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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046年春甲子日的一个清晨，周武王姬发遵循文王遗志，率领战车300辆，虎贲猛士3500人，穿戴甲胄的战士45000人，以及八国军队，来到了商朝国都朝歌附近的牧野，立誓伐商。
面对来势汹汹的周军，帝纣匆匆忙忙动员了七十万余人应战。却不料纣的军队人数虽多，但都没有与周作战的心思，一对垒，便立即调转头来，进攻朝歌。
大势已去的商纣王，便回到城内自焚而死，而他的两个宠妃也自缢而亡。
然而，周武王在牧野之战，虽成功占领朝歌，迫使殷纣王自*，推翻了殷的中央政权，但却并没能取得平定殷全境的胜利。
在京畿以北和以东的地区，还有殷贵族的残余势力，特别是在黄河以南的南国，这里经过了殷600余年的经营，殷的势力根深蒂固，不仅分布着许多方国，有些地方还驻有重兵。
因此，这篇文章中，灵遥将结合《史记·周本纪》和《逸周书》等史料，一一为你讲述武王克商到成王亲政期间，都发生过哪些惊心动魄的大事，希望你能够喜欢。
01.牧野告捷，殷都告诫，宗周献俘根据《史记·周本纪》的记载，商纣王自焚而死后，周武王先后做了这三件大事：
第一件事，是手持大白旗指挥诸侯，接受诸侯们的拜礼后，回以拱手礼，然后，进入商都朝歌，告诉商的百姓们，上天赐福，现已经成功推翻纣王的统治；
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诸侯，诸侯毕拜武王，武王乃揖诸侯，诸侯毕从。武王至商国，商国百姓咸待於郊。於是武王使群臣告语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
《史记·周本纪》
第二件事，是来到纣王及其宠妾死去的地方，亲自用箭射他/她们，射了三箭后下车，然后用轻剑刺他，用黄色和黑色的钺（yue，4声）分别砍下了纣王和宠妾们的头，挂在白旗上；
遂入，至纣死所。武王自射之，三发而后下车，以轻剑击之，以黄钺斩纣头，县大白之旗。已而至纣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经自*。武王又射三发，击以剑，斩以玄钺，县其头小白之旗。
《史记·周本纪》
第三件事，是清除道路，整修祭祀的土地、神社和商纣王的宫室，举行隆重的仪式，告知上天商纣王的罪行，表明自己顺应天意，取而代之的合法性。
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纣宫。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驱……尹佚策祝曰：殷之末孙季纣，殄废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显闻于天皇上帝。于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
《史记·周本纪》
如果说，这三件事有什么共同点，那么，无疑是为了告诉天下人，纣王昏庸无道，自己是替天行道，而非忤逆谋反。
然而，周武王在牧野之战后，所做的「宣传」工作，其实远比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记载地更为详细。
毕竟，灵遥在前面已经说过了，武王牧野之战的胜利，仅仅只是推翻了商纣王的统治，但还没有得到天下诸侯们发自心底的臣服。
换句话说，这些诸侯即便在伐纣这件事情上，与武王站在了同一条船上，但纣王一旦被推翻，失去了合作的理由，这个联盟便会很容易分崩离析，而后被殷商贵族、外族人逐个击破。
于是，我们在《逸周书》里发现，武王曾经举办过三次场面盛大的仪式，来告诉天周代商的合法性，并将其收录在了先秦古籍《逸周书》里。
其中，第一个是连着举行五天的，向天神和先祖们汇报情况的「告捷礼」；第二个是在殷都举行的，告诫的殷商贵族以后要服从自己的安排，不要动歪脑筋的「告诫礼」（这个即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记载的第三件事）；第三个是在宗周天室举行的大规模的「献俘礼」。
我们来一个一个的看。
首先，我们要明白，古代贵族十分重视祭祀。《左传·成公十三年》记刘子语中便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说法，翻译过来便是，国家的大事，在祭祀和对外作战。
