道教得以发端并久远流传的决定性因素。地域文化因其环境禀赋不同而具有鲜明的特质，因此，深入探讨汉水流域道教得以生发的地域文化因素，全面认识道教产生、传播的机理，对于弥补目前道教学术研究以道教经典和道教名人研究为主的单一性，拓展我国道教研究领域具有很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方式
汉水流域大部处于秦巴山区，它不仅是连接中国西北、西南的结合区，也是中国南北自然分界线。汉水流域北部自西向东有秦岭、外方山、伏牛山，中有神农架，南部有米仓山、大巴山，其间多山地与河流冲积而成的谷地。秦巴山地重峦叠嶂，河流众多，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同湖北神农架共同构成我国自然物种多样性的关键区，素有“生物基因库”的美誉。汉水流域独特的地理位置为道教的生发创造了优越的人文地理条件：
一是数种文化因子在这里互动融合为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系统，为道家思想和道教的产生发展提供了良好文化土壤。秦陇地区黄老之学和老子、尹喜传说经蜀道传入巴蜀及汉中地区，与巴蜀荆楚地区原始巫鬼传统、神仙思想并包和融合，形成了全新的多元文化格局。与此同时，汉水流域民风语言也兼具以上三大文化区的特征。汉水上游安康与湖北西北地区土地险隘，其人半楚，风俗略与荆州、沔州郡同。欧阳修《乐哉襄阳人送刘太尉从广赴襄阳》“嗟尔乐哉襄阳人，万屋连清汉滨。语言轻清微带秦，南通交广西峨嵋。”（《全宋诗》第十六部）由此可见，汉水流域文化具有“风气兼南北,语言杂多地”的包容性特质。无论是迁徙旅居者，还是行商游历者，无一不在这里找到家园之感。宋之问《汉水宴别》“汉广不分天，舟行杳若仙”（《全唐诗》卷五十三），“戏游不可极，留恨此山川”正是对人们对汉水流域山水风物衷心认同、眷恋的生动写照；二是从整体上看，汉水流域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和交通条件使人们形成了清静自然的处世态度，成为地域文化的核心因子。相对湿润温和的气候条件，加之流域内大小河流交汇处往往出现谷地和平原，尤其是秦巴山区山秀峰奇的自然风光，使得汉水流域人们自古以来便衣食无忧，形成了一种亲近自然、闲适宁静的生活方式。人们依时耕作，作息取法天地四时而怡然自得，或于晚霞中放歌渔舟之上，或独钓江谭之边，或饮浊酒放浪形骸于席间野外，过着“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全唐诗》卷一百二十五）式率性清静的生活。恰好与道家反对人们过度追求*的满足而“去甚、去奢、去泰”（《道德经》第二十九章），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最终回归自然清静的本真状态的处世态度，贵生养生、注重身心调养的生命观高度契合，为道教的生发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条件。
二、自然崇拜与祖先崇拜
在人类史的绝大部分时间中，由于人类社会生产力极端落后，改造自然的能力十分有限，决定了人类只能在顺应自然的前提下得以生存和发展。在中西思想发展史上，都存在一个将人类纳入一个混然未分、包容一切的自然之中的时期。在这个自然中，人与万物一道因得到自然整体观照而获得了时空定位与存在根据。在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的远古时期，变幻莫测的自然力在这一人与万物共存的世界模式中拥有生*予夺的强力，无数苦难和血泪铸成的深沉久远的历史经验使人们赋予天体、四时、天气现象、山川江海等自然力以超自然的人格和威力。对自然力崇拜的最高形式就是“有天下者祭百神”（《礼记•祭法）及各种庄严规范的祭祀形式的出现。“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礼记•王制》）早期道经《抱朴子》曰：“山无大小，皆有神灵，山大则神大，山小则神小也。”与此对应的道教“洞天福地说”源于古代先民对天体、山川的崇拜，其中作为五岳早期表现形态的《五岳真形图》便是为了方便道士寻访五岳仙迹的地图。就汉水流域而言，商山、武當山、荊山、桐柏山是中国道教福地名山，历来为人们寻仙问道、祭祀神仙的重要场所。
人与自然斗争的历史展示了人类的本质力量，忍耐牺牲、不畏强暴、智勇兼具、因公舍私的先民部族领袖和英雄的事迹通过口授和记事的方式流传久远，他们因其美德、智慧和恩泽为后世所崇拜。在原始社会后期，随着人类文化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改造和支配自然的力量不断增强，人们将一些早期的文化创造者和氏族首领也予以神话”，并普遍认为“圣人皆无父，感天而生”（《春秋公羊传》），从而产生了对上古传说时代先民首领的崇拜与祭祀。