于是，每当古人们要发动战争以前，都会先举行一个祭祀典礼，告诉天神或祖先，祈求得到天神或祖先们的庇佑。
同样，在胜利之后，古人们会举办一个盛大的典礼，既是为了庆祝来之不易的胜利，也是为了给先祖和天神们一个交代。
根据《逸周书·世俘解》的记载，武王在克商后，就在牧野举行了告捷礼，一连举行了五天。其中，前两天是礼的开始，末一天是礼的结尾，主要礼节是在第三、四天举行。这两天的礼节中，值得注意的有下面这三点：
第一点，是周武王出出兵时带着文王的神主在军中，随军而行，直到牧野，胜利之后，便临时举办「牧室」，举办告捷之礼。
戊辰，王遂御循追祀文王。时日王立政。吕他命伐越、戏、方，壬申荒新至，告以馘俘。侯来命伐，靡集于陈。辛巳，至，告以馘俘。甲申，百唶以虎贲誓命伐卫，告以亳俘。
《逸周书·世俘解》
第二点，是周武王祭祀的先祖，除了有太王（古公亶父）、王季（季历，自己的祖父）、文王，还有太伯（自己祖父的大哥）、虞公（仲雍，自己祖父的二哥）和自己的哥哥伯邑考等人，不分嫡庶和直系、旁系，也不分立为国君或未立而早死者。
王烈祖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维告殷罪，籥人造，王秉黄钺，正国伯。壬子，王服衮衣，矢琰格庙，籥人造王，秉黄钺，正邦君。
《逸周书·世俘解》
这样的做法，既遵循了殷商时期的祭祖制度（王国维语，「盖周公未制礼以前，殷礼固如斯也矣」《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亦是对太伯、仲雍二人割发、文身，主动放弃继承权最好的慰藉。
第三点，是这时武王虽然尚未宣布建立周朝，但是从所用的礼制来看，已具有天下之君的地位。
他在大亨之前，先「正国伯」（确认诸侯之长的席位），再「正邦君」（确定诸侯的席位），实际上已经是凌驾于诸侯之上的天子了。
王烈祖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维告殷罪，籥人造，王秉黄钺，正国伯。壬子，王服衮衣，矢琰格庙，籥人造王，秉黄钺，正邦君。
《逸周书·世俘解》
在了解了「告捷礼」后，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祭祀礼节，在殷都城举行的，告诫殷商贵族的「社祭」。
这一部分的内容，最初见于《逸周书·克殷解》，后来被司马迁整理进了《史记·周本纪》一卷中，详细地叙述了其举办过程，与关键对话，让人身临其境：
周公旦把大钺，毕公把小钺，以夹武王。散宜生、太颠、闳夭皆执剑以卫武王。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右毕从。毛叔郑奉明水，卫康叔封布兹，召公奭赞采，师尚父牵牲。尹佚策祝曰：殷之末孙季纣，殄废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显闻于天皇上帝。于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
《史记·周本纪》
其中，我们不难从「膺（ying，一声）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这10个字里看出，
周武王之所以会在牧野之战后，在殷都举办如此隆重的祭祀活动，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告诫殷商贵族，我周取代你商，与你商代夏一样，都是天命所归。你们只要听从天命和我大周的命令，不犯上作乱，便可得到保护，反之，便要用刑*之。
先后完成了「告捷」和「告诫」后，武王便班师回到了宗周，选定日期来到天室举行了隆重的「献俘」礼。
这里的宗周，指的是西周时期的王都「镐京」是周文王晚期，为了适应发展和扩张的需要，新修建的都城，亦是武王理政与居住的场所，与丰京合称为「丰镐」，是西周都城体系中最重要的一个城市，这个我们后面说。
根据《逸周书·世浮解》中的记载，这个献俘礼主要有下面3个方面的特点：
一个是举办献俘礼的场所，位于宗周的「天室」，即明堂。
从字面上来理解，天室有「上天的居室」的意思，不仅仅是周人先祖的宗庙。
因此，在天室里举行「献俘礼」与后来帝王去泰山封禅，有异曲同工之妙，其目的都是为了说明自己才是「天选之人」。
二一个是举办献俘礼的时候，要*死一批重要的俘虏献祭。
武王乃废于纣矢恶臣人百人，伐右厥甲孝子鼎大师。伐厥四十夫，家君、鼎帅、司徒、司马，初厥于郊号。
《逸周书·世浮解》
按照等级，*的方式分别有「废」和「伐」两种，前者由武王亲自支持，共有会同纣王作恶的臣子100人，后者由大师（军事最高统帅）姜尚姜子牙主持，被诛*者的身份大多都是殷商的贵族旧势力。
除此之外，还有司徒、司马按照武王、大师、师氏指定方式*死的一批战俘，作为旧势力和恶臣子的陪葬。
三一个是举办献俘礼时，最重要的祭品，商纣王和其两位宠妃的头颅。
根据《逸周书·世俘解》的记载，当武王开始主持典礼时，大师太公望（姜子牙）就将挂着商纣王头的白旗，和挂着其两个宠妃头颅的赤旗，先于其它祭品进入庙中。
武王在祀，太师负商王纣，县首白畤，乃以先馘入燎于周庙。
《逸周书·世俘解》
由此可见，这个「献俘礼」在当时，不仅有用来庆祝克商胜利的目的，更是为了表示周代殷是天命所归，具有「开国大典」的性质。
读到这里，你也许会问了，
这个典礼的意义既然如此重大，为什么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里没有详细地记述它的全部过程，更多地是强调文王告诫殷贵族，自己取而代之是天命所归呢？
灵遥看来，这其实与司马迁推崇儒家思想中的「仁爱」有关，认为动辄便*上千人来祭祀的方式，实在是太过残忍、血腥。
再加上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已经提到，自己写《史记》的目的，是为了效仿孔子著《春秋》，以「历史事件」来告诉当朝，乃至后世的帝王、臣子、百姓都该如何尽到自己的责任，让自己的一言一行符合自己的身份，而并不只是为了一字不漏地记录史实。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史记·太史公自序》
因此，司马迁并未把这段史实记录在内，我们在阅读时也不可被《史记》里的内容所束缚，只相信《史记》中记载的内容呀～
02.武王分封，三监叛乱，周公东征通过前面的内容，我们不难发现，武王虽然取得了牧野之战的胜利，推翻了商纣王的统治，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天下共主」，但是，他的统治却并不稳定。
一方面，西周虽然有着广阔的国土，却依旧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还没有形成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管理机制，暂时只得分别治理；
另一方面，无论是周人内部、族与族之间，还是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都十分地尖锐。换言之，大家虽然曾经因为讨伐商纣王，坐在了一条船上，但是，这样的联盟在巨大的利益面前，注定是松散的。
于是，多方权衡后，武王便延续了大禹治水时采取「分封」治理的方式，把天下分给先贤之后、有功之臣、周朝贵族等人，来共同治理，即，分封制。
这是一种最早出现于夏朝的制度。
根据《史记·夏本纪》记载，大禹在治水中，将天下划分为了九个区域，然后在其范围内赐予诸侯百官土地和姓氏，要求他们恭敬、崇尚天子的德行，不得违抗自己的命令。
于是九州攸同，四奥既居，九山刊旅，九川涤原，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六府甚，众土交正，致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中国赐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史记·夏本纪》
根据《史记·周本纪》的记载，武王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
只是不同于大禹的只分封有功之臣，武王分封的诸侯有四种，连三种分别是先贤之后、有功之臣，和族里人，在《史记·周本纪》中有详尽的记载，最后对武庚的「就地监管」，因其本身带有软禁性质，所以没有被收录在《史记·周本纪》中。
我们先来看第一种，先贤和功臣之后，他们分别是神农氏的后代、黄帝的后代、帝尧的后代、帝舜的后代，和大禹的后代。
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襃封神农之後於焦，黄帝之後於祝，帝尧之後於蓟，帝舜之後於陈，大禹之後於杞。