汉水流域北接关中、东北联中原、中包湖北神农架、南临江汉，为《禹贡》中梁州、荆州属地，大多为上古传说中盘古、女娲、炎帝、尧舜禹等部落联盟首领活动的主要区域，祖先崇拜之风经久不衰。流传于湖北神农架地区的汉族叙事诗《黑暗传》，叙述了盘古生成于水的经过：“一山长成五龙形，五个嘴唇往下伸，五个嘴唇流血水，一齐流到海洋内，聚会天精与地灵，结个胞胎水上存，长成盘古一个人。”其中也以大量的篇幅歌颂了女娲抟土造人、炼石补天、创制婚姻制度的伟大功绩。河南南阳桐柏县现存相当数量有关盘古活动的民风民俗、祭祀礼仪因而被命名为“中国盘古之乡”。安康平利县自古流传着女娲于该县女娲山抟土造人的故事，这里正是《华阳国志，汉中志》载“又有作道——九君抟土作人处”。
诞生于汉水中游湖北随州的炎帝神农不仅教民播种五谷，也在勇尝百草为民疗疾中开创了中华民族的中医文化和茶文化。尧舜禹时期，汉水中下游地区曾是中原华夏族与南方三苗部族争夺的焦点，历史上著名的“尧战于丹水之浦”、“舜伐三苗”和“禹攻三苗之战”都发生在这里。考古研究表明，距今约7000年前被称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标志的陕西西乡李家村遗址和距今约4700年前的湖北省荆州阴湘城遗址、石首走马岭遗址、钟祥六合遗址、天门邓家湾遗址，说明远在新石器时期，中国先民已经在汉水流域繁衍生息并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原始文明，为中华文化样态多元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上述传说提供了有力佐证。可以说，祖先崇拜是先民们对自身本质的放大和定位，是群体力量的外化和综合。这种自发而又自然传承的敬祖情结包含对圣王之世的追怀与对祖先功绩恩泽的纪念，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历史归属感和心理动力，它成为我国民间宗教的共同源头，也构成汉水流域道教甚至道教的重要思想渊源。
三、民间原始巫傩信仰
上古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低下和文化落后，人们希望通过对鬼神的崇拜与祭祀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巫术便成为人们沟通天人的主要手段。《今文尚书·周书·吕刑》中“民神不杂”、“人神杂糅”、“绝地天通”等语反映了人们构架天地神人世界体系的叙事逻辑与主导观念。在这一治乱更替逐步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循环论体系中，巫觋时代不仅是天地神人相分、乾坤有别、人伦有序的礼制赖以产生的基础和出发点，也是原始儒家文化的母胎。这一时期的氏族部落首领往往兼任本部民众的大巫，也出现了围绕战争、农业、医药等从事占卜祈祷的具有很强权威性的巫师。
从历史来看，汉水流域涵盖了古代巴蜀、荆楚地区大部，而这两个地区自古流传的巫傩文化成为中国道教兴起的重要思想渊源，它是汉水流域成为中国道教发祥地的重要条件。汉中、巴蜀一带，很早就好《老子》及仙道，敬重鬼妖，巫风甚盛”《隋书·地理志》载：“汉中之人，好祀鬼神，崇重道教，犹有张鲁之风焉。”《三国志·张鲁传》云：“修法略为角同，加施静室，使病者处其中思过。又使人为奸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号曰奸令。为鬼吏，主为病者请祷。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使病者家出米以为常，故号五斗米师。”张修的宗教活动大致与张角相同，主要采用强调叩头思过、符水治病等形式传播教义。上述做法中除“静室思过”、祭诵《老子五千文》外，其余皆是古代巴蜀地区鬼道的核心内容。鬼道是流行在巴蜀地区的氐羌巫教，其崇拜纵目三眼神和三官、追求长生不老的仙道传统、驱鬼降魔的原始巫术后来被张陵、张修的五斗米道所吸收，构成早期道教的中心信仰，也成为《清微玄降大法》、《洞神八帝妙精经》、《真灵位业图》等道教经典的重要内容。据蒙文通先生考证，被古人誉为天下之中的昆仑仙境即是四川西部地区。]以符咒为主要道术的五斗米道，也带有浓厚巫术色彩，这与巴蜀地区少数民族盛行的巫术有着密切的关系。