《史记·周本纪》
武王之所以会分封先贤的后人，既是为了表达自己对先贤的敬仰，也是为了团结有势力的异姓贵族，进而达到巩固周朝统治的目的，一言以概之便是《论语·尧曰》里提到的「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心归焉」。
同时，武王还分封了一批有功的异姓贵族，使得他们能够继续为巩固周朝的统治而出力。这里面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姜太公姜子牙。
於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
《史记·周本纪》
然后，我们来看第三种，武王的同姓亲属。
武王一共有兄弟9人，除了伯邑考为救文王出狱，被商纣王活活剁成了肉泥，其余7个兄弟都得到了自己的封地。
不同于对前一种人的分封，武王在分封同姓亲属时，更多是出于控制战略要地的考虑，即防治殷贵族的叛乱，和四周少数民族，如，东夷、西戎等部落的侵扰。
比如，武王亲弟弟周公的封地，便位于今天的曲阜一带，国号为鲁，后来联合东夷族、盘庚发生叛乱的管蔡二叔，则被封在了今河南郑州、荣阳西北地区，都曾是商代的重要都城。
封尚父於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鲁。封召公奭於燕。封弟叔鲜於管，弟叔度於蔡。馀各以次受封。
《史记·周本纪》
最后，武王还从王畿中分割出了一部分地区，作为王子禄父（即武庚）的封国，来安抚殷商遗留的数量庞大的贵族势力。
由于带有软禁性质，有损武王的形象，因此，司马迁在编写《史记·周本纪》时并没有将其收录在内。
在对武庚就地监管后，武王为了避免他们犯上作乱，还有意安排自己的三个兄弟管叔、蔡叔、霍叔，以「监国」身份，对其的一举一动进行密切监管。
然而，好景不长，武王刚一去世，管、蔡二叔，便利用自己的政治军事权力，联同武庚，和东夷族，发动了一次持续3年，差点儿颠覆周朝统治的战争。
之所以说这次「叛乱」对西周，乃至整个华夏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原因有三：
一个是因为按照殷兄终弟及的继承法，管叔作为武王的弟弟，周公的兄弟，在武王死后，成王年幼，是有继承王位的资格的。因此，这场由其为主谋发动的判断，本身时有「夺权篡位」的性质的。
二一个是因为周公摄政，乃至代天子行事，是得到过武王的首肯的。
甚至，根据《逸周书·度邑解》的说法，武王在看到周公勤于政务（常常忘记吃饭），又很有才华后，曾主动提过自己百年之后，要按照兄终弟及的继承法，来让周公来继承自己的王位，后来因为周公诚惶诚恐不敢接受，这才作罢。
王曰：旦，汝维朕达弟，予有使汝，汝播食不遑食 …… 汝维幼子大有知…… 维天不嘉于降来省，汝其可瘳于兹，乃今我兄弟相后，我筮龟其何所即。今用建庶建。
叔旦恐，泣涕其手。
《逸周书·度邑解》
因此，管、蔡二人若仅因怀疑周公不安好心，便唆使武庚，联同东夷族一起发动叛乱，企图推翻成王的统治，那绝对是赤裸裸的谋反。
三一个，是这次叛乱虽说是由「监国」发起的，但是，反叛势力有着以管叔为代表的周朝贵族、以武庚为代表的殷贵族，和以东夷族为代表的少数民族这三支。
这充分说明了当时的西周，表面上虽然风平浪静，但是人心却没有统一，一旦出现巨大的利益诱惑，便随时会分崩离析。
因此，当这三股力量纠合在一起，同时向周公猛扑时，对周公，乃至整个新生的周王朝的影响都是很大的，一招不慎，满盘皆输。
好在，周公顶住了压力，采取了「先控制大局，然后逐个击破」的策略，仅一年便制止了叛乱，到了第二年便已成功克殷、平定三监和武庚之乱，第三年则继续东征，灭掉了东夷奄国，使得周朝基本上完成了统一的大业，奠定了创建周朝的基础。
当然，这一次的胜利同样是来之不易的，根据多处史料记载，周公和周朝的将士们，先后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比如，在《尚书·周书·大诰》这篇周公东征的「动员报告」中，我们便能够看出，
即便周公宣布占卜结果吉利，准备出兵东征时，许多诸侯及其官僚、贵族都因为自己同族人参与其中，觉得困难很大，希望以和为贵，不要出征。
这说明武王去世，周公辅政的这些年，当时周朝贵族内部，人心已经开始动摇，这对周公的东征很明显是不利的～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尔庶邦于伐殷逋播臣。尔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艰大，民不静，亦惟在王宫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违卜？
《尚书·周书·大诰》
而在《诗经·破斧》中，也有提到说，将士们在作战时，兵器也是有破有缺，说明战斗很激烈，取得胜利是很艰难。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将。
既破我斧，又缺我锜。周公东征，四国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东征，四国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诗经·破斧》
由此可见，在当时的周朝，武王采取的一系列「宣传」、分封制度，虽然对维护周朝的统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由于武王在政权不稳时便撒手人寰，武王年幼，摄政的周公按照继承法，又有继承天子位的资格，所以，有心之人便利用了这一点，发动了叛乱，给周朝，与渴望过上安稳日子的老百姓们，带来新的创伤。
于是，周公便也只得调整武王留下的政策，以期达到平衡多方利益关系，维护政权的稳定的目的。
03.殷贵东迁，成周营建，西周确立前面已经提到，周武王设置三监，目的在于监督「殷臣」，防止殷贵族的叛乱，但是，到了一定的时机，这个政策非但没能取得预期效果，还为三监叛乱提供了便利。
因此，周公在平定了三监和武庚的叛乱后，便吸取了这个教训，改变了武王时期对殷贵族「就地监督」「安抚」为主的政策，而是通过「集中管理」和「强制迁移」这两个政策，来削弱殷贵族的旧势力，不让他们再有机会发动叛乱。
具体来看，在《尚书·周书·多方》和《尚书·周书·多士》这两篇周公以成王的名义告诫殷贵族的政治文件中，我们发现，周公对待殷贵族的态度。主要有下列四点：
第一点，是从思想上安定殷贵族，宣称周代殷，与殷代夏一样，是天命所归，大势所趋。
其中，《尚书·周书·多方》一文更是提出了贵族「民主」说，认为历朝历代的君主都是「天命」选定，一旦德行有失，便会被新的天命之人取代。
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天惟五年须暇之子孙，诞作民主，罔可念听。天惟求尔多方，大动以威，开厥顾天。惟尔多方罔堪顾之。惟我周王灵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
《尚书·周书·多方》
第二点，是从经济上安定殷贵族，宣称给予他们永久居住的住宅和田地，勉励他们自力更生，丰衣足食。
今尔尚宅尔宅，畋尔田，尔曷不惠王熙天之命？
《尚书·周书·多方》
第三点，是为了在政治上安稳殷贵族，宣称如果努力经营田地，勤于事业，便可以选拔到朝廷里去担任官职。
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今尔又曰：夏迪简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听用德，肆予敢求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尔。非予罪，时惟天命。
《尚书·周书·多士》
这一点主要是为了回应殷贵族对成王的不满。毕竟，在殷代夏后，还是有不少夏朝的贵族被选到了殷王宫，或是官衙任职的。
所以，周公便告诉他们说，你们的德行如果得到了周人的承认，换言之，在这块土地上安分守己，好好干活，那么便有机会去到王宫里任职。
第四点，是为了防止殷贵族不听命，宣布对不听命的，处以刑罚，流放远处。
有不用我降尔命，我乃其大罚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宁，乃惟尔自速辜！
《尚书·周书·多方》
综合这4点来看，当时周王朝对殷贵族的政策，主要采取了迁移、集中管理和安抚、使用相结合的方式，与武王时期的就地分封与安抚有了很大的区别。
而从侧面来看，我们不难发现，周朝的国力到了周公、成王时期，已经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在处理过往许多敏感问题上，已经开始有了话语权，有本事让诸侯们听从自己的安排了。