荆楚地区古时为楚国属地，楚人崇鬼尚巫术，王夫之在《周易内传》指出：“楚人尚鬼，故曰鬼方。”结合楚辞名篇中涉及的各种宗教祭祀，即可看出楚人具有浓厚的尚鬼信巫传统，其祭祀活动范围和对象超出了其他诸侯国。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秦汉巫术与神仙方术，只能算是世俗迷信，只有在它们依附于道家理论，形成一套独特的道教神学体系以后，才使自己一跃而成为与儒、佛并列的大型宗教。”现今陕西汉中和湖北西北地区至今延续着演出驱疫疬之鬼以求祥瑞的端公舞的民俗，带有明显的楚巫特征，究其渊源，应是由先秦巫教祭神歌舞演变而来。
四、神仙意向与长生追求
道家和道教的产生与人类生命的有限性和能力的有限性直接相关，可以说，它是这两种有限性意识不断发展的产物。人类有生有死的生命意识及由此带来的对死亡的恐惧无疑成为人类自我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困扰每代人的重大问题。雅斯贝尔斯指出，“人类所有高级的思想，正是起源于对死亡所做的沉思、冥索，每一种宗教、每一种哲学与每一种科学，都是从此处出发的。”
就中国思想史而言，儒家自原始阶段开始，往往忌言鬼神等无妄之说，将主题严格限制于生之上。在儒家看来，这些问题超出了人的认识能力界限，因而需要被悬置起来。儒家在承认人必有死的前提下，极力开掘潜藏于生的价值，突出了人的精神的无限性，主张用精神的无限性来克服肉体的有限性，开启了中国人致力于立功、立德、立言，期望达至人生意义巅峰的理路。在道家创始人老子看来，道是宇宙的本体，它在时间中流变衍化出天地万物，天地万物都是从无中而来，其消亡也是复归于无，因此，万物和人的存在与发展皆遵从道的规定性，生生灭灭仅仅是一个自然过程，死是生命回到了其初始阶段，是生命的另一个样态，人要做的只是顺应“道常无为而无不为”（《道德经》第三十七章）的本质规定，清静无为，安然达观面对生死，从而消解对死亡的恐惧。
秦汉以来，道家广泛吸收了中国历来已久的对现实人生幸福的贪恋而形成的长生观念，进而以古代长生传说和神仙信仰为蓝本描绘了无所不包的神仙体系。三山五岳，洞府福地，远离尘嚣、云雾飘渺的仙境，构成了道教的神仙意向。黄帝西登崆峒山问道广成子，周穆王乘车远赴昆仑拜会西王母，楚王梦会巫山神女的传说皆为其典型代表。关于神仙的形象，《庄子•逍遥游》云：“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道家早期经典《抱朴子》曰：“以富贵为不幸，以荣华为秽污，以厚玩为尘壤，以声誉为朝露，蹈炎飙而不灼，蹑玄波而轻步，鼓翮清尘，风驷云轩，仰凌紫极，俯栖昆仑。”可见后世道家对神仙意向的扩展、综合。作为先秦神仙传说总汇的《列仙传》则开创了中国仙人传记先河，对在秦代受到摧残压制的道家方士活动的复兴注入了活力。在一定意义上说，封建帝王们追求长生不死的活动是古代中国人热衷仙道的极致，也强力推动了当时道家神仙信仰和方士活动。载于《史记·始皇本纪》的秦始皇派徐福寻求仙人和《史记·封禅书》汉武帝派遣方士入海上仙山求不死之药的传说，特别是王充《论衡·道虚》中淮南王刘安修道成仙“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传说使长生意识和神仙信仰深入人心。
汉水流域上游为古蜀国属地，蜀国民间神仙信仰及神仙传说十分广泛。《蜀王本纪》关于古蜀国帝王羽化成仙记述：“鱼凫田于湔山，得仙，今庙祀之于湔。”“帝升西山隐焉。迄今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见于《庄子》、《大戴礼记·虞载德篇》、《益州记》等文献的道教养生先驱彭祖也是四川彭山县人氏。高诱注《淮南子·齐俗训》指出：“王乔，蜀武阳人也，为柏人令，得道而仙。赤诵子，上谷人也，病疠，入山导引轻举假上也。”另外，与巫山女神、湘水女神、洛水女神并列的并被历代文人发出“汉有游女，不可求思”咏叹的汉水女神也是汉水流域民间神仙信仰的重要对象。古代巴蜀之地一直是氐羌民族繁衍生息的区域，氐羌民族的仙道传统被张鲁、张修的五斗米道继承，其长生不老的观念转变为中国道教思想的核心。
汉中市汉水女神塑像
由东晋常璩所著《华阳国志》中记载的发现于陕西汉中市城固县内的《仙人唐公房碑》及唐公房羽化飞升的传说多为后世文史地理著作转述，流行于湖北武当山地区的北方玄武大帝修炼飞升的传说等是汉水流域民众神仙意向与长生追求的典型代表。总之，道教“ 上标老子, 次述神仙, 下袭张陵”，不仅是中国道教建立自身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更是汉水流域成为中国道教早期发祥地的文化地理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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