另外，为了进一步巩固周朝的统治，周公还与召公一起，遵循武王的遗志，在现今洛阳一带，效仿国都宗周，修建了一个新的都城「成周」，来加强对东方诸侯的统治。
王曰：呜呼，旦！我图夷，兹殷，其惟依天，其有宪命，求兹无远。天有求绎，相我不难。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途，北望过于有岳，鄙顾瞻过于河宛，瞻于伊洛。无远天室，其曰兹曰度邑。
《逸周书·度邑解》
同时设置东西二都城，这毫无疑问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壮举，对加强全国的统一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毕竟，在平定三监叛乱，击退了东夷族入侵后，西周的面积已经很广大了，这时如果在僻居西方的宗周，很明显是不利于管理中原和东北南三方的政务的。
因此，在洛阳一带，建立东都「成周」，然后把九鼎放在其中，与西方的「宗周」遥相呼应，才是治理西周的正确打开方式。
终于，周公摄政第七年，成周落成。而后，成王来到成周，从周公手里接过了政权，正式开始对西周的治理，即何尊铭文上所说的「唯王初壅，宅于成周」。
又根据《尚书·召诏》的记载，成王在亲政以前，召公以太保和周族中长老的身份，当着周朝贵族的面，引用周公旦的话，来提点年轻的天子，在强调以「德」来治理的小民的同时，告诉了成王要从殷贵族中选拔出来靠谱的官吏，来逐步促使其转变立场的政治方针。
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时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时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节性惟日其迈。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尚书·周书·召诰》
从上面的内容可以看出，直到成王亲政的时候，周朝才实现了初步统一。
彼时，叛乱的殷贵族、东夷族的势力也刚刚得到了平复，饱受磨难的老百姓们则迫切地需要一个能够休养生息的环境。
因此，成王作为天子，也需顺应天命，响应老百姓的号召，以德治国，施行仁政。
而后，周公又以辅政大臣的身份，与成王进行了一次影响西周命运的对话。
根据《尚书·洛诏》的记载，该对话共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周公追述成周营建的经过，成王表示大加赞赏；第二个部分是周公说明了举行庆功典礼的意义和作用，成王称赞周公的内容；第三个部分，是成王表示自己要回到宗周处理政务，命令周公留守成周治理；最后一个部分，是成王给予周公监督百官、保民以及司为四辅的大权。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后。四方迪乱未定，于宗礼亦未克敉，公功迪将，其后监我士师工，诞保文武受民，乱为四辅。
王曰：公定，予往已。以功肃将祗欢，公无困哉！我惟无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尚书·周书·洛诏》
至此，周朝两都城并立，终于完成了统一全国、统治四方大业，而成王也成为了西周第一位名副其实的「天下共主」。
以上，便是今天的内容。
毫无疑问，西周是华夏5000年历史长河里，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
西周以前，天下共主与各族的关系，更像是部落与部落的联盟，而，外服的少数民族，对商人来说，更像是今天的印度、日本对中国的关系，谁都无法完全控制谁。
但是，周公东征后，整个局势也跟着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建立都城、强制迁移、集中管理等政策的先后提出与顺利执行，无一例外都在体现着周天子不在是一个面上的盟主，而是实实在在的统治者。
更为重要的，为了维护与巩固周朝的统治，周人们除了提出了影响后世800余年的分封制，还提出了诸如井田制、宗法制、乡遂制、礼乐制等制度，让「天下」的概念，进一步深入人心。
那么，这些制度具体都是什么，又对后世分别产生了哪些积极、消极影响呢？
且听下回分解～
文 | 武灵遥，一位践行着「日读书一本，日更文一篇」的职业读书人，本文首发于个人公众号：书语人间（syrjjy）
